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經濟學」將意味著什麼？

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已經於12月19日被「選舉人團」投票確認，將於2017年1月20日宣誓就任。在競選期間和當選之後，特朗普提出過一系列的政治經濟綱領，儘管現在說的和將來做的未必一致，但「特朗普經濟學」的輪廓已經初步顯現。在美國，經濟政策歷來是政府具體施政的最重要方面，對於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來說，「要把更多的商業思維帶進政府」的誓言，加上競選期間引發爭議和憂慮的經濟理念（包括對中國的敵意言論），無疑將引起了人們對他的經濟政策給予更多的關注。 1.「特朗普經濟學」的時代背景 作為當代世界的頭等經濟大國，美國的經濟政策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極大。美國的經濟政策往往隨著政治競選周期而變，對政黨輪替或其他原因導致的重大政策變化，人們往往在當選總統的名字後加上「經濟學」三字，以表達該任美國總統在經濟政策上的個性特色。所以，同「里根經濟學」或「柯林頓經濟學」一樣，「特朗普經濟學」（Trumpnomics）指的是美國第45任總統特朗普為振興美國經濟而提出的經濟理念和政策措施。 要理解「特朗普經濟學」的具體內容，我們還需要首先了解特朗普本人的意識形態傾向和相關的時代背景。儘管各方看法仍有分歧，但本文認為，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哲學觀可以被概括為「權威型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權威型民粹主義」一詞，早在1980年代的「里根-撒切爾時期」就被西方學界所使用，當時指的是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共同擁有的政治觀念，包括在人權問題上的務實主義、反移民和強硬的國防政策等。但是，在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多年裡，右翼的「政治保守主義」和「權威型民粹主義」，更多地被左翼的「政治自由派」觀念所壓倒。 這些年來，歐美各國「政治自由派」的平權觀念大行其道，尤其在年輕一代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里，性別平等、性取向平等、同性婚姻、多元寬容、自由開放、直接民主參與、對全球治理機構的普世支持等等都風行不止。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伊斯蘭世界的動蕩，中國的商品、資本和勞務輸出，中東的難民潮和恐怖擴張，加上墨西哥的商品和移民，都對歐美所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了嚴峻挑戰，並且在有些人看來已經是一種嚴重威脅。在近年來的美國，「去工業化」壓倒了「再工業化」，人們不僅感覺到了就業機會在向外轉移、本國產品面臨更大競爭、本土產業紛紛被外資收購，更看到了新湧入的合法非法移民奪走了工作、恐怖襲擊陰魂不散（包括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賽上的爆炸案、2016年奧蘭多同性戀酒吧的槍擊案）、美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的軟弱無能，等等。 與歐洲右翼民粹思潮的復興呼應，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特朗普的「權威型民粹主義」體現為救世主意識、商人實利主義、樹立敵人煽動民粹、反建制內政治正確、美國至上的實力外交等五大特徵；而在「特朗普經濟學」的具體政策上，反全球化（貿易保護+反外包外遷+反移民）、減稅增支、擴大基建、廢除醫改、放鬆金融管制等，成為逆轉「政治自由派」既定潮流及其政治經濟「惡果」的五大要點。以上這些，也是特朗普「讓美國再度偉大」這個競選口號所集中概括的內容。 2.解讀「權威型民粹主義」 「讓美國再度偉大」是特朗普認為自己登上政治舞台後才能有的「再度偉大」。在他看來，美國已經在全球的競爭中陷入險境，體制內的兩黨政治只知道自我消耗，面對現實問題因陳守舊、束手無策，只有他這個「體制外鬥士」才能給美國帶來生機，以重振美國的昔日雄風。特朗普這種捨我其誰的救世主意識，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展露無遺，也贏得了不少「受夠了」的選民的歡呼。 