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口危機視角下的雄安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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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上海的人口變遷

1950年代，北京、上海的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均為5.2，略低於全國的5.9。196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分別為740萬、1056萬人。

1963年中國在大城市開始計劃生育宣傳，1964年在大城市落實政策，1973年在全國展開。上海作為計劃生育的模板，並且城鎮人口比例高，出生率下降最快，從1963年的30.3‰降至1964年的20.6‰、1965年的17.0‰、1967年的12.5‰。北京的生育率也從1964年4.41降至1965年的2.89、1967年的2.53。1960年代上海、北京的生育率平均為2.8、3.8，全國還有5.7。

1970年代開始在上海、北京等城市試行獨生子女政策，1980年在全國推廣。

*表1 各地生育率的比較

可見，上海的生育率最低，其次是北京，東北也低於全國。

雖然壽命在大幅延長，但是由於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上海的人口僅從1960年的1056萬增至1980年的1152萬，佔全國比例從1.60%降至1.17%。北京的人口則是從1960年的740萬增至1980年的904萬，佔全國比例從1.12%降至0.92%。199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增加到1086萬、1334萬。上海、北京的經濟佔全國比例從1960年的10.1%、3.7%降至1980年的7.1%、3.2%，再降至1990年的4.1%、2.7%。

1980年北京、上海的外來人口只有19萬、6萬人，到1990年也還只有54萬、51萬人。1990年上海開始開發浦東，拉開了外來人口的小閘，經濟佔全國比例也開始觸底反彈。1980-1989年年均只增加3.0萬外來人口，而1990-1995年年均增加13.0萬人。1996年拉開了外來人口的大閘，1996-2013年年均增加48.3萬外來人口，非戶籍人口總數由1995年的113萬迅猛地增加到2014年的987萬。

而北京1990-1994年年均只增加1.9萬外來人口，經濟佔全國比例也還繼續下降。1994年外來人口總數還只有63萬；但是1995年一年就增加118萬。雖然後面幾年又嚴控外來人口，但1995年湧入的這118萬年輕人口給北京經濟增添了活力，北京經濟佔全國比例也觸底反彈。2000年北京再次拉開了外來人口的水閘，2000-2014年非戶籍人口年均增長44.1萬人，非戶籍人口總數由1999年的157萬增加到2015年的823萬人。

北京、上海非戶籍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從1990年的5.0%、3.8%增加到2015年的37.9%、40.6%。

二、如果沒有外來移民，北京、上海的經濟比東北還差

*圖1 北京、上海的外來人口及GDP佔全國比例

北京、上海戶籍人口相對增長緩慢，從1980年的886萬、1147萬增加到2016年的1363萬、1440萬人，部分是外來人口入籍，因此實際外來人口比上圖要多。東北的凈移民率幾乎為0。

外來人口大多是青壯年勞動力。比如2010年北京、上海的非戶籍人口佔全市總人口的36%、39%，但卻佔全市20-39歲人口的52%、59%。

年輕人越多，創新活力越強，中位年齡反映了經濟活力。全國、北京、上海、東北的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齡2010年為36歲、36歲、38歲、40歲，2015年為38歲、37歲、40歲、43歲，北京、上海比東北更年輕，經濟也更有活力。

但是北京、上海的戶籍人口的中位年齡，2010年高達42歲、47歲，2015年更是高達44歲、50歲，比東北還要高。

20-39歲的年輕勞動力是最有經濟活力的人口。1990年北京、上海、東北的0-19歲人口佔全國的0.69%、0.73%、8.09%，而2010年20-39歲人口佔全國的1.93%、2.08%、8.12%。可見，2010年北京、上海的20-39歲人口有2/3是外來移民；而倫敦、東京都只有1/3，巴黎只有1/6是外來移民（包括大學生）。

而東北由於沒有外來移民，20-39歲人口佔全國比例從1982年的10.4%降至2010年的8.12%，佔比減少19%；同期經濟佔全國比例從12.8%下降到8.6%，佔比減少33%。如果沒有外來人口，上海、北京的20-39歲人口佔全國比例將從1982年的1.60%、1.12%下降到2010年的0.73%、0.69%，佔比減少54%、39%，降幅超過東北，那麼經濟佔比的降幅也將超過東北。

