中國歷史學界兩種截然相反的「炎黃觀」
雕塑家王天任新創作的黃帝像（一）請問：這個人像，難道就是「黃帝」的真像嗎？陝西「黃陵」，難道就是「黃帝」的真陵嗎？陝西難道就是「黃帝」的故鄉嗎？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學術界何必多此一舉興師動眾的去「尋找起源」和「黃帝」呢？其實，關於「起源」和「黃帝」問題，自孔子以來，歷代史家都在進行研究。尤其在「夏商周斷代工程」行將完成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又聘請了240多位中外一流學者，於2000年8月成立了一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他們將要研究的主題課題有兩個：一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是，《尋找黃帝工程》。這兩個課題的研究工作，主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王巍和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等人負責。我們都知道，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的第一個歷史人物就是「黃帝」。然而，在說到黃帝的生平事迹之時，又順便提到了「炎帝」。所以，我們一直認為自已是「炎黃」的子孫。然而，當歷史進入了現代之後，中國則出現了一大批反歷史的學者，他們拿著「西洋鏡」照中國歷史。因此，一個世世代代受中國人民崇敬的，並有古典文獻明確記載的，對中華民族具有開國意義的「黃帝」，今天竟成了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爭論不休的焦點人物。事實上，我們看剄，嚴肅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大多數都認為：「黃帝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所以，考古學家至今在中國找不到一點確鑿的物證可以證明「黃帝」的真實存在。由於沒有直接的文物證據可以證明其人，所以「黃帝」的歷史，也就成了一樁要命的懸案。這也就是說，中國上古歷史學和考古學中的關鍵問題，是「炎黃」問題。換言之，「炎黃」問題，是關係到中國上古歷史的根本問題。如果「炎黃」的歷史問題得不到證明和解決，那麼，中國上古歷史的起源問題，就成了一個魂系夢繞在中國人心頭上，爭論不休的最根本的最重大的千古之謎！面對中國歷史學界的這種混亂狀況，人們會問了，這到底是怎麼搞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要翻開歷史教課書，以及現代種種研究中國上古歷史的著作，就能看到，學者們研究「炎黃」的所謂「科學成果」：信「炎黃」者據《史記》等單方面的文獻史料，把「炎黃」寫得實實在在，栩栩如生，彷彿確有其人一般！相反，疑古學家根本就不信古典文獻，他們只強調單方面的文物證據，你拿不出物證，所以他們就把「炎黃」砍去，完全否定，全當臆造的虛無飄渺的神話中的人物看待！我們還看到，兩派學者對「炎黃」的認識，完全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一對尖銳的矛盾。面對這對矛盾，我們可以想到，第一種可能性就是，「炎黃」確實是臆造的無中生有的神話人物。第二種可能性是，「炎黃」是真實的有物可證的歷史人物。然而，具有第二種思想的人，他們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據司馬遷的「中華文化本土起源說」認為：「炎黃」是中華民族的祖先，所以經考古學家的努力，遲早會在中國境內找到關於「炎黃」的物證的。然而，還有一種與之相反的觀點，這就是德國學者基爾什爾的觀點，他笫一個於1654年在《埃及迷解》和《中國圖說》中提出了「中華文化埃及起源說」。這種觀點可以使我們想到，「炎黃」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但是，「炎黃」的國都和帝陵不在現在的中國境內，而在中國人的故鄉一一埃及。所以，關於「炎黃」的物證應當到埃及去找。從這裡我們看到了，關於「炎黃」的認識，其實，已經有了三種不同的見解。然而，究竟那種觀點正確呢？那種觀點代表了真理呢？顯然，這關鍵要看考古學上的文物證據了。我們都知道，搞科學研究工作，不論是搞自然科學，還是搞社會科學，都要嚴肅的老老實實的態度，來不得半點虛偽和作假。按理講，《歷史學》應當是真實可靠的學問，不應當有尖銳對立的理論同時存在！但十分糟糕的是，在歷史學裡，人們對「炎黃」的認識就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這對矛盾甚至發展到了無法調和的程度。面對複雜的對錯難分的學術理論，這就使我們忽然發現，原來《中國上古歷史學》，其實是一門很不科學的學科！如果我們今天還沒有這樣一種誠實的態度和客觀的認識，那我們的上古歷史學研究是搞不好的！現在，好在經過了許多挫折，學術界發現了這些問題，並且還承認這些矛盾，還積極努力的想解決這些問題，從而使中國人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的歷史和祖先的起源，從而使中國人的故鄉和根清清楚楚的展現出來，從而使學術觀點中的是非曲直有個明確的定論，從而使教授在傳授上古歷史知識時真正做到科學和問心無愧。所以中國政府在本世紀初，決心徹底搞清兩個《工程》。現在，王巍和張頤武搞的這兩個《工程》的研究，已經整整進行了十年。我雖然不知道他們現在的研究成果究竟怎麼樣了，但我知道，他們不克服司馬遷在《史記》中犯的錯誤，不讀懂《山海經》，不知道「炎黃」祖先起源於埃及的事實，不批判傳統的「中華文化本土起源說」，他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順利完成兩個《工程》的研究工作的。然而，人們又要問了，你這種獨闢蹊徑的見解究竟憑藉什麼東西呢？關於這個問題，我要回答人們的是，那主要是「中埃」兩國吻合的文獻和文物，以及兩國吻合的古文字。坦率的說，關於《兩個工程》的課題，我從研究《山海經》開始就涉足了，從而獨立的研究了二十二年，比專家學者還要早十多年。所以，我對《兩個工程》應當有討論、批評和說話的權力。因為，我是從研究《山海經》入手，發現該書的主題是記載「炎黃」的國都和帝陵在中國人的故鄉一一埃及的事實。所以，中國學者在中國找不到「炎黃」存在的物證，這也就成為了「必然」。這也就是說，中國歷史學家圍繞古典文獻記載的「炎黃」，在文章中兜圈子是解決不了歷史問題的。同樣，中國考古學家在中國境內再挖一百年，也是找不到「炎黃」的物證的。由於中國學者一直都在現在中國境內盲目的尋找「炎黃」的物證，同時，一直都在中國古典文獻里討論「炎黃」的問題，結果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圈子兜了一圈又一圈，始終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始終還是找不到物證！可以說，中國學術界對「炎黃」的研究，基本上還是處在混亂的盲目的猜想階段，還未把它躍升到一個有針對性的實證研究上。因為如此，論戰雙方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誰也沒有理由說服和推倒對方的觀點。面對史家各執一詞的混亂態度，學者們無不感到無可奈何無所適從！因為一流的史學權威，也無辦法判斷鑒別對立理論誰是誰非。所以，這才使他們感到自己處在無知的尷尬的困境之中。由於找不到更佳方法，因此史學界只好把兩種對立的史學理論「和盤端出」，暫時全當「科學」和「真理」看待。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這就是，史學界把「對錯」兩種理論統統接受，這本身就是一種十分荒唐的錯誤做法！然而，這又是現階段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這就是《水滸》里說的：「逼上梁山」。