1971年特朗普25歲就繼承父業，成為紐約市成功的房地產開發商。1988年特朗普開始從政，險些成為老布希的副總統人選。2004年，特朗普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商戰真人秀《飛黃騰達》（又譯做《學徒》，後有《新版名人飛黃騰達》）里一炮走紅，為他的全國甚至全球的知名度打下了基礎。他在主持節目時所說的那句「你被炒了」也幾乎家喻戶曉，其個人信心和雄心在這個持續了十多季的成功節目里達到了高峰。 從競選一開始，特朗普就把一種老闆和救世心態帶到了各種場合的演講和辯論中。這種心態使競選過程火藥味十足，而且也使特朗普頻頻成為輿論的焦點。他經常使競選對手陷入尷尬境地，因為他不羞於破忌直言「你不行」，「你們都不行」。在反恐問題上，他曾在「推特」上攻擊羞辱參選人之一小布希的弟弟傑布·布希，說他的問題不是準備不足，而是根本上就「太軟弱了」。對於希拉里，特朗普也挖苦說：「你是政治經驗豐富，可惜全是壞經驗。」特朗普在接受共和黨總統提名時所說的話最好不過地概括了一切：「我一個人就能治好體制」（"I alone can fix" the system.）。 商人實利主義是流在特朗普身上的血。對於小布希在伊拉克的失敗，特朗普把原因歸之於一種空耗軍力和國力的理想主義意識形態。他甚至不忌諱於肯定薩達姆在穩定伊拉克局勢和中東地緣均勢上的作用，認為美國前幾屆政府的對伊政策，導致了伊斯蘭國的興起、恐怖主義的加劇和難民潮的出現。特朗普還明確批評美國以往的人權外交和在世界各地的軍事義務和開支，認為這是在透支美國人民的實際利益而去服務於一種世界主義的幻想。特朗普的商人實利主義和機會主義，還體現在他曾經多次變換政黨歸屬的做法上（1987年加入共和黨，1999年改入獨立黨，2001年加入民主黨，2009年改入共和黨，2011年改為無黨派，2012年又改回共和黨），這也是他在競選的最後關頭面對共和黨高層的集體「出賣」而毫不退縮的重要原因。他一直認的是實際目標，不是意識形態的僵硬歸屬。 特朗普喜歡用「災難」二字來形容美國在各方面的處境。就業機會的外移是災難，非法移民的湧入是災難，恐怖主義的威脅是災難，外交政策的扭曲是災難，奧巴馬的醫改是災難，基礎設施的破舊也是災難。除了體制內政客的無能，中國、墨西哥、伊斯蘭也成了災難的原因。這就是他製造恐慌、樹立敵人、煽動民粹的「替罪羊策略」。特朗普在幾個關鍵「搖擺州」以微弱多數戰勝希拉里，不能不說與他成功激發了選民的情緒有關。人們很容易忘掉你的言行，卻很難忘掉你給他們帶來的情感衝擊。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反自由貿易、反移民立場，也被2012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稱為「特朗普主義」。「推特」和「臉書」等社交媒體的流行，恰好給民粹主義的活力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特朗普的特立獨行必定要與傳統的政治潛規則發生衝突，他的實利思維冒犯了政治正確，他也因此乾脆打出了「反政治正確」的旗幟，不惜以中上層更加反感、中下層平民更能接受的粗俗語言和方式，大張旗鼓地向政治虛偽和逆向歧視宣戰。在美國的「政治自由派」眼裡，特朗普因此成為獨裁者、種族主義者、排外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反多元主義者，而在他的支持者那裡，特朗普成了說出眾人敢怒不敢言真相的硬漢，他因此是一個誠實者、民族主義者、新時代開創者。美國多年來的政治正確也的確搞過了頭，例如，為了照顧猶太人和穆斯林的情緒，美國人過聖誕節時都到了只能說「節日快樂」的地步。特朗普在當選後的「謝票集會」上高喊道：「我們又將開始說『聖誕快樂』了！」結果獲得了支持者的歡呼。 「我們的信條是美國主義而不是全球主義。」（"Americanism, not globalism, will be our credo."）在特朗普的商人實利主義和反理想主義背後，還包含著一種美國至上的孤立主義。與傳統的孤立主義不同，特朗普認為他不是要閉關鎖國、中立無為，而是要公平貿易、公平競爭、公平分擔防務開支、更切實際地解決國際問題。特朗普強調，不能再以那種虛無縹緲的世界主義去犧牲美國人的實際物質利益了。特朗普所說的美國主義，還包括對美國國內的法律和秩序的重視，包括主張國會議員有限任期、反對槍支管制、支持死刑、反對毒品、反對暴力電子遊戲等等。 2016年4月27日，特朗普在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的外交政策演講上，對實利主義的「美國第一」作出了如下總結：「我們屢屢犯錯，從伊拉克、埃及、利比亞再到敘利亞問題。