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花溯源

摘要：中國正式有國花，始於晚清。然而「國花」的名稱卻至遲在明代中期已經出現。考察明清時期國花名稱的出現、指屬及演進，探尋其間所隱寓的民間心理，對我們理解民族心態、民族習俗均有重要意義。

國花往往是一個國家民族精神、民族心態的典型體現。中國最早在何時出現國花這一名稱，最早的國花是指什麼，她又是因何而被稱為國花，這無疑是關涉中華民族心態、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問題。1904年（一說1903年）清王朝曾敕立牡丹為國花，並在北京頤和園為牡丹建立國花台，慈禧親命刻「國花台」三字於石上。當代學者大都以為此乃中國有國花的起始。如果從現代意義的國花概念來看，這自然是正確的。然而，如果認真加以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在文獻記載中，中國早已有國花之名，而且可以確指的僅有牡丹。也就是說，牡丹被稱為國花，在欽定之前有著一個長期被民間認可的過程。惜時至今日，這一問題尚未得到系統的梳理，故不揣淺陋，特加考索，並乞教於方家。

一、國花之稱的文獻考察

（一）明代中期「國花」一詞最早出現系指牡丹

根據筆者的考索，在明代之前古籍中雖有「南國花」、「故國花」等記載，但「國花」並非一個獨立的詞。至明代「國花」作為一個詞始最早出現。現存最早的記載為李夢陽《牡丹盛開群友來看》一詩：

吾家何處牡丹園，揚子崗西古宋原。忽有芳菲妍岸閣，豈期車馬駐江村。憐香實怕青蘿掩，在野虛愁蔓草繁。碧草春風筵席罷，何人道有國花存。

李夢陽（1473—1530），字獻吉，號空同。原籍慶陽（今屬甘肅），童年時徙居於河南開封，為明代前七子領袖。詩中所云「古宋原」即指開封一帶。據其卒年可知，牡丹最遲在嘉靖九年（1530）已經有了國花之稱。

明代中期另有一處將牡丹稱為國花的記載。邵經濟《柳亭賞牡丹和弘兄韻》有云：

紅芳獨抱春心老，綠醑旋添夜色妍。自信國花來絕代，漫憑池草得新聯。香窺蜂蝶偏多恨，笑隔雲沙亦可仙。勝賞百年拚共醉，繁華那更勝今年。

邵經濟（1493—1558），字仲才，號泉臣，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該詩雖寫作年代尚無法認定，但自不晚於作者的卒年。

除此之外，明代中期黃省曾的《江南曲》三十首之二十七亦出現了國花一詞：「九逵擔雜英，朱門競相買。國花委青郊，零落無人采。」

黃省曾（1490—1540）字勉之，號五嶽山人，明代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惜其詩中之國花所指，今已無法考實。

（二）晚明牡丹稱為國花者漸眾且出現國花台建築

至晚明，文獻中將牡丹稱之為國花者漸眾。劉侗《帝京景物略》一書中有北京極樂寺因廣種牡丹而修建國花堂的記載，國花堂遂成為考察國花起源的一條重要線索。《帝京景物略》一書刊刻於崇禎八年（1635），故周士琦先生曾據此認定國花堂的建立應在1635年之前。4然國花堂建立的具體時間，周先生卻沒能予以詳考。其實袁中道《珂雪齋集》對此有明確記載：

極樂寺左有國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記癸卯夏，一中貴造此堂既成，招石洋與余飲。伶人演《白兔記》。座中中貴五六人皆哭欲絕，遂不成歡而別。

這裡明確提到了國花堂建立的時間為「癸卯夏」。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湖北公安人，為著名的公安派三袁之一。據其生卒年，則其所云癸卯夏為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夏。這比周士琦先生提出的1635年之說早32年。

