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全集 | 一世鄉愁：《可凡傾聽》緬懷余光中先生

《可凡傾聽》余光中專訪（上）

《可凡傾聽》余光中專訪（下）

2017年12月14日，一代文學大家余光中先生駕鶴遠去，這讓我感到非常意外和悲傷。屈指算來，結識余光中先生已經有十多年時光，2004年他來上海講學，我第一次把他請到了《可凡傾聽》。他的那種洒脫，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那時候李敖先生經常在電視上對他多有批評，我就問他，為什麼李敖先生天天罵你，你從不回應。他的回答非常幽默和風趣，也充滿著智慧。他說，李敖先生天天罵我，說明他的生活不能沒有我。可是我不回應，說明我的生活可以沒有他。那次訪問之後，他把我看成他的忘年交，我們的友誼也持續了十多年。在以後的歲月中，他曾經把他一些代表性的詩作抄錄下來，送給我作為禮物。同時前幾年我有一本小書出版的時候，也請余光中先生給我寫一個序。余光中先生寫序也非常認真，他把我的樣稿看得非常仔細，居然挑出了兩百多個小錯誤，哪怕是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一代大家嚴謹的文風可見一斑。——曹可凡

曹可凡：是一種什麼樣的靈感讓你在很快的時間裡寫出這樣一首不朽的詩？

余光中：在當時也不是突如其來，因為這種心情也醞釀了很久。那個時候是1972年，我離開大陸也二十多年了，在當時的兩岸情況看來，也想不到能有像今日這樣的交流，能夠回鄉。所以在那樣一種苦澀的心境之下，來抒發我的感想。

曹可凡：您曾經說過，每個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話，但是必須要像童年，那您的童年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

余光中：我的童年開始還不錯，我生在南京，也是一個文化古都。後來我9歲那一年遭遇抗戰，於是短期間內我母親帶著我就和我父親離散了，而且日本在南京屠城的時候，我母親帶著我，也就是在日軍之前差不多100公里，在那裡逃亡。然後在重慶大轟炸的時候，我也在重慶的鄉下，看著空戰，看著起火，諸如此類，這些事情給我小時候的印象都非常深。那個時候沒有電燈的，那時候在四川，抗戰期間，只有桐油燈，那真是一燈如豆。尤其冬天的晚上，她就在扎鞋底，我就讀古文，母子在一起度過一個夜晚，這種鏡頭是非常令我感動的，非常值得回憶的。我另外也寫過一首詩叫做《六把傘》，就是一個傘的主題的變奏，有友情傘，有愛情傘，還有親情傘。裡面怎麼說呢，就是小的時候在風雨之中，母親撐著傘，一手撐傘，一手就攬住我、保護我，這是好多年之前的事了。所以現在每碰到暴風雨，晚上風雨交加，我就想到母親的墳頭是不是也風雨交加，那這個時候她是不是期望她的孩子送傘去。我想最大的幸運就是這一生，前半生有一個母親，很好，後半生有一個妻子，很好。假使沒有這兩個偉大的女性，我能不能平安無事地寫我的文章就很難說了。

余光中先生在文壇涉獵十分廣泛，詩歌、散文、評論和翻譯被他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在每個領域都有很高的成就，其中尤以詩歌和散文最為人稱道。梁實秋先生曾經稱讚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其實，余光中與梁實秋之間的交往也是一段文壇佳話，當年初出茅廬的余光中頗得梁實秋賞識，後來余老曾在文章中自述：「如無實秋的提掖，只怕難有光中的今天。」

曹可凡：那當時您請他（梁實秋）為您的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作序，他答應了嗎？

余光中：當時我也是文藝青年，非常無知，非常天真，在出書的前夕就到梁老師家裡去，請他寫篇序言。再過兩天我去拿的時候，令我很意外，他居然寫了一首詩，一首新詩。我回家看的時候覺得很不過癮，因為他講的是寫詩的道理，並沒有針對我這本詩集。當時實在是很魯莽，又再次登府，到老師家去，我說梁先生，你好像沒有針對我這本書，他也居然沒有生氣，他說是啊，我的詩本來就寫得不好，他說這樣吧，你先出書，出了書之後我看我能再寫些什麼東西。於是我就出書了，出書之後他果然沒有食言，他就寫了一篇書評，差不多有兩千字，對書中的得失他也講了一些，然後也頗加肯定。所以我一出道就能遇到這樣一位老師，像我就做不到，假使我有一個學生如此魯莽，我可能就把他趕出去了。

