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世界第2帶來貧富困惑 尚無法稱經濟強國
新周刊2010015期封面。
GDP世界第二帶來的貧富困惑
「二」的糾結
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國人未狂喜。
GDP沒讓中國人膨脹,人均GDP時刻提醒我們自身的處境,中國成了這個世界「最窮的老二」。
我們由此產生的糾結與困惑是——經濟成就與國民福利、階層板結與機會公平、財富權力與社會正義、城鄉差距與地區先富的關係,這是屬於國家的糾結;拜金與仇富、物慾與愛情、金錢與幸福、夢想與生存的矛盾,這是屬於個人的困惑。
GDP不能反映公共服務的作用,不能反映經濟發展質量、存量財富的增長,也不能全面反映社會進步、生活水平乃至資源環境的變化。
中國需要與世界第二相匹配的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否則數字上的繁榮,隨時會煙消雲散。
GDP的20種中國糾結
GDP排世界老二,沒讓中國人膨脹,反讓中國人自省——一個國家不能只談GDP,一個人不能只談錢。金錢是一種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國之禪。
文/黃俊傑
在世界GDP競速賽上,中國無疑是超車高手——我們在2005年超過了英國,2008年超過了德國,2010年第二季度終於超過了日本,成為了全世界GDP第二名。
不過,中國用來超車的,是一輛裡頭人擠人的公共汽車——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人均GDP才只趕上日本的1/10。《富饒的貧困》作者白南風說中國的改革有一塊「變心板」,這塊變心板如同公共汽車車門的踏板,車下的人想車上的人往裡讓,好讓自己擠上去;車上的人冷著臉,大聲嚷嚷:「裡面沒地兒啦,別擠啦!」
在中國,有90後炫富女在網上發手捧鈔票的炫富帖,稱下等人才擠公交。這就是人人都想擠上這輛跑得飛快的、叫做財富的公共汽車的原因。油錢大家都有份給,憑什麼唯獨我跟在時代的車輪後吃塵——我們開心,因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們有些不開心,因為人和人也拉開了差距。這就是屬於我們國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糾結:國家與國家差距縮小,人和人差距卻被拉大了。
這種糾結對於國家,是為十大糾結:糾結於經濟成就與國民福利,糾結於階層板結與機會公平,糾結於財富權力與社會正義,糾結於開發力度與環境保護,糾結於資源壟斷與市場開放,糾結於城鄉差距與地區先富,糾結於中國製造與創意立國,糾結於西方價值與傳統文化,糾結於外交戰略與國際壓力,糾結於功利的現世與持續的未來。
這種糾結對於個人,也是十大糾結:糾結於快節奏與慢生活,糾結於拜金與仇富,糾結於攀比與知足,糾結於家庭與事業,糾結於物欲與愛情,糾結於夢想與生存,糾結於金錢與幸福,糾結於物質化的友誼與理想化的純真,糾結於一線城市的成功學與二線城市的安居夢,糾結於價值迷失與身份焦慮。
GDP排到世界老二,沒讓中國人膨脹,反讓中國人反省。事實上,除開GDP排世界第二,中國還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馬球衣銷量排第二,結核病耐葯率全球排第二,稅賦負擔排第二,超級計算機性能排第二,人體器官移植數排第二……這些第二名排列起來,描述的是一個說不清的中國。
中國人沒有外國人想像中激動。至少,中國人面對GDP的糾結,早已有正確的共識:一個國家不能只談GDP,一個人不能只談錢。金錢是一種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國之禪。
貧富困惑與身份焦慮
有人在網上貼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資條:基本工資1300元,扣除養老保險144元、社保198元、失業險18元、醫保36元,加上遲到4次被扣900元,最後實發工資為4元。這4元堪稱中國工薪族的魔幻現實主義。
有評論分析中國人收入現狀,引用了兩份報告——一是北京政協主席會議上一份調研報告,北京一線職工收入水平現狀是「增長緩慢,長期偏低」;二是廣東2010年的「社會溫度計」調查報告,居民認為廣東當前存在的最重大社會問題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資漲得慢。
與薪水成為對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曬全國各地娶老婆成本,廣州要128萬、杭州要178.2萬、上海要200.82萬、北京要202.8萬、深圳要208萬。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中說,「在繁榮的經濟大潮中,一個已經困擾了西方世界長達數世紀的問題也東渡到了中國」,「社會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際,就是身份的焦慮滋生之時」。在曬工資和曬生活成本背後,是一種心理的比較,有中國工薪階層對生活的焦慮。