而這種現狀說明了什麼問題呢？其實，這說明了，我國史學研究處在一個最無奈最混亂的時代！同時，這還說明了，我們建立的所謂「科學」，其實有很多東西是「不可靠的」、「不科學的」！因為「真理」只有一個，不可能對立雙方的理論同時成立！這就是說，「炎黃」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是「真理」，那麼，「炎黃」是虛無飄渺的神話人物就是「謬論」。相反，「炎黃」是虛無飄渺的神話人物是「真理」，那麼，「炎黃」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就是「謬論」。總之，這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不可能同時都是「真理」！但十分遺憾的是，學術界想要做到「分清是非」，這還需要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繼續努力的發掘和研究，以便用物證來證明「炎黃」，及其歷史究竟存在，還是不存在！兩者必須取一。學術界面對這種艱難的「取捨」，可以說，這是當今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急需解決，但尚難解決的根本問題。（二）寫到這裡，人們可能會好奇的問道：在科學如此發達的今天，人類能「上九天攬月，能下五洋抓鱉」，我們調動整個國家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力量，難道還不能解決一個「炎黃」問題嗎？事實上，我們不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這個錯綜複雜的難題就是解決不了！相反，我們若能反相思維一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為了尋找源流，疏理脈絡，現在，我們就來回顧一下古代史學家研究中國上古歷史的幾個觀點，看看古代「偉人」研究「起源」的論述，我們就知道，「起源」問題，一直是中國史學家「夢寐以求」想解決的問題。從孔子、屈原、司馬遷算來，黃帝和「起源」問題，在我國已經研究了2500多年。而這些「偉人」，其實，只提出了問題，但實際上，他們都沒有證明和解決問題。例如，《論語·八佾》中記載了孔子的一段話，「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1）。這裡的「徵」，就是「證」的同音假字，可以替代換用。所以孔子的這段話意是：夏商兩代的禮儀制度，我能說清楚。但夏商兩國的後裔，杞宋在那裡，我就沒有辦法證明了。這主要是文獻不足的原故，如果文獻充足，我就能夠證明。事實上，孔子連「杞宋」兩國的地理位置在那裡都不知道，還是小學的水平，當然兩國的祖先，「夏商」的地理位置在那裡就「不足徵」了！為什麼「杞宋不足徵」呢？孔子認為是「文獻不足」造成的。這雖然沒有說到問題的關鍵所在，但孔子說他證明不了這些歷史問題，還是比較坦率的。又如，戰國時期的屈原，他也很想解決中國歷史的起源問題，並根據中國古典文獻的記載，提出了180個歷史問題！他問道：中國歷史是從那裡起源的？後來是怎樣發展變遷的？故國在那裡？故都遺物還可見？祖宗安息的帝陵還存在？祖宗的神廟還有蹤影？這樣的思古之幽情在他筆下油然而生。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天問》中的一部分主要內容。歷史到了西漢，司馬遷在他「一家之言」的《史記·五帝本紀》的結尾之中，也說到了中國歷史起源問題和黃帝問題。並且，他在這裡首先提出了一個要命的「中國文化本土起源」的理論。他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者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2）。我們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到，司馬遷是相信黃帝存在的，這一點是不錯的。他認為，這不僅有很多文獻記載，而且他還作過考察，並在漢武帝統治的「空桐，涿鹿，東海，江淮」進行了調研，他聽到哪裡的族長們說：「黃帝、堯、舜」到過這裡，其說法和文獻記載一樣。通過閱讀《春秋》、《國語》，發現《五帝德》、《帝系姓》等文獻所述都是真實的。但非常可惜的是，司馬遷這位曠世奇才，在《史記》中僅僅提出了「中國文化本土起源」的假說，但他卻沒有辦法跨過國界，用埃及文物來證明其理論的真實性。當然，這不是他的過錯。因為這一使命，不是 2100 年前的司馬遷等人可以完成的！事實上，掌握了現代科學知識的一大批以考古專業和歷史專業為生的學者，在科學技術條件如此發達的今天，竟然也沒有找到黃帝至夏朝的確鑿物證可以證明這段歷史。然而，最要命的還是，考古學家在中國至今還沒有找到黃帝至周朝，這三千年來的三百三十位中國古帝的一座真正的陵墓。由於中國歷史文獻記載的「炎黃」和諸多歷史人物，考古學家找不到相關的文物與之吻合。這就使中國上古歷史出現了一段 1500 年的「文不對物」的「脫接」現象。這一明顯的歷史問題，不僅孔子、屈原早就發現了；而且現在的歷史學家、疑古學家和神話學家也發現了。因為這一客觀存在的根本問題，明明白白的擺在我們面前，這就使歷代學者無法迴避。從時間上來看，孔子離「炎黃」時代，已經相隔了2500 多年，而我們離「炎黃」時代，那就更遠了，已有5000多年了。這一事實說明，中國歷史源頭上的事情，離我們實在太遙遠了！尤其在漫長的歷史演化過程中，層層疊疊的迷障，反反覆復的遷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改朝換代，都使我們對「炎黃」的認識越來越模糊了！而最要命的是，上古時代中國歷史地理還曾發生過四次跨國跨洲的巨大變遷，這就使有關「炎黃」的物證，在中國找不到，既使我們從文獻里知道「炎黃」存在過，但考古學家在中國硬是找不到一點物證可以證明這一事實。在這一迷莽之中，我們研究《山海經》的學術意義，就忽然顯得偉大了起來，因為它必將使我們拋棄陳腐觀念，並引導我們用客觀存在的考古學家發現的真實文物來證明對立觀點誰是誰非！這樣才能使中國和世界上古歷史學的研究，走出徘徊和迷茫的困境，並使之有個大突破！大飛躍！（三）然而，學者們為什麼會在這一研究中陷入困境呢？坦誠的說，正統史家的關鍵錯誤在於，他們研究問題的「依據」有誤。因為他們的依據是司馬遷的「中華文化本土起源說」，並且是單方面的文獻資料，這就使人們犯了一個前提性的錯誤，因而認為：「炎黃」等歷史人物是起源於現在中國本土的！而這種史學理論，究竟有多少道理呢？如果硬用學術語言來論，那就是一種僅憑單方面文獻而臆斷出來的猜想，缺乏相映的物證證明！因為如此，研究中國上古歷史的疑古學家、神話學家，才敢不顧《史記》和中國其它歷史文獻的存在，硬說黃帝、炎帝、顓頊、嚳、堯、舜、禹等歷史人物都是神話，不可信！但也有一部分學者，通過對甲骨文、青銅器的研究，認為商周兩代確實存在過。這種認識，顯然是客觀的、正確的。如1925年，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就提出了研究歷史的一種正確的方法和原則：這就是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材料，我輩固得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3）。王國維的這一著名論斷，可以說是對我國史學界兩派錯誤觀點的有力批判。因為信「炎黃」者的觀點，僅憑甲骨文、青銅器證明了「商周」兩代的存在。但是，「商周」兩代的國都和帝陵建在那裡，以及先前的「黃帝至夏代」，這段1500年的中國歷史文物又在那裡？其實，他們都未找到物證來證明。可是，人們不顧這些極其重要的尚未解決的問題，就對「炎黃」下了肯定的結論。這顯然誇大了文物證史的作用，用臆測代替了研究和物證。因此，信「炎黃」者的理論，也非全是真知灼見和客觀真理！而以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為代表的疑古學家認為：「炎黃」至西周，這段 2300 年的中國歷史都是「層累地造成的」神話，絕不是信史。