曹可凡：平時你和老師在一起的時候，他通常會給你們談一些什麼樣的話題呢？

余光中：這個梁老呢，他也不免有點人來瘋。假如你一個人去呢，他可能比較道貌岸然，人多了，尤其又有女孩子、女作家，他的興趣比較高，所以他就會講出比較有趣的話來，或者拿出酒來給我們喝。他會講反話，你在他家你得注意，他哪些話是正經的，哪些話是說反話，比如說我們一些年輕朋友去了之後，他就說抽煙，大家也不抽煙，喝酒，我們都說不會喝，他說你們這個不煙不酒，所為何來？他就會這樣逗我們。他有很多趣事，他到了晚年就胖起來，很有一個文豪分量的樣子，聽說他有一次就跑到一個店裡面去，那一帶的店都是賣皮箱的，他買了一隻大皮箱，買了之後，就把皮箱上的大皮帶抽出來，系在腰間，揚長而去，皮箱就不要了，因為他的腰大十圍，只有皮箱的帶子才能用。他講話方面也很有口德，也很謙虛。譬如說跟他論戰過的魯迅，提到的時候他總是不講重話。而且他中年以後，人家找他論戰，他就不接招了。這個對我也很有啟發，我也是中年以後就不接招了，就省了很多麻煩。

馳騁文壇半個多世紀，余光中先生著作等身。近900首詩歌，200多篇散文、小品，100多萬字的評論，這些雋永優美的文字，每每總能觸及人們內心深處最柔軟的角落。

曹可凡：您自稱是文學創作的「多妻主義者」，詩歌、散文、評論、翻譯四條線是同時並進的。

余光中：我們家有四個女兒，是用紅的血來創造的，然後我有四種藝術的創造方式，是用藍墨水來創造的。當然最早是寫詩了，然後是散文，然後是其它三類。不過呢，可能因此的關係，我的詩不完全在詩里，有一部分在散文里，因為散文有點詩意。那麼至於我的散文呢，也不完全在我的散文里，有一部分留到我的評論里。所以這四樣東西是互為因果，互相支持。同時呢，譬如寫詩到了低潮的時候，我就去寫散文，散文碰到一些問題我就來翻譯。我想一個人手中有四張王牌，總是用起來蠻好用的。

曹可凡：但是我感到很納悶，你從來沒有涉足過小說的創作。

余光中：我小說是有翻譯過。可是要寫小說，就不太一樣了。我有一次對白先勇講，如果我們中午跟一位女士在一起吃飯，事後我太太問我今天跟某女士吃飯她穿什麼衣服，什麼顏色，我就不記得了。我說你一定記得，你愛觀察人，你尤其愛觀察女性。可見你應該寫小說，我還是寫詩好。

曹可凡：現在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可以說是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要多，你作為詩人怎麼來看這種現象呢？

余光中：因為目前這個新詩，大家都自稱在寫自由詩，那麼什麼都不要了，韻也不要了，行的整齊也不要了，分段整齊也不要了，然後韻律不壓韻也無所謂，可是平仄（不能不講究），中文它天生就有一種平仄的美學在裡面，你平仄太懸殊，會有不愉快的感覺。你像我們中國的成語，我們說千山萬水，千軍萬馬，為什麼不講千水萬山，千馬萬軍，就是平平仄仄的關係，就是因為它音調上有美感，有美學在裡面。假使一個作家耳朵聽不出這方面的長短、好歹，那他寫的就不能進入微妙的境地。目前很多人寫詩，覺得要自由，其實很多最高的自由是從鍛煉而來的。

曹可凡：從心所欲不逾矩。

余光中：對，現在的情況呢，是「從心所欲很逾矩」。那你寫得隨便，讀者讀得不痛快，你有隨便寫的自由，他有不讀你的自由。所以我想這個情況呢，至少有一半是作者自己造成的。

