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手術式革命」的後遺症
2012年09月14日 16:04來源：鳳凰網讀書 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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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科學社會主義」是「車爾尼雪夫斯基主義」的迴音
俄國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事實上緣於民粹派的「人民專制」思想和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這種理論堅信人類生活所有的災難和不完善都緣於個別人或某個階級的錯誤或自私的慾念，人類的幸福是屬於社會外部的建構問題，因為幸福是由物質財富來保證的，所以它最終只是分配問題。為保證人類的幸福安寧，應該從用了不公正方式佔有這些財富的少數人那裡奪取它們，並永遠地剝奪富人掌握這些財富的機會。改變社會形態方式中起關鍵因素的是「剝奪」和「重新分配」，完成了這一過程，「人類大同」就實現了。社會主義從最初的馬克思主義，逐漸「漂移」到與俄國實踐的「臨時妥協」，最後便走向了「超民粹主義」。俄國的社會主義者認為，為了實現理想社會，要採取的手段是用社會鬥爭和暴力革命摧毀現存的社會秩序，只要「剝奪剝奪者」就可以實現社會公正，在自然的物質和力量方面，革命人能夠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為民眾提供一種有利於自身的分配並由此建立新的社會組合。
這種觀點滲透到俄國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中，並且在它的世界觀中發揮著宗教般的力量。俄國革命者一方面瞧不起第三種知識分子和「自治局」人士，認為他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微不足道毫無意義的社會改造上、在平庸的「慈善事業」上和利他主義的情感活動上。坦率地說，在真正為民眾考慮方面，社會主義比起自治局工作者來說是一種倒退。根據俄國社會主義認定的物質分配理論，妨礙建立塵世天堂的因素不在於人的內部，而是在它的外部，在它的社會環境中，在不完善的社會機制中，由於這些因素是外在的，所以它可以通過外科手術一樣的方式「完全切除」。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指責當時「西方派」所爭取的自由只是一種「極狹義的和純粹形式的」「抽象的權利」。他認為窮人「一點也不珍視這種權利，而願意以一個銀盧布或甚至更便宜的代價把這一權利出讓」，因此，爭取憲政毫無意義。對於人民來說，重要的是以「無論什麼手段」來實現均貧富。［1］從這一觀點看，致力於建立人類幸福的工作就其本質來說，並非一項創造性的或建設性的事業，它可以簡單歸結為消除「癌症」--手術切除。這一理論假定生活和諧的建構如同一種自然狀態，人們消除了阻礙這種狀態的障礙，這種理想社會就會降臨。［2］
巴枯寧的格言是：「破壞是創造的手段之一，甚至不要求創造和建設，只要求破壞」，「破壞欲就是創造欲」，破壞不僅被視為一種創造手段，而且整體上與創造等同起來，或者說他已經完全地佔據了創造的地位。被稱為「一元論先驅」的皮薩列夫說：「能打碎的就打碎，經得起打碎的就是好的，打碎了的則是一堆廢物，不管怎樣要大打一場，這不會有害處，也不可能有害處。」［3］在此，我們彷彿聽到了「盧梭主義」的迴音，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專政為這種思想提供了實踐樣板，只要無情地消滅掉祖國的敵人，理想王國便得以建立。革命的社會主義中充斥著這種信念，為了建立這種理想制度，要建立對所有人的「專政」，要把社會打造成「無縫隙」機械鏈條，要消滅各種被視為是外在的障礙。革命性可以理解為僅僅是破壞性的最高形式。
從19世紀60年代以後，俄國知識分子在崇尚文化激進主義的同時，堅持政治激進主義，他們認為，政治鬥爭以及這一鬥爭所採取的最為激烈的手段：陰謀、起義、政變和恐怖活動……是實現民眾幸福最為貼近、最為重要的途徑。這一切都源於一種信念，以暴力專政消滅敵人、以強制機械的方式消滅舊的社會形式，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保證社會理想的實現。而路標派對此持激烈的反對態度，他們認定，真正和諧的世界是靠精神和道德充實，否則，人就只不過是物慾難填的動物人，有的只是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勢不兩立的血腥對立的鬥爭哲學，人類即使有了財產的平均分配也永無寧日，所以他們強調要在「外科手術式」切除之外尋找另外的解決之道。否則，「俄羅斯問題之結」該怎樣解開？莫不是註定了要像克柳切夫斯基所說：「俄國社會走過的道路看起來很像俄國的鄉間小路，兩地之間距離雖不遠，但如果沿著這條彎彎曲曲的小路走下去，要比沿著一條較直的道路多走兩倍以上的路程。」［1］難怪在十月革命80周年的圓桌會議上，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薩法列維奇聲稱：80年來的歷史證明，「十月革命乃是俄羅斯在整個20世紀歷史要經歷一場深刻危機之開端」，「在俄國不是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準備了基礎，而是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準備了基礎」。［2］這種歷史的「逆向」演進方式是在嘲弄俄羅斯，還是在警示俄羅斯？批判「破壞的合理性」