這種焦慮也體現在地區的發展不平衡上——學者張維為曾寫文章《GDP鏡子照出什麼樣的中國》,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形成一個3億人口左右的 「准發達國家板塊」,在這個板塊,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預期壽命均超過紐約,多數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過了日本和中國香港,住房自有率超過發達國家,人均教育水平也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整體科技能力高於一般發達國家。
成年人在焦慮自己是社會名流、偽上流社會人士還是弱勢群體,他們的焦慮則傳遞給下一代,成為了「富二代」與「窮二代」的身份焦慮——王朔在《致女兒書》自序的第一句話就說「我們比較關心誰比誰」。安徽省靈璧縣今年曾被曝存在「貧富班」,交3000元錢的孩子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有空調、彩電、DVD,不交錢的孩子只好去擠百人大班了。
「CCTV在六一兒童節期間,採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麼?一個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一個西北的女孩卻是羞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余華在《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感慨,在「倫理顛覆、浮躁縱慾和眾生萬象的時代」,「現實的差距將同時代的中國人分裂到不同的時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許解鈴還須繫鈴人——經濟學家茅於軾認為,GDP增長是解決貧富分化的前提。「沒有GDP就是窮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塊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後再解決好分配,兩者缺一不可。但有個輕重,不要看錯了,以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話,那就是窮平等。」
「窮爸爸」好,還是「富爸爸」好?
一個爸爸說貪財乃萬惡之源,另一個爸爸說貧困是萬惡之本;一個爸爸努力存錢,一個爸爸不斷地投資;一個爸爸相信政府會關心並滿足你的要求,一個爸爸信奉完全的經濟自立;一個爸爸說順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個爸爸問:為什麼不當梯子的主人?
羅伯特·清崎寫的《窮爸爸,富爸爸》,描述了兩種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們經歷的社會環境比作爸爸,這與中國30年的觀念之變何其相似。祖國已是「富爸爸」,但不是每個孩子都是富二代。關於國家,過去我們想的是,讓窮爸爸變成富爸爸;現在我們想的是,讓富爸爸繼續當個好爸爸。
當中國的GDP成為世界第二,圍觀的外國媒體前來給中國「捧場」,也許亦懷有「捧殺」的想法——《紐約時報》說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里程碑;《聯合早報》說這是世界發展史的重要章節;《華爾街日報》說這是個從未享有過的地位;《朝日新聞》說日本影響力開始黯淡;《金融時報》說世界將會適應一種新方式。
「趕超」一直是我們揮之不去的情結。1957年,中國就提出15年內要在鋼鐵和重工業方面趕上英國,然後終於在1995年實現了目標。但這次,中國人對GDP排名世界第二,則是從民間到政府都態度冷靜—— 「驕傲的GDP它噌噌地長啊,能給我換來幾包尿不濕嗎?」,是網路流行歌《鄭錢花》的歌詞。中國還有1.5億人未達到聯合國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標準,是商務部的表態;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是國家的態度。
GDP不是萬能的,沒有GDP是萬萬不能的。更多的中國學者開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國內生產福利總值)取代GDP。畢竟,有的GDP,我們是應該拒絕的——美國學者加爾布雷斯曾指出,發展中國家有三種可以選擇的現代化,其中一種是象徵性的現代化,營造設施一流的機場、發達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項目,但不代表帶來福利水平的提升。馬路不斷開拉鏈帶動的GDP,實則是一種退步。
黎巴嫩著名詩人紀伯倫曾經感嘆:「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於忘記了為什麼而出發。」 關於GDP的一切糾結與反省,或許皆能讓我們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為讓公民生活更美好。
中國年輕人在世界的哪個坐標點上?