可見，如果沒有外來人口，北京、上海的經濟比東北更沒有活力。

三、人口繼續湧入大城市威脅中國的持續發展

流動人口主要是青壯年勞動力，而老人和兒童是很難外流的。比如安徽1990年的0-19歲人口佔全國的5.18%，而2010年的20-39歲人口只佔全國的4.03%，外流了22%；2000年0-4歲人口佔全國的4.75%，2010年的10-14歲人口仍然佔全國的4.75%，說明兒童沒有外流；1990年的45歲及以上人口佔全國的5.01%，而2010年65歲及以上人口佔全國的5.12%，說明老人不但沒有外流，以前在外打工者到老年還返回原籍。

一方面是東部大城市人滿為患，一方面中西部的留守老人"老無所養"、留守兒童"幼無所靠"。

大城市靠吸引全國的年輕勞動力維持著經濟繁榮，但是也加重了城市病：交通擁堵、環境污染、房價飆升。導致城市房價飆升的原因有三：土地供應是依照規劃人口數進行的，增速低於實際人口增速；外來人口對住房有剛性需求；外來人口流入增加了城市經濟活力，也提高了戶籍人口的購買力。

其實最嚴重的城市病是超低生育率，這與人口密度太高也有關。2003-2012年東京的生育率平均為1.06。23個區、26個市的人口密度與生育率直線負相關，人口密的幾個區房價高、通勤時間長、民生壓力大，民不聊"生"，生育率只有0.7-0.8；人口較稀的地方，生育率為1.4。

倫敦的人口密度比東京要小，2011年生育率為1.84。33個區的人口密度與生育率也是直線負相關。內城的人口密度仍然太高，一些區每平方公里超過1萬人，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人口密度較低、房價較低的外城一些區，每平方公里只有兩千多人，生育率卻在2.1左右。

*圖2 東京、倫敦的人口密度與生育率的相關性

美國生育率能達到1.9-2.0，是因為城市規劃得更加"宜生"。美國城市分為中心城區、建成區、都會區，芝加哥、費城、邁阿密的中心城區每平方公里都只有4千多人，建成區則只有1千多人，都會區低於1千人。洛杉磯的中心區、建成區每平方公里分別為3.1千人、2.7千人。人口最密的紐約，中心城區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0萬人，建成區也只有2.1千人。美國房價只是家庭收入的4、5倍。各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時間只有20多分鐘。

而中國的城市建成區全部以超過1萬人/平方公里規劃的，縣城的人口密度比紐約中心區還高。北京東、西城區每平方公里是2.5萬人，上海虹口、黃浦、靜安區超過3萬人，通勤時間普遍超過1個小時。北京、上海都可以生1個孩子，但是總和生育率長期只有0.7，不僅僅是因為生育政策限制，也是因為高密度的城市規劃。目前中國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區的面積只佔0.7%的國土面積、5%的耕地面積。筆者在《大國空巢》中論證，即便所有城市的人口密度降至4千人/平方公里，也有足夠的土地。

一孩次生育率反映了沒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現實，與總和生育率平行變化，1995-2014年東京的總和生育率平均為1.06，一孩次生育率為0.61。2010年北京、上海的一孩次生育率低於0.6，2015年甚至低於0.5，意味著即便鼓勵生育，總和生育率也難以達到1.0了。

長期的低生育率，經濟依賴移民，使得北京、上海的人口結構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

橫坐標：各年齡組佔總人口的比例。從下往上：0-4歲，5-9歲、……85+歲。左側是男性，右側是女性。內側是戶籍人口，外側是外來人口。

紐約、東京的人口數據是採納官方預測。假設2017年後北京、上海的人口不再流入、流出，生育率穩定在1.0。

201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結構非常"拉風"，20-49歲青壯年勞動力佔總人口的60%、56%，而紐約、東京都只有46%。但是2040年，北京、上海的20-49歲人口佔比只有28%、23%，而紐約、東京還有44%、32%。也就是說，今後北京、上海的經濟活力連東京都不如，更是遠低於紐約、倫敦、巴黎。

現在的外來年輕人給北京注入了"生機"，很多將在此終老，今後卻可能成為"危機"。北京、上海的65歲以上老人將從2015年的231萬、309萬增加到2050年的791萬、907萬。全國、北京、上海的20-64歲勞動力與65歲以上老人之比將從2010年的7.6、8.9、7.6降至2030年的3.4、2.9、2.4，再降至2050年的1.7、1.2、1.0。今後北京、上海的老齡化比全國更嚴重。婦女長壽6-7歲，將是老齡化的最大受害者。

