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禮的吵嚷：反省中國禮儀文化

中新網10月28日電 香港《文匯報》28日刊出署名文章《失禮的吵嚷:反省中國禮儀文化》說，對於中國遊客在國外失禮的吵嚷這類現象，我們可以做出各種深入分析，但其直接原因卻很簡單:國人生活在禮儀文化缺失的間隙狀態——舊的禮儀文化已經失傳，新的禮儀文化還未建立起來。需要從現代語境克服「野」性。 文章摘編如下: 去年，我曾在國外的某個公園裡遇到了來自國內的旅行團。團員們似乎屬於同一單位，彼此相當熟悉，下車後就開始高聲地談論種種以形象、性、權力為主題的趣事，起勁地相互調侃，還不時爆發出狂野的大笑。 在那個遊客眾多卻很安靜的公園裡，這隊說漢語的旅行者顯得十分突兀。說實話，那個時刻我感到了羞恥，甚至不希望讓別人知道我是他們的同胞。今年，我參加了旅行社組織的境外游，再次體驗到了類似的尷尬。 「舊禮已去，新禮未立」 親歷了這兩次事件，以研究文化為業的我不能不深思:來自禮儀之邦的我們為什麼時常顯得粗野？是由於質樸的天性？還是為了表達大國崛起的自豪感？質樸的人往往尊重他者，崛起的大國公民更應表現出大家風範，因此，這兩個理由都不成立。 經過仔細思考之後，我終於明白了這些旅行者犯的首先是「無知之錯」:他們本來就不知道在公共場所應該如何保持安靜，也絕少有如此行事的體驗；在國內，他們就習慣於在會議室、銀行、飯店、公園裡吵吵嚷嚷，從來沒覺得有什麼不妥；現在到了國外，大家不過是按習慣行事而已。 對於這類現象，我們可以做出各種深入的分析，但其直接原因卻很簡單:國人生活在禮儀文化缺失的間隙狀態—舊的禮儀文化已經失傳，新的禮儀文化還未建立起來。 中國曾是禮儀之邦，華夏文明的第一個朝代就創立了豐富得讓孔夫子讚歎的禮儀體系。在傳統文化中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前身就是各種儀式的主持人，自然特別重視禮儀，其經典《禮記》對人應該如何行事做了細緻的規定。 儒家興起之後，以禮立人成為祖先代代傳承的文明法則，由此形成的禮儀體系至今仍在影響韓國、日本、新加坡等漢語文化圈裡的國家。關於出行的禮儀，《禮記》曾做了明確的規定:「使從俗」。也就是說，到了他國，要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 按照這個規定，到國外旅行者發現當地人習慣於在公共場所保持安靜，也應該學會安靜才是。不幸的是，當代中國人已經遺忘了這套禮儀體系。經過二十世紀的數次橫掃，中國傳統禮儀在自己的發源地已經全面衰落。 更加不幸的是，新的禮儀文化並未隨著「封建禮教」的退隱而形成，所有中國人都被擱置在「舊禮已去，新禮未立」的空白地帶。這個歷史時期被拉得如此之長，以至於我們已經習慣了「無禮」的生活，甚至認為在公共場所以禮行事乃裝腔作勢、虛偽、壓抑天性。 然而，禮意味著社會生活中的秩序，無禮則無序。現在的許多國人不知道如何在公共場所行事，不知道如何優雅地生活。在這種無禮狀態中，我們即使內心善良，也會給人以「野」的感覺。更何況人的內心生活本就與外在行為同構，外在的行為持續久了，會內化到內心生活中，形成粗鄙的人格。 從現代語境克服「野」性 禮儀之邦的傳人喪失了踐行禮儀的精神和習慣，這讓某些熱愛傳統文化者產生了強烈的羞恥感。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他們提倡對國民進行必要的禮儀教育。這類建議雖然很有價值，但還停留在單純恢復傳統禮儀的層面，恐怕難以適應現代公民文化的語境。 傳統禮儀文化隸屬於舊的等級文化，要求以禮區別高低、貴賤、親疏，其理想秩序乃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這些理念和實踐法則雖然仍有可借鑒之處，但無法與自由、平等、博愛的現代精神完全兼容。 正因為它與現代文化的緊張關係，晚清以降的新文化人才激烈地批判之。