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紅的功能十分有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就是在還沒有唱紅的改革開放之後的年代，每到春暖花開，也會看到一些老年人在校園裡唱歌。當然，他們唱的不是周杰倫，不是羅志祥，也不是曾經的韋唯、劉歡，他們唱不了現代年輕人喜歡的流行歌曲，他們唱的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革命歌曲，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紅歌。只要是五十以上歲數的人，革命歌曲他們都會唱一些，年輕人唱的歌曲老年人也會唱，只是這樣的老年人太少。台灣的校園歌曲是五十以下人的主打唱曲。歌曲是時代變遷的反應，歌曲記錄了時代的烙印。

　　要問老年人，他們唱革命歌曲是為了什麼？他們會說是為了娛樂，為了開心，為了鍛煉，為了能在一起，覺得自己還有事可干。若問他們唱歌是為了實現什麼理想，想懷念過去，回到過去，唱歌就有了精神支柱，恐怕就沒有太多的人這麼想。人是社會的人，人不能太孤獨、太寂寞，退休之後唱歌，使他們進入新的社會團體，從中獲得承認、得到安慰，喝完歌之後進行交流，聊家長里短，重溫一下過去的艱難歲月，並以此作為安度晚年的一種生活方式。唱歌也有人組織，但唱歌是自由的，沒有人強迫別人去唱，也沒有權力部門干涉，唱歌也就是早晨一會的事，唱累了，有的回家休息，有的去買菜，有的去看看兒女，有的去打麻將，有的去打球，有的去看看老朋友，喝點小酒，一天也就這麼過去了。老年人自有老年人的活法，自有老年人的安排，他們從有組織的生活中退下來，終於可以有自己打發的生活空間，終於不再被組織呼來喚去，不再被權力嚇來嚇去，不再被領導支來喚去，不再看領導的臉色行事。終於再也聽不到「運動了」的聲音，再也不用早請示晚彙報，再也不用在恐懼中生活，他們自由了。

　　忽然有一天，革命歌曲再次唱紅，權力者從唱紅中激發起權力的衝動，革命歌曲的休閑性被賦予新的政治色彩，革命歌曲的娛樂功能再一次被政治化了。權力者卻不知道，老年人的唱紅只是夕陽紅、娛樂紅。年輕人的唱紅只是被抹紅，唱的只是外表，而不是內心。因為時代已經不同了，毛澤東那個時代，是專制時代，毛澤東可以運用其不受限制的權力搞運動、搞個人崇拜、讓每一個人成為他權力的犧牲品、祭奠品、讓每一個人只會按毛澤東的方式進行思想而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毛澤東一個人可以有言論自由而所有人都沒有言論自由，毛澤東一個人可以為所欲為而所有人任憑其宰制，毛澤東一個人可以閉關鎖國而所有人都不知外面的世界。在毛澤東權力金字塔之下的所有官員、所有臣民除了歌功頌德外已經沒有別的選擇。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利益多元化、經濟分層、社會分層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社會已經不再鐵板一塊。人們的價值觀念、思想觀念、行為方式、交流方式已經多元化，人們的自由觀念、民主觀念已經逐漸形成，用一種價值觀念、思想觀念去取代其它的價值觀念已經不可能。憲法雖然不太健全，但有憲法，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胡作非為。人權、財產、自由、權利都寫在憲法里，侵犯人權不但會遇到公民的質疑和批評，還會為國際社會所不恥，一個不講人權的國家是不會在國際社會有地位的。公民意識已經覺醒，公民社會也逐漸形成，體制內、體制外改革者不乏其人。做什麼，說什麼，批評什麼，唱什麼都是每一個人的主動選擇，都是每一個人的自由。凡是被動選擇的，權力者願意，被選擇的人不一定願意，而且被權力者選擇而自己又無能力反抗或反對的人，都會感覺到其尊嚴受到了傷害，除非在權力製造的恐懼環境中得了斯德哥爾摩症，才會在權力者施虐過程中獲得幸福的快感並與權力共謀。

　　詹姆斯·麥迪遜說：「言論和出版自由乃是共和政體最堅實的守護者」，路易斯·布蘭代斯說：「一個有序的社會，不能僅僅依靠人們對懲罰的恐懼和鴉雀無聲來維繫。」安德魯·傑克遜說：「強制性地保持觀點一致，所能獲得的只是墓地般死氣沉沉的一致。」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說：「我們所痛恨的思想，同樣自由。」（引文均出自：《言論的邊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簡史》，[美]安東尼·劉易斯著，徐爽譯，法律出版社，書尾封皮）這些言論自由的捍衛者、闡述者大概沒有想到唱歌也有個自由問題，否則他們一定會說，唱歌自由乃是共和政體最堅實的守護者；一個有序的社會，不應該靠唱紅歌來維繫；強制性地保持唱歌一致，所能獲得的只是墓地般死氣沉沉的一致；我們所痛恨的歌曲，同樣可以自由選唱。多樣化的歌曲，多樣化的選擇，多樣化的聽唱，是社會自由的結果。

　　香港特區原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向南都記者講述前不久受溫總理特邀做客中南海的經歷，溫總理提及內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難時說，主要是兩股勢力，一股是中國封建社會所殘餘的；另一種則是「文革」遺毒，兩股勢力影響了人們不敢講真話，喜歡講大話，社會風氣不好，應該努力糾正。權力的介入與強制，使唱歌也變成了政治任務，不是封建專制餘毒作孽，就是「文革」遺毒在蔓延。

　　以唱歌的方式打壓人們講真話，說大話，也算是新的發明吧。只是唱紅的影響有限，想讓全國江山一片紅，誰也沒這個本事。全國江山也就那麼一點兒紅，一點紅兒還拌著黑，這事本身就有點怪怪樣的滑稽。總壓制人，嚇唬人，人們就會選擇用腳投票而不是用手投票了。中國人別的本事沒有，惹不起躲得起的本事總還是有的。看著那麼多人移民，那麼多人有綠卡，那麼多官員的孩子都在國外，那麼多的官員都成了裸官，就知道唱紅的功能實在有限。「文化大革命」唱得最好，可還是有那麼多人活不下去跑了，偷渡到香港了，那可是《社會主義就是好》唱得最響亮的時代。歌再響亮心裡不透亮，總是烏雲密布，就是沒有逃跑的能力，恐怕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了。

　　所以當務之急不在經濟發展，更不在唱歌，而在於讓每一個人有幸福和尊嚴。而幸福來自自由，尊嚴來自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幸福和尊嚴。無論唱什麼樣的歌，只要是自由地唱，那就會有幸福和尊嚴。唱歌隨心情而唱，想過去了，唱個紅歌，比如想毛澤東了，唱個《大海航舵手》，覺得現在生活比過去好多了，就唱個《社會主義就是好》。在單位升了職，受到領導的照顧，唱一個《共產黨時刻聽從黨召喚》。感覺心情不太好，就唱個《忐忑》。感覺有精力無處使了，就來個周杰倫的《雙截棍》。家裡沒人了，就唱個《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晚上到海邊了，看到輪船了，就唱個蘇小明的《軍港之夜》。唱歌隨心情，自由隨意境，豈不樂哉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