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說」胡適的是與非（授權發表）

「胡說」胡適的是與非（授權發表） 2009-05-26 08:14 星期二 　　「胡說」胡適的是與非（授權發表）　　　　 　　作者：單正平　　　　　　　　「胡說」胡適有緣由　　　　胡適的名字，已然熔鑄於中國現代史中，誰也無法忽視，同樣誰也都能說上兩句，包括筆者本人。 關於胡適的大量學術研究，事實上已經形成一門「胡學」。關於胡適的種種非學術的、比較隨意的說法，自然就是「胡說」了。　　　　但「胡說」不是胡說。胡說是罵人的話，胡適是從來不主張罵人的。胡適與魯迅是論敵，但他對女作家蘇雪林謾罵魯迅的言論就頗不認同。雖然「胡說」很多，但我們海南人說胡，總該也得有點特殊的理由才對。我說胡的理由是：胡適的令尊大人胡傳先生，乃是清朝末年（1887年），第一個到海南來做社會調查的中國人。他歷時一月，深入五指山腹地考察黎族，留下1萬2千多字的考察筆記。胡適於1934年將其整理後取名《遊歷瓊州黎峒行程日記》，公開發表。胡傳的考察筆記，是現代中國人開始海南研究的發端之作。從這個事件看，胡傳、胡適父子是有功于海南的人，我們應該紀念120多年前的早期考察者胡傳先生，應該感謝能認識到這種考察筆記價值的胡適先生。今天在紀念五四90周年時，說說胡適，為「胡說」增加一點積累，也算是海南人對前賢的一點景仰和感謝。　　　　民主政治的是與非　　　　胡適是民主制度的堅定信仰者，但他也相信，在中國需要提倡好人政治。胡適認為民主是比較簡單的事情，民主政治就是幼稚園政治，只要大家會投票就差不多了。投票多了，民主的習慣就逐漸養成了。他後來一直認為民國初年第一次選舉出的國會議員大都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政治家，可惜這個議會被軍閥破壞掉了，否則中國有可能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道路。但中國的民主政治顯然沒有這麼簡單。胡適發現，有了好的民主制度，如果政治家不是好人而是惡劣的政客，這樣的政治也很危險。所以他要提倡好人政治，也就是說，即使是民主政府，也應當由好人來領導，如果政治家都是好人而非惡人（比如窮凶極惡的軍閥），國家就有希望。那麼，胡適到底是相信制度呢，還是相信人？我覺得這個問題到現在也沒有很好的解決。胡適的困擾依舊是當今世界的困擾。困擾不表明胡適比別人更聰明，而只表明他更認真，更誠實。胡適說他不懂政治，但喜歡談論政治。不懂政治，是指不善於從事很實際的政治活動，比如組織政黨，擔任官員，負責具體的政治事務。喜歡談論政治是指他有擔當的胸懷，他要關心國家大事。這個態度在中國有悠久傳統，所謂以天下為己任，毛澤東後來在文革初期也號召鼓勵青年要關心國家大事。不懂政治的人談政治到底有什麼效果，有什麼意義，這也是令人困擾的一個問題。　　　　胡適提倡的好人政治，大體上可以理解成政治家要信守契約和承諾，要有人情味，當然更要廉潔奉公。毫無疑問，胡適是主張共和，反對帝制的。但當馮玉祥於1924年將溥儀從故宮驅逐出去，北洋政府也宣布永遠廢除皇帝尊號時，胡適對馮玉祥的行動明確表示反對，他的理由很簡單，民國政府在清廷退位時已經制定了優待清廷條例，主要內容是政府給皇室提供生活經費，保全皇室財產，待清室以友邦君主之禮。現在政府承認馮的行動，等於不守信諾。其實早在1912年，胡適就曾進宮拜見溥儀，還行鞠躬禮，一時為人所詬病。胡適這種人情味，歷史地看，還不是一個簡單的人道主義的問題。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就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內容，用現在的白話說，王朝更替，興起者對敗亡者不能趕盡殺絕，要給亡國之君留活路，要讓他們的子孫後代還能繁衍生息。這可是大格局、大境界的人道精神。你死我活的政治哲學只能導致仇恨和更猛烈的報復。在這個意義上，胡適對溥儀的溫和態度，乃是一種更高境界的政治智慧。可惜，古往今來，政客們十有八九必欲將對手置於死地，直至趕盡殺絕而後快。　　　　胡適對具體的人寬容，無論他是遜帝還是論敵；他也對思想寬容，無論它是何種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信仰者，他主張社會應該寬容一切思想。自由主義的一個信條是，任何思想只要不付諸行動，即不含毒素。我對這個極端的說法持懷疑態度。但我也承認，在政治理論層面，這個極為寬容的說法是有道理的。胡適本人當年反對斯大林主義支配下的蘇俄社會制度，反對中國國內任何形式的地方割據而堅決維護全國統一，維護民國政權的合法性，但他也明確表示不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他堅持認為中國社會不能取締這些思想。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和共產主義的信仰者李大釗成為同事和朋友，才能對蔣介石政許可權制、取締思想言論自由的行動提出強烈抗議和嚴厲批評。　　　　文學革命的功與過　　　　胡適不大精通文學，但卻發動了文學改良運動。唐德剛說胡適不懂藝術，對錦心繡口的六朝美文尤其不解其藝術風情。這個說法大體不差。我們今天看胡適的《嘗試集》，這個新詩的開山之作，確乎沒有什麼值得肯定的藝術價值。提倡新文學的人自己並不擅長文學，這成為有些人譏諷胡適的一個根據。但這個現象並非唯一，早於胡適提倡新小說的梁啟超，自己也曾嘗試寫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這個未完成的作品其實更像一篇傑出的現代政論，而不是優秀的小說。但這絲毫無損於梁啟超提倡新小說的歷史功績。胡適的提倡新文學也是如此。他不能從事文學創作，但五四新文學確實是他和陳獨秀鼓吹髮動起來的。今日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胡適當年說的文學，其實和後來人們理解的比較狹義的文學有所不同。胡適當時說的文學要寬泛得多。他寫於1922年3月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其中所說的文學就包括嚴復、林紓的翻譯，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的時論，章炳麟的學術著作，章士釗的政論，等等。