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土著為什麼更聰明？

在公元1500年後的幾個世紀中，由於歐洲探險者們認識到世界各民族在技術和政治組織方面的廣泛差異，他們就想當然地認為，這些差異來自天生能力的差異。隨著達爾文理論的出現，原來的一些解釋就按照自然選擇和演化遺傳有了新的含義。在技術上原始的種族被認為是人類與猿猴相類似的祖先那裡遺傳而來的演化遺存。由來自工業化社會的移民來取代這些種族，正是適者生存的例證。隨著後來遺傳學的興起，這些解釋就按照遺傳學的字眼又一次被重新敘述。從遺傳學的角度看，歐洲人被認為比非洲人聰明，而比起澳大利亞的土著（新幾內亞人）尤其如此。我對這一爭議的觀點，是我和新幾內亞人在他們的未受外界影響的社會裡一起工作了33年的結果。從我剛開始和新幾內亞人一起工作的時候，他們給我的印象是，他們通常都要比一般歐洲人或美國人更聰明，更機敏，更富表現力，對周圍的事和人也更關心。對有些工作，人們完全可以認為是反映了腦功能的某些方面的，例如在腦子裡對陌生環境勾畫出一幅圖像的能力。在做這樣的工作時，新幾內亞人在很大程度上顯得比西方人更加出色在行。當然，對於那些西方人從小就訓練去做而新幾內亞人從來沒有做過的工作，新幾內亞人也常常做得不好。因此，來自偏遠村莊的未上過學的新幾內亞人在進城時，在西方人看來他們是顯得獃頭獃腦；反之，當我和新幾內亞人一起在叢林中時，我表現得連做一些簡單的工作（如沿著叢林小路行走或搭建一個遮蔽物）都不能勝任。在這種時候，我始終明白，我在新幾內亞人看來又是多麼地獃頭獃頭。對這些工作，新幾內亞人從小就接受了訓練，而我則從來沒有。為什麼我覺得新幾內亞人比西方人聰明這種印象可能是正確的，有兩個理由容易得到認可。首先，幾千年來，西方人一直生活在有中央政府、警察和法制的、人口稠密的社會裡。在這些社會裡，稠密人口中傳染性的流行疾病（如天花）在歷史上是導致死亡的主因，而謀殺則比較罕見，至於戰爭狀態則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況。大多數逃脫了致命的傳染病的歐洲人，也逃脫了其他一些潛在絲印，並把他們的基因傳給後代。今天，西方大多數存活的嬰兒同樣逃過了致命的傳染疾病，而且不管他們的智力和攜帶的基因如何，一樣地傳宗接代。相比之下，新幾內亞人所生活的社會，由於人口稀少，稠密人口中發生的那種流行疾病無法形成。相反，造成新幾內亞人傳統的高死亡率的，是謀殺、長期的部落戰爭、意外事故和在獲取食物中出現的問題。在傳統的新幾內亞社會中，聰明人比不那麼聰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脫導致高死亡率的死因。然而，在傳統的歐洲社會中，流行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差異與智力幾乎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取決於人體化學細節的遺傳抵抗力有關。例如，血型為B 或O 的人比血型為A 的人對天花有更強的抵抗力。就是說，促進智力基因的自然選擇，在新幾內亞比在人口稠密、政治上複雜的社會可能要無情得多，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對人體化學組成的自然選擇反而更有效力。除了這種遺傳上原因，還有第二個原因。現代歐洲和美國的兒童花費大量的時間，被動地接受電視、廣播和電影所提供的娛樂。在一般的美國家庭中，電視機每天開7個小時。相比之下，傳統的新幾內亞兒童幾乎沒有機會去接受這種被動的娛樂，而是把他們醒著的時間幾乎全部用來從事積極的活動，如何其他兒童或成年人談話或遊戲。幾乎所有對兒童發展的研究全部都強調童年刺激和活動在促進智力發展中的作用，同時著重指出了與童年刺激減少相聯繫的不可逆轉的智力障礙。對於新幾內亞人表現出來的這種較優越的一般智力作用，這種影響無疑提供了一種非遺傳成分。遺傳和童年成長這兩個因素，可能不僅區別了新幾內亞人同西方人，同時也區別了以狩獵採集衛生的人以及技術上原始的社會成員同一般來說在技術上先進的社會成員。這也就是說，就智力而言，新幾內亞人可能在遺傳方面優於西方人，他們在逃避對成長極其不利的條件時也肯定優於西方。知識拆遷隊 高娟 讀《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分享，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高娟很快就要當媽媽了。她希望社區中的大神給她的寶寶起名字。寶寶姓薛，屬馬，天津降生，性別還等待出生的那一刻揭曉。你想到了好名字，不限男孩女孩，請告訴高娟麻麻，微信號：gaojuan028。

在理論上，現代化條件下的人的智商肯定是不行了。因為殘酷的進化壓力減輕了，自然選擇已經基本終結。但智商測試的結果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原因也很簡單——智商不是一個個體現象。人在更多的橫向連接中、更複雜的網路組織中，將會形成更敏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力。這件事告訴我們——不怕腦子小，就怕朋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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