外來人口不斷流入，就像堰塞湖的水位不斷抬升一樣，今後隨時有崩堤的風險，將出現治理危機。

四、上海、北京面臨人口拐點

過去的實際人口一直超前於規劃，比如北京1993年的規劃是2010年人口要控制在1250萬人以內；但是2010年實際人口達到1962萬人。

現在的新規劃是，北京的人口在2020年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然後長期穩定在2300萬人左右；上海的人口到2040年控制在2500萬人左右。其實今後的實際人口將低於規劃。2015年、2016年上海的外來人口連續兩年負增長，2016年北京也開始負增長，有人認為是政策所致。其實即便是沒有政策調控，上海、北京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原因如下：

首先，人口結構比全國要老，經濟活力低於全國。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齡比全國要高2.3歲了。北京的中位年齡也將在2018年開始高於全國。這在國際大城市中應該算是絕無僅有。

國際大城市的生育率只略低於全國，然後靠吸引少來外來年輕人口使得中位年齡低於全國、經濟活力高於全國，從而長期保持吸引外來年輕人口的能力。比如2011年英國的生育率為1.91，倫敦為1.84。2010年美國的生育率為1.93，紐約市為1.81。2010年美國、英國、日本全國的的中位年齡為37歲、40歲、45歲，而紐約、倫敦、東京分別只有35歲、34歲、42歲。

第二，上海、北京的經濟優勢下降。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人口流動的動力，而區域均衡化發展是趨勢。比如以前紐約州的人均GDP遠高於全國，吸引人口流入；1930年後人均GDP相對優勢不斷下降，吸引人口的能力也下降。紐約州的人均GDP與全國的比例，從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而密西西比、南卡州卻從1930年的32%、38%，升至1950年的51%、62%，再升至1980年的70%、78%。

1980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是全國的6.1、3.4倍，2002年是全國的3.6、3.3倍，對外地人口有強大的吸引力。而2005年湖南、四川、安徽、貴州的人均GDP只是全國的66%、59%、57%、34%，人們千里迢迢也要到大城市討生活。

但是2016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只是全國的2.0、2.0倍了，還將繼續下降；而湖南、四川、安徽、貴州的人均GDP已升至全國的83%、72%、71%、60%，還將提升。收入差距在縮小，考慮到路費和骨肉分離的精神成本等，中西部很多人就選擇留在家鄉。

上海的外來人口來自安徽的比例最高，2003年上海的人均GDP是安徽的6.0倍，但是2016年只是安徽的2.9倍了。上海對安徽勞動力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第三，全國的生育率從199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2015年的1.05，意味著可流動的年輕人口數量不斷減少。

第四，高鐵、互聯網正在改變區域經濟格局，零售、金融、研發、製造不再依賴於物理性場所，傳統產業下形成的大城市的地位將下降，而懷化、贛州、襄陽等中西部新興的交通樞紐城市，將吸納人口流入。美國1930年後人口重新分布的過程中，中西部也崛起了一批中等城市，比如1930年4.8萬人口的鳳凰城現在崛起為第六大城市。

第五，2006年開始，中國的經濟中心向西南轉移，這是唐朝以來的最大轉向。川渝、雲貴桂的經濟佔全國比例都在提升。雲貴桂的生育率是全國最高，今後將是中國最有經濟活力的地區，將吸引人口迴流。

第六，一帶一路將給中國西部地區帶來發展機遇，從而遏止人口東流。

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2420萬，如果人口不再流出，生育率穩定在1.0（很難），那麼2017-2040年之間將出生260萬，死亡480萬，2040年總人口將降至2200萬。需要吸引300萬移民才能讓2040年總人口達到2500萬，但是上海是無力再吸引到300萬移民的。

北京、上海的人口面臨拐點，也意味著房地產等產業面臨拐點。

五、從人口角度設立雄安新區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安新區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筆者認為意義深遠。

第一，順應城市化發展規律。

英國的城鎮化超前中國一百多年，1901年倫敦人口佔全國的16%，75%集中在內城，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達到1.5萬人，其中伊斯靈頓等幾個區接近3萬人，長期被工業煙霧所籠罩。1901年後倫敦開始疏散人口。2011年倫敦總人口佔全國的13%；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5126人，其中外城3901人，內城也不到1萬人，密度最高的伊斯靈頓區也只有1.4萬人，空氣比1585年時還要潔凈。

