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存廢：不能非此即彼

上周,北京大學朗潤園搞了一場產業政策思辨會,主角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兩位教授林毅夫和張維迎。

與其說是辯論,不如說是各自系統闡明觀點。

對產業政策的思考,兩位從定義上,切入口就已然不同。林毅夫強調產業政策的示範作用和引導作用,張維迎更關注產業政策對市場的擠出效應。其實,兩者分歧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有關市場理論的範式分歧。林毅夫信奉「新古典經濟學範式」,張維迎信奉「米塞斯-哈耶克範式」。新古典範式是「設計範式」,米塞斯-哈耶克範式是「演化範式」。

看似辯了同一題目,但是因為理論基礎不同,關注點不一,這樣的辯論,豈能以對錯度量。由於牽涉知識廣博,大多數聽眾只能是充當「吃瓜群眾」感悟「中國經濟學術圈不是一潭死水,也可以進行學術鳴放」,不是一句空話。

思辨之緣

11月9日,北京,清冷。北京大學朗潤園人頭攢動。二層主會場座位,早早被預約,劉國恩、王石等學界、企業界人士在列。一層三個分會場需持「證」入場、座無虛席。多台攝像機已架設妥當。會場外,層層安保,部分學生和社會人士因沒有預約,在外等候,冀望一睹兩位教授風采。

之所以引發輿論關注,首先與兩名教授的影響力有關。兩名教授皆為「海歸派」,都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共同創辦了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淵源頗深。林毅夫開場短短數言,「朋友」一詞出現了三次。可見,道不同亦能相為謀。

林毅夫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張維迎是北京大學市場與網路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流派不一,研究路徑不一。近年來,兩位一直就國企改革、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等話題,在紙面或會議上展開多次辯論,「很多爭論要若干年後才能見分曉」,「有些爭論也許永遠不能見分曉」。

今年,二人圍繞產業政策的存廢再次論戰。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不可或缺,後發國家要靠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張維迎呼籲廢除所有的產業政策。這場辯論引起了學界、業界、媒體關注。

由於此前多位隔空辯論,有些觀點在傳達中,與本意產生偏差,

當天下午兩點,北京大學第72次「朗潤·格政」思辨會,兩位欣然前往,面對面地在公眾注視下系統地闡述一下各自觀點。

辯題明確,中國需不需要產業政策?

本場思辨會主持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將這場辯論的意義在歷史的維度上鋪陳開,「一場可能被寫入歷史的辯論。」

定義之別

雙方從定義開始辯。

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促進某種產業在該國或該地區發展而有意識地採取的政策措施,包括關稅和貿易保護政策、稅收優惠、各種補貼、工業園和出口加工區、Ramp;D中的科研補貼、壟斷和特許、政府採購及強制規定。

「尚不見不用產業政策而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也尚未見不使用產業政策而能繼續保持領先的發達國家。」林毅夫多次強調,政府的錢有限,不可能所有的基礎科研都支持,必須有選擇地使用資源,這就是產業政策。

林毅夫指出,從16、17世紀英國追趕荷蘭開始,19世紀中葉美國、德國、法國追趕英國,20世紀日本、亞洲四小龍追趕美國,都使用了產業政策。二戰後,13個發展快的經濟體都有政府的產業政策來支持新產業發展；除了追趕型國家,發達國家的前沿性技術創新也大大得益於政府在基礎科學方面的投資,「不能因為大多數產業政策是失敗的,就對產業政策棄之不用；經濟學家應該探討產業政策成功或失敗背後的道理,幫助政府提高制定成功產業政策的概率」。

張維迎認為,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按林毅夫的定義,幾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產業政策,批評產業政策就等於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利於問題的討論」。

在張維迎看來,產業政策是指政府出於經濟發展或其他目的,對私人產品生產領域進行的選擇性干預和歧視性對待,其手段包括市場准入限制、投資規模控制、信貸資金配給、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進出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土地價格優惠等。

「這裡的關鍵詞是『私人產品』和『選擇性干預』。」張維迎強調,政府在公共產品上的投資不屬於產業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屬於產業政策,如統一的公司所得稅不是產業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稅減免屬於產業政策。專利保護是知識產權問題,不屬於產業政策。地區政策也不屬於產業政策,儘管經常與產業政策伴隨。

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公司董事總經理張英傑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兩位教授對產業政策研究的出發點不同,不能「非此即彼」的理解,因為兩個人對產業政策的定義不同,考量層面也有區別,「表面上是產業政策之爭,實際上最終聚焦的還是政府和市場關係」。

理論之別

張維迎在隨後的發言中說,「我和林毅夫有關產業政策的分歧,其實是有關市場理論的兩個不同範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範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範式』。新古典範式是『設計範式』,米塞斯-哈耶克範式是『演化範式』。」

正是因為理論基礎不同,在這場辯論中,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代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視角,「必須有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必須有因勢利導的有為政府」。而張維迎則從米塞斯-哈耶克範式出發,批評政府對於市場的干預,甚至認為產業政策必然失敗,強調企業家才是市場的主角,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必須依靠企業家的創新精神。

林毅夫師承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一國的發展應基於比較優勢,而比較優勢又依要素稟賦而定。產業、技術結構要實現升級,前提是素稟賦結構升級以及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對企業家而言,要實現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就需要每個時點上要素的相對價格反映該時點上的要素稀缺程度,即存在「有效市場」。

「有效市場」會一直存在嗎?

新古典經濟學把市場理解為資源配置的工具。為了證明市場的有效性,需要做出一些非常強但不現實的假設。反過來,當這些假設不滿足時,就出現了所謂的「市場失靈」,這個時候,僅靠「有效市場」不夠,還需產業政策因勢利導,也就是說,「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二者不可或缺。

張維迎認為,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源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和激勵機制的扭曲,政府官員並不具有企業家的警覺性和判斷力；即使有,也沒有企業家那樣的激勵；產業政策作為一項集中化決策,成功的概率遠遠低於眾多企業家的分散化決策；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著產業政策一定會出現失誤。

「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企業在模擬技術上的投入也是一個例子。企業家如果跟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為了創新,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

「政府控制經濟和控制資源的能力,究竟是以所有權的方式來介入,還是把高效的部門推給市場,然後政府通過資本市場的配置來調配資源更有效率?」張英傑認為,「很難說一個理論能夠穿透所有周期都是有效的。市場和政府都是起作用的,關鍵是邊界以及各自干預的尺度、作用點、力度的平衡,我們需要林毅夫,也需要張維迎,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