在袁氏詩文中除「國花堂」之外，亦有單獨提到「國花」一詞者。萬曆四十四年（1616）楊鶴主盟，袁中道等人參與了海淀李戚畹園舉行的一次文人雅集。其《海淀李戚畹園大會》詩有云：「野鶴止同家鶩狎，國花長作圃蔬看。」所謂李戚畹園乃明神宗朱翊鈞外祖父李偉所建，簡稱「李園」。又因李偉被封為武清侯，亦稱「武清侯別業」，其正式名稱則為「清華園」。其故址位於今北京大學西牆外，方圓十里，在「都下為名園第一」。袁中道詩中並未明確所謂的國花究系何指，但考察其園中花卉的種植情況，此一問題便不難解決。據記載，清華園「植物配置方面，花卉大片種植的比較多，而以牡丹和竹最負盛名於當時，園中有牡丹千計，……園中牡丹有很多異種，以『綠蝴蝶』為最，開時是稱花海。」可見清華園之花以牡丹最負盛名，種植極多，且有花海之稱。袁中道詩中所云「國花長作圃蔬看」自是言牡丹種植之普遍、種植面積之大，故所稱「國花」仍然是指牡丹。

與袁中道生活大約同時的一些文人，在其詩文中亦有將牡丹稱之為國花者。如著名詩人、浙江金壇王彥泓(1593—1642)《有贈》詩云：「國花第一數姚黃，更共明珠字夜光。」詩中的姚黃為牡丹珍品，素有花王之稱。福建郭良翰（生卒年不詳）有云：「人生若行路，前經險阻，則後必通衢，亦似國花。葩艷獨先，則零落必早。」此處雖未明言國花之所指，但文中將國花與葩艷花開之先後進行對比，指出國花晚開，正與牡丹暮春始開的特點相吻合。因此結合當時牡丹已經被許多人稱為國花的事實，這裡的國花指牡丹是無疑義的。

除了以上數人，詩文中「國花」一詞在晚明文集中還出現過一次。沈德符《長至夜聽寒仙歌即席賦贈》云：「合閟添宮線，幃開見國花。顏溫初過酒，吻燥偶需茶。學態鴻窺戶，尋香蝶忘家。自翻冬白紵，歌譜不須誇。」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一字景伯，又字虎臣，浙江嘉興人。他所云國花何指，今已無法考究。

（三）清代國花之稱的流傳

至清代，文人詩文之中國花一詞出現更多。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遊覽、題詠國花堂之作，可以說國花堂是清代國花一詞流傳的主要陣地。寶鋆、斌良、陳夔龍、劉嗣綰、張祥河、朱琦、唐晏、王芑孫、孫士毅、王拯、李慈銘、洪亮吉、程恩澤、法式善、陳衍等人均有此類詩作，不一一述引。需要注意的是震鈞《天咫偶聞》有載：「極樂寺明代牡丹最盛，寺東有國花堂，成邸所書。」張祥河《廿九日又集同人極樂寺看海棠》亦云：「國花堂上有清暉，成邸留書墨采飛。」這裡的成邸即愛新覺羅·永瑆(1752—1823)，為乾隆第十一子，嘉慶之兄，曾被封為成親王，為清代著名書法家。從他親自題寫國花堂匾額來看，牡丹稱為國花已經被清代王室所認可。

在與國花堂相關的詩作文之外，清代提及國花者筆者所見有五處。一是施閏章《牡丹賦》云：「羅群芳於四時，推國花之獨冠。」二是程恩澤《賜墨樓詩和雲西宗伯前輩元韻》云：「好築樓藏烏玉玦，國花庭院露初垂。」其自注云：「先生庭前牡丹頗盛。」此二處所云之國花均明確指牡丹。另有兩處見於樊增祥詩中。其《改歲》云：「改歲已過三十日，老來襟袍覺閑寬。英雄人每輕邊幅，格律詩如養內丹。家釀速成緣水短，國花晩達為春寒。清尊首置芳梅下，萬紫千紅次第看。」此詩中之國花很難考實其所指。其《賀人生子》云：「人似國花開正午，子如仙李應長庚。」這裡雖仍沒有明確國花之所指，但是所用的卻是正午牡丹的典故。其典最早出於《夢溪筆談》，系頌揚歐陽修之精鑒，但後來被民間賦予了富貴全盛之意，成為民間著名的吉祥符號之一，正於此詩中之意相合。故本詩所指之國花應是牡丹。

