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與晚清的「大變局」

「西人」與晚清的「大變局」

劉夢溪

晚清大變局

晚清時期開明的官吏、先覺醒的知識人士，直覺地感悟到了當時社會與文化發生的不尋常的變化，他們稱之為歷史的大變局。下面試舉幾例，看晚清的政治敏銳人士是怎樣看待當時的歷史大變局的。

李鴻章（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說：「合地球東西南溯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又說：「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徐繼畲（讀she、福建巡撫）說：「南洋諸島國……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貢時通。今則胥變為歐羅巴諸國埔頭，此古今一大變局。」

王韜（著《弢園尺牘》、學人）說：「居今日而論中州大勢，固四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又說：「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我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所謂不世出之機也。」

丁日昌（蘇州布政使）說：「西人之入中國，實開千古未創之局。」

曾紀澤（曾國藩之子、出使英法大使）則說：「泰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

郭嵩燾（廣東巡撫、出使英法大使）也說：「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

鄭觀應（著名實業家）：「今泰西數十邦叩闋互市，與我中國立約通商，入居內地，此乃中國一大變局，三千餘年來未之有也。」

他們在這種千古未有的大變局面前，感到驚愕，不知所從，束手無策。而出現這種大變局的最主要的標誌，是「西人」大規模地進入了中國。

「西人」進入中國，本不自晚清始。漢代即有佛教的傳入，可以叫「西天」(周有光先生最早如是說)。明代有天主教入華，那是「西教」。晚清西人大規模湧入華夏，可以稱為「西潮」。但漢的「西天」和明朝的「西教」，與晚清的「西潮」均不相同。佛教進入中國（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是靜悄悄地進入的（通過西域傳入），起初是作為黃老方術的一種，後來雖引起過爭論（沙門不拜王者論），甚至出了好幾個主張滅佛的皇帝，但都阻擋不住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主張滅佛的皇帝遠沒有信佛、佞佛的皇帝多。佛教經歷了漫長的中國化的過程，終於出現了最適應中國人心性的禪宗。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是中華文化吸納、消融外來文化的顯例，體現了華夏文明的偉大處。它的特點，是充實主體，融化客體，思想再生，鑄造新文明。

明代的天主教入華，一般以明萬曆十年（公曆1582年）義大利人利瑪竇來華為標誌。西方的傳教士帶來了天文、曆法、數學、火炮製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國的文化反饋回歐洲，對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帶領作用，但在宗教傳播方面，始終表現為與中國文化的衝突。利瑪竇曾經嘗試著讓天主教適應中國文化的特徵，他的努力獲得相當成功，後來由於羅馬教廷的干預，引發了「禮儀之爭」（祭祖拜天），兩種文化的衝撞佔據了主要位置。但這次「西人」的進入中國，增加了雙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國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體位置絲毫未發生動搖。

所以如此，由於漢、唐、明直至清中葉，中國的國力是強盛的，「西人」帶來的是文化，不過是「以文會友」，所以賓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無論如何成不了主人。

晚清不同了。道光、咸豐以後，中國的國力日趨衰弱，社會問題嚴重，統治集團腐敗。在這種弱勢的情況下，「西人」來了，不再是「身懷絕技」的傳教士隻身遠遊，而是開著軍艦、手持槍炮的大隊人馬前來叫陣。主人的態度也不是開門納客，緊閉的大門是被人家用「船堅砲利」打開的。於是，有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1842年的《南京條約》（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北京條約》（一個更加喪權辱國的條約）。英法聯軍於1860年9月9日火燒了圓明園，那是當時東方的第一名園。

此時之「西人」已經反客為主，中國文化的主體位置、國家的主權地位，遭到根本動搖。

晚清時期先覺醒的知識分子、開明的官吏，也想出了一些對付洋人的辦法，當時最流行的話語是「夷務」，如何處理「夷務」成為關乎國家根本利益的大問題。想出的辦法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等等，但都沒有多少效果。朝野上下形成的一致看法，是自己落後了，應該自強。所以晚清有長時間的「自強運動」。看到洋人技術先進、武器精良，意識到自己要有近代工業，要有洋槍洋砲，於是開始了 「洋務運動」。「夷務」後來變成了「洋務」。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張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務運動」的積極倡導者。特別是李鴻章，他是清季辦洋務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李鴻章傾畢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的面子丟大了，全國上下一片沸騰。