所有的行動都將這些區域置於混亂中，給『伊斯蘭國』的成長及繁榮提供了空間。這一切都始於一個危險的想法，即我們可以在這些國家中推行民主，即使這些國家從未經歷過民主或根本對民主不感興趣。我們撕碎了他們本有的政府機構，之後又對我們塑造的機構感到萬分驚訝。結果導致受干擾地區發生內戰，出現宗教狂熱，數千名美國人喪失生命，數萬億美元打了水漂。無政府的真空狀態剛好被『伊斯蘭國』利用。伊朗也急著鑽空子，獲取不當得利。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場徹頭徹尾的災難。 ……需要重建我們的軍事和經濟。……我們的目標是和平與繁榮，不是戰爭，也不是毀滅。……我將和盟友一起合作，重振西方價值觀和制度。但我不會試圖去傳播『普世價值』，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認同這種價值觀，我們應該清楚：加強和促進西方文明及成就要比軍事干預更能在世界上促發改革。我們不會走出國外去尋找敵人，我們總是樂於轉宿敵為朋友，轉朋友為盟友。美國人的利益將再次回歸首位。貿易、移民及外交政策方面，美國勞工的工作、收入及美國國境安全將是我的重點。」 歷史上，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轉變往往都是國內和國際雙重利益調整的結果，從獨霸美洲的「門羅主義」到自由主義外政四原則的「威爾遜主義」，從老羅斯福的「實力外交」原則到里根的「以實力求和平」戰略，情況都莫不如此。亞歷山大·溫特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認為，現實世界是眼中只看到敵人的「霍布斯文化」，以競爭代替戰爭的「洛克文化」，與朋友建立同盟的「康德文化」等三種文化的綜合，可在這種現實里，從自由主義外交向實力主義外交的調整，往往意味著美國的國家地位已經被相對削弱；問題不是美國不強，問題是在多元文化目前自由主義無法實現世界大一統。在干涉主義與孤立主義、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歐洲重心與亞洲重心這三對美國外交戰略因素中，「特朗普主義」更偏向於孤立主義、現實主義和亞洲重心。當然，孤立主義可能更多地體現在歐洲，包括壓縮「北約」及對俄和解，而亞洲重心也不是干涉主義，而是政治經濟上服務於「美國第一」的重商主義。 3.「特朗普經濟學」的含義 如果反全球化（貿易保護+反外包外遷+反移民）、減稅增支、擴大基建、廢除醫改、放鬆金融管制等是「特朗普經濟學」五大核心內容，它們的基本含義是什麼？得到落實的可能性有多大？最終的結果又可能會怎樣？ 全球化是十六世紀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十八世紀產業革命和政治民主化以來的歷史潮流。全球化意味著商品、勞務、資本、人口、技術、觀念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規模上的更自由流動，也是一個「把自由市場邏輯嵌入多元國際社會，變成多元國際社會被嵌入自由市場」的商品化潮流；多元國際社會意味著國際社會存在分配地位不同的強國弱國，也意味著強國里也存在著分配地位不同的富人窮人；全球化改變著國際國內的分配結構，也加劇了各主體分配地位的失衡。 既然「特朗普經濟學」只是「權威型民粹主義」的產物，那麼，對特朗普來說，「反全球化」自然就不是美國的「政治自由派」扣在特朗普頭上、並讓他無法接受的帽子，恰恰相反，「全球化」本身已經有一種政治正確的含義，特朗普要針鋒相對的正是這個所謂的政治正確。所以，不能想當然地以為特朗普要否定的只是「政治自由派」的全球化，好像他自己現在要的只是一種更有利於美國的新全球化。不，他本來就是要逆全球化而動，因為全球化包含了他所認定的要素流動對美國利益、特別是中下層利益的損害。 特朗普在上述的「外政演講」里說得很清楚：「我們將不再把這個國家或人民交給全球化的虛假讚歌。民族國家仍然是幸福、和諧的基礎。對那些將我們約束起來、降低美國地位的國際聯盟我持懷疑態度，我絕對不會讓美國參與任何降低控制自己事務能力的協議。舉個例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就是美國的一次災難，該協定掏空了美國的製造業和工作機會。……對於那些離開美國只是為了利用美國的公司來說，會有懲罰性後果的。特朗普政府領導下，不會有任何美國公民感覺他們的需求是排在外國公民之後的。我將通過美國利益的鏡頭觀看世界。」全球化當然不與民族國家對立，但全球化必然會因為要素流動而損害民族國家內部的一些人，不管這是工作機會的流出還是新移民的流入造成的。 當選後不久，特朗普成功勸說了美國的空調設備生產商開利（Carrier），將近千個工作崗位留在印第安納州而不是轉移到墨西哥，以此換取10年內7百萬美元的稅收減免。