最後一處則見於方浚師《蕉軒隨錄》。其《春宮允遺詩》錄長白春玉峰先生（春輅）《和臨皋前輩海棠詩韻》云：「回首昔年鴻爪印，國花猶記詠禪房。」不難看出，此處之國花系指海棠。海棠何以成為國花？其實這裡邊有一個誤會。震鈞《天咫偶聞》云：「極樂寺明代牡丹最盛，……後牡丹漸盡，又以海棠名。樹高兩三丈，凡數十株，國花堂前後皆海棠，望之如七寶浮圖，有光奕奕。微風過之，錦裀滿地。」又陳衍《石遺室詩集》云：「極樂寺是二十九年前舊遊，海棠數十株大皆合抱，今十無一二矣。國花堂匾尚存。」由此可見，國花堂之牡丹後來已漸盡，為海棠所代替。從清代後期遊覽國花堂的詩作中也可看出，此時國花堂的勝景已經是海棠。然國花堂之名稱、國花堂之匾額猶在，這便使不悉國花堂由來之人錯誤的將海棠當作國花了。

二、明清國花之稱流傳的特點

縱觀明清時期國花流傳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以下特點：

1.在古代關於國花的記載中，惟一可以確切指屬的是牡丹。在明代「國花」作為一個詞出現的次數並不多，堪稱鳳毛麟角。除了有兩處不可確考之外，其他所指皆為牡丹。因此我們可以說，牡丹是明代惟一可以確切指稱為國花之花，也是中國最早有國花稱呼之花。至清代，由於國花堂的影響，國花一詞流傳更廣。清代文獻中，雖有一處因對遺迹考察不慎而誤將海棠稱為國花，另有一處無法確指之外，其他所云國花均指牡丹。因此牡丹不僅在古代被稱為國花的次數上有著絕對優勢，而且是古代唯一可以確指的國花。

2.將牡丹稱為國花就地域而言有著一定的普泛性。以上稱牡丹為國花的詩文中，儘管能夠確切考證出所歌詠之地者僅限於北京及開封為代表的北方地區，但如果從作家的籍貫而言，在明代就已經包括了湖北（袁中道）、福建（郭良翰）、浙江（王彥泓、邵經濟）等南方文人，至清代更是遍及大江南北。此足以說明當時稱牡丹為國花，已經超越了地域意識，而體現出一種極高的普遍認同感。

3.將牡丹稱為國花經歷了一個人數愈來愈多的過程。從以上所引詩文不難看出，自明代中期李夢陽詩中將牡丹稱為國花之後，至嘉靖、萬曆其人數漸眾。至清代，國花堂作為極樂寺裡邊的著名建築，為京城士庶勝游之地，因而牡丹國花之稱藉此而得到更廣泛的流傳。

4.牡丹的國花之稱經歷了由民間逐漸走向宮廷的過程。明代中期，稱牡丹為國花者，主要限於李夢陽等文人詩文中。但至晚明，袁中道《海淀李戚畹園大會》為外戚家舉行的文人雅集而作，而國花堂不僅是朝中中貴所建，而且朝中人士多冶遊於此。這些均說明牡丹為國花已經為朝廷及官方所矚目。至清代成親王愛新覺羅·永瑆親自題寫國花堂匾額，進一步說明牡丹的國花之稱已經得到了王室的認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晚清敕立牡丹為國花並不突兀，而是一件極其自然之事。

三、牡丹被崇為國花的民間心理

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化，都是其前代文化的一個重寫本。這個「重寫本反映了所有被擦除及再次書寫上去的總數。」因此明代牡丹如何能夠在百花之中脫穎而出，擅有國花之美名，是民間審美經驗長期積澱與明代社會現實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唐宋牡丹別稱所隱寓的國家、政權意識

國花這一概念，顯然是與一定的國家、政權相聯繫的。因此，牡丹要成為民眾心目中的國花，必須能夠與國家、政權體現出一定的意義聯繫。而這種聯繫，唐宋時期在民間心理上就已經產生，並集中體現在牡丹的兩個別稱國色、花王之上。

國色一詞本與國士相對，系指人。黃庭堅《書幽芳亭》云：「土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考察中唐以前之文獻，國色一詞全部是用來形容美女的。至中唐時劉禹錫有「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賞牡丹》）、李正封有「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牡丹》）的著名詩句，自此開始以國色形容花，而二者皆指牡丹。這是唐代僅有以國色稱花的記載，因此牡丹堪稱最早有國色之稱之花（按：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韻》有「絳焰燈千炷，紅裙妓一行。此時逢國色，何處覓天香」之句，據其上下文意，此處的「國色」系承上連貫而來，應指人，即上文的「紅裙妓」）。至宋代，稱花為國色者漸眾，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約有四十處。其中有三處所指不清，一處非牡丹，其餘皆指牡丹。可見對花而言，在宋代國色已經差不多成為牡丹的專名。