1910年德國柏林總人口207萬人，主要集中在內城，每平方公里人口達到3.1萬人，其中克羅伊茨貝格區高達4.1萬人。1910年後人口往周邊疏散。2010年總人口346萬人，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3750人，其中內城1.0萬人，克羅伊茨貝格區也只有1.4萬人。

中國2015年的中國城鎮化率為56%，相當於美國1930年的水平。1930年前，美國人口也是不斷湧入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當城市化率在1930年達到56%後，人口開始重新分布。紐約市、芝加哥市的人口佔全國比例從1850年的2.22%、0.13%提高到1930年的5.63%、2.74%，然後降到1980年的3.12%、1.33%，再降到2015年的2.66%、0.85%。

1960年日本東京都的人口86%集中在東京灣的23個區，其中台東區每平方公里為3.2萬人。後面東京將人口往西部26個市疏散。2011年東京都平均每平方公里6025人，其中市部5273人，區部1.4萬人，台東區為1.8萬人。東京的人口密度仍過高，是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

第二，探索新人口形勢下的經濟發展模式。

2015年上海、北京的20-39歲常住人口佔全國的2.16%、2.10%，但是0-19歲常住人口只佔全國的0.91%、0.93%，0-19歲戶籍人口更是只佔全國的0.59%、0.65%，意味著今後20-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將銳減，經濟佔全國比例將下降，政治地位也將下降。

有人說，北京、上海還有足夠的土地，可以承載更多的人，應該繼續吸引移民。

從"承載"角度是沒有問題，但是如果靠吸引外來人口延續目前的發展模式，那麼這兩座2000多萬人口的城市將是無底洞，將加重其他省份的老年化危機。

2004年之後，年輕勞動力仍然在迅猛地流入北京、上海，但是兩市的經濟佔全國比例卻在下降，說明勞動力繼續湧入大城市不但加重城市病，也不利於國家宏觀經濟了。

尤其是，移入的年輕人不得不適應大城市民不聊"生"的環境，生育率非常低，將使得全國未來勞動力短缺、宏觀經濟持續衰落。

並且上海、北京已經面臨人口拐點。今後北京對南方各省的人口吸引力將下降，而對東北的吸引力將加強，對老年化嚴重的東北將是雪上加霜。

因此，現在需要通過設立雄安新區探索在老年化社會、不依賴外來移民的情況下新的發展模式。

第三，探索人口發展的新模式。

長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得中國面臨嚴峻的人口危機。有人建議遷都到人口結構好的地方去。但是首都肩負著重大政治責任，豈能脫身而逃？明朝時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草原，因此明成祖朱棣多次御駕親征，並放棄富庶的南京，定都北京，天子守邊，確保了國家安全。

今後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危機是老年化，當務之急是"休養生息"。2015年全國的生育率只有1.05，全世界最低；其中東北最低，其次是華北。也就是說，今後中國的主要安全問題仍然來自北方，而西南相對最安全。北京扼守東北和華北，是解決危機的最佳地點。如果遷都，將導致整個東北、華北的人口坍塌。

但是北京已經實行了四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以及各項政策都是圍繞主流家庭只有一個孩子進行的，即便停止計劃生育，這種模式在錯綜複雜的利益鏈的驅動下仍將慣性地延續下去。

國際經驗也表明，舊城是很難改造成"宜生"的城市的。比如東京城市改造了幾十年，但是1993年以來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0-1.1左右。香港、新加坡、台北的超低生育率，也與錯誤的城市規劃有關。

而中國過去建立了眾多的"新區"，但都只追求"旺財"，而沒有考慮到"旺丁"，結果照樣民不聊"生"。

因此，北京要有效提升生育率，就必須徹底排除舊模式的干擾。雄安新區肩負著"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的重擔。筆者希望雄安新區不但"宜居"、"宜業"，更要"宜生"。

經濟政策是幾十年的政策，而人口政策是千年政策。如果說深圳是"物質再生產"的新區，那麼我希望能將雄安新區建成"人口再生產"的新區，引領全國的人口增長。只有讓人口恢復了可持續發展能力，中國才能既"雄"且"安"。今後回顧歷史，會發現雄安新區的設立確實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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