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洋文庫

07-08

周振鶴：從莫理循文庫到東洋文庫

選自周振鶴：《隨無涯之旅》（北京三聯 1996），頁145-160

賀衛方按：過去讀莫理循和有關莫理循的書，讀到一個情節總是心情沉痛：莫理循十數年在中國積累了數萬冊珍貴圖書，離開中國時，他要將這些書出售，優先中國買主。但是，偌大華夏，竟然無人出手，最終賣給了日本人。日本三菱公司以三萬五千英鎊買下這些書，運回日本，並以此為基礎建立的東洋文庫。這次在日本，承蒙文庫研究員大澤肇（OSAWA Hajime）先生美意，專門安排時間，陪同參觀，三月七日，我得以觀看這些珍貴的圖書。在網上檢索到周振鶴先生的這篇文章，轉帖一下，以便大家瞭解莫理循和東洋文庫。

——————————————————————————————東洋文庫的故事是一個很長的故事，光是引子就可以說上三天三夜。我們只能長話短說，揀要緊的講。故事的頭一位主人翁是一個英裔的澳大利亞人喬治·莫里循（G. Morrison），生於一八六二年。此人從小就極富冒險精神，還在十八歲的時候就利用假期，沿著澳大利亞南海岸徒步旅行達六百五十英里（一英里為一點六公里餘），幾個月之後又乘獨木舟沿墨累河漂流而下，在六十五天裡漂了一千五百英里。一年不到，他又作為一名普通海員，航行到南太平洋斐濟、薩摩亞等島嶼。緊接著，又領著一支探險隊揚帆新幾內亞，在回來的路上他搭乘的是中國舢舨，這是他第一次與天朝大國相識，那時他當然不會想到，自己的後半生竟會在這個他始終也沒學會其語言的國家裡度過。就在舢舨靠岸後，他隨即開始了一項更為驚心動魄冒險行動——從澳大利亞北端的卡奔塔利亞灣徒步走到南端的墨爾本，行程二千二十三英里，歷時一百二十三天，赤手空拳，孤身隻影，甚至連指南針也不帶。他所走的路線，正是二十一年前一支配備完善的有名的探險隊所走過的路線，那支探險隊遭到失敗，所以當莫里循取得成功時，竟被當地一家報紙嘲笑為一場騙局。