現在看來，五四時期對禮教文化「吃人」的定性，以及後來對「四舊」進行橫掃的做法，固然失之偏頗，卻敞開了一個事實:傳統禮儀文化必須經歷必要的轉型，方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遊戲規則。徹底否定傳統禮儀文化與完全復興之，都必然走向不通之途。那麼，當代人究竟應該如何行事呢？ 事實上，這個問題並不難破解。只要分析中國遊客高聲說話的深層心理，我們就會明白重構中國禮儀文化的要點:實際上，這些遊客之所以高聲說話，除了禮儀精神缺失這個表層原因外，更重要的緣由是不會平等協商——在無序狀態下，凡談及略有分歧之事，說話者皆想用聲音壓倒對方，以至於平常的談話很快演變為爭吵，所以，禮儀文化失傳與平等精神未立，乃是中國人到處吵吵嚷嚷的兩個原因。 以往，我們習慣於壓制這種吵吵嚷嚷的混亂狀態，但這種做法本身又強化了國人的等級意識，使國人更加習慣於以聲音和動作壓制他人。歸根結底，要想克服這種「野」，就必須在現代語境中改造傳統禮儀文化，建構當代的中國禮儀文化體系。從新加坡等國的經驗來看，這種嘗試成功的概率很大。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倫理法則經過重新釋義之後，將會被整合到現代道德體系中，相關禮儀也會在轉型後復活。以此類推，我們可以自豪地預言:在與傳統重建聯繫的情況下，中國人也將成為知禮、行禮、敬禮的現代世界公民。 重建中國禮儀文化，必須掌握好繼承和轉型的關係。傳統禮儀文化只有被整合到現代文化語境中，才能獲得生存權。企圖原封不動地以古代禮儀規範現代人的生活，只能拖滯中國的進步。 前些年，中原某些城市開始重搞祭祀黃帝大典時，便犯了簡單復古的錯，其中的某些細節(如集體跪拜)受到了各界的批評。央視也播出過有關現代禮儀文化的講座，曾給觀眾很大啟迪，但美中不足的是主講人自己在言語間經常流露出強烈的等級意識，影響了整套節目的現代感。由上述兩個例子看，重構中國禮儀文化的關鍵不是復古，而是轉型。 中新網10月28日電 香港《文匯報》28日刊出署名文章《失禮的吵嚷:反省中國禮儀文化》說，對於中國遊客在國外失禮的吵嚷這類現象，我們可以做出各種深入分析，但其直接原因卻很簡單:國人生活在禮儀文化缺失的間隙狀態——舊的禮儀文化已經失傳，新的禮儀文化還未建立起來。需要從現代語境克服「野」性。 文章摘編如下: 去年，我曾在國外的某個公園裡遇到了來自國內的旅行團。團員們似乎屬於同一單位，彼此相當熟悉，下車後就開始高聲地談論種種以形象、性、權力為主題的趣事，起勁地相互調侃，還不時爆發出狂野的大笑。 在那個遊客眾多卻很安靜的公園裡，這隊說漢語的旅行者顯得十分突兀。說實話，那個時刻我感到了羞恥，甚至不希望讓別人知道我是他們的同胞。今年，我參加了旅行社組織的境外游，再次體驗到了類似的尷尬。 「舊禮已去，新禮未立」 親歷了這兩次事件，以研究文化為業的我不能不深思:來自禮儀之邦的我們為什麼時常顯得粗野？是由於質樸的天性？還是為了表達大國崛起的自豪感？質樸的人往往尊重他者，崛起的大國公民更應表現出大家風範，因此，這兩個理由都不成立。 經過仔細思考之後，我終於明白了這些旅行者犯的首先是「無知之錯」:他們本來就不知道在公共場所應該如何保持安靜，也絕少有如此行事的體驗；在國內，他們就習慣於在會議室、銀行、飯店、公園裡吵吵嚷嚷，從來沒覺得有什麼不妥；現在到了國外，大家不過是按習慣行事而已。 對於這類現象，我們可以做出各種深入的分析，但其直接原因卻很簡單:國人生活在禮儀文化缺失的間隙狀態—舊的禮儀文化已經失傳，新的禮儀文化還未建立起來。 中國曾是禮儀之邦，華夏文明的第一個朝代就創立了豐富得讓孔夫子讚歎的禮儀體系。在傳統文化中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前身就是各種儀式的主持人，自然特別重視禮儀，其經典《禮記》對人應該如何行事做了細緻的規定。 儒家興起之後，以禮立人成為祖先代代傳承的文明法則，由此形成的禮儀體系至今仍在影響韓國、日本、新加坡等漢語文化圈裡的國家。