他們就是這樣，憑著猜想、臆測、邏輯推理等唯心方法，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西方啟蒙時代所用的「懷疑一切」的套路，生搬硬套的為其理論服務，完全否定諸多中國歷史文獻記載的事實，硬說「炎黃」是戰國時代的古人編造的神話人物。他們什麼證據也不要，只憑「靈機一動」，諸多中國歷史文獻統統都被他們否定了！疑古學家最為無理的地方是，在考古學家發現了商周甲骨文、青銅器之後，他們還閉目塞聽，掩耳盜鈴，睜著眼睛說瞎話，硬把「商周」兩代的歷史也否定掉！這種極端唯心的不承認物證的理論，顯然不是科學的理論！同時，這種態度，顯然也不是一個誠實的學者的態度！但現在關健的問題是，「炎黃」至夏朝的歷史，一方面有文獻記載，但另一方面又缺乏相映的考古學上的文物證明。在這種是非難斷的情況下，疑古學家顯然沒有否定「炎黃」至夏朝的證據。然而，疑古學家不顧證據和事實，表現得非常勇敢，一點顧慮都沒有，就憑猜想和推理，以及所謂的「革命精神」，隨便的任意的否定「炎黃」至西周的歷史！可以說，這種極端無知的「膽大妄為」的「唯心精神」，使疑古學家簡直缺乏了誠實的治學態度！我們看到，疑古學家在歷史謎案面前，一方面用外國的神話理論輕篾的批判中國歷史，就象天真爛漫的小孩一樣；另一方面他們又嚴肅的用「摩爾根」和「恩格斯」的「社會進化論」批判中國古典文獻記載的事情不可能，表現了極端的自負和武斷，缺乏應有的理智和探索精神。你若不信，可以看看，他們只要自己懷疑的事情，就匆匆忙忙的把它否定掉，表現了一種毫不反省的「徹底革命精神」。這真叫我們不敢想像，北京大學的這些絕頂聰明的教授，怎麼就不明白「猜想」和「懷疑」，不等於「證據」和「事實」；更不等於「真理」和「科學」的道理呢！而疑古學家研究歷史的這種方法，究竟是對，還是錯呢？為了說明問題，我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現在我們都看到，中外法學家對待證據不足的「疑案」，為了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多釆用「疑罪從無」的原則！雖然法學和歷史學有諸多不同，但在判斷疑案上，其實兩者都可以通用這一原則。這就是說，疑古學家在沒有找到確鑿證據推翻古典文獻記載的事實之前，我們就應當維護古人的觀點。換言之，古史所載，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它是錯誤之前，其記載還是有效的！這也就是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說的：「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的精神。今天，史學界對疑古學家的錯誤觀點有了一定的認識，特別是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很多學者對疑古學家極端錯誤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作了批判！回顧史學界對「炎黃」問題的研究，我們看到，對立兩派，其實都沒有遵照「二重證據法」去研究「炎黃」問題。只不過疑古學家的錯誤比信古學家的錯誤更嚴重而矣！所以，兩派學者在解決「炎黃」的問題上都無所作為，束手無策。在這種無奈的學術困境之中，有些無知的「信古」者，就強拉硬扯陝西黃陵來為其理論作證。實際上，這種做法是無濟於事的可笑之舉！我們知道，陝西黃陵大約建於戰國或秦代，是一種紀念黃帝的物品發展來的。關於這一點，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早有記載，他說：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4）。這就是黃帝「衣冠冢」的由來。事實上，陝西黃陵，並非黃帝的真陵，很可能是秦人東征和建都咸陽之後，修建的紀念物演變來的。這就是說，陝西黃陵至今最多只有2300年的歷史。所以，陝西黃陵的始建年代，遠離黃帝時代約 2700餘年！很明顯，陝西黃陵並非安葬黃帝遺骨的原始文物。因此，嚴肅的中國考古學家不支持陝西黃陵為黃帝真陵的說法。親愛的朋友們，你們已經非常幸運的接觸到了現代社科知識的最高機密和學術成果！我希望你們比我們更上一層樓，比我們這一代人更聰明！更有創造精神和開拓勇氣！這樣中國科學才能發展，民族才能昌盛，社會才能進步啊！附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1)(2008-11-28 14:49:36)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1)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全國政協委員周宜興提出來的周宜興在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發言時建議，應該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後，應該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發掘並研究「龍」文化的根。周宜興認為，中國的龍文化是由伏羲開創的。伏羲時期正是大地灣文化誕生並發展的時期，把大地灣文化與伏羲文化重疊起來研究，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個重要切入點。他指出，文化是歷史的靈魂，歷史是文化傳承與發展的載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傳承下來的。因此，必須建立以文化為核心的歷史研究觀，把歷史學的研究核心放在各個歷史階段中文化的產生、再現、發展與繼承方面，而不囿於考證、修正、補充、完善歷朝歷代所發生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真偽的論證方面。周宜興認為，對史料的認定一定要有新的觀念。在民間以口頭文學承傳下來的歷史傳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保存世間最鮮活、最生動的歷史資源，應當與文字記載、考古發掘的史料並重使用，相互補充佐證。對伏羲所在時代的歷史研究，應當把著力點放在以伏羲為代表的先賢們在中華大地上創造的遠古文化這一核心上，挖掘並認知伏羲文化豐富的思想與精神內涵。一、「探源工程」的目標和任務在「夏商周斷代工程」行將結束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於2000年8月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同時聘請了240多位國內外一流的專家、學者作中心的學術顧問、專家委員會委員和客座研究員，這些專家涉及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多門學科。2001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召開了「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內外100多位專家、學者與會，就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中的若干重大學術課題的研究，展開了討論與交流。隨後，一個比「夏商周斷代工程」更為浩大的歷史考古項目和重大文化工程「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被國家科技部列入「十五」國家科技重點項目並撥出專款。