國際化的青春期片段
一個時代造就一個時代的青春期。全球化下的中國青春,與王蒙在《青春萬歲》里的青春截然不同。
文/春樹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香港製造》這部青春悲劇電影的結尾,在青山荒冢之間,廣播里用粵語和普通話分別播放著這段毛澤東在1957年對青春學生的講話。激昂的勵志語調配上悲涼的故事情節,讓初次看到這部電影的16歲的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動。那時我就開始經歷和思索著自己的青春期以及「世界」這個概念。
整整十年狂放的青春期,我的每本小說寫的都是北京城熱愛地下文化和搖滾樂的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其中有好些黑暗的東西,好些掙扎、苦痛,當然,亦包含著青春所特有的激情和歡樂。一個時代造就一個時代的青春期,我小說里描繪的青春生活,與王蒙在《青春萬歲》里寫的青春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這些年的生活,讓我感覺到,國家除了關心GDP以外,還應該有更多需要關注的東西。比如關注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
因為青春無論在哪個地方、哪個年代,都是純真、神秘、狂妄自大、迷茫、自我掙扎與理想主義的,因為青年人代表著國家的未來。然而我認為中國年輕人的處境並不樂觀,甚至這些年,在大陸的文藝創作都沒有出現更多更真實的描寫年輕人的作品,尤其是在電影方面。青春是藝術里永恆的題材,為什麼在我們這裡缺席了?一個國家的青春期都被忽視了,那些少年心事難道就這麼不值錢嗎?
我們國家的年輕人與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有何區別?我們處在世界的哪個坐標點上?難道我們有與他們競爭的能力和實力嗎?只有數字是最重要的嗎?這都是我感興趣卻無法確切地給出答案的問題,我也在尋找這些答案的路上。
下面,我試圖用幾個小故事來勾勒一下不同國家年輕人對中國的看法以及他們的生存狀態。
一
我和美國攝影師David在伯克利小鎮的一家典型的美國式餐吧吃飯,這裡都是木製的桌椅,櫃檯前的大彩電里播放著運動節目,服務員是來自於附近大學的學生。我點了一份墨西哥的食物,分量十足,為了避免浪費,我只好告誡自己「北朝鮮的孩子們還挨餓」。David告訴我,以前美國父母教育孩子別浪費飯菜時會說「吃完它!中國的孩子們還在挨餓呢」。
二
前幾天,我剛作為中國年輕作家在北京參加了一個「中俄青年文學之夜」的活動,認識了幾個同齡的80後俄羅斯作家。幾天後,我一個人去俄羅斯青年作家們住的賓館找他們玩,我們邊喝著他們從俄羅斯帶來的伏特加邊用英語聊天。他們看起來比參加活動時放鬆多了。他們紛紛問我關於中國作家、中國年輕人、中國社會等等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1984年出生的男作家瓦列里·別切伊金問的:「為什麼我沒有看到中國年輕人染綠頭髮?為什麼他們看起來都是一個樣子,那麼相似?」
這個問題一下子把我噎住了。我說,我原來就染過綠頭髮。不但如此,北京還是一個音樂重鎮,各種風格的樂隊應有盡有,punk、skinhead、說唱、重金屬、電子、迷幻……最後我告訴他們,因為你們沒有去正確的地方。來參加文學之夜的文學愛好者又同時是搖滾樂愛好者的人,幾乎沒有吧。在中國的主流觀念裡面,好像染綠頭髮、紅頭髮就都不是好人似的、就沒有資格喜歡文學似的。實際上,文學與音樂都是藝術,完全應該交流和共融。
我們又談到了各自的閱讀。中國老一輩作家和文學愛好者們對蘇聯文學和蘇聯作家們推崇備至,而新一代俄羅斯青年作家們則表示,他們不想背負那麼大的壓力,文學除了吸收經典文化外,還應該向前看。