儘管開利公司認為遷到墨西哥能節省更多，但這種單項的產業政策仍然被批評為政府干預了企業決策，是一種政府把自己變成企業家的「企業家型聯邦主義」（"entrepreneurial federalism"），甚至可能引向政商合謀的歪門邪道。不過，留在美國的企業要有競爭力，它們還不得不加大技術投資，自動化的升級到頭來還是會導致裁員。這正是過去40年里所發生的，美國製造業產值增加了150%，工作崗位卻丟了30%而降到現在的1200多萬人，2000年以來失去的5百萬個崗位里就有很大一部分是自動化而不是工作外移導致的。 特朗普的這種「逆全球化」行為，也許具有鼓舞士氣的短期政治效果，但長期而言，資本利益和就業機會不可能通過稅收獎懲得到解決，因為，稅收獎懲也只能服從政府收支和市場機會的邏輯。如果對工廠外移、產品返銷的美國公司徵收懲罰關稅，結果只能是資本利益因利潤下降而受損，或者消費利益因物價上漲而受害，而減稅鼓勵也不意味著大公司的投資會更傾向於人工化而不是自動化。所以，問題不是特朗普所說的國家利益的取捨，而是本國內部不同利益的取捨。拿國家利益說話有利於拉票當選，但當選之後的政策選擇就更可能會服從於利益集團的遊說和力量比較的邏輯。去工業化造成的失業問題，通過其他方式解決甚至被忘掉的可能性只會更大而不會更小。 當選之後，特朗普對在美墨邊境築牆的事已經沒那麼熱切，驅逐非法移民也變成了只驅逐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對技術移民的強硬態度也繼續軟化。他反對非法移民在美國生下孩子自動獲得美國公民權，反對接納敘利亞難民，主張對新移民、特別是來自中東的新移民進行嚴格審查，甚至聲稱要剝奪穆斯林的移民權。他還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聲稱要修改甚至廢除「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全球化不要，區域化也不要。但所有這一切，都將面臨一個口頭威脅如何變成實際行動的問題。 特朗普的減稅計劃是他擴大內需、留住和創造工作機會的重要步驟。按照他的初步設想，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將從七階累進簡化為三階累進（10%至39.6%變成10%、20%、25%），遺產稅將被取消；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降低到15%，並用10%的一次性優惠稅率鼓勵美國企業將海外利潤匯回國內，用35%的關稅懲罰那些把生產遷到國外又把產品返銷美國的公司。 歷史上，每次稅率的大幅削減只能有限地提高了聯邦政府的稅收總量（拉弗曲線），但稅收佔GDP的比例則往往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如果特朗普能推行這項依然是對富人更有利的減稅計劃，美國也許能成為公司稅率最有吸引力和競爭力的國家之一。但是，美國人的稅負本來就僅佔GDP的24%，遠低於發達國家34%的平均水平；減稅對企業投資和就業增長的推動也不確定，減稅的通脹預期可能推高股市而導致企業進行短期投機，富人從減稅中得到的好處也更可能節省下來而不是消費掉。減稅對經濟增長的效應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都會有限。 正如里根時期大力推銷供給側經濟理論，為的只是給更大規模的凱恩斯主義打掩護一樣，「特朗普經濟學」恐怕也很難例外。特朗普的老年人福利政策（占聯邦支出的40%）、基建和國防預算等財政開支計劃，將可能大大提高政府的財政赤字。從2008年到2016年，美國聯邦債務已經從9.4萬億美元上升到19.9萬億美元（2016年美國GDP約為18.5萬億），佔美國GDP的比重也從64%增至104%，人均債務也已超過人均收入（6.1萬比5.5萬）。如果新的財政赤字導致聯邦債務進一步增加，處於歷史低位的長期利率將可能被推高（特朗普當選後此利率已進一步上升），導致資本流入增加，並與低稅吸入的外資增加共同使美元升值（近日美元已達14年新高），從而鼓勵進口抑制出口，增大貿易赤字。擴大政府開支的這個內在邏輯，終將會與特朗普以貿易保護實現貿易平衡的願望相矛盾。 在2015年為參加總統選舉而出版的《殘廢的美國：如何讓美國再度偉大》一書中，特朗普不滿地說：「我們的機場、橋樑、水道、電網、鐵路系統，我們整個國家的基礎設施都已經破舊不堪，而我們卻依然無動於衷。」他提出10年內投入1萬億美元，全面更新基礎設施，以此增加就業，改變美國在基礎設施上「象第三世界國家」的落後面貌。他還對高鐵計劃，甚至對連通與俄羅斯之間的白令海峽的計劃表示興趣。