莫里循少年時嚮往的是作一名報紙的駐外記者，但是上大學時，卻遵父囑選擇了醫科。大學畢業後，他環遊世界以求職。由歐洲而北非，由美洲而太平洋諸島，最後到達遠東。又由於錯過了開往日本的輪船，乃在一八九三年轉而到了中國。翌年二月，他身著長袍馬褂，甚至還裝了假辮（為的是省錢，如果是洋人打扮要多花三倍的旅費），從上海動身去仰光，先由長江上溯至重慶，再由重慶陸行到緬甸。行程三幹英里，破費十八鎊——大部分的路程是走過去的。在雲南染上了鼠疫，差點死於非命。此行的結果是下一年在倫敦出版的《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該書的問世使莫氏聲名大噪，精確的觀察與獨到的分析證明了他極適於新聞報導工作。所以當他向《泰晤士報》求職時，得到了積極的回應。他終於實現了少時的夢想，戴著醫學博士的銜頭，去過駐外記者的生涯。然而當《泰晤士報》委派莫里循職務時，他首先選擇的仍然不是中國。他最後被派駐北京也純屬偶然，只是他想要去試試看而已。不想這一試就是十五年，而後又外加八年的中華民國總統府的顧問，這是當初誰也未曾預料到的。一八九七年三月，他到了北京，成為《泰晤士報》首任駐京記者。出於職業的需要，也由於他本人的收藏癖，他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收藏一切有關中國的西文書籍的努力。當時的北京幾乎談不上有什麼值得一提的西文藏書。唯有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美國人畢德格曾經收集了一些，後來當他一度歸國時，委託上海的某書商代為出售這些藏書。等到他再次來華，收回未售出的殘書時，已經是七零八落了——整套的書被拆開了賣。於是莫里循開始系統的收集，只要是有關中國問題的，不論是書籍，是雜誌，是小冊子，是地圖，還是單張的圖片以至片言隻字無所不收。只要是用西方語言撰寫的，不管是英、法、德、俄、荷、拉丁、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文字，還是瑞典、丹麥、挪威、芬蘭、波蘭、匈牙利諸語種，甚至希伯來語、土耳其語、威爾士語都無所不藏。當時北京西文書籍的價錢是很便宜的，許多書是七折八扣賣的，若與後來的書價相比，有些書賤到等於是白送。只是在日俄戰爭以後，當美國各圖書館把注意力轉移到中國來的時候，書價才一個勁地向上竄。可是那時莫里循文庫的基礎已經奠定了。莫里循文庫的最大特色是其完璧性。莫氏既把焦點定在中國，則有關中國的印刷物，即使一枚傳單也不漏。對於當時還在世的作者，則親自寫信求其著作目錄，以求全責備，連論文一頁也不脫。所以至今，在莫里循文庫中，連莫氏在北京租房的契約，總統的宴會的菜單都還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對於書籍而言，則新刊與古本盡搜無遺，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一網打盡。以至今天該文庫中還有未曾切邊，未曾有人讀過的新本。有些書簡直是為收藏而收藏，並不是為閱讀而搜集。因此當今天的讀者發現在文庫中竟然保存著從一四八五年最初的拉丁語版本，到二十世紀初出版的近五十種《馬可波羅遊記》，還有十七、十八世紀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的所有著作，以及一百二十種英、法、德等歐洲諸國的學會所出的定期刊物、中國的海關報告、駐華各領事報告時，他們必定同時領教了莫里循那種搜書務盡的收藏癖。莫氏起初為自己藏書所定的範圍是：有關在國內與海外的中國人，從任何方面反映中國及其屬國的過去與現狀的，任何一種歐洲語言的著作。後來，這一範圍有所擴大，包括到中亞、西伯利亞、日本、暹羅、印度支那和馬來亞，還有一小部分涉及菲律賓、印度、緬甸與錫蘭（今斯里蘭卡）。所以莫氏也把自己的文庫稱作「亞洲文庫」。《泰晤士報》駐京記者的生涯使莫里循得到很大的名聲，當時在北京甚至有過這樣的說法：列強各國只在北京設立了公使館，唯有《泰晤士報》派駐了大使館。當然，他當時的所作所為都是代表英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這是毋庸諱言的。辛亥革命後莫里循辭去《泰晤士報》的工作，而去就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的職務，這一職位一直延續到第四任總統徐世昌時期。莫氏後來很後悔自己的這一舉措。因為總統顧問的職位不過是一種擺設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因此，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他回到澳大利亞去看看是否可能開始第二個人生。而作為這一打算的準備工作之一，便是出讓莫里循文庫。這一消息一經傳出，買主接踵而至，其中美國的哈佛、耶魯及加利福尼亞大學最為積極。莫氏向美國人開價三萬五千英鎊，對方一口答應。其實莫氏早有主意，他已想好即使不能把這些藏書留在中國（因爲沒有中國買主），也要盡可能將它留在遠東。這樣便引起了這個故事的第二個主人翁，日本岩崎久彌。岩崎久彌是日本三菱財團奠基者岩崎彌太郎的長子。久彌的叔父岩崎彌之助在十年以前就買下了——此事說來同樣令人痛心——清代目錄學家陸心源的皕宋樓，其中包括一百二十種宋本，一百種元本和大量明以後的珍貴刊本，共達四萬卷，庋藏於靜嘉堂。岩崎久彌學他叔父的樣，也開始收購有學術價值的書籍。他曾買過英籍德裔比較語言學家麥克斯·穆勒的藏書——其價值當然不能與莫里循文庫相比，然後將它捐贈給東京大學。對於莫里循的開價，岩崎沒有絲毫的猶豫。儘管當時一英鎊當於十日圓，一日圓當今一千日圓以上，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莫氏還有其他一些條件，岩崎也一一答應了。那一年的八月八日，莫里循在致中國地質地理學家丁文江的信中，簡單地敘述了交易的經過：「前些時候你曾問到我的藏書是否售出。當時它還沒有賣出去。我只是向日本人開價，他們是否會接受當然不能肯定。然而，今天這件交易已經完成。我的這套藏書在適當的時候就會轉移到東京去了。我定出一個條件，那就是要讓這套藏書和從前一樣對一切認真學習的學者開放。它一定得保存完整並以我的名字命名。更進一步，這份藏書必須隨時增補，使他趕上時代。它的買主就是有名的岩崎久彌男爵，他買過麥克斯·穆勒的藏書，儘管穆勒的藏書很蹩腳。我的藏書要賣掉覺得很難過，但要維持它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使我的時間和財力都大感緊張。我本來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辦不到。……」