據筆者檢索，唐前並無花王之稱。至中唐，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韻》詩中有：「好差青鳥使，封作百花王。」這裡最早出現了百花王一詞，但從詩意可以看出，這只是出於作者自己的一種懸想，並不能反映當時普遍的民間心理。至晚唐，皮日休《牡丹》詩有云：「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喚作百花王。」不難看出，此處所陳述的是一種客觀的現象，應當說是當時民間心理之反映。至宋代，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後也。」而宋人陳元靚《事林廣記續集·綺談市語》更將以花王指牡丹列入當時的市井行話。可見牡丹稱為花王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曾云：「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而據筆者考索，在宋代詩文里，花王毫無例外地均指牡丹，而不僅限於洛陽一地。因此，花王在宋代也成為了牡丹的專稱。

國色、花王不僅突出了牡丹在百花中之地位，而且極容易使牡丹與國家、朝廷、政權等聯繫起來。可以說，至宋代，牡丹與國家、政權之間密切關聯的這一特殊思維模式已經得到定型。

（二）宋代牡丹所隱寓的漢民族正統意識

在古代中國，國家意識是與民族意識緊密聯繫的。而在宋代初期，牡丹已經被視為漢族正統王朝的象徵。《清異錄》卷二載：

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及本朝，鋹主面縛，偽臣到闕，見洛陽牡丹，大駭嘆，有搢紳謂曰：「此名大北勝。」

這裡相當明確地將花形碩大、色彩鮮艷的牡丹視為大宋政權的象徵。而北宋牡丹種植觀賞的中心洛陽，同時又是西京，為文士流連之地。故中原淪陷，宋室南遷，牡丹便與中原故國聯繫在一起，成為南渡之後士人表達故國之思的主要載體。胡元質《牡丹譜》雲天彭牡丹之「千葉花來自洛京，土人謂之京花」，又雲提刑程公沂預嘆曰：「自離洛陽，今始見花耳！」陸遊《賞小園牡丹有感》云：「洛陽牡丹面徑尺，鄜畤牡丹高丈餘。世間尤物有如此，恨我總角東吳居。俗人用意苦侷促，目所未見輒謂無。周漢故都亦豈遠，安得尺箠驅群胡。」都把這層意思表達得直接而明白。又，據《宋史·秦檜傳》載：「沈長卿舊與李光啟譏和議，又與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可見南宋時將牡丹與中原故國、漢民族緊密聯繫已經成為一種極其普遍的現象。

（三）明清兩代牡丹隱寓的國家、民族意識

迨至明代，牡丹尤其是牡丹花王姚黃與國家、政權、民族情感相聯繫的意思被表達得更為充分。應當說這與大明重新恢復漢人統治所激發的民族情感有關。明代是中國古代民族意識極其自覺且民族自豪感極強的時代。明初詩人高啟「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的自豪感可以說是貫串有明一代的心結。這體現在明人的花卉審美上，便是進一步強化牡丹的正統性及與皇權的聯繫。如王路《花史左編·花之品》首列花正品，又以牡丹花王姚黃、花後魏紫為正品之首，並在花王、花後標題之後，分別注曰：「擬照臨萬國」、「擬母儀天下」。晚明時期，揚州名士鄭超宗影園黃牡丹花開，南北之士雲集於此，舉行黃牡丹詩會，最後由錢謙益評定，以黎遂球之詩為第一。而黎氏之詩開篇即云：「一朵巫雲夜色祥，三千叢里認君王。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甚至明代的一些諧謔之文，在貌似滑稽的筆調下，也表達出對牡丹正統地位的推崇。孫國光《擬封牡丹花姚黃為上詔》云：「青帝冊封牡丹花姚黃為王詔曰：……爾姚黃氏姓嗣舜墟，名符土德，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況屬黃帝之苗裔乎！」李佩《姚黃傳》云：「髙陽國王諱黃，字時重，姓姚氏，舜八十一代孫，先世居諸馮之姚墟，舜子商均，出娥皇，數傳至中央，而王於漢。至晉，子姓蕃衍。富者貴者，馨名上苑名園，五傳而黃生。思本娥皇，易皇為黃，重出也。黃為天下正色……尋命黃就封之郡，久之眾推戴日深，尊為髙陽國王，傳國甚遠。」這些諧謔之文之所以會有如此思想流露，是因為傳說中帝舜姓姚，系黃帝八世孫，在五行之中為土德（黃色）。而姚黃二字恰好能挽合舜之姓、舜之德、黃帝之名。因此對於金、元二代異族統治之後生活在漢族統治之下的大明臣民來說，很容易由姚黃而激起民族情感。在中國古代，從來沒有任何一種花，能夠像牡丹一樣與民族、君王、政權之間存在著如此密切的隱喻關係，而君王、朝廷便是國家的象徵。因此，當牡丹的這層隱喻關係由於明代特殊的社會背景而被日漸強化之後，牡丹便很容易由花王而上升到國家層次，被稱為國花。至清初牡丹所象徵的民族情感，又被明遺民繼承。至清代後期，隨著滿人的日益漢化與外國入侵的加劇，中華民族意識迅速加強，而牡丹也成為了中華民族精神及氣象的代表。如丘逢甲《牡丹詩》有云：「東來花種滿西園，誰與乘槎客細論。從此全球作香國，五洲花拜一王尊。」真切表達出以牡丹的精神氣象來振奮國人的願望。在這種民間心理的影響下，泱泱大氣的牡丹便被清廷敕立為國花。