曹可凡：在您的文章當中，或者說您的演講當中，您時常會提到蘇東坡，您有時候也用自己的情形來跟他作比較，就是在島上寫詩，然後傳回中原，那您是不是在心底當中對蘇東坡有一種認可和認同？

余光中：對。我常跟朋友說笑，我如果出去旅行，那中國詩人里我要選誰做遊伴呢？就是蘇東坡。如果選了杜甫，他可能嚴肅一點，而且常常很清苦的樣子，因為他憂患意識太重了，飽經「安史之亂」。如果跟李白呢，他恐怕不守時，沒有什麼現實感，有時候有點危險。

曹可凡：就是你的一首詩里寫……

余光中：《與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他老兄開車，我坐在他旁邊。

曹可凡：您老是說：您開得慢點，您別違反交通規則！

余光中：對，對。最後我說我懊悔，我應該坐王維的老爺車。因為王維的詩比較慢，比較安全，跟古人開開玩笑。那最有趣的遊伴或者生活上的伴侶，應該就是蘇東坡，因為他遭遇挫折的時候，他能夠放得開，他很豁達，需要嚴肅的時候他也會很認真，很嚴肅，應該是很理想的一個朋友。

2004年第一次訪問余光中先生時，他已是76歲高齡，依然筆耕不輟，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感嘆時間不夠用。對余老來說，功名已如浮雲，褒貶任人評說。而在他身上我清晰看到的是，一位古稀長者對生活的無限熱愛，和對寫作的滿腔熱忱。——曹可凡

曹可凡：您在一篇文章中引用過叔本華的一段話，就是說把作家分成三類：流星、行星和恆星，那您覺得您在文壇馳騁了這麼長時間，你覺得可以把自己歸入哪一類呢？

余光中：這個要問天文學家了，不要問這顆流星或者這顆行星了。當然星都不願意做流星吧，我想這個與其問別人，不如自己寫文章的時候多下點功夫是真的。

曹可凡：我記得你寫過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叫《假如給我九條命》，寫得很特別，那你平素的生存哲學是什麼呢？

余光中：生存哲學也就是勉強應付吧。因為現在生活實在是四面八方來的壓力太大了。就像我在那篇文章裡面講假如我有九條命，我又要做人家好的女婿，又要做人家好丈夫，又要做人家好爸爸，哎呀，很不容易啊。只能夠權衡輕重，來儘力而為吧。因為還要留下很多時間來寫作。

曹可凡：你從事寫作這麼多年，你覺得在寫作上或者在生活中，你覺得自己內心最大的缺憾是什麼？

余光中：時間不夠。因為我畢竟還一直在教書，要把本行的教授的責任盡好，所余時間也不是太多。如果時間足夠的話，我想我可能還多學幾種語言，那就可以面開得更廣。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可能多一點時間來陪陪我的幾個女兒，她們總覺得爸爸總是到哪兒去演講了，常常不在家，其實我是很關心她們的，否則我也不會寫《我的四個假想敵》了。其實我的作品裡寫親情的非常之多，寫母親的很多，然後寫妻子，寫情詩也寫了很多，寫自己的女兒，最後也寫到自己的孫子和孫女。最後這一項主題是比較少的詩人會寫，因為很多詩人等不到那麼老已經死掉了。

曹可凡：而且還有些詩人是到了年老以後完全就沒有詩意了。

余光中：就不寫了。

曹可凡：您曾經在一次演講中借用德國作家托瑪斯曼的一句話說：「凡我在處就是中國」，您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去理解這樣一句話呢？

余光中：應該說一個中國的讀書人，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不必是故鄉，只要他心中有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那無論他在天涯海角，那個地方就是中國。讀書人一定要有這樣的抱負，才能夠有自信，才能在歐風美雨之中立定自己的腳跟，才能夠跟世界各國的文化往來而不必要那樣自卑。

2010年，我又邀請余光中先生和夫人范我存女士來到上海，參加《可凡傾聽》特別節目《我有一段情》的錄製。由於我們的主題是有關情感，因此面對愛情，面對親情這樣一個話題，余光中先生完全褪去了作為文學大師的光環，在那次談話當中，我們看到最多的，是他作為一個平凡的丈夫，平凡的兒子，平凡的父親，所具有的生活理念。當時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只能播出一小部分，今天我們又把當時的談話記錄重新整理以饗讀者。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代文學大家的智慧以及深情。——曹可凡