特朗普已經與高盛集團總裁加里·科恩討論了融資問題，科恩也已獲邀出任特朗普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到目前為止，日本軟銀集團已決定在美投資500億美元（可望創造五萬個就業崗位），台灣電信巨頭富士康準備投70億美元，卡達主權財富基金也已承諾對美國基礎建設投資100億美元。特朗普準備政府融資、私人融資和基建稅收優惠三管齊下，但是，基建項目缺乏其他項目那樣的收入流，優惠鼓勵包含的政商勾結可能性很大，10年1萬億對一個年度GDP近19萬億的經濟來說也顯得杯水車薪。 在2016年9月15日的經濟政策演講里，特朗普聲稱將在10年內創造2500萬個就業崗位。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的復甦已經持續到了接近歷史紀錄的第九個年頭（最長的一次是1991至2001），失業率也從2009年10月的10%降低到2016年12月的4.6%，接近於無通脹和充分就業的自然失業率。但是，持續復甦卻是以低增長為代價的，而通常的失業率並沒有把不再積極尋找工作的人數統計在內，失業率的下降可能只意味著更多的人已經放棄尋找工作。 如果從勞動參與率（16至64歲的就業和積極尋找就業者占該年齡段人口的比率）來看，美國的勞動參與率已經從2000年67%的歷史高位，持續地降到了2016年11月的62.7%（即1.58億比2.53億，美國總人口約3.2億），這意味著約9千多萬適齡勞動人口仍處於待業或無業狀態（學生待業，技能跟不上者無業）。根據美國衛生和公眾服務部2015年的《福利指標和風險因素》年度報告，2012年佔總人口23.6%的人領取了社會福利救濟，其中半數收入來源靠政府救濟的比例從2000年的3%提高到2012年的5.1%，即有1500萬以上的美國人幾乎全靠「福利國家」過日子。即便美國開始大興土木和再工業化，特朗普的「兩千五百萬個就業崗位」恐怕也沒那麼容易創造出來。聯儲主席耶倫最近在決定加息和安排未來幾年加息時就認為，當下較低的失業率，使得特朗普的計劃很難再擴大就業。 特朗普說他一上任就會取消奧巴馬的《合理醫療費用法案》。在他看來，該法案導致美國近幾年的醫療保險費和醫療自費抵扣不斷上漲，這是一個大部分條款不廢除就不可能消除的社會災難。但是，特朗普在要不要全民保險和要不要強制保險等核心問題上一直搖擺不定。如果他的替代方案在取消政府補貼和允許自願投保之外沒能更好地照顧到買不起保險的人，那麼，市場化的新方案也會導致新的不滿。畢竟，奧巴馬的法案使得有醫保的人增加了2300萬，無保率也從2010年的16%下降到2016年的8.9%，通過僱主投保的保險費和自費抵扣的上漲也有所緩和，儘管醫療質量的實際結果仍有較大的不確定因素。 在放鬆管制方面，特朗普計劃取消2010年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的大部分條款。該法案被認為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力度最大的金融監管改革，它旨在改善金融問責和桿杠透明，以促進美國金融穩定，解決「大而不倒」問題，保護納稅人及消費者利益。該法案限制銀行投資於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對提供信用卡、抵押貸款和其他貸款的金融機構實施監管，實現從「買者自負」到「賣者有責」的監管理念的改變。特朗普準備於2017年下半年著手放鬆管制，以便使華爾街能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更大的金融靈活性。另外，不信氣候變暖的他也將取消相應的環境管制條例。 總之，特朗普希望通過上述五個方面的經濟刺激和改革來增加美國的經濟活力，從而實現3.5%至4%的年度經濟增長。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最近幾年的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已經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低的一段時期。十九世紀中期的產業革命後，美國經濟在很長時間內一直保持著5%的平均增長速度。1930年代起，美國經濟增長進入了一個長期的下降通道，1985年之後，季度增長率已經很少能超過5%；隨後的總體平均增長也降到了3%以下，已經低於建國到內戰期間的水平。2016 年的GDP增長估計只能達到九年來的平均數1.8%，低於2000-2007年間的2.7%和1981-1999年間2.3%的年均增長率。 所以，「特朗普經濟學」要扭轉美國經濟的這個長期趨勢有極大的難度。