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吃人、亡國、亡文明！【落日孤煙】 - 造物的恩寵 - Powered by P...

五、吃人、亡國、亡文明宋代理學，作為一種學術思想，是對釋老思想的反動；一方面承中唐韓愈古文運動之餘波繼續排拒佛學，另方面回歸儒家道統，汲收綜合釋道之長，開創了精密玄奧的理學，不妨稱之為新玄學。最後到了南宋中期的朱熹集理學之大成，完成了精緻龐大的理學體系，使帝王之學徹底理學化。純就學術思想而論，的確有其不可漠視的價值和貢獻。這方面的權威論述多矣，無庸贅述，本文只強調其末流及其所起的吃人、亡國、亡文明的消極作用。1、愚字弄人如果說，宋代理學家對中國的政治文化有所創新的話，就是他們像孔子發明「仁」、孟子發明「義」一樣，發明了「理」，賦予「理」以最高的哲學範疇，（65）將儒家人倫的核心關係，即「君為臣綱、父子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絕對化、神聖化、永恆化。，（66）其中心思想是要為儒家龐大的倫理學大廈提供本體論、宇宙論、世界觀的哲學基礎，從而為宋代的君主專制提供理論依據，以樹立並鞏固君主的絕對權威。（67）作為「理」字的發明人，二程認為，一切人倫關係，雖然千言萬語，但都不過是一個理字：「父子君臣，天下之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68）就是將三綱視為天理，視為自然界的最高原則，普遍的規律；將儒家的人倫道德範疇說成是天然合理，從而就像西方神學對待神一樣，將這個「理」絕對化，永恆化，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行為規範。（69）。二程的傳人朱熹，繼承「天理」的思想，將三綱五常視為是天命（天理）決定的，是上天所賦予的，人只能愚奴式地順從。根據這種「天理」的思想，朱熹構建了一套以「仁」為核心的完整嚴密、系統精緻的倫理規範體系，成為中國中古集儒學大成的一代哲人（70）理學家將人倫名教變為教條所引起的問題主要不在於他們構建的理論本身，因為理論是一個自我封閉的概念系統，盡可以自圓其說；問題在於實踐，在於將之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所造成的理學吃人、亡國、亡文明的悲劇性後果。三綱的綱，其實就是一條看不見的繩索，（71）緊緊地束縛人的思想行為；例如朱熹就最重視忠孝二德，雖然理論上忠德衍生於孝德，（72）但行為實踐上則是人倫的歸趨，所以他特別重視忠德，教人對君主在思想上要絕對忠誠，毫無隱瞞；在行為上要盡忠，死而後已；於是就衍生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的道理（或天下無不是的君父）」、（73）、「臣罪當誅，天皇聖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臨刑受死前還要「謝主隆恩」等愚忠、愚奴的思想和行為。筆杆子把君權絕對化到神的地位之後，他們奢談的天卻為他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就是同他們共治的君，不但不是神，往往是個庸才或偏才，甚至是個兒皇帝，面對國步艱難的時局，無力承受這麽重的擔子，就以禪位之名，把爛攤子甩給太子來收拾，逃避責任。所以宋代成了歷朝禪位最頻繁的朝代；北宋末年，徽宗趙佶禪位給欽宗趙桓，南宋的高宗趙構禪位給孝宗趙昚，光宗趙惇。如果再加上高祖趙匡胤也是以「禪讓」之名得奪天下的話，那禪讓真是同宋代皆下了不解緣。另一個天大的玩笑就是一心要有大作為的皇帝卻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例如與王安石君臣共治銳意改革的宋神宗在內外交困中盛年病逝，年僅三十八歲。這是人治政治的必然悲劇，把國家的命運寄托在人而非法上，那就真的只有看天意了！（74）同樣地，朱熹對於孝德，他提倡至孝，「子女要絕對服從父母」、「父在，子不得自專」、「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等（75），實際上就是愚孝。再講到夫妻關係，朱熹要求妻子絕對順從忠於丈夫，永遠為丈夫保持貞節，他把程頤「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說教，竟然視為「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將「夫喪改嫁」說成「皆是無恩也」，是不守節。