曹可凡：余光中先生今年是83歲高齡，范老師今年也已經是80高齡了，謝謝他們專程從台灣趕到上海來，參加我們這個節目的錄製。可能大家都是第一次在節目當中看到范我存老師。余光中先生，我特別想知道，你和范老師第一次見面，你們倆多大？在什麼地方？您還記得嗎？

余光中：當然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南京，當時我19歲，她16歲。

曹可凡：第一次見到范老師，您的感覺是什麼？

余光中：我沒有想到有今天，當時還沒有想到。

曹可凡：范老師記得第一次在南京見到19歲的余光中先生的時候，他給您留下什麼印象？

范我存：覺得他是個青少年，土土的，穿著麻布制服，就是當時高中生的制服，理著平頭。所以當時我們沒有太多交集，因為大家都很羞澀，不知道該講什麼話。

曹可凡：其實我知道，你和余先生，你們之間是有一些親戚關係是嗎？

范我存：是。

曹可凡：是什麼樣的親戚關係？

范我存：他的母親和我的母親是表姐妹。

余光中：就是表親。

曹可凡：大家在余光中先生的詩作裡頭，經常會看到一個名字叫咪咪，也許不熟悉的人不知道這個咪咪究竟是誰？其實就是范老師的小名。據說您回去之後，給范老師寄了一本雜誌，裡面有你翻譯的拜倫的詩選？

余光中：對。是我們學生辦的一張頭的刊物。我們拿到書店去賣，當然也沒有人買。所以我就把其中一張寄給她的學校，南京明德女中。我也不知道她的原名，只知道她的小名。

曹可凡：就知道叫咪咪？

余光中：所以就寫范咪咪收。

曹可凡：范老師收到這本學生雜誌的時候，你是不是隱約感覺到，這位表哥對你有點別樣的情懷？

范我存：有沒有情懷我不知道，可是他那個雜誌沒有銷路，所以只好寄一冊給我，有一個讀者。

曹可凡：那你讀了他翻的拜倫的詩嗎？

范我存：我當然讀了。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很佩服他，居然可以翻譯拜倫的詩，也因此我知道了英國文學史上有一個拜倫。

曹可凡：他們的第一次相見在南京，一個19歲，一個16歲，第二次見面就是到了台北，而那個時候余先生考進了台大的外文系，到了三年級。范老師是在台北最有名的女中，北一女中，她是一個高中生，可是那時候因為肺病，在家裡休養。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是不是真的燃起了愛情之火？

余光中：第二次當然接觸就比較頻繁，不像在南京，只見一面，而且大家都定居在台北，所以往來就比較多。

范我存：而且我們兩個一見面的時候，就對四川的印象非常深刻，因為他也在那兒七年，我也在那兒七年。所以我們自然就會回憶很多抗戰時候四川的情況，所以比較談得來。

余光中：再見面的時候，我們就講四川話，一直講到現在，我們夫妻之間講四川話。

范我存：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就常常講一些，因為他是外文系，所以常常講一些英國的故事、英國的文學給我聽。所以我當時覺得很佩服他，尤其他懂得那麼多。而且還有他對人生的很多看法，我們比較談得來。所以好像在一起有很多話可以講。

曹可凡：結婚之後進入到一個新的陌生的環境，特別是婆婆後來去世以後，你要承擔一大家的家務，你花了多少時間去適應這樣一種變化？

范我存：沒有結婚之前，我可能對家庭方面，尤其大家庭的一些生活習慣，我會不熟悉。可是結婚以後，因為畢竟我的婆婆等於是我的阿姨，所以她也教我很多，而且我婆婆人非常好。比如我懷了孕，小寶寶的衣服她都會幫我做。所以在生活中並沒有什麼隔閡，而且她也教我做菜，去買菜。比如說沒有結婚之前，我根本分不出來豬肉好壞之類，所以她就會帶我去，然後教我怎麼做。

曹可凡：余先生和范老師，他們從1956年結婚，到現在橫跨兩個時代，始終是琴瑟和鳴。余先生能不能告訴我們，和范老師走過人生的大部分，你覺得經營婚姻，最重要的是什麼？您的訣竅是什麼？

