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前瞻性與公共性：「新青年派」知識群體的精神品格

張寶明

作為激活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元典，《新青年》雜誌已經走過一百個年頭。儘管如此，「新青年派」知識群體圍繞《新青年》為中國現代性的演進所做的諸多原創性工作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淡出人們的視線，其價值反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愈加引人矚目。一百年前，《新青年》同人們緊緊圍繞這樣一個「金牌雜誌」演繹出許多驚心動魄的精神事件，回眸這一知識群體所走過的精神歷程，他們儘管有著不同的知識背景、地緣背景、求學背景、職業背景，但其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前瞻性和公共性。英國學者弗蘭克·富里迪曾有這樣的表述：「定義知識分子的，不是他們想做什麼工作，而是他們的行為方式、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價值。」（弗蘭克·富里迪著，戴從容譯：《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頁）在他看來，知識分子不應該只是知識的載體、學問的持有者，更不能混同於「搬運工」和「二傳手」。批判性、前瞻性以及最終落腳於公共性這三個互動並交叉的特質構成了知識分子的鮮明個性。在知識分子問題備受關注的今天，當我們茫然地面對「知識分子怎麼了」的困惑質問、「知識分子是什麼」的角色詢問、「知識分子應該幹什麼」的責任考問的時候，回眸五四，鎖定「新青年派」這一特定的精神群體，或許會喚起同人的自覺，因為在他們身上我們分明找到了知識分子前所未有的批判性、前瞻性、公共性的源頭活水。

知識分子經常被稱為「刺頭」，喜歡挑毛病、說問題，看似很討人厭，但這恰恰是知識分子的本性特質所在。用陳獨秀們的解釋是：「自社會言之，群眾意識，每喜從同；惡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惡，視為其群道德之精華。非有先覺哲人，力抗群言，獨標異見，則社會莫由進化。」（陳獨秀：《抵抗力》，《青年雜誌》第1卷第3號，1915年11月15日）康德的《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一文如是說：「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康德著，何兆武譯：《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2頁）「Sapere aude」之意就是說「要敢於認識」。啟蒙的精神也就是一種批判精神、反思態度和理性智慧。從中國近現代啟蒙以西方18世紀的精神資源作為參照體系的歷史真實來看，「新青年派」知識群體中的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毛澤東都具有「敢於認識」的理性勇氣和啟蒙氣魄。在「新青年派」知識群體那裡，批判性變成了他們特有的公共氣質。他們不但批判中國傳統的糟粕，同時也反思西方文明的病灶。他們的立足點不停地轉移和遊動，但其著眼點和歸宿點卻從不動搖，那就是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和中國現代性的演進而矢志不移。批判舊文學，這一群體把「桐城派」說成了「謬種」，把「文選派」說成了「妖孽」（錢玄同：《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1日）；批判舊文化，把孔教說成是「失靈的偶像」，執意「打倒」（陳獨秀：《憲法與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號，1916年11月1日）。

批判性的堅持還需要具有擔當精神。「新青年派」知識群體為了科學與民主，與傳統知識權威「狠打過幾次硬仗」。科學和民主，這兩個以「德先生」和「賽先生」名字出現的思想譜系像兩盞燈塔一樣照亮了「五四」的天空，也照亮了20世紀中國現代性演進的路徑。樹立、維護並堅守科學、民主這兩面大纛，就必須以決絕的意志批判與之對立的「孔教」「禮法」「貞節」以及「舊倫理」「舊政治」「舊藝術」「舊宗教」。針對當時社會上對這兩位先生的非難和攻擊，陳獨秀身先士卒，以誓死捍衛的姿態公然申明：「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1月15日）與「德先生」譜系對立的是專制、等級等反現代性觀念；與「賽先生」譜系對立的則是邪說、迷信等反現代性觀念。此情此景，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和中國的新未來，陳獨秀以力挽狂瀾的心態大聲疾呼：「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6卷第1號，1919年1月15日）

