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學檬：印度佛教向東而非向西傳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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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45年，波斯王居魯士曾俘虜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並將其帶到印度。波斯帝國鼎盛時，其統治區域東至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34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發起東進，征服了波斯帝國，也到達印度河西部，打通了地中海、小亞細亞和南亞的通道。據學者研究，自亞歷山大王來過以後，「希臘文化的因子就此深深植入中亞和印度的土壤」。印度自此便與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文化有了直接和大規模的交流。按理說，佛教應該首先向西方傳播。但是，就在佛教傳播到波斯、埃及甚至希臘時，在接觸早期基督教之後，似乎被基督教這堵牆擋住了。筆者認為，隨著基督教合法化和壯大，並成為羅馬國教，佛教再傳歐洲已無可能。此後順絲綢之路經巴米揚東傳，又順張騫通西域的路徑，悄然於東漢明帝時，白馬馱經，到達洛陽。那麼，促使佛教東漸及佛教未能西傳，究竟還有哪些具體因素呢？

一、兼通梵漢語文的中亞、西域是佛教東漸的過渡地帶

兼通梵漢語文的罽賓、大夏、大月支等地區的一些佛教徒、商人，是佛教東傳的首批傳播者。中亞和印度河西北地區，廣泛分布著雅利安人。他們是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代從裏海西岸分批南下進入伊朗高原的，稱為伊朗雅利安人；公元前2000年代以後進入北印度、講梵語的，稱印度雅利安人；其他分布在中亞各地。他們統稱印歐語系的雅利安人。公元前3 2世紀佛教從北印度傳入中亞的安息、大月支等歐亞語系各國，並紮下根。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史》曾有過簡要說明：「佛教創立於公元前6 5世紀的古印度，開始主要流行於恆河中上游一帶。到公元前3世紀孔雀王朝阿育王時及其以後，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圍國家傳播。向南傳到斯里蘭卡和東南亞國家；向北傳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支，並越過蔥嶺傳入中國西北地區。」

僅從慧皎《高僧傳》等高僧傳記看，這一概括大體上是正確的。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使安息(今伊朗、伊拉克) 、大夏 (吐火羅，北至今阿富汗北部) 、大宛 (今費爾干納盆地烏茲別克、吉爾吉斯) 、大月支 (大夏衰落後，據有其地，東漢時屬貴霜王國) 、康居 (粟特故地，今哈薩克西南部，鹹海東部) 、罽賓 (今克什米爾) 等國和漢朝有了通道。中亞各國是雅利安人，語言上屬印歐語系，但因和東方的秦、漢王朝有通商往來，不少僧人、商人既懂梵文又略懂漢語，早期譯經均是他們完成的。舉例來說：

竺法蘭，中天竺人，是和蔡愔(東漢時的郎中，受命赴天竺訪佛法) 同到洛陽，他「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子。東漢桓帝初年到中國，「通習華言」，「宣譯眾經，改胡為漢」。他譯的佛經「義理明析，文字允正」。當時天竺語號為「天語」，「言訓詭蹇，與漢殊異」，唯其所譯，「為群譯之首」。支讖，即支樓迦讖，月支 (今河西走廊地區) 人，傳譯《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三部經。東漢靈帝時，天竺僧竺佛朔到洛陽，在譯《般舟三味經》時，支讖「傳言，河南洛陽張孟福、張蓮筆受」。又，安息人優婆塞安玄和沙門嚴佛調譯《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孫吳時，月支人支謙受業於支亮 (支亮受業於支讖) ，他「妙善方言，乃收集眾本 (佛經) ，譯為漢語」。

康居人僧會於赤烏十年 (247) 到建鄴，促使孫權建「建初寺」。僧伽跋澄，罽賓人，前秦時入關中。時邀釋道安等名德譯經，「跋澄口頌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佛圖羅剎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晉本」。趙正又組織跋澄、曇摩難提、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曇摩耶舍，罽賓人，東晉隆安中到廣州，其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為譯語」。最著名的鳩摩羅什，天竺人，其母為龜茲王妹。少隨母至溫宿國 (今新疆溫宿) ，他在溫宿國因辯贏一高僧而「聲滿蔥左，譽宣河外」。龜茲國王親往溫宿迎什回龜茲，他在龜茲「博覽群經，特深禪要」，成為名僧。後來到了長安，主持譯經。佛教傳向東土，他的貢獻最大。

由此可知，罽賓、大夏、大月、安息、康居及我國西域的龜茲、溫宿、疏勒等國，早被佛教，這一地區成為印度佛教東漸的過渡地帶，商路、婚姻和語言的溝通，為佛教東傳提供了西傳所沒有的媒介。

二、宗教信仰的「類同」是佛教東傳的文化因素

佛教傳入漢朝初期，人們當作黃老之教供奉。漢代人開始接觸佛教時，把佛經中的「空」，套用老子的「無」來理解；佛教的水、火、地、風四種物質及「天地始終謂之一劫」說亦與漢代方士「五行始終說」近似，這樣佛教就易「混淆視聽」，易為廣被儒學影響的官民所包容、接受，使這一「異教」能在中國流傳。