余光中：我覺得比較幸運，我們的愛好相當一致，都喜歡文學、喜歡藝術。所以我們的一個大女兒，也是讀藝術史的。我們後來年紀大了之後，喜歡旅遊，這些愛好都相當接近。

曹可凡：據說旅遊的時候，基本上您是負責開車，但是到什麼地方去，看地圖、方向感是范老師特別好，范老師是不是這樣？

范我存：是。我經常讀地圖，比如到了紐約，快到了，還有3公里。所以就告訴他，他就知道什麼時候該轉彎？什麼時候該休息？這樣我們就合作。

曹可凡：對范老師來說，她有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因為他們住在台灣的高雄，范老師一直在高雄美術館做義務導覽。

范我存：我覺得對我自己是一種成長，不但是外國的東西、中國的東西，我都要去了解。甚至於宗教方面的，我都要去了解。所以在我的生活中，是非常豐富的一環。

曹可凡：余先生是不是特別支持您做這些？

范我存：那要問他了。

余光中：她在市立美術館做義工，義務導覽，我是做義工的義工。因為開車接送她，支持她，她去講解的時候，古文物在哪裡出土等等，我要為她畫地圖，她拿去好展示，所以我也充分配合她。

曹可凡：您寫這麼多年詩，寫給范老師的有哪一首，你自己是最滿意的？

余光中：有很多首。

曹可凡：我非常喜歡余老師寫給范老師的一首，你發表在香港《明報》的，這首叫做《珍珠項鏈》。裡面有這麼幾句：每一粒晴天的露珠，每一粒陰天的雨珠，分手的日子，每一粒牽掛在心頭的念珠，串成有始有終的一條項鏈，依依地靠在你心口，全憑這貫穿日月，十八寸長的一線因緣。范老師讀到余先生給您的詩，應該您讀詩的感覺，和我們是不一樣的？

范我存：我想每一個做太太的、做妻子的，都會很感動。表示他由始至終都把我放在心裡。我想任何人都會覺得非常榮耀，非常驕傲。可是有一點，不是每個丈夫都會寫詩，對不對？所以有這麼一位詩人丈夫，當然是很值得驕傲。

曹可凡：余先生是不是覺得，其實用寫詩，當年追范老師還特別管用？

余光中：對。寫詩可以保存精神的價值。我聽說有一次美國有一個百萬富翁，他的小女兒過生日，做老爸的就覺得心裡充滿詩意，要讚美女兒，想來想去想不起該怎麼說，就對女兒說，你美麗得像一張一百萬元的鈔票。這個就是精神價值不夠。

余光中先生曾經說過，他這一生最大的幸運，就是生命中有兩位偉大的女性，一位是妻子，另一位就是母親。1928年，余光中出生於南京。他成長的年代，是一個國家多難、風雨飄搖的時代。由於戰亂與父親離散，在他童年的記憶里唯有母親朝夕相伴，令他刻骨銘心。

曹可凡：余先生在很多詩文當中，都寫到自己的母親。母親去世以後，你曾經寫過一首詩，叫做《母難日》。我特別想把這首詩給大家念一念，第一段叫做《今生今世》。今生今世，我最忘情的哭聲有兩次，一次在我生命的開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終。第一次，我不會記得，是聽你說的。第二次，你不會曉得，我說也沒用。但兩次哭聲的中間啊，有無窮無盡的笑聲，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蕩了整整三十年。你都曉得，我都記得。我曾經讓余先生給我抄錄這首詩，因為我覺得是一種非常真摯的，從心裡出來的情感。您能不能說說母親對您的一生，帶來一種什麼樣的影響？

余光中：我小時候除了讀中學之外，我的父親教我念古文，所以給我一個文言文的底子。我學英文，我的母親是最早教我如何寫ABCD，是最早的啟蒙老師。所以我現在回憶起來覺得很幸運，父母關心我的學習，而且在開始起步，他們就攙扶著我。所以我現在當然已經是外文系，英文的退休老師，可是我的ABCD是從母親開始的。

曹可凡：你也曾經在一篇散文當中這樣形容，那時候在抗戰的時候非常艱苦，桌上只有一盞油燈，您在這邊讀古詩文，母親在那頭縫衣服、納鞋底。這樣一幅場景，讓我感到非常溫暖。是不是儘管現在已經到了耄耋之年，也會常常回憶起少年時代，和母親的那段感情、那段生活？

