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決策者更應讀懂科斯

9月3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逝世，科斯與中國從經濟學的圈子討論成為公眾議題。

科斯是制度經濟學的鼻祖之一，中國的眾多經濟學人都經常述及著名的「科斯定理」對中國改革的影響。與科斯教授有過多次私人交流的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許成鋼這樣描述科斯：科斯教授是一個對經濟、社會現象始終充滿基本好奇心的偉大學者，他熱衷於安靜的思索和討論，不喜歡熱鬧。科斯教授對整個經濟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非要說他對中國的影響，我更願意說他對中國經濟學人的影響」。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政策制定和執行者如果能讀懂科斯，對中國改革將會有巨大的促進作用。

許成鋼說，中國在美國留學的經濟學人知道和學習科斯始於80年代，而科斯的產權理論在國內成為「流行」，是在1991年科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1991年，時年81歲的科斯因對經濟組織產生原理的闡述，及推動法學、經濟史和組織理論的發展，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早期的論文，包括1937年的《企業的本質》和1960年的《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到的諸多重要問題——產權和產權結構、科斯定理開始為中國的經濟學人廣為學習和研究。

許成鋼認為科斯的理論在中國的影響，主要源於中國經濟學人在觀念和思想上對科斯的認同和學習。許成鋼以往和科斯的個人交往，包括書信來往以及三次小範圍研討會交流。書信來往，每次都是科斯教授主動，其中包括討論他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書稿（與王寧合著），關於創辦新經濟學雜誌的想法等。小範圍研討會的第一次是在2008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商學院和科斯基金會共同發起的為期五天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30年」國際會議上（2008 Chicago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第二次是2010年在芝加哥大學的為期五天的研討會，而第三次是2012年在美國布法羅大學的研討會。在幾次研討會上，科斯都毫不避諱地談及自己的中國情結，「科斯對中國的興趣產生於青年甚至於少年時期，起點是馬可波羅的遊記。當人們說中國經濟發展是中國奇蹟時，科斯對這一點並不意外。真正讓他感到意外的，是中國歷史上，從19世界末開始的迅速衰敗。」

科斯是一個注重理解問題的實質、輕看名譽地位的人。當有中國學者稱讚科斯「對中國影響和貢獻很大」時，科斯微笑著反問，「我有么？」（「Did I?」）在另外的一個相似場合，他還說過，「有沒有我，中國都會發展」。許成鋼說，除了科斯本人的謙遜和幽默的迷人特點外，這其中「同時也包涵他自己真實的看法。他從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特別的理論。他極其注重認清複雜現象的實質，不主張在情況不清時簡單地應用已有的理論到複雜現象。」例如科斯定理。「科斯認為他只不過是把最簡單的東西說了出來。他說『人們實際上並不需要這個定理』。科斯認為他提供的是一種看問題的角度。」「的確科斯從來沒有用過科斯定理的說法，這個詞是他的同事斯蒂格勒（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造的，用來概括科斯關於理想條件下自由市場的交易能夠最優解決所有存在利益衝突問題，包括市場外部效應問題，如污染等。」科斯定理使得科斯的思想易於傳播，但是科斯本人從來不完全認同這種易於傳播的定理形式。

而在科斯百年之後，科斯的成就和影響被再次提起。許成鋼說，如果一定要具體討論科斯對中國的影響，那麼科斯定理和產權理論一定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知道的人最多的。但是，從更深層次看，對於關心科斯思想的中國經濟學人而言，更需要關注經濟學是什麼，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做研究，這是科斯一直強調的他與主流經濟學有分歧的地方。因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把經濟學定義為關於分析工具的學科，或定義為關於資源配置的學科。科斯生前的最後兩年，盡其主要精力於推動創辦一個新的雜誌，希望能藉此推動改變人們對經濟學的認識，使之不再局限於「分析工具」和「資源配置」，而著重於現實的經濟、社會、企業和商業背後的規律。科斯生前一直特別希望中國的經濟學家能接受他對經濟學的態度，不要生搬硬套，而是認真腳踏實地的研究實際經濟問題，直接觀察中國的經濟現象。

但許成鋼也說道：「雖然科斯思想中關於產權和市場的核心作用，以及產權和市場的關係問題，已經在中國經濟學界影響很大，而且這種觀念已經在多數經濟學家中形成了共識，但是中國的經濟改革進行了30多年，實踐中真正地回歸市場和產權還有很大的距離。」對於這一點，許成鋼表示，很多人覺得中國的改革受科斯的影響很大，但實際上，中國的改革在諸多方面嚴重受阻，其中根源在於體制。遵循科斯的學風，中國經濟學人需要的是面對體制的問題，研究清楚，由此得知改革政策。「如果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能夠真正地讀懂科斯，那麼對中國的改革將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許成鋼補充道。

科斯教授作為對中國有深遠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許成鋼認為對科斯的認識並不能局限於此。許成鋼教授本人在科斯教授的母校倫敦經濟學院（LSE）執教18年的深刻感受是，科斯無處不在。許多主流經濟學界最好的學者總是在辯論中追問對方、追問自己，如果科斯面對這個問題會怎樣想。他說，他對科斯思想的認識是在這個環境中深化的。在同科斯的交談中，他如此向科斯報告過，他對此十分欣慰。科斯的影響深深滲透在主流經濟學的許多領域。例如「不完備合同理論」是目前主流經濟學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其方法論雖然和科斯不同，科斯本人也並不一定欣賞其中建立數學模型的方法，但這個重要研究方向的發展完全是科斯思想的繼續，如同今天的分子生物學是19世紀孟德爾遺傳學的繼續一樣。

大師已去，而科斯的中國「弟子」們仍在不遺餘力地用自己的方式講述著有關產權、市場和中國的關係。科斯也許一直都會存在著那個「Did I?」的疑問，但在中國，科斯這個名字被銘記和頌揚，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的經濟學成就和諾獎的頭銜，而更多的是他所主導的價值對現實中國改革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