其一，早期佛教教義表現為釋迦牟尼的「四聖諦」：苦諦 (人生皆苦) 、集諦 (苦之原因) 、滅諦 (徹悟苦的原因，達到「涅槃」的境地) 和道諦 (通過修道達到「涅槃」的途徑) 。人們通過修行、斷惑、涅槃，最終成為阿羅漢 (「不生」的意思) ，而不再墮入人世的輪迴。「四聖諦」重在修行，奠定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並組成了傳教僧團，標誌著佛教的正式形成。

其二，大乘佛教第一傳人是龍樹，他創建大乘佛教約在中國的東漢明帝至三國時期。學者認為，支讖所傳譯的《般若道行》這部經，「把本無當作它的宗教唯心主義體系的至高概念」，「與魏晉玄學提倡的『以無為本』，『有生於無』的唯心主義本體論是很相似的」。大乘佛教在中國傳播最重要僧人是鳩摩羅什，他主持譯出《妙法蓮華經》、《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百論》等經。除《百論》是提婆所著外，其他都是龍樹所著。《妙法蓮華經》「以慈修身，善入佛慧，通達大智，到達彼岸」的思想，與孔孟思想中「仁」的含義也有某種相通之處。《孟子·盡心上》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離婁下》：「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孟子所說社會道德境界與佛教宣傳的「彼岸」世界很難區別。老子思想中，也有某些與佛教思想相通之處，如第八章講「心善淵」 (思想深邃寧靜) ，第十章講「滌除玄鑒」 (清除內心污染) ，第十六章講「致虛」、「守靜」等等。但老子不講「真空實相」。

這種「類同」因素，導致佛教(大乘佛教)能和流行的儒道思想「通解」，這一點非常重要。例如康居人僧會於赤烏十年(247)到建鄴，他對孫皓說：「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僧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跡。至於釋教，則備及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之以明勸沮，不亦大哉。」可見，「類同」因素可以消除相互理解的鴻溝，促使作為「異質」意識形態的佛教傳播。康僧會其父經商，移居交趾(今越南)。來華高僧還樂於學習儒家經典，如竺法護(竺曇摩難剎)，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八歲出家，篤志好學，「博覽六經，游心七籍」，隨師之西域各國，遍學其語言文字，帶回佛經，譯為漢文，為佛經廣流中華出力。孫綽《道賢論》將天竺七賢比作「竹林七賢」，將他比作山濤(巨源)。

「類同」因素的存在，往往會導致「異質」向「同質」轉化。細究之，佛道與佛儒有很多區別，佛學家冉雲華指出：佛教的宗教方向以出世為主，「無論是早期的部派或是後期的佛教經典，都是為出家人寫的，多是以出家修道為解決煩惱的最後法門。因此之故，佛教在印度歷史上，從來沒有領導過社會運動」。冉先生舉出中印佛教徒對大乘名著《維摩詰經》的態度，說明印度佛教徒注重的是《維摩詰經》的經義，中國佛教徒則注重維摩詰居士此人，「前者重點是智慧，後者的重點是人，自然也是以人的社會為主」。可以認為，佛教重點在人的主旨是融入中國社會後的變化，是和儒家思想交融後，「異質」向「同質」轉化的結果，從而成為印傳佛教和漢傳佛教的區別之一。

三、佛教未能西傳的文化因素

施舟人教授指出：佛教傳到小亞細亞，當地已經接受了基督教，佛教「一些教義和制度被早期的基督教部分吸收了。所以佛教西止於此」。除此之外，應該還有一個「文化因素」。早期基督教的教義講「十誡」(《出埃及記·傳十誡》)，原罪和贖罪 (《出埃及記·贖罪銀》、《利未記·代罪羊》等) ，信靈魂會因信仰而重生，信地獄、天堂。《聖經·箴言》教人「智慧、仁義、公平、正直」；但其處世講聚妻生子、種地養羊、生生不息。而佛教(尤其禪宗)沒有這種強烈贖罪感、入世感；漢魏兩晉南北朝儒、道也無這種強烈贖罪感。隨著歐洲工業化和社會制度變革，清教徒非常注重個人的良知。清教徒所說的良知即靈魂的花園，與禪宗精神難說一致。清教徒很顧家，世俗化，與佛徒空靈化思想大不同。基督教思想與儒家思想有共同點，都很入世，講仁義，但儒家無「神」主宰觀念。佛教與基督教沒有前面所說的「異質」向「同質」轉化的「文化因素」，至少可說不明顯。何況，基督教已是羅馬帝國的國教。此後基督教又自行分櫱出主要有天主教、東正教、新教諸派別。

總的來說，佛教傳東不傳西，有其文化差異原因：基督教的至高無上的「神」，與佛不同；基督教「原罪」與佛教「輪迴報應」不同；基督教的「懺悔」與佛教的思過、「禪」以及儒家的「自省」不同；佛教空觀與老子的「虛」近似；佛教的「法相」與老莊的「道」，儒家「仁」、「禮」近似等等。淺見如此，敬請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