的確,在交流上面,語言的確是個問題,我們都不會說對方的母語,只能通過英語交流。不過,我能明顯地感覺到,中國年輕作家和俄羅斯年輕作家有許多共性。
三
我在紐約學英語的時候,班上的同學來自於五湖四海,而內地的學生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上海女生。
有一次我和班上的日本同學一起去逛中央公園,我發現他的英語還沒有我的好,帶著濃重的日本口音。但是他很自信,如果對方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他也不急不惱。這是種良好的心理素質。他告訴我,有一次他跟美國人說英語,對方聽不懂他的話,便問:「您還會說什麼語言?」 他說:「英語。」
他也比較有錢,一方面是本身家裡就有錢,另外就是他在紐約打黑工。他說並不太擔心被發現後遣送回國,反正日本人來美國比較方便,停留時間也更長。這給了他們自信。
很快我就發現,班裡的韓國學生和日本學生最有錢了,他們經常在學校的食堂里點那種不怎麼好吃卻比較貴的點心來吃;其次就是來自台灣和香港的同學,他們一般不提自己是中國人。
四
我在紐約有個朋友在一家搖滾樂俱樂部工作。每次都有人問她,你是日本人?韓國人?每次她都大聲地告訴他們,她是中國人。她曾被這些提問困擾多年,沒有人相信一個中國女孩能在紐約的搖滾俱樂部里工作得風聲水起。
我去那家搖滾俱樂部玩時,也遇到陌生人問同樣的問題。我說,我來自北京,來自中國。他們立刻就說,哦,我知道北京,辦奧運會的地方。
五
在柏林時,一個年輕的義大利男孩駕車一千公里來看我。他是我的讀者,買過我的小說的義大利版。他說從來沒有來過德國,於是我邀請他來柏林玩。我幫他找了一家青年旅館。青年旅館的大廳坐著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年輕人,只有一張看起來鶴立雞群的亞洲面孔,但不用問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大陸人。德國的中國人很少,到處旅行的中國人更是少之又少。
他住的房間有四張床位。第一天,只有他一個人住。第二天,房間來了一位亞洲客人。他問我,那位亞洲客人是不是中國人?我說,基本不可能,應該是日本人吧。他後來去問,果然,對方是位日本旅遊者。
從硬體上來說,中國年輕人也許沒有足夠的旅費,簽證也是困難重重;從軟體上說,大部分中國年輕人缺乏那種非功利性的、主動的獨自或結伴去旅行的觀念,這就是為什麼在全世界旅行的中國年輕人少之又少的原因了。
如果有一天,中國年輕人不再津津樂道買了什麼名牌包而是打起背包去旅行,我就覺得我們的年輕人有希望了。 你可曾品嘗到GDP的愉悅滋味?若不能使經濟發展的成果轉化為全民福利,這樣的GDP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沒有一毛錢的關係。
文/陳舊
GDP世界第二了,離登頂只剩一步之遙,歷來宣稱的「超日趕美」已成現實,為何上至國家、政府,下至企業、百姓,都全然高興不起來?
國際上,我們的國家正遭受猜忌與懷疑:從黃海到南海,從帕米爾高原到喜馬拉雅山,從哥本哈根氣候論壇到美國國會山,大國未必意味著別人的尊重與服從。國際政治博弈中,沒有規則制定權,稱不上政治大國。
經濟上,我們的企業正遭受歧視與排擠,超過2/3的反傾銷調查針對中國,貿易保護主義與匯率爭端讓中國出口企業如在刀尖上跳舞,對外投資也附帶嚴苛的政治條件。國企規模上已屬世界前列,但只是窩裡橫,走出國門就手無縛雞之力。世界最大市場與第二經濟體,沒有世界級企業,稱不上經濟強國。
軟實力上,代表體力發展的奧運金銀銅拿了一堆,但智力發展上尚無一個諾貝爾獎項獲得者,也不能輸出強有力的價值觀,稱不上文化大國。
個人生活上,上至官員富商,下至白領農民工,在這樣一個充滿了失敗感的盛世(吳曉波語),捫心自問,你可曾品嘗到GDP發展的愉悅滋味?
