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懷念八十年代的大學

　　現在的大學裡普遍存在的對學生過於關心並且過於寬容的現象，其實是讓學生「返老還童」，把他們「幼稚化」了。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張生

　　有人說，我們這個社會是個消費社會，人們存在的意義就在於佔有商品的符號價值而並不在乎具體的商品有什麼用，所以，我們總是為消費而消費。

　　有人說我們這個社會是個景觀社會，大家都在各種影像的生產和交易中獲得價值和刷出自己的存在感，而整個世界也都因此變成了各種影像的堆積，這從微信朋友圈裡每天層出不窮的自拍照就可看出一斑。

　還有人說，我們生活的社會是個猶如全景敞視監獄那樣的社會，因為不管是在大街上還是在電梯里，舉目可見的像麻雀一樣密集像獨眼的貓頭鷹一樣專註的探頭隨時提醒我們，這個社會中的我們已經變得比照相機的鏡頭還要透明。

　　我覺得他們說的都對，可我很想再補充一句，我們現在所生活的社會，還是一個呵護過度的社會。

　　在這個社會裡，每一個人都被過度的看顧，過度的保護，因而在失去自我的同時，也失去了犯錯誤的權利，這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都變得弱不禁風，變得幼稚，軟弱，變得奴性，甚至卑瑣。

　　這背後的原因值得讓人深思。

　　1

　　前一陣子，我所工作的大學的某個學院的老師發現有幾個學生經常缺課，我本來以為只要找這些學生談談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他們缺課是有合理的原因的，並且不違反學校規定就算了，如果是故意缺課並且違反了學校規定，那就按規定取消該生這門課的成績就是。

　　大學生都是二十歲左右的成年人了，他們應該也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我一直覺得，大學生在大學裡的學習，不僅是上課考試這麼簡單，遵守學校的學習紀律乃至違反紀律後承擔由此造成的處分，也就是自由的犯錯誤和自由的糾正自己的錯誤，也是大學生活的一部分，因為這一過程本身也是一種學習，甚至是一種更重要的學習。

　　但沒想到負責的老師們卻如臨大敵，又是找這幾個學生苦口婆心的談話，又是動員他們的家長連線學生直接訓話，同時也來做任課老師的工作，希望能夠給予曠課的學生寬宥以不使其沒有成績等等，可謂呵護備至，不一而足。

　　但知道這個情況後，我卻有點哭笑不得。一方面，我為本校的老師們對待學生的真心愛護感到欽佩，可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們無意中也在某種程度上嬌縱了這幾個學生，讓其得以堂而皇之的逃避自我應該擔負的責任，並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我覺得，現在的大學裡普遍存在的這種對學生過於關心並且過於寬容的現象，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讓學生「返老還童」，把他們「幼稚化」了。

　　我記得很久以前讀過一篇關於清華的陳岱孫先生在西南聯大任教時的軼事。一次，有個學生因為考試不及格，托陳先生的一個朋友寫了封信，然後拿著這封求情信去找陳先生，試圖讓陳先生放他一馬，給個及格分。誰知陳先生看也不看一句話不說就把這封信當著學生的面撕掉了。那個學生從陳先生的這一舉動中，也知道自己做錯了事，不敢再糾纏，轉身老老實實地離開了。

　　陳岱孫先生

　　這其實也不是什麼神話，即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讀大學的那個時代，同學們考試該不及格就不及格，該留級就留級，甚至該退學就退學。好像沒有哪個同學不及格了，自己還敢去找老師理論，並且還有老師去為其代言，以讓其通過的。

　　2

　　現在，經常有學生以出國或工作為由，來向老師索取更高的分數，我自己就不止一次收到這樣的信息，每次我都感到很驚訝，難道你出國不是更應該好好學習嗎？而且，你的考試成績不好的責任為什麼要老師來承擔而不是自己承擔呢？

　　這也許是很多人懷念八十年代的大學的原因，儘管那時候的大學沒有宏偉的教學樓和圖書館，也沒有舒適的宿舍，更沒有這麼多對學生關懷備至的老師，可那個時候的大學把大學生當成大學生來看待的。學生在學業上出了問題，只要不是根本性的要死要活的問題，都是由學生自己獨立承擔的。

　　那時絕大多數同學家裡沒有電話，更沒有微信，所以老師有什麼事也不會去找家長，現在的大學，卻把大學生當成了小學生，大學老師也動不動像對待小學生那樣一有事就去找家長「告狀」，很多家長也把大學當成一所呵護自己子女的幼兒園，卻忘記了自己的孩子早該「斷奶」了。