「新青年派」知識群體是敢於批判的一代，也是高瞻遠矚、自我超越的一代。他們在風雲際會、世事滄桑中尋找著救國、濟世的真理。正如毛澤東說過的：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都是尋求真理的先進代表，五四一代更是前仆後繼的一代（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毛澤東選集》（橫排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頁）。「新青年派」知識群體追隨過嚴復、梁啟超、康有為，改良思想一度佔據他們年青的心靈；他們追隨過無政府主義的思潮，「暗殺」等形式曾經是他們熱衷的行動；他們追隨過自由主義，個人的自大與自我的膨脹曾經擴張於胸，但他們都對社會主義情深意長，哪怕是胡適這樣的實驗主義信徒也曾一度對社會主義頻頻回首。在「新青年派」知識群體烹制的現代性思想盛宴中，我們看到了尋求自由過程中知識分子的滄桑與坎坷，也看到了尋求正義歷程中知識分子的艱難與尷尬。從啟蒙到革命，從個人主義到社會主義，這既是中國那一特定歷史環境的需要，也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歷史真實。「新青年派」有自己的思想癥候——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群體，「新青年派」都有演繹，這又有了「史」，於是為「思想史」提供了「貨真價實」的資源。這個精神資源沒有時空的限制，那一代先驅者的問題或說提出的命題不但是過去我們這個民族關心的問題，也是當下乃至未來我們這個民族和整個人類關心的問題。如同我們看到的那樣，「新青年派」的「主義」名目繁多，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實驗主義、無政府主義、軍國主義、新村主義、社會主義等等，於是才有了「少談些主義」的勸阻。但必須看到，這些「主義」恰恰是針對當時的中國「問題」繁多而來的。先驅們一招接一招的「試驗」，不過是希望在「立等可取」中找到快速、「見影」的解決「問題」的手段和方法。政治民主問題、個人自由問題、男女平等問題、女子教育問題、婦女貞操問題等等，都是啟蒙道路上亟待解決的問題，於是就有了「多研究些問題」的導向。

「新青年派」知識群體的前瞻性讓他們共享著特有的開放態度，這一點可以在這一「群」龍之首陳獨秀的表白中發現：「我向來有兩種信念：一是相信進化無窮期，古往今來只有在一時代是補偏救弊的賢哲，時間上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也沒有『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一是相信在複雜的人類社會，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對於社會各有一種救濟的學說，空間上沒有包醫百病的良方。我對於馬爾塞斯底人口論，就是這種見解；不但馬爾塞斯人口論是這樣，就是近代別的著名學說，像達爾文自然淘汰說，彌爾自由論，布魯東私有財產論，馬克斯唯物史觀，克魯泡特金互助論，也都是這樣。除了牽強、附會、迷信，世界上決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和包醫百病的學說這三件東西。在鼓吹一種理想實際運動的時候，這種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價值；但是在我們學術思想進步上，在我們討論社會問題上，卻有很大的障礙。這本是我個人的一種愚見，是由種種事實上所得一種歸納的論斷，並且想用這種論斷演繹到評判各種學說、研究各種問題的態度上去。」（陳獨秀：《馬爾塞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新青年》第7卷第4號，1920年3月1日）一方面，學說是「一方面的真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放棄普世的價值和理想。正是有了前者的開放胸懷，才有了無論是在「新青年派」知識群體內部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還是外部的「主義與主義之爭」，他們都能在平等的討論、靜氣的探索、謙和的對話中獲得另一方面「真理」，以期在自我僅有的「一方面的真理」之單一和偏頗中獲得補正與完善，從而更有利於「學術思想進步」。也還正是由於有了後者的執著和不懈，也才有了諸如「五四運動」這樣勢不可擋的「一種理想實際運動」的到來。「新青年派」導引的「五四運動」將「真理」（人文價值）和「理想」（社會改造）作了有機的統一：以民族主義的「小我」來尋求世界主義的理想「大我」，儘管也有陳獨秀本人當時就曾預料到的「妄想」甚至「迷信」，但那一特定的歷史過激、偏執與誤會終究淹沒不了激情演繹的理性輝煌，帶著想像的民族國家和大同世界的統一夢想，他們以「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造就了人類文明史上一個精神事件的光榮。