一套房子就夠你一輩子喘不過氣來,何來幸福可言?更何況還要面對高學費、高醫療費、高稅費、高失業率與低福利、低安全感。若不能讓經濟發展的成果轉化為全民福利,這樣的GDP再高速發展,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沒有一毛錢的關係。
GDP不是大國標誌
假如GDP是衡量大國強國的唯一標誌,或許整個中國近現代史都會重寫。
近現代史上一向被視作「積貧積弱」的中國,其實一直是個經濟大國。按照英國著名經濟史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測算,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達到了32.9%。而同樣根據麥迪森的估計,按照中國經濟當下的發展速度,到2030年,中國佔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僅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強打個平手。
即使是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彼時GDP也遠高於日本,約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當時無論世界各國,還是中日政府,都顯然認定日本明顯強於中國。
為何晚清政府和國民政府都屢戰屢敗?經濟發展不僅要看數量總和,也要看質量如何。200年前的中國人靠生產瓷器、絲綢、茶葉來抵擋英國法國的堅船利炮、蒸汽機與鴉片攻勢,今天的中國人靠生產玩具、襪子、山寨產品來對抗西方的谷歌、iPad、《阿凡達》與空客A380,有何勝算?
所以,《大國的興衰》一書就認為經濟總量本身並無意義,「數億農民的物質產量可以使500萬工人的產量相形失色,但由於他們生產的大部分都被消費了,所以遠不可能形成剩餘財富或決定性的軍事打擊力量。英國在1850年是強大的,它強就強在擁有現代的、創造財富的工業和由此產生的一切利益」。
此話固然有鼓吹富國必先強兵、唯恐天下不亂的嫌疑,但在全球產業鏈中,中國經濟大而不強,缺乏競爭力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我們常在地理課本上誇耀中國「地大物博」,其實世界範圍而言,中國地尚算大,物絕非博,魯迅曾一針見血地寫道,倘是獅子,誇說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頭豬或一隻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這話同樣適用於今日。
GDP指標的中國特色
不靠譜的國家機關有很多,統計局首當其衝。
綠豆、大蒜和雞蛋都翻了一倍不止,CPI還羞答答停留在3%上下,很好地滿足了領導「CPI控制在3%以下的目標」;2009年京滬深房價翻了一倍不止,國家統計局卻說房價同比只上漲1.5%;全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一發布,大家都感覺收入「被增長」;還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城鎮居民失業率,即便在金融危機發生後的2008年和2009年,中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也始終保持在5%以下,這一數據不要說和日常所見衝突了,和社科院發布的2009年中國城鎮居民失業率9.4%也相差甚遠……
但最有玄機的非GDP數據莫屬。每年的地方GDP之和總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GDP有著可觀的一段差距,是地方多報,還是國家瞞報,或兼而有之?中國統計數據的潛規則是能多報的絕對多報,能少報的絕不多報,不唯真,只唯上,一切以領導需要為最高前提,經濟學家許小年稱之為「制度性失真」。
據悉,國家統計局最近頻頻找媒體公關,開始加大對公眾的開放透明度,以求化解公眾對統計局數據的層層疑慮,有媒體稱,一向高深莫測的統計局也開始走「陽光男孩」路線了。「陽光男孩」的提法不新鮮,上任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在2006年就宣稱要推進「陽光數據」,4年過去,「陽光男孩」還停留在「微小青春期」。
所以許小年打趣說,統計部門存在無意識誤差,宏觀經濟學家還有日子過,如果是有意識誤差,宏觀經濟學家乾脆失業就算了。
中國GDP數據的另一特色是總量與人均的極大懸殊:這不奇怪,任何宏大數據經過13億人口一平均,只會變成滄海之一粟。
在世界紛紛鼓吹中國「世界第二」之時,最新訪華的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阿什頓在告別了繁華的上海世博場館後,被請到貴州貧困的少數民族鄉村參觀,分析人士說,這是中國為了讓阿什頓親身體驗東西部經濟發展的巨大落差,化解「中國責任論」帶來的負面影響。參觀完小村之後,阿什頓說,中國還要做許多事才能確保「真正的發展」,歐盟願意幫助中國。
因富生驕是愚蠢的,況且以任何一個人均指標來衡量,中國都遠未稱得上富裕。
經濟增長不意味社會進步
2005年9月8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華舉行《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發布會。報告指出:「有令人擔憂的跡象表明,中國的社會發展正開始落後於經濟增長。」報告尤其著力指出,落後表現於住房、教育和醫療三個方面。5年過去,這3個領域的落後不僅未得到彌補,更有差距擴大的趨勢。