有些人從令人意外的總統選舉結果而認定特朗普能繼續讓人吃驚，可是，駕馭經濟與駕馭政治完全不是一個等級的問題。其中，貿易保護所能消解的進口壓力能否超過減稅效應下資本流入和美元升值導致的進口壓力，加上國際經濟低迷下的出口彈性空間和高債務下的內需彈性空間，都將是令特朗普頭痛的問題。 4.「特朗普經濟學」對中國的挑戰 從總統競選的一開始，特朗普就幾乎「言必稱中國」，在一系列的問題上不斷地攻擊中國，這些問題包括貿易不平衡、搶就業機會、操控匯率、傾銷商品、出口補貼、侵犯知識產權等等。早在2011年，特朗普就說過「中國是敵人而不是朋友」的話。2016年12月11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國福克斯電視台「周日新聞」欄目採訪時，抱怨中國在人民幣匯率、朝鮮以及南海爭端問題上不與美國合作，還首次拿台灣問題要挾說：他了解「一個中國」政策，但「除非我們在貿易等其他事務上與中國達成交易，否則我們為什麼受制於『一個中國』政策？」 貿易問題上升到政治層面，是「特朗普經濟學」是必然邏輯。美國一直是中國的最大出口國，2015年中國還超過加拿大而成為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在另一方面，美國僅次於歐盟而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但美國只是中國的第四大進口來源地。自中美1979年建交以來，雙邊貿易從25億美元發展到2015年的5584億美元，雙邊貿易額增長了200多倍。同時，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6.6萬個，實際投入775億美元，成為中國第六大外資來源地。中國企業在美累計直接投資466億美元，美國也因此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第四大目的地。 按照美國商務部的統計，2015年美國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5993億美元（與中方的統計差別出自轉口和原產地方面的不同計算），增長1.3%。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1161億美元，下降6.1%，佔美國出口總額的7.7%；自中國進口4832億美元，增長3.2%，佔美國進口總額的21.5%；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達3671億美元，增長6.6%，逆差總額從2002年突破1000億後又創了新高。2016年的數字也接近於2015年的結果。 但是，特朗普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歸之於匯率問題卻缺乏理由。從2005年開始，美元對人民幣匯率持續下降，由1美元兌換8元人民幣下降到2015年的1美元兌換6元人民幣。在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的同期，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依然持續擴大，說中國操控人民幣貶值而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擴大，顯然完全搞顛倒了。相關的一個旁證是：從1978年以來，日元對美元已經升值了60%左右，但日本的汽車依然源源不斷地向美國出口。問題顯然不是匯率，而是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特朗普經濟學」的邏輯很簡單，一旦美國國內有什麼問題，就要馬上到國際上去找替罪羊，並且要死死抓住替罪羊身上的任何把柄，根本不用管抓這些把柄是否有道理。所以，特朗普不僅要拿匯率問題做文章，還要抓住每一根能夠抓到的稻草，這也是台灣問題、南海問題和朝鮮問題可能成為特朗普對華政治籌碼的原因（台灣問題還涉及美國對台軍售上的以百億美元計的出口利益）。可以預見，由於特朗普不再象往屆美國政府那樣去糾纏人權問題，台灣問題成為未來中美關係的一大焦點應該不足為怪。 除此之外，美國還會在「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卡住中國。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十五條規定，對華反傾銷中採用「替代國」價格（而不是受調查的中國產業價格去計算傾銷幅度）的做法，在中國加入世貿15年的2016年12月11日起終止。