甲午戰爭的教訓

中日甲午戰爭的悲劇，不單是敗在一個「蕞爾小國」的手下，因為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小國已經開始變強。它的深層悲劇在於，是不該戰而與之戰而且戰敗。

翻檢一下中日甲午戰史，可以看到：戰前、戰中、戰後，中方的應對策略，處處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製造各種借口，想一舉消滅北洋水師。李鴻章知道北洋水師不是日本的對手，本來想避免戰爭，但由於翁同和為首的清流主戰派挾光緒皇帝給李鴻章施壓，李的具體布防措施也一再發生錯誤，還是不由自主地走上應戰不敵的道路。

甲午戰爭的前三年、1891年，李鴻章的在奏摺里說：北洋有新舊大小船艦共25艘，其中大船只有鎮遠號、定遠號等6艘，還要增加多隻船艦，才能構成戰鬥系列。朝廷沒有理會李鴻章的請求。甲午戰爭當年（1894年），李鴻章又上奏摺，要求添換新式快炮21尊，如果辦不到，鎮遠、定遠兩艦的快炮12尊，無論如何應該購買，但仍未獲准。實際上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開始，北洋水師就沒有添加任何裝備（史書上說「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購買軍械的銀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頤和園之用了。

甲午戰爭八月打起，七月李鴻章上奏摺再次陳述：中國的六艘大船，只有鎮遠號、定遠號是鐵甲船，可用，但時速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時速20至23海里。雙方海上力量對比懸殊。李鴻章因此明確表示：「海上交鋒，恐非勝算。」

已往研究晚清史事的人，大都把甲午戰敗的責任，全部算在李鴻章一人的名下，李不得不蒙受「賣國」的蔑稱。但我的看法，甲午戰爭的失敗，李鴻章固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翁同龢、張謇、文廷式等清流主戰派，也有誤國之責。

值得注意的是，史學家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和父親陳三立，他們對李鴻章的罪責另有看法。陳氏父子在馬關條約簽定後立即致電張之洞，呼籲聯合全國的督撫，請將李鴻章斬首。而處治李鴻章的理由，則是作為勛舊大臣的李，沒有盡自己的責任，以自己的生死去就堅決阻止戰爭。陳寶箴說：

勛舊大臣如李公，首當其難，極知不堪戰，當投闋瀝血自陳，爭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聖聽，今猥塞責，望謗議，舉中國之大，宗社之重，懸孤注，戲付一擲，大臣均休戚，所自處寧有是耶？

後來黃秋岳在回憶這段往事時寫道：

蓋義寧父子，對合肥之責難，不在於不當和而和，而在於不當戰而戰，以合肥之地位，於國力軍力知之綦審，明燭其不堪一戰，而上迫於毒後仇外之淫威，下刦於書生貪功之高調，忍以國家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爭，義寧之責，雖今起合肥於九泉，亦無以自解也。

所以，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的悲劇在於：不是不當和而和，而是不當戰而戰。

中日甲午戰爭是1894年打起來的，第二年1895年簽定馬關條約。其直接結果是北洋艦隊的覆沒——這固然令人哀痛；比這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讓台灣，把我們的第一寶島送給了日本人。1905年日人佔領台灣，直到1945年歸還中國，日本佔領台灣整整50年。

遙望歷史

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在我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現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晚清政府迫於列強的侵擾所做的初步現代化嘗試，以洋務運動為標誌，但由於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被日本強行打斷了；第二次是民國政府的現代化努力，由於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侵華戰爭，再一次被打斷；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中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第三次現代化努力，已經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果，但我們的現代化進程還沒有完成。

我們這次的現代化進程，還會被打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