可見在胡適心目中，文學的範圍相當寬泛，並不局限於後人認定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以我的偏見，現代中國文學欠發達，水平不高，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自五四以後，所謂新文學的範圍日益狹窄，自我設限，一切以19世紀歐洲文學為標準，導致自我創造能力日益蛻化。假如20年代以後那些政論、時論、學術著述還能與小說散文詩歌並列於文學之林，則中國文學的面貌和質量或許要更高一些也未可知。反過來看，今日評估現代文學的價值，恐怕要回到胡適當時的文學觀念上去，注意觀察當年那些不是文學的文學，因為正是這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才最大。　　　　但比起白話文運動的巨大歷史影響來，胡適提倡文學改良的意義也許算不了什麼。正如今日學術界已經認識到的，鼓吹白話文的意義，不局限於改變文學面貌和質量。重要的是，這是一場爭奪社會文化話語權的鬥爭。假如說先前的文化權力是掌握在能使用文言文的少數讀書人手中，那麼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其實就是要鼓勵普通大眾掌握文化權力。這個運動取得的歷史功績無容置疑，新文化運動導致的中國社會文化權力的下移和普及，無論如何看，其積極意義都要大於消極意義。今日有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者認為，文言文的被打倒，導致中國傳統精英文化的衰亡，進而更影響到今日中國文化粗鄙無文，趣味低俗，難以將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提升到更高境界。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至少，胡適把宋元以降的白話小說樹立為中國文學的正宗，這個顛覆性的文學標準，對後來學術界評價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確實起到了一定的導向作用。就此而言，胡適矯枉過正的提倡白話文，在今天是應該反思的。　　　　胡適在文學方面最為弔詭的作為是：他對小說藝術幾乎沒有高明的感覺和見解，但他對《紅樓夢》的考證，卻為新紅學奠定了基礎，甚至創立了現代紅學。這個新紅學的邏輯是，要理解《紅樓夢》，須先理解作者，只有了解了作者的思想，才能理解作品的內容。既然《紅樓夢》作者不明，則調查作者為誰，生平思想如何，就成了紅學研究的首要任務。而胡適居然就基本論定了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這可真是一大貢獻。百年紅學，歧見百出，但迄今為止，胡適的結論，尚未有人能從根本上予以動搖。就此而言，胡適的貢獻可謂大矣。但胡適引導下的紅學發展，確實出現了許多令人齒冷的荒唐現象，當紅學變成「曹學」，當傳記研究成為唯一研究時，紅學實際上就走入了死胡同。這門顯學進而更產生一種逆反的學術衝動，那就是與考證對抗的索隱，時至今日，索隱派已經走向了比考證更為荒誕的境地，甚至由索隱而不知不覺走向考證。這不能不說與考證派影響太過巨大有關。就此而論，胡適也要為索隱的盛行負一份責任。事實上，從胡適當年解釋《老殘遊記》的文字，可以知道，他本人也會使用他所不屑、所反對的索隱方法的。總的來說，我認為胡適在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具有示範意義的《紅樓夢》研究，但這種示範沒有形成一種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理論成果，換句話說，胡適在《紅樓夢》領域影響巨大，但對整個中國文學研究卻影響甚微。　　　　歷史最終愛好人　　　　一般都認為胡適是現代歷史上頭腦最清醒，最能把現實問題說清楚的聰明人，好人。但我覺得他在一個問題上不聰明，他認為科學可以成為確立人生觀的一個可靠基礎，換句話說，只有科學的人生觀才是正確的人生觀。他太相信科學了。人為什麼活著，人生的意義何在，對此科學絕對無法回答。人生的這些基本問題，要靠信仰來解決。我們可以崇拜、迷信科學，但科學不能解決我們的信仰問題。胡適在這個問題上的局限性，是將近一個世紀來中國許多思想家曾經遇到過的共同局限。　　　　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大都是「說不盡」的主。他們之所以說不盡，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確實豐富複雜，二是現在的我們確實太貧乏單調。兩者是「互文」關係。假如今日的我們足夠豐富複雜，那麼再去看胡適，可能會覺得他其實很簡單，沒有什麼值得要說的。比如說他雖然寫了先秦名學史，但金岳霖就認為他其實不大懂哲學。他雖然談了很多政治，但他的政治哲學、政治理論素養在後來的羅隆基等人看來，也是「幼稚園」水平。他倡導白話文，但他的白話文水準並不很高明；更重要的是，他在語言文字的理論研究方面幾乎沒有什麼重要貢獻。但很可惜，今日的我們太蒼白，太空疏，太無趣，我們幾乎還沒有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那一代學人所具有的眼界和深度，他們當年對胡適的分析評價，直到今日似乎並沒有被超越。以此衡量，我這些「胡說」，自然也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瞎白話」。　　　　當年新文化運動高潮中，春風得意的胡適，被同是自美國歸來的保守派吳宓目為狂人、惡人、罪人，必欲去之而後快。但平心而論，在同時代人中，他可是個真君子。胡適的德行之高，個人行跡之純潔，似乎不在吳宓之下。我認為，這也是胡適最終被歷史認可的根本原因。因為說到底，我們後來人還是要喜歡、尊重那些德行高尚的人，至於他們的政治立場和信仰是什麼，卻並不重要。　　　　20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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