但是，美國和歐日等國依然抓住「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放，因為，依據《關貿總協定》的有關條款，對由政府壟斷貿易或制定價格的國家，可以採用特殊的價格比較方法；該條款並未給出明確的判斷標準，故世貿成員國往往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決定什麼樣的國家可以成為替代國，美歐等國正是藉此提出了「市場經濟地位」的概念；如果中國沒有這個地位，他們就可以在進口反傾銷訴訟中採用對中國不利的「替代國」價格，以此確定中國商品是否構成低價傾銷。2015年，美國企業發起了43起反傾銷案件，已取代印度成為反傾銷和其他貿易保護案件的最大發起國，而中國及其鋼鐵行業正是美國反傾銷的主要目標。特朗普無疑將會延續奧巴馬政府的做法，而且不排除因政治需要而擴大反傾銷訴訟。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為什麼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依然不降反升？全球化對美國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 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主要包括機電產品、傢具玩具、紡織品及原料、金屬製品和輕工產品等等。從中國進口的原因主要是中國商品的性價比更優，這些商品也包括美國公司在華投資生產的產品。這意味著說，中國的產品在成本和規模產量上有更大的優勢，這種優勢不僅比美國大，而且比其他國家大。這裡包含著中國的兩個優勢，一是中國相對於美國的成本優勢，特別是人力成本上的優勢；二是中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綜合優勢，包括政治穩定、經濟政策、生產規模、市場規模等方面的優勢。第一個方面是中國的「後發成本優勢」或美國的「先發成本劣勢」，第二個方面是中國的「市場推動型強政府優勢」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對於中國的「小規模弱政府劣勢」。在二戰後70年來，美國工資水平的不斷提高與貿易平衡的不斷惡化同步發展，非常充分地體現了美國「先發成本劣勢」的歷史趨勢。 如果全球化意味著商品、勞務、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更自由的流動，那麼，中國的商品到美國，美國的資本和技術到中國，本身就是各自比較利益的結果，不存在所謂的「單向全球化」要變成「雙向全球化」的問題。在具體結構上，中國的出口補貼正在逐步取消，人力成本也在慢慢升高（稅費和地價等也導致中國的生產成本上升），美國資本進入中國的產業限制也已經大有改觀，反到是美國方面對中國在美的資產收購更為敏感（萬達的AMC收購卡邁克電影院就引起抗議），對華高科技出口也更為嚴格。 這裡要強調上文提到的一個觀點是：全球化是一個生產要素的跨國自由組合問題，也因此是一個相關國家生產要素的隱蔽分配變動問題。當美國的高科技和製造業外包外移到中國後，在美國相關公司的資方從更多利潤獲益，以及美國的消費者從更低價格商品獲利的同時，美國相關公司的勞方，也就因為「先發成本劣勢」導致的外包外移而遭受失業的損失。所以，美中貿易逆差表面上是中國工人就業和美國工人失業，實際上卻是美國的資方、消費者獲利和相關的失業者受損。 所以，當特郎普稱中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工作偷竊犯，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像這個國家一樣盜竊工作」時，特朗普的邏輯就只不過是煽動敵對情緒的民粹邏輯，是只看美國國內的受損者而不看美國國內的收益者的片面邏輯。這當然不是因為身為商人的特朗普不懂「交相利」的貿易雙贏，而是因為，他只能通過民粹煽動來拉票當選，並順勢在國際經濟中獲取更大利益，或者碰巧是因為他同時真的相信，已經獲利太多的美國資方和消費者，是到了把他們的分配優勢轉一點給相關失業者的時候了。當美國的公司把在中國生產的機電部件和加工品返銷美國時，獲得就業的中國工人和廠家只拿到百分之幾的利益，而美國公司拿的卻是百分之幾十的利益，特朗普難道是要中國人去把美國公司罵為「利潤偷竊犯」嗎？美國進口了最多的中國產品，這背後的「出口霧霾」又該如何算呢？ 中國從對美貿易順差中得到了更多的美元外匯，也不是某些憤青所說的「流血流汗只換回了綠皮紙張」。這些綠皮紙張是中國對美國的債權證書，中國正是拿著這些綠皮紙張去購買更多的美國商品、實物資產和金融證券。2016年底，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佔到了中國3.