（四）牡丹在明清兩代的普遍認同

當然，除了在民間心理中與國家、民族的隱喻關係、意義聯繫之外，牡丹要取得國花之稱呼，還需要更為廣泛的民間認同。這種認同感，同樣有著對傳統審美體驗的繼承。唐宋時期，牡丹就開始成為名花。尤其是在唐之東西二都、宋之東西兩京，自帝王至庶民，對牡丹觀賞之熱，近乎痴迷與瘋狂。周敦頤《愛蓮說》有云：「牡丹之愛，宜乎眾人矣。」此可謂牡丹唐宋之時廣受世人寵愛的真實寫照。而至明代，牡丹的種植更廣，除京城之外，曹州、亳州等均成為著名的種植中心，士庶的牡丹之愛，與唐宋相比有增而無減。這種情況的出現不但與牡丹的喻義有關，也與時代的特點密切聯繫。其突出表現有三點：

1.商品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刺激了人們的求富心理

人們對花的崇拜，可以說是遠古植物崇拜的一種延伸，一定程度上類似於一種宗教信仰功能。那就是這些花應當具有給人類以精神動力和心理慰藉的功能。在明清兩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空前發達，人們求富求貴的心理欲求極其強烈，作為富貴花、別稱百兩金的牡丹，顯然在百花之中最能夠滿足人們的這種內心幻想。因此牡丹作為吉祥富貴的象徵，在明代得到了自唐代以來最為充分的張揚。徐渭在《牡丹賦》中就批評那些貶牡丹者為「將盡遺萬物之濃而取其淡朴」，且云：「且富貴非濁，貧賤非清，客者皆粗，主則為精。主常皭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更？如吾子懟富貴之花以為溷己，世亦寧有以客之寓而遂壞其主人者乎？」這裡的富貧清濁之辨，充分展現出一種全新的觀念，表明那種以貧寒枯瘠為高潔之觀念已經發生了動搖，對富貴的追求已經直言不諱。在這種觀念下，追求富貴不再被視為俗人的專利，而成為了雅俗的共同目標。甚至於身居藩王之尊但卻以韜光養晦為尚的朱有燉，也寫下了一百多首歌詠牡丹的詩歌與《洛陽風月牡丹仙》、《十美人慶賞牡丹園》、《天香圃牡丹品》等數部雜劇，成為了古代創作牡丹作品最多的作家。