2002年春天，「探源工程」專家組在豫西和晉南確定了4個預研究項目，分別是河南新密市的古城寨城址和新寨遺址，登封市王城崗遺址及山西南部的陶寺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有關單位的研究人員、工作人員相繼進駐這幾個龍山時代的古遺址、古城址，開展「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發掘和預研究工作。「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任務是：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已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的基礎上，再向前推進1000年，溯源至炎黃時代（其上限大致距今5000年前），以落實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慣常提法。以下援引王巍、石興邦、劉慶柱、李學勤等學者的說法以說明「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目標、目的和任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書長、「探源工程」總協調人王巍說：「開展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的研究，其重點應當放在文獻記載的五帝時期至秦王朝的建立。所涉及的年代範圍主要是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其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龍山時代應作為考察的重點」、「從龍山時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到夏商周時期，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時期，也是我國古代王權和國家產生和初步發展的時期。我國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體制、工藝技術、宗教信仰、社會結構等各方面都在這一時期奠定了基礎」。王巍還說：「在我國古代文獻中，一般是把黃帝、炎帝作為中華文明開化的肇始，國內外華人也都將黃帝和炎帝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但文獻中對黃帝和炎帝乃至堯舜禹時期的記載非常簡略，目前，尚難以將其視為信史」，因此「從考古學上探索黃帝、炎帝時期至夏商周時期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對於振奮民族精神，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據王巍介紹，「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可設置的主要課題有這樣幾項「五帝時期的文化與社會」、「漢字的起源、發展與古代文明的關係」、「環境變遷與文明的演進」、「農業、畜牧業的起源、發展與文明起源的關係」等十多項，其中「五帝時期的文化與社會」課題「以相關文獻記載為線索，考證黃帝炎帝和堯舜禹活動的中心地域，考察該區域、該時期考古學文化的面貌及社會發展狀況，研究該文化與周邊地區各考古學文化的關係」，「環境變遷與文明的演進」課題「研究龍山時代至夏商周時期的人地關係，探討此時期生態環境的變遷與人們生活方式及文明演進的關係」，「華夏族的起源與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研究」課題擬「對各地發現仰韶和龍山時代及夏商周時期的人骨進行體質人類學和遺傳基因的研究，並與秦漢以後直至現代的人的體質特徵及人類基因相比較」、「其具體方法是，提取傳說中炎黃集團活動的主要區域內公元前3000至2000年古人類的遺傳基因，將其與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鄰地區其他集團的遺傳基因相比較，並與秦漢以後直至現代的我國各地的人類基因作對比，再與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結果相結合，以探索華夏族的起源乃至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這一龐大學術工程還包括其他許多相關研究課題，其中有「炎黃至堯舜禹時期古史傳說整理、研究」、「龍山時代至夏商周時期的社會結構與家族組織的發展變化研究」、「龍山時代至夏商周時期的宗教信仰（宇宙觀、生死觀等）及其表現形式——占卜與祭祀的產生及發展變化過程研究」等等[1]。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石興邦說：「氏族社會經過數千年的發展，迎來了第二次技術革命，即冶金技術的發明，歷史進入了金石並用時代，從社會發展階段上說就是原史時代（即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時期和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期），這也是中國文明和國家形成和誕生階段」[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慶柱說：「考古學界一般認為夏之前為『龍山時代』，而黃河中下游地區有著發達的『龍山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這種考古學文化的時代和分布範圍恰恰與傳說歷史中的『五帝』的時代和歷史活動範圍是一致的」[3]。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學勤在2001年8月初召開的「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也作如是說：「大量的考古發現表明，在公元前第三千世紀間，廣闊的中國大地上的各種文化正經歷著劇變，冶金技術發明了，禮器和禮儀性建築出現了，從聚落髮展出城市，由符號演變為原始文字，許許多多的現象，反映出社會正朝向國家發展過渡。對照文獻記載，這正對應於《史記·五帝本紀》所描述的炎黃以來的時代。」以上引述表明，「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在三件事情上大致已有較明確的思路和設想：一是「探源工程」探索的年代範圍主要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間即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二是「探源工程」要探索「五帝時代」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將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簡略的尚未證實的記載落到實處，三是學者們已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與《史記》中的「五帝」時代對應起來。當然這些認識並不是偶然的。二、關於「五帝時代」的主流認識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是198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史前考古發掘進入高峰期以後逐漸熱起來的。實際上，將「龍山時代」（前3000—前2000年）視作「五帝時代」與炎黃、顓頊、帝嚳、堯、舜活動的時代對應起來，一直是學界的主流認識和觀點。以下我們援引一些相關論述以作說明。