「新青年派」知識群體無不是學貫中西的飽學之士。東渡日本、留學英美、求學法俄等等，不一而足。之前，他們要麼是舉人，要麼是秀才，即使是年少幾歲、沒有趕上科舉考試的學子也無不學富五車、舊學深厚。如同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說過的那樣：他們經歷了兩個時代，「這好象是一身經歷了兩世，也好像是一個人具有兩個身體。」（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14頁）正是在這得天獨厚的條件下，他們才有了日後的深刻與造就。他們本來可以因循守舊地把讀書、問學作為他們「稻粱謀」的階梯，但無論是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這一「群體」，還是與「新派」有著不同理念的那一群體，諸如舉人劉師培、怪人辜鴻銘、清人林紓，他們都沒有把在象牙之塔里「掏死窟」作為自己安分守己的職業，而是要為捍衛自己的立場和觀點裸露在十字街頭。本來，他們可以坐享其成，莫管他人，但是一方面「新青年派」要「秀」自己、說國事，另一方面守成派要出來「pk」一番，一副任憑風吹雨打、掉頭當吹帽的姿態。說到底，無論新舊兩派的信念如何，他們的心態還是被傳統士大夫的優秀品質在遙控著：「風聲雨聲讀書聲」「家事國事天下事」。這就是那一代人的情懷。從「新青年派」知識群體身上我們看到了現代性演進的一面，從守成派或說保守派那裡我們也看到了現代性演進的另一面相。在北京大學這樣中國最高學府里擔當教授的職務，有著不菲的薪水，但他們發表的公共輿論文字卻與薩義德批評的知識分子形成了反差：「今天的知識分子很可能成為關在小房間里的文學教授，有著安穩的收入，卻沒有興趣與課堂外的世界打交道。賈克比聲稱，這些人的文筆深奧而野蠻，主要是為了學術的晉陞，而不是促成社會的改變。」（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63頁）薩義德提到的賈克比就是那位擁有「不對任何人負責的堅定獨立靈魂」知識分子觀念的思想家。這些思想家都深信「犬儒者知道每件事的價錢，卻連一件事的價值都不知道」（薩義德著，陸建德譯：《知識分子論》，第61頁）。畢竟，「專業的和晦澀的語言可能成為保護傘和必需品，同時也就可能成了借口和逃遁」（拉塞爾·雅各比著，洪潔譯：《最後的知識分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頁）。在這一意義上，「新青年派」的走出書齋、關懷現實，由私人空間走向公共空間，則不失為一種現代性的選擇。

在捍衛自己的信念、守護自認的價值的過程中，「新青年派」知識分子既共享著思想自由的包容態度，又表現出「固執己見」的自我立場。這一姿態一反幾千年來士大夫多有「騎牆」的犬儒肖像。我們看到，執著於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學的「新青年派」自不待言，就算是「人家」舊派的保守一方也有從一而終的「英明」做派。回放一下陳獨秀對待「學說」的態度就可以窺見一斑：「本來沒有推之萬世而皆準的真理，學說之所以可貴，不過為他能夠救濟一社會一時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詳論一種學說有沒有輸入我們社會底價值，應該看我們的社會有沒有用他來救濟弊害的需要。輸入學說若不以需要為標準，以舊為標準的，是把學說弄成了廢物；以新為標準的，是把學說弄成了裝飾品。譬如我們不懂適者生存底道理，社會向著退化的路上走，所以有輸入達爾文進化論底需要；我們的文學、美術、都偏於幻想而至於無想了，所以有輸入寫實主義底需要；我們士大夫階級斷然是沒有革新希望的，生產勞動者又受了世界上無比的壓迫，所以有輸入馬格斯社會主義底需要，這些學說底輸入都是跟著需要來的，不是跟著時新來的。這些學說在社會上有需要一日，我們便應該當作新學說鼓吹一日；比這些更新的學說若在社會上有了輸入底需要，我們當然是歡迎他；比這些更舊的學說若是在社會上有存留底需要，我們不應該吐棄他。現在有許多人說，達爾文底學說、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底文藝、馬格斯底社會主義，都是幾十年前百年前底舊學說，都有比他們更新的，他們此時已經不流行不時髦了。這種論調完全把學說當作裝飾品，學說重在需要，裝飾品重在時新，這兩樣大不相同呵！」（陳獨秀：《學說與裝飾品》，《新青年》第8卷第2號，1920年10月1日）

筆者之所以把它全文錄下，一是它重提「本來沒有推之萬世而皆準的真理」這句話，二是這則隨感，全文不過幾百字，但卻道出了「新青年派」知識分子對待學術的態度和原則。原來，新派一族堅守的是有「思想」的「學術」。這個「思想」就是堅守自我的獨立品格、面對現實的責任擔當，如果「學術」失去這個底氣和擔當，那也就失去了「學術」的意義和價值。從學問家到輿論家或說學問家與輿論家的雙重身份決定了他們學術和思想並重：因為，中國現實問題的「問題意識」讓他們的人文關懷勢必走上關心國家、改造社會的路徑上來。

綜上，回眸「新青年派」知識群體的思想實踐，我們看到了批判性、前瞻性以及公共性三個互動交叉的特質構成的「新青年派」知識群體的鮮明個性。他們是作為公共資源、公共形象來維護人文價值，為思想而生活的「另類」人物。他們以學問家的底蘊、思想家的銳氣引領了一個時代。「新青年派」知識群體圍繞的輿論陣地《新青年》雜誌已經成為一座精神豐碑，「新青年派」同人流布的文字也作為思想元典銘刻在歷史的畫布上，「新青年派」知識群體的形象也作為時代肖像鐫刻在了歷史的長廊中。

作者張寶明，歷史學博士，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河南，開封，475001。

收稿日期：2015－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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