關於出行的禮儀，《禮記》曾做了明確的規定:「使從俗」。也就是說，到了他國，要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 按照這個規定，到國外旅行者發現當地人習慣於在公共場所保持安靜，也應該學會安靜才是。不幸的是，當代中國人已經遺忘了這套禮儀體系。經過二十世紀的數次橫掃，中國傳統禮儀在自己的發源地已經全面衰落。 更加不幸的是，新的禮儀文化並未隨著「封建禮教」的退隱而形成，所有中國人都被擱置在「舊禮已去，新禮未立」的空白地帶。這個歷史時期被拉得如此之長，以至於我們已經習慣了「無禮」的生活，甚至認為在公共場所以禮行事乃裝腔作勢、虛偽、壓抑天性。 然而，禮意味著社會生活中的秩序，無禮則無序。現在的許多國人不知道如何在公共場所行事，不知道如何優雅地生活。在這種無禮狀態中，我們即使內心善良，也會給人以「野」的感覺。更何況人的內心生活本就與外在行為同構，外在的行為持續久了，會內化到內心生活中，形成粗鄙的人格。 從現代語境克服「野」性 禮儀之邦的傳人喪失了踐行禮儀的精神和習慣，這讓某些熱愛傳統文化者產生了強烈的羞恥感。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他們提倡對國民進行必要的禮儀教育。這類建議雖然很有價值，但還停留在單純恢復傳統禮儀的層面，恐怕難以適應現代公民文化的語境。 傳統禮儀文化隸屬於舊的等級文化，要求以禮區別高低、貴賤、親疏，其理想秩序乃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這些理念和實踐法則雖然仍有可借鑒之處，但無法與自由、平等、博愛的現代精神完全兼容。 正因為它與現代文化的緊張關係，晚清以降的新文化人才激烈地批判之。現在看來，五四時期對禮教文化「吃人」的定性，以及後來對「四舊」進行橫掃的做法，固然失之偏頗，卻敞開了一個事實:傳統禮儀文化必須經歷必要的轉型，方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遊戲規則。徹底否定傳統禮儀文化與完全復興之，都必然走向不通之途。那麼，當代人究竟應該如何行事呢？ 事實上，這個問題並不難破解。只要分析中國遊客高聲說話的深層心理，我們就會明白重構中國禮儀文化的要點:實際上，這些遊客之所以高聲說話，除了禮儀精神缺失這個表層原因外，更重要的緣由是不會平等協商——在無序狀態下，凡談及略有分歧之事，說話者皆想用聲音壓倒對方，以至於平常的談話很快演變為爭吵，所以，禮儀文化失傳與平等精神未立，乃是中國人到處吵吵嚷嚷的兩個原因。 以往，我們習慣於壓制這種吵吵嚷嚷的混亂狀態，但這種做法本身又強化了國人的等級意識，使國人更加習慣於以聲音和動作壓制他人。歸根結底，要想克服這種「野」，就必須在現代語境中改造傳統禮儀文化，建構當代的中國禮儀文化體系。從新加坡等國的經驗來看，這種嘗試成功的概率很大。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倫理法則經過重新釋義之後，將會被整合到現代道德體系中，相關禮儀也會在轉型後復活。以此類推，我們可以自豪地預言:在與傳統重建聯繫的情況下，中國人也將成為知禮、行禮、敬禮的現代世界公民。 重建中國禮儀文化，必須掌握好繼承和轉型的關係。傳統禮儀文化只有被整合到現代文化語境中，才能獲得生存權。企圖原封不動地以古代禮儀規範現代人的生活，只能拖滯中國的進步。 前些年，中原某些城市開始重搞祭祀黃帝大典時，便犯了簡單復古的錯，其中的某些細節(如集體跪拜)受到了各界的批評。央視也播出過有關現代禮儀文化的講座，曾給觀眾很大啟迪，但美中不足的是主講人自己在言語間經常流露出強烈的等級意識，影響了整套節目的現代感。由上述兩個例子看，重構中國禮儀文化的關鍵不是復古，而是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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