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五）　毛澤東與王明爭鬥全過程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負莫斯科要求中央轉變方針的重大使命，以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書記的身份飛返延安。毛澤東當時還以《飲水思源》為題，發表熱情洋溢的歡迎詞：

　　歡迎從昆崙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指蘇聯機組人員——引者注)，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

　　王明是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的。中國抗戰爆發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曾多次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局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當時，蘇聯正面對著納粹德國來自西面的嚴重威脅，十分擔心日本從東面向它發起進攻，使它陷於兩面作戰的困難境地，十分希望中國的抗日戰爭儘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軍事力量，減輕它在東面的危機。因此，共產國際生怕中共同國民黨的關係緊張起來，會使國民黨退出抗日戰爭。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季米特洛夫當時就多次強調：由於共產黨力量弱小，因此在國共統一戰線中不要提誰佔優勢，誰領導誰的問題，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

　　王明回國後只隔了十來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常被稱為十二月會議。王明在會議的第一天就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傳達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強與國民黨合作的新方針，受到周恩來等人的一致擁戴。

　　他並在會上說：「過去提出國民黨是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不要提得這樣尖銳，使人害怕。」這些指責，自然也是針對毛澤東的。

　　周恩來也在會議上，不指名批評毛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沒有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

　　親眼目睹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如何破裂的毛澤東很清楚，堅持國共合作，將中共軍隊拉到正面戰場上去抗日，絕對不是明智之舉。敵強我弱，八路軍都去抗日，只會讓國民黨得以保存軍事實力，之後騰出手來對付中共。這樣一來，很可能再將中共拖下毀滅的深淵。

　　毛的意思是：「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在持久戰中領土與軍隊什麼最重要？軍隊較重要。軍隊失敗，領土不能保。應向國民黨提出保存軍隊是基本的，過去紅軍便是採用這個原則。」

　　「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軍一部。」

　　面對來自莫斯科的巨大壓力和政治局內的一致聲音，毛澤東雖然隱約其辭，但最終取與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相一致的立場，對王明的新方針隨聲附和。

　　王明回國後的一年，成為毛澤東在遵義出山後政治上最失意的時期，毛自稱在那段時間「鬼都不上門」。這不是他第一次面臨如此困境，毛在1934年曾凄然淚下的說，「我自從參加革命以來，受過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的處分！」三次都是因為毛澤東的理念「背叛」共產國際和中共的政策。

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在延安時的合影

　　最令毛澤東的痛心的是，王明路線讓中共和紅軍在1934年面臨滅頂之災。當時，毛澤東失去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被迫到地方上養病兩年，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蘇區被國民黨蠶食。王明使毛澤東遭受了政治生涯中最沉重的一次打擊。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宗派集團迷信馬列經典，相信莫斯科，一切按照莫斯科的指令行事，罔顧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他們把持著中共中央，早已成為毛澤東實現政治理想道路上的最大擋路石。在數次被中共中央排擠和嚴懲後，毛澤東其實早在遵義會議前，就已然下定決心改造這個黨。而這一次，他非常謹慎，在還未獨攬黨政軍大權時，先違心接受了十二月會議達成的新方針。

　　從1937年底至1938年夏，毛澤東韜光養晦，開始進行各項準備。在他的各項準備中，理論的準備佔據重要位置。他深知「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說服力的理論概念系統，便無法在新的形勢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這一套理論概念系統，又必須在莫斯科的菜單里進行精心選擇，並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觀，又有自己的靈魂。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了長篇演講《論持久戰》。毛澤東把這一重要著作派人送往武漢，交給《新華日報》發表。《新華日報》是當時中共在國統區所辦的一份公開發行、很有影響的報紙，1938年1月11日在武漢創刊。王明扣下了《論持久戰》，不同意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只同意印成小冊子。　

　　就在這時，有一位蘇聯人要從武漢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存在原則性的錯誤。此後，王明開始期待著來自莫斯科的指示。

　　1938年8月，王稼祥自蘇聯返國，帶來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勢立即召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此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新概念，將其「道」在全黨和全國完全公開。毛正式亮出自己的旗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中共在抗戰中獲得正當性，也為奪取「解釋權」走出關鍵的一步，毛明確表示，中國不僅從馬列主義，而且還要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吸取精神資源。毛作出這個表態之後，中共核心層隨即發生急劇的分化和新的組合。