2.陽明心學帶來的個性解放思想

明代中期，王陽明高張心學旗幟，以心即理、致良知來抗衡程朱理學的至高哲學範疇——天理。至其後學顏鈞、何心隱等人，更以異端自居，強調個人欲求的合理化，遂使追求個性解放、自我擴張、個人情慾，儼然成為一種思潮。這個思潮不僅對士大夫影響深遠，而且被市民廣為接受。而牡丹的艷麗、熱烈與奔放，在唐代就被視為個性不羈的象徵。如舒元輿著名的《牡丹賦》描繪牡丹盛開之情形有云：「動蕩支節，如解凝結。百脈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泄。淑色披開，照耀酷烈。」所傳遞的正是一種豪邁奔放、不可阻遏的生命體驗，與持重、內斂的理學品格顯然有異。牡丹品種、色彩、姿態的不同，更使其千姿百態，各具個性。故在徐渭的《牡丹賦》中就窮形盡相地描繪了不同牡丹的個性、氣質與神韻，且云：「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之數姝可罄比而殫論。」表現出對牡丹神態各異、各具個性之美的由衷讚揚。另一方面，在元代牡丹已經成為世俗情慾的象徵。珠簾秀《正宮·醉西施·無題》已經發出「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宣言。至明代湯顯祖在著名的《牡丹亭》中，又進一步虛構了杜麗娘在牡丹亭下因情感夢的旖旎故事，牡丹儼然成為了男女主人公情慾結合的媒介。此後大量的小說、民間故事也都把牡丹視為催生愛情的催化劑。如清代蒲松齡的《葛巾》即以曹州牡丹仙子作為愛情的女主角。這些雖出現於文人筆下，但無不是民間心態在文人作品中的投射。

3.社會轉型期明清士人複雜的心理需求

在中國古代花卉文化中，牡丹的象徵義最為多元，由她可衍生出許多相互關聯、相互滲透的象徵意義。除上文所云富貴氣象之外，她還被賦予了堅貞、忠誠、高潔、端正、謙遜等品質。明清時期，正是中國古代社會重要的轉型期，加之朝代更替等重大事件的影響，人們的心理需求趨於複雜而多樣。牡丹象徵義的多元性正好可以滿足人們這種複雜的精神需求。因為不同層面的接受者均可從牡丹當中找到自己所認可的內涵，所以牡丹的受眾範圍便得以進一步擴大。如元明之際史遷《牡丹賦》稱：「草木無情，有時得名，願保堅操，如松之貞。」清初李漁《閑情偶寄》云：「牡丹得王於群花，予初不服是論，謂其色其香，去芍藥有幾？擇其絕勝者與角雌雄，正未知鹿死誰手。及睹《事物紀原》，謂武后冬月游後苑，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洛陽，因大悟曰：『強項若此，得貶固宜，然不加九五之尊，奚洗八千之辱乎？』……如其有識，當盡貶諸卉而獨崇牡丹。花王之封，允宜肇於此日。」其後，李漁自秦之鞏昌，載牡丹十數本而歸，同人嘲之：「群芳應怪人情熱，千里趨迎富貴花。」李漁答曰：「彼以守拙得貶，予載之歸，是趨冷非趨熱也。」清初魏禧的《借一亭賞牡丹詩序》云：「世徒以牡丹為富貴,富貴無常,何足道?是花榮衰不忘故主,今又能如主人以好客,以謂花之君子可也。」凡此皆取牡丹的堅貞、忠誠之義。而史遷《牡丹賦》稱：「眾芳秀髮，我則後出。」施閏章《牡丹賦》云：「不與時競兮，大肆其華。遺世兮獨立，與並美兮不可得。」二者都借牡丹雖艷麗異常而不與百花爭春、自甘寂寞的謙遜、超脫品質來自我標榜。其他諸如以白牡丹象徵品性之高潔，以黃牡丹象徵品性之端莊等，更為常見，此不一一舉例。

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接受者有著不同的精神及心理需要，牡丹在唐代之後能夠得到如此廣泛、持續、熱烈的尊寵，在花卉之中實屬罕見。究其原因，除了植物學上的特點之外，牡丹所隱寓的民族、國家意識及多元的文化內涵在其傳播、接受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尤其是明代，在新的經濟形勢、文化思潮及社會形態下，牡丹的受眾範圍空前擴大，而唐宋以來形成的牡丹與民族、國家、政權的歷史經驗與記憶被重新激活且加以強化，世俗情感與國家、民族意識在牡丹之上相互交融，使牡丹終於被冠以國花的稱號。當然，這種國花之稱長時期內僅僅是民間行為，反映的也僅僅是民間心態、民間情感，但他的影響卻是廣泛而持久。所以歷經數百年後，這種民間心理最終上升為國家意志，至清末牡丹終於被正式敕立為國花。今天，牡丹依然是深受民眾喜愛的花卉。因此牡丹文化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上的文化形態，更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存在。而認真梳理中國國花之稱的歷史演進，探尋牡丹之所以被尊為國花的深層原因，不僅可以使我們深入了解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同時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