余光中：對。因為那時候在四川，四川一寸鐵路都沒有，我們在鄉下，也沒有電燈，沒有這麼輝煌，也不是點蠟燭，蠟燭太貴了。我們當時點的是桐油燈，桐油擺在燈盞上，一根燈芯照亮，光還閃爍不定。就在這個桐油燈下，我讀了很多古文、文言文。我媽媽陪我，她就為我納鞋底。因為那時候，我穿的布鞋就是她做的。所以這部分現在想起來，非常農村時代，可是就令我想起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現在還是非常懷念媽媽。

余光中與夫人范我存共育有四個女兒，家中是絕對的「陰盛陽衰」，他也因此自嘲陷入了「母系社會」。面對四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做父親的會是怎樣一番心情？余老早年寫就的一篇散文給出了最生動的註解。

曹可凡：余先生寫過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叫做《我的四個假想敵》，這篇文章是余先生非常幽默的文章，我給大家念一段，因為很長。四個假想敵，就是他假想的四個未來的女婿。這段文字非常有意思。冥冥之中有四個少男，正偷偷襲來，雖然躡手躡腳，屏聲止息，我卻感到背後有四雙眼睛，像所有的壞男孩那樣，目光灼灼，心存不軌，只等時機一到，便會站到亮處，裝出偽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當然不會應他，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樹，天長地久，在這裡立了多年，風霜雨露，樣樣有份，換來果實累累，不勝負荷。而你，偶爾過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來摘果子，活該蟠地的樹根絆你一跤。太幽默了！您當時怎麼會想到寫這樣一篇文字？

余光中：因為這種文字，在西洋文學裡比較多。中國做父母的比較嚴肅，我是承繼英國小品文的傳統，一方面也是嘲諷自己，反躬自笑。

曹可凡：因為家裡四個女兒加太太，所以余先生形容他們的家是女生宿舍，他就是舍監。所以他在文章里說，我已經習慣於和五個女人為伍，浴室里瀰漫著香皂和香水氣味，沙發上散置皮包和髮捲，餐桌上沒有人和我斟酒。當女兒漸漸大了，開始要談戀愛了，偷偷地煲電話粥的時候，做父親的是不是真的會有一點點失落？

余光中：當然是。那時候電話裝在我的書房裡，我一天晚上要接很多電話，我變成了接線生。她們電話講的內容，我也不能聽，聽不清楚。我倒寧願那些假想敵、那些「不良少年」，寫信來追求我的女兒，這樣他們可以練習寫中文，不至於荒廢中文。

曹可凡：當時有沒有跟女兒說過，你談戀愛交男朋友我不反對，但是必須得符合一點我的基本條件？余先生的要求挺有意思，不能是老外。

余光中：不歡迎老外，因為我不希望我的家庭發展成為一個小型的聯合國。我也不喜歡，我也不希望、不指望將來的孫子叫我granddaddy，我希望他叫我祖父或者爺爺。

曹可凡：所以余先生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詩，叫做「當你的名字叫瑪麗的時候，我怎麼能再送你一首菩薩蠻」。現在也有第三代了，余先生也寫過很多關於抱孫的詩，是不是真的覺得這一生看到自己的孩子有這樣的成就，她們也健健康康，作為父親來說還是很安慰的？

余光中：對。做老爸的把女兒牽出來，所謂的「把新娘交給新郎」，這種心情，我也寫過詩。後來孫子孫女出世，我也寫過詩。我想很多詩人，或者是江郎才盡，或者是沒有這麼長壽，都輪不到他們來為孫女、孫子寫詩。

早在上世紀60年代，余光中就曾經寫過一首詩叫《當我死時》，詩中這樣寫道：「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 / 枕我的頭顱，白髮蓋著黑土 /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那時的余光中光中正值盛年，朝思暮想的故鄉隔著一灣淺淺的海峽，可望而不可及。如今，耄耋之年的詩人已駕鶴西去，一世鄉愁化作一方矮矮的墳墓，留給我們的是無限思念。而他的作品，將永遠留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留在他所摯愛的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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