　　此時，毛澤東雖未正式出任黨的總書記一職，但他已經開始掌控中共。王明初抵延安時的那種熱烈、歡快的氣氛早已煙消雲散，他不再、也無法以凌駕於中共中央的姿態處處發表他的正面戰場理論。

　　六屆六中全會後，王明仍是書記處和政治局成員，在六中全會後還兼任了中央統戰部部長。從重慶返回延安後，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為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東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央黨校委員會等三個機構的主任，並擔任了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和中國女子大學校長。從表面上看，王明雖然擔任了許多重要職務，然而，這些職務大多為空頭閑職。

　　與此同時，為了破除中共內部對共產國際的迷信，毛澤東獨掌了與斯大林之間的通訊系統。

　　據師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時在莫斯科時，共產國際機要處交給他兩套機要密碼，由周恩來於3月隨身帶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與莫斯科新的通訊系統正式開通，「效果良好，通訊準確無誤」，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權使用」。到了1939年春夏之際，當毛澤東攜帶江青，由兩名貼身衛士隨從，乘坐當時延安惟一的一輛小包車——海外華僑捐贈八路軍前線將士的救護車，風馳電掣般穿行於延安街道時，人們看到的王明則是形單影隻，「時常獨自漫步街頭，也不帶一名警衛，低著頭，不發一言地，沉重的腳步聲中若有所深思」。

　　但是，王明並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趨敗落，從1939年始，他就開始調整對毛澤東的態度，試圖以向毛示好的行動，改善自己的處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來。1940年，王明連續發表兩篇文章，不惜對毛阿諛奉承，吹捧毛對「發展馬列主義理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甚至加封給毛三個頭銜：「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偉大的理論家」。王明認為，自己的言行至少會化解毛對他強烈的敵意，從而緩和並改善與毛的關係。

　　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企圖論證自己在中共歷史上的地位。王明還憑藉其對馬列原典的熟練，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廣作報告。在當年的延安知識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個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懸河的王明，作起報告來條理清晰，出口成章，幾個小時的報告可以不要講稿。報告完畢，「再從頭到尾歸納一遍，一二三四大項，下邊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對照記錄竟能絲毫不錯」，有時一席演講，竟受到數十次掌聲的歡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論水平」贏得了延安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尊崇，人們普遍認為王明是「天才」，被公認為是「活馬列主義」。看到這些，毛澤東開始加緊籌劃一項新的運動。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進攻蘇聯，蘇聯衛國戰爭打響，此時的斯大林窮於應付來勢洶洶的納粹德軍，無力也無暇東顧。這給毛澤東擺脫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控制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時機，毛澤東先在中共領導層開展思想交峰，繼而在1942年初把運動推向全黨，是為「整風運動」，這是一場徹底改造全黨——從組織結構到精神氣質，從語言到思維方式——的大風暴。

　　在1942—1945年時間裡，毛澤東利用「和風細雨」和「急風暴雨」兩種運動手段，從思想、組織、權力結構重組等入手，實現了中共的全盤毛化和他個人對黨的完全領導，徹底毀掉了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集團，同時也成功擺脫了共產國際。至此，他再不用擔心有誰會阻礙他的理想。

　　1945年中共「七大」，王明落選政治局成員，僅當選中央委員，從此遠離中共領導核心。1956年9月，心情抑鬱的王明，赴蘇聯治病，此後一直沒有回國，居住在莫斯科直至逝世。

王明簡歷：

　　王明(1904-1974)，原名陳紹禹，又名陳紹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家寨人，1904年4月出生於小商人家。資質聰穎，六歲入私塾，八歲能為鄉鄰寫春聯。

　　1924年，他和進步同學共同組織豫皖青年學會。翌年入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

　　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並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幹事。1925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得到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賞識。

　　1931年1月王明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1935年1月遵義會議結束對中共的領導。

　　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1938年中央撤銷長江局，免去他的書記職務。

　　1942年在延安整風運動受到嚴厲批評。

　　1949年後，王明任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中央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此期間，做過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婚姻法》，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三十年，到1980年才修改。

　　1956年去蘇聯就醫，從此拒絕回國。

　　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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