　　大學生們因此也真的變成了小學生，甚至變成了幼兒園裡動輒流鼻涕拉大便都要哭著喊著讓老師來給自己擤鼻子擦屁股的小孩。這也是讓我感到多少有點不可理喻的一件事。

　　對於大學的教育，我很喜歡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杜威先生的教育思想。

　　1919年，胡適在《實驗主義》這篇文章里介紹了這位「教師的教師」對於學校的觀點，那就是學校就是社會，學生在學校里學習的不僅是所謂的書本上的知識，更重要的是要開始學習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簡單說來，教育即是生活，並不是將來生活的預備」。

　　也就是說，一個人念大學不是為了將來謀生學個本領那麼簡單，從踏進大學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經開始「謀生」了。

　　3

　　當然，大學只是社會的縮影而已，我們現在的社會也同樣處於這種過度呵護的狀態。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呵護過度的社會，只要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緊張不已，唯恐有什麼變化和動靜。而且如今這種情況愈演愈烈，整個社會好像總是處在一種讓人精神緊張的狀態之中。

　　法國思想家盧梭在《懺悔錄》里曾經講過自己的一個真實的段子。他有陣子因為生了個小病，對醫學產生了興趣，就開始狂讀醫書。可是他看著看著，逐漸開始懷疑乃至相信自己也得了醫書上所描述的那些五花八門的疾病：

　　我每讀到一種疾病時，就認為這裡說的正是我的病。我深信，即使我本來沒有什麼病，研究了這門不幸的學問，我也會成為一個病人的。由於我在每一種病症中都發現和我的病相同的癥狀，我就認為自己什麼病都有。除此以外，我又得了一種我原以為自己沒有的更為嚴重的病，那就是：治病癖。

　　我覺得，從盧梭的這段話里可以找到我們當下的社會和大學的問題所在，那就是得了「治病癖」。其實學生也好，社會也好，本來是沒有那麼多病的，即使真的有什麼小病，大多是不治療也可以痊癒的小病，哪怕就是大病，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治療一下就可以了。

　　盧梭

　　可是，現在我們的大學也好，老師也好，社會有關的管理部門也好，就像盧梭所說的那樣，因為有點小病看了太多的醫書而不知不覺得了「治病癖」。大家總是疑神疑鬼不說，本來沒病的也會想出病來以至於生產出病來去治療，以滿足自己的「治病癖」。

　　這就像盧梭一樣，他甚至懷疑自己的病的根源是源自心上長了一個肉瘤。最後，冷靜下來後，他自己也對此感到荒誕不已。

　　所以，我認為，這其中的關鍵並不在於大學生和社會，而在於我們的大學和社會的機制與文化得了盧梭說的「治病癖」。而我們的大學也好，社會也好，將來很有可能不是敗坏於可能的疾病，倒是十有八九可能受損於過度治療甚至是沒病找病式的治療，也就是盧梭所說的「治病癖」。

　　其實，之所以大學和社會會發展到這一步，問題還是我們的文化和社會機制不相信人有自己抵抗疾病的能力和權利所致。我總覺得，一個人應該有生病的自由和生病後治療的自由，甚至有不治療的自由，真不需要防患於未然式的治療，更不需要盧梭講的「治病癖」式的治療。

　　4

　　一個人的健康成長，實際上是離不開疾病的，但不能因為怕得病就不讓人生病，或者為了滿足自己的「治病癖」就讓健康的人胡亂吃藥。因為不得病沒有抵抗力，反而更容易得更大的病，以至於很有可能有病時一命嗚呼。胡亂給人吃藥，更是可能把沒病的人「治死」。

　　魯迅1925年在自己的隨筆《看鏡有感》里談到，中國的文化在漢唐時代因為心胸開闊，魄力雄健，非常「閎放」。所以，高度自信，是勇於吸收和接納國外的文化的，比如銅鏡上的裝飾花紋就有很多就直接采自海外的動植物，如漢代裝飾有洋馬和蒲桃的「海馬葡萄鏡」等。可到了宋以後，因為國力衰頹，開始謹小慎微，怯於吸收海外及異族的文化，銅鏡上各種「藻飾」就少多了。

　　因此，他特別談到不同時代的人對於外來文化的態度，像漢唐那樣國家強悍時對外來的東西是「自由驅使，絕不介懷」的，可是當國家淪落比如像宋以後那樣沒有自信的時候，就有點病態了。

　　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彷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

　　他更是把這種對於外來文化的態度比做人對於食物的態度：

　　無論從哪裡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於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云雲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

　　我想，國家如此，文化如此，學生也如此。反過來，學生如此，文化如此，國家也會如此。而顯然，一個人也好，一種文化也好，一個國家也好，沒有一個好胃口，沒有一個開放的好胃口，沒有真正的自信，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