（76）這就是愚順的婦德、妻德、女德。宋代理學家提倡的愚字當頭的人倫道德，對此後民族的心理和人格造成的創傷不可勝言，以致到了清代中葉，漢學大家戴震開始加以猛烈抨擊，將天理比之為酷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成為名言。（77）到了國難深重的五四時期，魯迅更是無情揭露禮教理學「吃人」的本質，他在《狂人日記》中將中國歷史形容成一部血淋淋的吃人的記錄！（78）2、義字惑人仁、義、禮是儒家思想體系的三根支柱，孔子倡仁，荀子倡禮，而孟子則倡義。《孟子》開宗明義就倡義而貶利，這是孟子的中心思想，宋代理學家承之而加以發揚光大，成為宋學的核心價值之一。義利的矛盾又同公私、理欲、王霸的矛盾密不可分，一體多面，常常成為二程、朱熹所代表的理學家同王安石所代表的新學派和陳亮所代表的功利學派，相互詰難論戰的中心問題。所謂一體的體就是仁，其所呈現的各個面就是義利、公私、理欲、王霸；二程認為，要達到仁的境界，就要從解決這四對矛盾去做，即去利存義、去欲存理、去私為公、去霸為王；（79）做到這些內聖功夫，便自然開出外王，實現國治和天下平的王道政治目標，從而挽救宋代內憂外患、岌岌可危的局面。根據這種思想，程頤向神宗進言說，「正心窒慾」，「勸帝防未萌之欲」；（80）朱熹主張，「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81）「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利是那義裡面生出來的。凡事處置得合宜，利便隨之」；（82）「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83），把義利之辨同國家興亡聯繫在一起。理學家這樣的言論，多得不勝枚舉。其中最不可思議的就是朱熹同陳亮的辯論。當南宋正處於金兵大軍壓境、瀕臨危亡之際，朱熹竟然還是死死地抱住他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道德教條，反對陳亮富國強兵的功利思想，並以這種道德史觀看待中國歷史說，三代以上是天理流行，實行的是王道；三代以下，人慾橫流，實行的是霸道；王道是仁義之政，霸道是功利之政。所以他認為，齊桓、晉文、漢祖、唐宗，是假仁義以行霸道，以濟私慾，所以不足為後世法；所以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是「心乃利慾之心，跡皆利慾之跡（84），是沒有仁義道德的人。又說「申（不害）、商（鞅）、吳（起）、李（斯）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85）總之，他反對功利的霸道，主張實行仁義的王道。然而，對新學家王安石和功利學派的陳亮來說，這四對是矛盾統一的，不是截然分離對立的。王安石為其變法理財辯護說，「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義利是統一的；（86）並且依據權威的《周禮》令人信服地說，「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87）再說陳亮（1143－1194），他為功利觀有力地辯護說，「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88）；換句話說，道德應該體現於其效果，體現於其物質利益。根據這個基本觀念，他針鋒相對地駁斥朱熹的道德史觀，認為歷史上從來都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又甲辰秋書）的，漢唐帝王如此，三代聖王也如此。聖賢也是講功利的，講實效的，「重德利用厚生」的先王之教，不是也重效果，講功利嗎？「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89）理學家動輒說他們是回歸三代，但這是他們托古立說，根本同河洛先王「重德、利用、厚生」的經世精神背道而馳。王安石和陳亮的言論才是正論，正是宋代救治時弊、起死回生的良方。而且，似乎時論輿情也站在他們一邊。朱熹眼見功利之說日張，無可奈何地說，「〔浙人〕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90）如果果真如朱熹所言，未嘗不是好事！