俄國文化中重體驗不重理論的特點，使革命者具有「實踐的世界觀」。既然現實是「醜惡」的，「真理」來自底層，革命在現實中的表達順序為：對舊世界的「恨」，先要表現為「自責」與「贖罪」，其次表現為「人民崇拜」、「苦難崇拜」，最後達到走向破壞現實。可以看出：對「人民的愛」可以轉換成對「個人的恨」；建立天堂可以轉換成破壞現實；利他精神可以轉換成戰鬥激情；禁慾的個人實踐可以轉換成強制普及的普遍價值；大公無私的獻身和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行為都可以是相通的。這種轉換還有一種崇高感，還有俄國特有的思想性和道德性的外衣包裹。這是俄國知識分子行為的推理鏈條，它可能在邏輯上缺乏根據，在心理上卻是緊緊銜接的。
為了大多數人的幸福，給他們建立「天堂」，把「群氓」領出黑暗，是俄國民粹主義的最高理想，拒絕做這一點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惡」，都應當無情地消滅。「破壞」現實就是以「惡」掃除「惡」。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壞現實的衝動在俄國人看來是一種和諧的連接。經過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奮鬥，知識分子在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下變得焦慮、急迫和不計後果。新的社會制度當然要有物資保證，但它是通過破壞來達到的，只要從少數佔有財富的人手中剝奪這些財富，還給另一部分人，自然就獲得了物資保證。這種「戰鬥美學」被後來「民意黨」和布爾什維克領會得最深刻，在這個過程中又具有反文化和對財富恐懼的傾向。19世紀俄國宮廷的「法國化」和下層知識分子的「草根化」使二者漸行漸遠以後，民間便對「文化」有一種心理的疏離和對形而上思維的敵視。文化、文明都是和不能容忍的貴族習氣纏繞在一起，於是就走向了與14世紀傳播文化完全不同的道路，摒棄文化、厭惡財富，理想狀態是所有的人都成為「純樸的窮人」。民粹派的名言：「只有一種狀態比貧窮更壞，那就是富有。」他們認為，富人都是惡棍，財富是腐蝕人靈魂的東西，所謂的文明形態是一種西方文化的矯揉造作，他們從心底嚮往一種貧窮和樸實無華的自然社會模式。
破壞的心理動機始終是仇恨，革命民粹主義的激情就在於掀起民眾對敵人的仇恨，平民知識分子以自身的成長過程體現著報應行為，拜倒在民眾面前的信仰責成他們也要去仇恨，在他們的生活中，仇恨扮演著最為深刻的、極具煽情的角色。應當承認，當仇恨在精神生活中得以加深時、當它吞沒「愛」的感情時，在道德個性中就發生了有害的異常的蛻變。當「沉溺於相互折磨和殺戮的事業」時，「相互咬住對方的咽喉時便有一種虐待狂式的快意」。［1］需要強調的是，仇恨與破壞相適應，它是破壞的動力，正如愛是創造的動力一樣。人在生活中，或許會需要破壞的力量，但它是為創造目的服務的，然而以破壞代替整個創造，以仇恨的不和諧法則取代社會和諧的激情是對各種規範、法制範圍內關係的歪曲。雖然人的生活中滲透著鬥爭的法則，鬥爭也使人類活動的內在形式多樣化和征服化。儘管如此，創造性的勞動和鬥爭活動之間仍然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具有獨立的可以創造出真正成果的價值，而後者只不過是創造對前者的重新再分配，它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之上的，往往會打亂前者正常進行，如果後者持續時間過長便會導致前者急劇萎縮。反過來，整個法則就還可能會破壞原來的生產狀態，形成經濟凋敝和文化衰落，因為鬥爭是非生產性的活動形式。
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作惡的主要原因是供應不足」，「缺乏滿足需要的手段，是暴露惡品質的最主要根源，人差不多是在不得不靠剝奪別人的東西，來使自己不再缺少必須的東西的時候，才作壞事，才損害別人的利益，……這種不足是最大多數惡行的經常性的原因和制度源泉，如果消除了惡的這個原因，人類社會中9/10惡行就會消失，犯罪行為的數目會減少9/10，建立在蠻不講理和愚昧上面的束縛人的制度的支柱便會倒塌」。［1］以這個理論作為基礎，俄國革命的目標很大程度上歸結為剝奪有產者的財產，把他們交給無產者，這是把經濟學理論和社會學理論簡單化，把分配法則片面神化，這就可以解釋它的社會道德精神：既然社會主義的靈魂是關於分配的思想，它的最終目標是剝奪一部分人的財產，將它交給另一部分人，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道德激情集中在公正分配的著眼點上，總體上無須創造幸福的條件，而只需從那些非法佔有它的人那裡剝奪後並使之平均化便天下太平。所以，布爾加科夫在解釋「什麼是社會主義」時，給出了一個簡短的公式：「拿走一切，然後再分配。」19世紀下半葉以來，「分配至上」這種觀念佔據著俄國知識階層的整個世界觀，所以對財富生產的評價始終低於財富的分配過程。
（本文摘自《倒轉紅輪》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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