蘇秉琦先生1991年在《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說：「考古發現已日漸清晰地揭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為復原傳說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條件……可以這樣說：『中國』的形成經歷了共識的『中國』（即相當於龍山時代或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廣大黃河、長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區系間的彼此認同），到理想的中國（三代的政治文化的重組），到現實的中國——秦漢帝國」[4]。他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又說：「至遲開始於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的良渚文化，處於五帝時代的前後期之間，即『絕地天通』的顓頊時代」、「考古發現正日漸清晰地提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五帝時代以五千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大階段，以黃帝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動中心在燕山南北，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可以與之對應。五帝時代後半段的代表是堯舜禹，是洪水與治水……其後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與紅山文化南北匯合產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組合成新的族群，他們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間在晉南同來自四方（主要是東方、東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組合，產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貢》九州之首的冀州為重心奠定了『華夏』族群的根基。與此同時，從中原到長江中、下游文化面貌發生了規模、幅度空前的大變化……以西北古文化為一方，以東南古文化為另一方的更大範圍的組合與重組，這就是『龍山時代』出現的文化背景。『五帝時代』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多支祖先組合與重組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5]。可見在1990年代的十年間，蘇秉琦先生對「龍山時代」相當於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的認識，基本上是衡定的。嚴文明先生1989年在《東夷文化的探索》中將古史傳說中的太昊、少昊、蚩尤與大汶口文化晚期聯繫起來，並且將蚩尤與黃帝、炎帝的戰爭也放在這一時期，其年代大約不超過距今5000年[6]。1992年，嚴文明先生在《略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文中認為中國的銅石並用時代大致相當於史書記載的五帝時代。他將銅石並用時代早期（前3500年—前2600年）與「五帝」中的黃帝、顓頊、帝嚳（此外還有炎帝、蚩尤）視為同一時期，而銅石並用時代晚期（前2600—前2000）則很可能就是文獻記載的唐堯時代[7]。1996年，嚴文明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文中將龍山時代的年代界定為前3000—前2000年，這時代「眾多城址的發現證明那時已處於小國林立的局面，與傳說中的五帝時代正好吻合」[8]；同年，嚴先生在《中國王墓的出現》一文中還說：「進入銅石並用時代（大約為公元前3000年至前2100年），中國出現了一系列城址。其中最大的有100萬平方米，多數為10—20萬平方米。這是一個小國林立的時代。中國古書上講黃帝、堯、舜的時代，總是說有萬國或萬邦。現在看來，這些傳說是有根據的」[9]。1999年，嚴先生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一文中又將龍山時代的年代界定為前2600—前2000年，並認為「龍山時代應該大體上相當於古史傳說的唐堯虞舜時代。根據古文獻的記載，堯舜時代已經是初具規模的朝廷而不是什麼部落聯盟」[10]。最近，嚴文明先生在《東方文明的搖籃（摘要）》中認為：「到了銅石並用時期的龍山時代，城址在山東、河南、內蒙、四川、兩湖和江浙一帶廣泛出現。代表了一種新型的聚落形態，它是一定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活動中心，它區別於廣大鄉村又同一般鄉村一道聯結成了城鄉結合體，這是一種與氏族——部落為基礎的社會有本質區別的嶄新的社會組織形式。這一時期很象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11]。另外，嚴先生1991年在日本大阪一個研討會上的發言中還說：「大多數學者認為銅石並用時代（包括仰韶晚期到整個龍山時代）就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時代，它同傳說中五帝的時代是大體吻合的」[12]。可以看出，嚴文明先生在十多年時間裡對「五帝」所處的時代的認識大體上也是衡定的，即上限達到仰韶文化晚期的前3500年左右，下限為前2000年。李伯謙、徐天進先生在《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幾點設想》中將五帝時代的上限定在前3500年[13]，與嚴文明先生相同。張忠培先生1997年認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分布於黃河、長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遼河流域的諸考古學文化的居民，已跨過了文明的門檻」。他說：「夏王朝之前，如堯舜時代或唐虞時代,相當於考古學的龍山時代，或其部分時期」[14]。他最近在《我對中國文明的一點認識》一文中也持同樣觀點[15]。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舉行過一次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討會。郭大順先生在這次會議上發言說：「……中國早期國家階段跨越的約距今5500—4500年即仰韶文化晚期到龍山文化早期，正好相當於古史傳說的五帝時代。據記載，五帝時代各集團間戰爭、接觸頻繁，著名的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所反映的五帝前期主要代表人物在北方地區活動及南北接觸在中國古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五帝後期由四周向中原的彙集，與上述考古文化所反映的情況是相吻合的，考古文化與古史傳說的有機結合正在成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繼續深入的一個標誌。」孫守道先生髮言說：「依據我國幾大流域種種考古發現，不難推想至少在距今四千年到五千年前後，即約當傳說中的『五帝』時代，中華大地上已呈現出文明初始那種蘊育激蕩、迭相迭起、東西相映、南北交輝的歷史趨勢……」鄭光先生在發言中也說：「從陶寺遺址到整個中原龍山文化反映出《尚書·堯典》、《禹貢》、《左傳》、《史記·五帝本紀》等文獻關於黃帝以來的基本歷史和政治疆域的記載是正確的」[16]。