成交後買賣雙方合影當然，在交易的過程中，岩崎一點也沒露面。協議是橫浜正金銀行（今東京銀行）中國支行監理小田切萬壽之助氏代簽的，藏書是由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助手（後來成為該校教授，東洋文庫首位主任，對東洋文庫的發展起著關鍵作用）石田幹之助來驗收押運的。岩崎只是出錢而已。莫里循把藏書讓售與日本的消息一時成為世界性的話題，歐美的報紙雜誌都突出報導了這件事，中國與日本的新聞界更是長篇累牘地發表評論。大多數人都對這份窮二十年之力所搜集的，富有學術價值的藏書移出北京表示遺憾。八月二十九日轉讓手續辦妥，之後，總數二萬四千冊藏書分裝在五十七個大木箱裡，先由貨車運往天津，然後乘日本郵輪到達橫浜，再由鐵路送至東京，存放在一座三菱倉庫裡。起運時，應日本駐華公使的要求，中國政府派出軍隊擔任運輸警衛。為了防止濕氣的侵入，每個箱子都外包鐵皮，所有的書在裝箱前都用紙包好。到橫浜後，擔心書箱被海水濺濕，不用又快又便宜的駁船，而用火車運到東京。存入倉庫時，又怕箱子堆壓受損，於是全部平列在地上。安排不可謂不嚴密，考慮不可謂不周到。但是怕什麼來什麼。就在這些書到達倉庫的第四天，一場特大的颱風襲擊了東京，雪上加霜的是隨之而來的一陣海嘯，海水沖進倉庫，所有書箱都泡在水裡達數小時之久。結果可想而知。三分之二的書不同程度地受損。新聞報導紛紛揚揚，莫里循極其心痛，指責日本方面不肯多花錢嚴密包裝，致遭此厄。書之厄有四：水火蟲兵。莫里循文庫已經萬幸地躲過一次兵災——那是義和團攻打外國使館區時，莫氏剛把藏書從馬建忠（著名的《馬氏文通》的作者）故宅撤往肅親王府，馬氏故宅就被燒毀了。後來又躲過了一次震災——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時，如上述穆勒藏書嚴重受損，而莫氏文庫卻安然無恙。更後來，在二次大戰將要結束時，莫氏文庫被疏散到宮城縣鄉下，途中既未遭空襲，堆在米倉裡有四年之久，竟也未罹鼠患（日本戰敗後，盟軍理事會的澳大利亞成員曾建言，以莫氏文庫來抵戰爭賠償，但當到實地視察，發現他們先賢的寶物與大米雜然而陳的「慘狀」時，也就息了此念）。獨有此次，書剛到日本，就遭此天災，似乎有點在數難逃。好在水厄不如火災徹底，受損的書都採取各種手段復原修補及重新裝訂，絕大部分都搶救過來了。據說正是由於穆勒的藏書受損於大地震，使得岩崎久彌打消了將莫里循文庫損贈給任何機構的念頭。於是就在一九二四年，以莫氏文庫為基礎建立了東洋文庫，今年恰是該文庫的七十大壽。還在東洋文庫建立以前，莫氏文庫就已經不斷地加以充實，七年之間就增添了二萬五千冊，超過原有的藏書數。同時新文庫的藏書範圍也相應擴大，地域上從中國及其附近地區擴大到整個亞洲，語種上從西文擴大到漢語及各該國的母語。當著莫里循文庫還是岩崎久彌的個人文庫時，採購書籍的費用是予取予求不受任何限制。東洋文庫建立後，則以岩崎氏二百萬圓基金的利息作為日常支出。