3、言善行偽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理學要以一個義字來絕滅利字，否定人各種源自本性的慾念（權力欲、物質欲、男歡女愛、佔有慾、名利慾等），當然辦不到；而且調子愈高，人也就愈虛偽。所以就變成了言善行偽，說一套做一套的偽君子。這個頭是宋太祖、宋太宗自己首先開的。為了奪得皇權，太祖用刀把子逼迫後周的孤兒寡母退位，美其名曰「禪位」。這是曹操都不肖、不敢做的篡奪行為，而太祖做了。太宗也是為了奪取皇權，弒兄殺弟並逼死有資格繼承皇位的弟弟和侄子。這些都是儒家倫理所絕對不容許的，但是奉行儒道治國的趙氏兄弟卻都做了；自己不盡忠盡孝，卻要自己的臣民去盡忠盡孝，這是不是言善行偽？這是講的君王自己，其實滿口仁義道德的理學家們也高明不了多少，不是講仁，講博愛，講民胞物與嗎？卻大講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卻去納妾、逛青樓，盡做一些不仁、不愛，迫害婦女、剝削婦女、蹂躪婦女尊嚴的事。其中最令人髮指的就是以女子為玩物的纏小腳或稱三寸金蓮。（91）中國士大夫的這種民族自殘的敗德劣行同中國的四大發明一樣，聞名於世，真是令人嘆為觀止，扼腕浩嘆！（92）女子纏足始於南唐，一個具有病態美感的大詞人南唐後主李煜，令其宮中舞女窅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著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窅娘為了保持和提高這種舞蹈的絕技，以穩固受寵的地位，便常用白綾緊裹雙足，久而久之，便把腳裹成了「紅菱型」，「新月型」，其舞姿也更為自然，美不勝收了，這就是中國婦女纏足的起源。到了宋代，女子纏足在宋士大夫當然包括滿口仁義道德的道學家們的鼓倡下，逐漸在社會流行成為習俗。就拿大詞人蘇東坡來說把，他十分讚賞婦女的小腳說「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堪稱絕唱，（93）甚至還制定出了小腳審美的七個標準：瘦、小、尖、 彎、 香、 軟、 正。大講仁學的老夫子朱熹，也曾熱衷於在福建南部等地推廣纏足，作為貫徹男女隔離、「授受不親」、「靜處深閨」的「治女」策略，因為一經纏足，連走路都走不穩了，女人豈不就十分「老實」了？真虧這位理學大師喪盡天良，想得出這個餿主意！（94）在這一點上，朱熹倒的確是繼承發揚了孔子的絕學，孔子不就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類輕視婦女的話麽？（95）再來談義利的矛盾吧， 道學家口頭上「重其誼不謀其利」，然而事實上卻不是這回事。就拿程灝來說，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理由就是因為新法主要在興利，他認為這樣下去，「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日衰，尤非朝廷之福」。（96）但是落實到自己，他卻派家人至開封做生意興利，一次竟動用了20萬金。（97）這對他的尚德論無疑是個極大的諷刺嘲弄！還有一個極具歷史反諷意味的是，宋代的君主，嚴格地說，同中國歷史上的大有為的君主相較，沒有一個稱得上雄才大略的明主，然而儒家的筆杆子卻使用了儒家德治傳統中至美至善的形容詞來作為宋代君主的謚號，例如仁宗、神宗、真宗、孝宗、理宗等，仁與孝，可都是儒家政治文化道德的極致，除了宋代之外，中國沒有一個朝代的君主能夠有這樣高的評價。相反地，沒有一個以彰顯武德的「武」字為謚號的君主，這就是宋代歷史的可悲之處了！宋理宗儘管平庸無能，但卻由於他把朱熹的理學欽定為官方意識形態，一家獨尊的至高地位，所以死後儒家的筆杆子就賦予「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的至高至美的謚號。所以得到了以「理」字為名的「理宗」的廟號，（98）這是宋代言善行偽的最突出、最具有諷刺意味的例子。（這種虛偽的政治文化卻瀰漫貫穿整個宋代的歷史，開啟了此後中國政治文化中「言善行偽」、大做「冠冕堂皇」表面文章的官場文化（官話）的惡劣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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