199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資料信息中心在《1991年以來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述評》中說：「雖然五帝時期及夏代的歷史都出自後人的追記，沒有當時的文字記錄可資證實，但是，如果將傳說的五帝時期與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相比較，尤其是將五帝時期『萬邦』、『萬國』林立的現象與龍山時代的眾多城址或中心聚落群址相比較，有著很大的參比性。所以，以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為題，揭開傳說中五帝時期的歷史面紗，將是現今或是21世紀中國考古學研究需要面對的又一重大學術課題」[17]。2000年，河南省考古所在《河南考古的世紀回顧與前瞻》一文中說：「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國家要繼續開展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要把我國自黃帝以來五千年的文明史，明明白白地擺在世界面前」[18]。2001年，曹桂岑先生在《論中國古代的「五帝時代」》一文中說：「把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作為『五帝時代』的人物應該說是恰當的……就現有資料，我們可以認為『五帝時代』距今4070年—4500年之間。這期間的考古文化是龍山文化，其碳十四測定年代（樹輪校正年代）為距今4100—4900年，文獻記載與考古文化是相吻合的。所以，我們在尋找五帝時代文化時，只有在龍山文化中去尋找」[19]。2002年，何駑先生在《文獻考古方法論芻議》一文中說：「獠牙玉人面流行的石家河文化（三苗）和良渚文化，在龍山時代均系中原河南龍山文化的南方勁敵，這兩個強勁的長江中下游文化可能聯合成所謂的蚩尤集團，對中原黃帝集團（包括黃河下游的東夷山東龍山文化）發動進攻，即是文獻常說的『有苗作亂』和『蚩尤作亂』，這便可能演繹成傳說中的黃帝與蚩尤的大戰。結果是蚩尤大敗，考古上則反映為石家河、良渚文化的急劇衰亡」[20]。以上例舉表明，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和探索異常活躍的1990年代前後十餘年間，認為考古學的「龍山時代」與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相對應且「五帝」的年代約在距今5000—4000年間（個別認識年代上限達5500年前）一直是學界的主流認識，199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資料信息中心作《1991年以來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述評文章》以及蘇秉琦、嚴文明、張忠培、李伯謙等先生所持論點，均能說明此一問題。但是在這種主流認識之外，還有一種非主流認識並不很顯眼地存在著（為了討論的方便，僅根據個人認識和理解暫作這種主流與非主流的區分）。三、關於「五帝時代」的非主流認識河南博物院資深研究員許順湛先生多年來一直認為黃帝時代或「五帝」時代的年代並不限於龍山時代，而是要上延至仰韶時代。他1992年發表《黃帝時代是中國文明的源頭》，論述了黃帝時代的概念、創造發明、社會形態，與考古學文化的結合，認為黃帝時代應包括仰韶中晚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良渚早期文化等[21]。1996年，許順湛先生在《再論黃帝時代是中國文明的源頭》一文中認為黃帝時代已具有他所提出的文明源頭的五條標誌：一是農業生產社會化，二是手工業專門化，三是腦力勞動階層化，四是部落酋邦化，五是禮制規範化。這種論述也是結合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而進行的。在論述黃帝時代的禮制時，許順湛先生說：「每一種考古學文化或每一類型文化，都具有共性的特點，特別是仰韶文化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各個文化類型之間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共性，才統稱為仰韶文化。當時並沒有統一的政令，是什麼力量促使形成的？可以說是在自然形態下，在一定的範圍內原始宗教意識支配下，一種傳統的習慣勢力形成法規的作用，這就是原始的禮制[22]。1999年，許順湛先生在《中國歷史上有個五帝時代》一文中更明確地認為黃帝時代對應於仰韶文化中、晚期即廟底溝類型和大河村類型，而「堯舜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應屬龍山文化」。他認為古史傳說中的「五帝」與考古學文化的對應關係是：「廟底溝類型和大河村類型仰韶文化是黃帝族團的文化。安陽後崗龍山文化是顓頊族團的文化。白營龍山文化、王灣類型龍山文化和陶寺類型的龍山文化是帝嚳、堯、舜族團的文化。以嵩山為中心的龍山文化可能有先夏文化，不過從時代上說我把它歸入堯舜時代文化。與五帝時代相當的其他新石器時代文化，都歸入五帝時代文化。如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早期以及後崗類型、大司空村類型、下王崗類型仰韶文化等。其他各地的龍山文化、良渚文化中晚期、馬家窯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等，都歸入顓頊、帝嚳、堯舜時代文化」，並根據《春秋命歷序》將黃帝年代的始年確定在距今6420年前[23]。「五帝」與考古學文化的對應是否確當可以暫時不管，但許先生將黃帝時代確定在仰韶時代而不是龍山時代是沒有疑問的。2001年，在「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啟動前夕，許順湛先生又發表《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文章開篇即說：「我把黃帝時代的年代框架界定在距今6000年前後至距今5000年前後，基本上與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對應。關於仰韶文化，我在不少文章中都有論述，認為與炎黃文化相對應。因此，談到黃帝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首先，就得考慮到仰韶文化」，並認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重點地區和中心地區很清楚，對今後進一步研究黃帝時代文化，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考古學資料」[24]。1997年，黃懷信先生髮表《仰韶文化與原始華夏族—炎、黃部族》，將古代文獻中有關炎、黃二帝的傳說與仰韶文化的兩大類型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結合論述，認為「仰韶文化的兩類型有共同的淵源與炎、黃有共同的祖先一致，兩類型的成熟地與炎、黃所成之地相同，兩類型起源的時代與炎、黃髮生的時代相當」。根據這三個方面，作者推定「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相當於炎帝部的文化，廟底溝類型相當於黃帝部的文化」。根據已知的夏文化上推，作者也得出同樣的結論：三門峽地區以東，洛陽、鄭州地區的仰韶文化因與廟底溝類型有較多的相同因素而被認為是廟底溝類型在東方的一個變體，因此它「很可能就是廟底溝類型人們的一支向東發展，與當地居民結合而發展起來的一個地區文化。作為這一地區文化典型遺址之一的王灣遺址，有連續發展的三期，一期屬仰韶文化，三期屬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二期具有過渡性質」，而「據研究，與夏文化有著直接關係的二里頭文化，是從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發展而來的。