東洋文庫大樓外觀今天，東洋文庫的藏書總數已經超過七十萬種（一幅圖版是一種，一部漢籍幾十上百冊亦是一種），是當初莫里循文庫的三十倍。除莫氏的二萬四千冊洋書（西文書的日本叫法）外，還有四千部中國地方誌和叢書，八百餘種中國的族譜，清朝刊行的滿蒙文書籍，各種藏文佛經及藏文圖書，以岩崎文庫為主的和漢書，一萬五千種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及波斯語資料以及五百萬卷縮微膠捲。這樣豐富的庫藏自然與東洋文庫過去的財力雄厚息息相關。當然，東洋文庫從藏書總量上還不能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大英圖書館、法國國立圖書館等大館並肩而立，但就庋藏亞洲研究的有關文獻而言，卻是首屈一指的世界級圖書館。它有著其他國家圖書館所沒有的特色藏書——其中許多是絕無僅有的珍品（不少被日本列為國寶與重要文化財），每年吸引著絡繹於途的各國訪問學者。還在八年以前，恩師譚其驤先生就在這裡找到了現存我國最早的歷史地圖集——《歷代地理指掌圖》的南宋版本，並將其複製回國，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於是國人才得以知道天壤間竟然尚存此一孤本，而在過去能參考的只是錯得離譜的明刊本。去冬今春之際，筆者應日本學術振興會之邀到日本作短期研究工作，東道主是東洋文庫的圖書部長斯波義信教授，於是我有幸得以在該文庫充任四個月的外國人研究員。當文庫研究員的最大好處就是能自由出入書庫，這是連文庫外的日本學者也十分羨慕的。因為在出?{台填單子等候出書，是既費時間又不方便的，尤其是當你需要同時比照數十本書的時候。我在日本的課題是：《中日歐語言接觸研究》，一個詞要翻上幾十部辭典，站在書架前隨意翻閱的優越性就特別明顯了。何況一個讀書人能夠每天優遊於書海之中，本身又是何等賞心之事！於是我日日徜徉於書庫的甬道之上，只苦日短，惟恨假（日）多，在無所不翻之後，方始覺得莫里循當日與東洋文庫後來主事諸公搜書眼力的不凡。這裡我不來細數那些眾所周知的珍稀古本，而想略舉一些在過去是極其普通極其平常的東西，現在卻成為罕見而且有用書籍的例子。《大清縉紳全書》在刊刻當時幾乎是毫無價值的東西，絕對是藏書家不重、目錄學不講、圖書館不收的三不產品。現在國內似乎沒有一個圖書館有其全套，去年我因事欲查道光十年至辛亥三年問的晉江知縣題名，遍尋京滬二地各大圖書館皆不得其全，而在東洋文庫站在書架前一個多小時就抄全了。清末民初的報紙雜誌種類繁多，但保留下來的多是政論、學術、實業與綜合性報刊，至市井小報或俚俗畫報以及少數民族語報章類多不存。像《東洋文庫》所有之《兩日畫報》與《新銘畫報》國內不但實物無存，而且連報刊目錄亦不見載；又如民初為表示五族共和而創刊的藏文、蒙文與迴文白話報，在國內也極罕見，瞭解的人很少。然而因為研究方向的關係，我最傾心的還是莫里循的舊藏。尤其是那些中外辭典及詞彙集、供外國人學習漢語及各地方言、供中國人學習外語的教材以及多達七千種的各種各樣的小冊子。辭典與詞彙集都是工具書，工具過時了就要被淘汰，詞彙隨時代前進而不斷翻新，老辭典就不斷被拋棄，所以很少有圖書館把舊辭典一本本保留下來的。可是莫氏卻極有眼光，只要能到手的中外辭典，他一本也不丟．使之成為一個幾近完整的系列。這裡有來華第一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 Morrison，與莫里循五百年前是一家）於十九世紀初所編的六卷本漢英-英漢字典，但是這並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以此為始，至一九一七年——莫氏藏書出讓的當年——問世的德國人赫墨齡所撰英漢（官話）辭典為止，其間所有洋人和國人所著的英漢與漢英辭典以及詞彙集、會話本差不多網羅無遺，例如對於新聞業和促進中英語言接觸有大貢獻的鄺其照（現在差不多已被人忘光），不但其《華英字典集成》的兩種版本被收入，而且連其英語應用手冊《應酬寶笈》也不遺漏，甚至連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二年出版的，不到巴掌大的《袖珍分類英語》也赫然在目，我很懷疑恐怕現在連商務印書館本身也不一定找得出這本書來了。這裡還有光緒十四年同文館出版，俄國教士柏百福與巴第編的《漢俄合璧韻編》，但這也還算不得孤本，要在其前二十一年由瓦西裡也夫所編的，在聖彼德堡出版的第一部漢俄辭典才是值得莫氏炫耀的稀覯書。抑有進者，中外辭典裡還有一批是方言與外語的對譯辭典，這些方言不但包括吳、湘、粵、閩、客家等南方方言，還包括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如南京話（江淮官話）、漢口話與雲南話（西南官話）。對漢語方言的研究者來說，這批書（再加上外國人學習方言的教本）不啻是一座寶庫，因為除此而外百餘年前的方言再無其他系統與科學的記錄資料了。上述這些辭典在別的圖書館或個人藏書中也許能偶而碰上一些，但要系統完整則不可能，就這個要求而言，莫氏的這部分藏書在世界上要算上是獨一份了。對辭典的搜集要求其系列性，並非為藏書而藏書，而是有其實際用處的。例如，「經濟」一語在本來意思是「經世濟民」，寶姑娘勸寶二爺多關心的就是這類書。從什麼時候起，「經濟」變成 Economy 這個意義了呢？有人認為是從一八九六年的《時務報》第十四冊那篇《日本名士談經濟學》起，其實不然，那還是日本譯者用的，並非中國人所用，所以《時務報》編輯特地在「經濟」二字下註明：中國所謂富國養民策也。梁啟超其時雖以「滿口新名詞」聞名，但起初卻極力避免在日本已經普遍使用的這個新「經濟」，曾嘗試以資生、生計、平準、理財等詞來代替，但都流行不起來，到本世紀初乃不得不照搬日本人的新義。而反映在英漢辭典上，則是一九〇八年顏惠慶所編《英華大辭典》開始以「經濟」來對譯 Economy （當然不是該辭典首用此譯義，而是說明該義當時已被普遍認可）。而洋人所編辭典收入此義則更在其後。如果沒有一整套系列辭典在，我們就無法知道是哪部辭典最先登錄此義了。而這點對研究詞彙發展史是極為重要的。辭典而外，莫里循所搜集的許多研究中國語言的專著也同樣極有價值。譬如我們從中可以發現，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就有一位德國學者繪製了漢語方言地圖。而中國語言學家們卻都以為，最早的漢語方言地圖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傳教士所繪，發表在《中華歸主》上面的那幅。