經濟增長不是萬能的,GDP也不是萬能的。早在1934年,GDP指標的發明者,俄裔美國人庫茲涅茨就發現GDP計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國家的收入並不等於國民的福祉」。尤其當發生於貧富懸殊,利益集團當道的社會。甚至,他們能有效地用GDP增長掩蓋社會退步的真相。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以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馬蒂亞·森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首的24名頂尖經濟學家在今年4月出台了一份報告,探討改善GDP的可能性。在斯蒂格利茨看來,GDP的缺陷在於沒有考慮社會發展因素。GDP只是一個數量指標,而不是一個質量指標。GDP沒有考慮國民收入的分配,也沒有對經濟活動的價值進行道德判斷。
這一點中國人尤其體察深刻:30年來,中國的污染速度和污染指數遠遠超過了GDP增速,中國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後伴隨的是難以負荷的高污染和高消耗。美國經濟學家曼昆曾引用前總統肯尼迪弟弟、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的話說:「(GDP)並未考慮到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或他們遊戲的歡樂時光;它既未包括我們的詩歌之美,也不能反映可貴的婚姻穩定;它既不反映公眾的智慧,也不包含公務員的廉正。」
這簡直是打在國人臉上的七記耳光:為了區區那點GDP,三聚氰胺犧牲了孩子的健康,教育改革讓家貧者無力讀書,繁重的課業剝奪了孩子們的歡樂時光,詩人們都改行去寫房地產廣告語了,自家的男人常常睡在別人的床上,公眾毫無智慧可言,網上充斥著憤青。
有人提出「綠色GDP(Green GDP)」的概念,它是把自然資源與環境因素列入考慮後,所計算出經濟活動的成果,也就是把污染或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相關成本,從現行GDP指標中扣除,因此,綠色GDP數據通常比現行GDP數據要低。如此,中國的GDP增長會不會為負?
也有人提出「金色GDP(Golden GDP)」的概念,為聯合國在2000年《世界文化報告》中首先提出。主要思路是將文化活動予以價值量化,但難度甚大。這個指標並不普及,但反映有識之士對GDP的一種反思。
官員們的GDP信仰與民眾的GDP倦怠
中國有兩個群體最關注GDP:官員與經濟學家。官員們以GDP數字為升遷依據,經濟學家則以預測GDP數據為生。媒體常批評國人沒有信仰,其實中國人有信仰,尤其各級官員。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三個代表和諧發展觀,而是GDP。GDP就是他們的G點。
改革開放30年形成的最堅固意識形態與方法論是: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建設以GDP為中心,GDP以房地產為中心。
GDP主義不僅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也意味著豐厚的政治利益,尤其在中國身處這樣一個由「官僚農業社會」向「官僚工業社會」轉化階段(經濟學家謝國忠語)中。也就是在這種張五常讚許的「地方政府競爭」體制下,這些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從沿海到內陸,各級各地政府都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都在搞開發區招商引資,都在大拆大建搞房地產,都在大搞政績形象工程,中國的各級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級各地最大的「經濟發展總公司」。
政府成了公司,不僅不為民眾謀利,更與民眾爭利。GDP是官員政績的成績單,經濟數據成了政治符號,當民眾普遍對政治冷感,久而久之對GDP自然也無動於衷。尤其當這個數據可能造假、被操縱、與你無關之時。當今中國最流行的是什麼主義?答:犬儒主義。
中國的GDP已屬世界第二,但人民福利呢?制度建設呢?GDP不是萬能的,它不能反映公共服務的作用,不能反映經濟發展質量,不能反映存量財富的增長,也不能全面反映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乃至資源環境的變化。無論是國家號召的科學發展觀也好,「幸福指數」也好,還是新的「綠色GDP」或「金色GDP」指標,都是把「可持續性」與「人民福利」列入考察,以補現行GDP數據之不足。
中國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先進而有效的制度建設,沒有這些,再多的GDP也會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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