夏禹是黃帝部的直接後裔，那麼王灣三期以至一期，無疑就屬於黃帝部的文化。屬於變體的王灣一期既屬黃帝部的文化，那麼作為本體的廟底溝類型自然也應屬於黃帝部的文化」[25]。張鍇生先生注意到了學者們將五帝時代與考古學文化相比照時，存在「意見不盡一致」的情況，但他仍然將五帝時代的上限確定在仰韶文化中期。他說：「我們依據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發展情況，以及中原文明在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的地位變化，把這一時代粗略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6000年到5000年；第二階段是龍山文化時期，距今5000年到4000年」[26]。陳建憲先生將炎、黃的年代、文化放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之間去考察。他說：「在陝西的黃土平原上，散布著一些以女性為血緣紐帶聚族而居的氏族……在這些氏族中，最有名的是黃帝族和炎帝族，他們生活在渭水上游的兩條支流——姜水和姬水的旁邊。後來，這兩個氏族向東部擴張和遷徙，將他們的文化擴展到了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他們的足跡，在南至漢水中上游、北至河套地區、西至甘肅境內、東至山東省的廣大地區都有發現。這就是後來成為中華民族主要來源之一的華夏族團」[27]。他沒有指明炎、黃所對應的考古學文化，但根據他對炎、黃的年代、地域的界定，恰與仰韶文化相合。王大有先生將「黃帝時代」分為軒轅黃帝氏族先世（前5400年—前5000年）、涿鹿軒轅黃帝時代（前4513—前4366年）、靈寶有熊黃帝時代（前4366—4258年）、新鄭縉雲帝鴻黃帝時代（前4258—前4140年）、汾晉帝軒氏黃帝時代（前4140—前4049年）幾個時期，其發源地在甘肅天水東35公里的軒轅谷，相對應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是大地灣文化、仰韶文化、紅山文化[28]。中央民族大學的陳連開教授多年來致力於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研究，他認為「黃帝起源於隴山西側，天水地區為近是。在黃帝集團的發展中，陝北是極為重要的地區。相傳，黃帝死後葬於橋山。黃帝並非具體歷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園所在就表明了陝北在黃帝集團發展中的重要性。黃帝集團另一個最重要的活動地區是燕山地區。該集團從陝北向燕山地區遷徙的證據已得到了考古學的印證。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過黃河後，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與燕山以北紅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發源的河北張家口地區交匯在一起。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促進了文明曙光的出現」[29]。陳先生這種論述表明，他是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視為黃帝文化的，因為沿汾河、桑乾河北上與紅山文化碰撞的文化是廟底溝類型。蘇秉琦先生對此早有論述：「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間，源於華山腳下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通過一條呈S型的西南——東北向通道，沿黃河、汾河和太行山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乾河上游至內蒙古河曲地帶，同源於燕山北側的大凌河的紅山文化碰撞，實現了花與龍的結合，又同河曲文化結合產生三袋足器，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五千到四千年間又沿汾河南下，在晉南同來自四方（主要是東方、東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結合，這就是陶寺」[30]。陳連開先生還引述王震中、任式楠、孟華平等人的論述說：「黃帝集團在較早的時期有一支發展到長江中游的宜昌地區，與西陵峽一帶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並從考古學上予以證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對大溪文化中心區的影響，也許就有著黃帝與嫘祖傳說的歷史背景』。長江以北地區，無論大溪文化還是油子嶺文化都明顯可見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的影響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漸減弱之勢，至江南則基本不見其蹤跡了。」同時，「炎黃集團起源之地比較接近，無論從文化還是從地理的因素分析，這兩大集團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點的親緣集團。炎、黃同出少典——有蟜氏部落，後世成為異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與部落」。陳先生認為「炎黃兩大集團分布的地區內，不僅新石器時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點亦有相當的相似處，差別只是地方類型和文化中心的差異」、「炎帝集團起源之區當為陝西境內渭水上游和秦嶺以南漢水上源一帶，其後不斷遷移……」[31]。總之陳先生認為炎黃文化即仰韶文化。根據「探源工程」以及學術界近10多年來的主流認識，「五帝」時代對應於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前3000年——前2000年），中華人文初祖黃帝的年代約在距今5000年前（或不超過距今5000年），黃帝文化應在龍山時代的諸考古學文化中去尋找；根據許順湛、黃懷信、陳連開等少數學者的認識，炎黃時代對應於考古學上的仰韶時代（前5000——前3000年），甚至有的學者明確指出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對應於炎帝文化、廟底溝類型對應於黃帝文化或黃帝時代、黃帝文化在仰韶文化中晚期。這顯然是兩種不同的認識和看法，在這兩種不同的觀點中，黃帝的年代、文化是完全不相同的。就真實的歷史而言，「黃帝」的年代、文化顯然不會是兩可的，而只能二取其一，或者說它應該也只能是唯一的、確定的，就現實的需要而言也是這樣。因此，「探源工程」可能面臨著一些障礙和問題，簡言之即是，要麼對「工程」的目標和任務作出重大的調整和修改，要麼必須論證並否定炎黃時代和炎黃文化對應於仰韶時代、仰韶文化以及黃帝文化對應於仰韶文化中晚期這種說法，同時論證「五帝時代」即龍山時代、「黃帝」約在距今5000年前的科學性、真實性。四、所謂「主流認識」依據何在？如上所述，認為炎黃時代相當於考古學上的仰韶時代，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相當於炎帝部族的文化、廟底溝類型相當於黃帝部族的文化，這雖然是極少數學者的觀點和認識，但它卻是從考古學文化的實際出發，結合古史傳說、文獻資料、經過認真研究和論證而得出的。