附有精美插圖的植物學書籍剩下的篇幅只能用來提提那些小冊子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來，這些小冊子比那些大部頭的著作更加可貴。如果不是有搜藏癖的人，誰會不憚其煩地去收集那些只有二三十頁甚至十來頁的印刷品呢。更值得一提的是七千多份小冊子竟然也由東洋文庫職員細心編成目錄，再分門別類地裝訂起來，以便讀者查閱。大部分小冊子今天在任何圖書館都不可能找到，其價值自不待言。其中的精彩內容無法畢舉，只能申其二例。一是民國六年陝西北界主教重印的《中華字母問答》，這是天主教會設計的拼寫漢字的一套字母的教材。這套字母不但與通行的教會羅馬字母不同，與清咸豐十年方濟各會所設計的拼寫法「古經法子」也有區別，但是在漢字拉丁化運動史研究領域裡似尚無人提起。二是商務印書館初版的辜鴻銘《癡漢騎馬歌》，至今封面依然色彩斑爛，這是國人首次以漢詩的形式翻譯英語詩歌的嘗試。這本小冊子和商務初年的其他出版物一樣，不載出版年月，也許國內也極罕見了。商務在我國外語教育史上地位極其重要，可惜它自己恐怕還拿不出從建館伊始至今的一整套外語辭典與外語教材的樣本來，這只要讀讀其遺漏甚多的出版書目便知。東洋文庫不但是一個圖書館，同時還是一個研究機構和出版機構。除了圖書部以外還有研究部和總務部，有兼職研究員八十人，出版刊物六七種，每年有春秋兩季定期的東洋學講座，又有不定期的特別講演會、研究會，還有時不時的展覽活動，還和外國的研究機關交換訪問學者，這些我們都無暇顧及了。何況即使把東洋文庫的所有藏書作個概略的介紹，也至少還得花上十倍的篇幅，因此我們只能就此帶住。

與大澤肇在文庫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