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的1.1萬億。所以，從美中貿易逆差中獲利的，還間接地包括了美國的出口商、資產所有者和發行國債的美國聯邦政府。也正是因為中國購買了美國國債，幫助了美國在進口了中國商品而保持更低價格水平的同時，保持著更低的利率水平，而更低的利率則又進一步幫助了零儲蓄、高債務的大部分美國人。 可見，當特朗普說要對中國商品徵收45%的懲罰關稅時，他要懲罰的不僅是中國人，而且是美國的大公司和消費者，甚至是美國的出口商、資產所有者、發行國債的美國聯邦政府和靠債度日的一般美國人。如果特朗普的威脅不是競選時所不得不說的信口之言，那他就是在玩一個危險遊戲；這個遊戲的獲利者也許因為集中於相關失業者而惹人矚目，卻會因為遊戲的受損者波及其他各方而包含更大的政治風險，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政府的對等報復措施。 美國經濟在近現代的興起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結果，從全球化中獲利的利益集團已經越來越壓倒從全球化中受損的利益集團，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會比他想像的要難得多。中美經濟現在已經完全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任何逆行都必然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來看幾個更具體的數字：2015年，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銷往世界各地的1千萬輛車裡有三分之一是銷往中國，97億美元的利潤有20%來自中國；沃爾瑪在中國有432家分店（另從中國的進口佔美國從中國總進口的14%左右），星巴克則有2500家；波音公司計劃在華建立737客機組裝廠，未來20年中國還可能購買6800架客機，價值達到1萬億美元。 這些數字的一個含義是：美國在華公司的在華贏利是沒有反映在美國的出口統計中的，而美國在華公司把產品銷回美國卻被算成了中國對美的出口。所以說，特朗普的真正對手是美國自己最容易受貿易戰所害的大公司，他解決問題的方案甚至只是一種「殺敵八百、自傷一千」的計劃。在這個意義上，特朗普的貿易保護威脅更象是談判籌碼而不是真正的政策承諾。 5.小結：美國經濟很難有「特朗普逆襲」 2015年，在美國2.4%的經濟增長中，消費貢獻了2%，企業投資貢獻了不到1%，政府支出貢獻了0.13%，出口貢獻了0.15%，進口（因國內品無法替代而）拖累了近1%。特朗普的「買美國貨雇美國人運動」把目標盯在企業投資、政府支出和進出口上，試圖通過削減所得稅、放鬆管制、施行貿易保護、鼓勵資本迴流、提高國防和基建開支，來增加就業和推動美國經濟增長。 但是，特朗普所面臨的挑戰將比他自己想像的要大很多：與中國進行經濟對抗只會損害他自己的經濟目標，低利率和貨幣寬鬆由於通脹預期而開始轉向並推升美元，出口推動面臨低迷的國際經濟和美元的升值，進口限制面臨他國報復、內需受挫和國內反對，經濟復甦時間也接近歷史最高紀錄，失業率處於很難再增就業的最低水平，赤字財政已面對著國債突破100%GDP的高位，降低稅率最好也只能增加有限的財政收入和投資增長。 這一切意味著，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及政策效應的空間都非常有限，他有與里根經濟學相似的內容，卻沒有里根上台時經濟從衰退中反彈的背景。特朗普的班子里擠滿了成績斐然的大企業家而不是平庸的政客，但充滿利益博弈的國家畢竟不同於總裁更能說了算的企業。即便他任內的季度增長率能有幸達到他所希望的4%，平均增長率也很難達到這個水平。美國經濟的體量之大，以至於增長下滑趨勢的扭轉，靠更進一步的創新尚且難測，更不必提簡單粗獷的基建擴張和投資增長。 「特朗普經濟學」在經濟上是供給側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的混合，在意識形態上是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和美國主義，在國際政治上則是以實力外交為口號的現實主義。如果這位「推特治國」的美國總統在貿易問題上選擇一意孤行，最終能制服他的也只有被他嚴重低估了的美國制度的力量了。（本文2016年12月27日載於《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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