相反，認為「五帝時代」即為龍山時代、黃帝的年代約在距今5000年前雖然是學術界的主流認識並為「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所採用，但據筆者對最近十多年來我國最主要的一部分考古學期刊的了解，迄今都沒有一個學者、一篇論文對黃帝時代、黃帝文化在龍山時代、龍山文化的時空範圍內作過具體的研究和考證，這一點不能不讓人感到驚奇和意外！將龍山時代視為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有什麼依據呢？如前所述，是因為龍山時代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小國林立的時代，古書上說「五帝」時期有「萬邦」、「萬國」，所以學者們感覺龍山時代「很象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甚至「感覺」也不要，直接將龍山時代說成對應於、相當於「五帝」時代，好象這是一個不證自明、無須證明的公理、常識。實際上，除了陶寺文化被認為與堯、舜有關，這方面有一定的依據和論證外，黃帝、顓頊、帝嚳對應於龍山時代的何種考古學文化，在學界基本上沒有人論證，或者說沒有有說服力的論證。據筆者所知，僅有個別「排排坐，分果果」式的牽強附會的分派或者臆測。比如蔣樂平先生認為傳說時代的史跡與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相互印證而能夠大致契合，甚至他還發現了這樣的傳說史跡和考古學文化之間的對應關係。蔣先生給出的傳說中的「五帝」與考古學文化的對應關係是：華夏集團（河洛地區），炎帝為客省庄和三里橋類型龍山文化，黃帝為王灣類型龍山文化，共工為齊家文化，堯為陶寺類型；東夷集團（海岱地區），太昊為山東龍山文化，少昊為山東龍山文化，蚩尤為良渚文化；苗蠻集團（江漢地區），顓頊為下王崗類型龍山文化，帝鴻為石家河文化[32]。這個對應關係倒是將「五帝」中的三帝（漏掉了帝嚳和舜），甚至包括炎帝、太昊全部按在了龍山時代的考古學文化中，但它僅有「發現」和安排而沒有論證。蔣先生認為良渚文化的衰落除了大洪水的原因外，還和黃帝殺蚩尤的戰爭有關，他說「如果將蚩尤看作是良渚文化的一個部落首領，那麼這場大戰正好作良渚文化因何在四千年前衰亡的註腳」。這似乎可以成為蔣先生持論的一個佐證。但是我們都知道，良渚文化是在距今約4200——4100年間衰落的，因此所謂「黃帝殺蚩尤」就應該是在良渚文化急遽衰落的晚期即距今4200年左右，這個年代還晚於陶寺類型即堯的年代（據《尚書·堯典》有關星象推算，堯的年代也在距今4300年前），顯然乖謬太多。將傳說中的「黃帝」的年代定在距今約5000年有什麼依據呢？司馬遷的《史記》不列三皇，而將炎、黃排在《五帝本紀》之首，但他並沒有明確黃帝的年代，甚至對顓頊、帝嚳、堯、舜都沒有紀年。這至少說明司馬遷是拿不準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的年代的。現在的文史工具書一般都把黃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世紀，即距今約4600年（最近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已改為距今約5000年，顯然與前述主流認識相關）。這個年代與辛亥革命有關。據《辭海》所附《辛亥革命時期所用黃帝紀元對照表》說明：「各紀年中，以《民報》所用年代為多數革命黨人所接受。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府廣告，即以此為據，各省響應的文告亦多采此說。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通電各省，以黃帝紀元4609年為中華民國元年。」《民報》所用年代又據何而來呢？該報系孫中山1905年在東京建立同盟會後所創辦，因此宋健先生在《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一文中說《民報》所用黃帝紀元大概是由當時在東京的史學家推算的[33]。史式教授說其來源為：盧景貴根據邵雍《皇極經世書》稱堯元年為甲辰年，推定這一年為公元前2357年，再據晉代皇甫謐《帝王世紀》載黃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顓頊78年、帝嚳高辛氏70年、帝摯9年推算黃帝元年為前2698年。史式說，《皇極經世書》是一部術數書，邵雍是一位精通象數之學的哲學家，皇甫謐則是一位精通針灸之學的醫生，二人皆非史學家，所以「所謂『黃帝紀元』，不過是大膽地猜測估計而已，全無可信的根據。從黃帝紀元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今年（1999）一共是4697年，不足五千年而接近五千年，這就是『五千年』說的真正來源。《民報》當時採用黃帝紀元，不過是『古為今用』，是清末革命黨人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宣傳需要而提出來的，未經過慎重的考證，當然不足信」[34]。邵雍、皇甫謐二人皆非史學家，不一定能成為否定黃帝紀元的理由，但黃帝紀元始於公元前2698年並非信史、缺少科學依據和充分論證是無疑的。因為：其一，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摯、堯、舜，不一定是象《帝王世紀》或其他史書所說的那樣前後年代相接的帝王關係，而很可能各自代表著一個部落群體，是某一群體或其領袖人物公用的名號；其二，據神話學家袁軻研究，帝摯即少皋，二者實指同一人、同一部落群[35]；其三，關於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的年代，不同的古代文獻有不同的說法，《帝王世紀》僅是其中的一種說法（如《《春秋命歷序》就與之不同》）；其四，古書中所有關於「五帝」年代的記載均為文字時代古人的追記或推衍，沒有確證，也沒有考古學上的證明。宋健在《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中還提到另外兩種黃帝年代，一是江蘇的歷史學家推算1911年是黃帝4402年，一是黃藻編輯《黃帝魂》定民國元年為黃帝4622年。杜正勝先生說：「古典文獻對於三代以前的歷史記載是很渺茫的，司馬遷著史斷自黃帝，根據傳說世系推測，大約相當於典型龍山文化之始，不會超過西元前2500年以前」[36]。《竹書紀年》說黃帝在位100年、顓頊在位78年、帝嚳在位63年、堯在位100年、舜在位50年，共391年。許順湛先生認為「《竹書紀年》所說的五帝年代，不僅不能與具體的人相對應，更不能與族團的情況相對應。惟一可供參考的是《緯書集成·春秋命歷序》。儘管《緯書》有許多不可信之處，但是《春秋命歷序》談到的五帝紀年，還是比較合理的」，因為「《春秋命歷序》認為：黃帝、顓頊、帝嚳是代表若干世，這個『世』應理解為重要的領袖更替，而不是具體的一代人」。根據《春秋命歷序》和夏代立國約距今4100年左右進行推算，許順湛先生認為顓頊年代當始於公元前29世紀，即距今4900年左右，黃帝年代當始於公元前45世紀，即距今6420年左右[37]。而曹昱《中國最早進入青銅時代》文中又有一說：「如果按近年史界對上古史斷代的研究，以及按《通鑒外紀》所載《春秋命歷序》所記三皇五帝各朝帝世及年代中，黃帝出現的時間為公元前3706——前3306年」[38]。總之，將龍山時代與「五帝時代」等同起來，視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都是無所依據、未經論證的感性認識或想當然而已！部分轉自「學說連線」http://www.xslx.com（本文已刊《社會科學評論》2005年第1期）
推薦閱讀：
※漢武帝是個什麼樣的人？ 看人大歷史學院教授孫家洲怎麼說
※烏克蘭歷史學家：緊張局面已到無可挽回地步
※【史學研究】家禮與國禮之間: 《朱子家禮》的時代意義探析
※馬克·布洛赫：倒在納粹槍口下的史學巨擘
※從發現問題到反思歷史 ——歷史學科批評性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