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7

7月19日光緒帝令將阻撓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堂官革職，二十日命楊銳、譚嗣同、劉光第、林旭為四品銜軍機章京參與新政。這兩項舉措表明光緒帝要刷新中央機構，任用新人，以推進變法。守舊派為之震驚。慈禧太后立即在頤和園召見懷塔布，詳詢本末，並令他暫且忍耐。隨後，懷塔布與內府大臣立山奉懿旨於二十二日赴天津見直隸總督榮祿，「有要商」（註：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第339-341頁，神州國光社，1953年。）。所謂「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訓政事。　　譚嗣同等進入軍機處，使康有為等維新黨人更加活躍。康有為與譚嗣同等商議，建議光緒帝開懋勤殿，令維新人士入值其中、討論政事。光緒帝同意，並定於七月二十九日赴頤和園請示慈禧太后,卻遭到嚴斥。　　清代康熙、乾隆、咸豐三朝均曾在懋勤殿召對九卿科道。光緒帝企圖以「前朝故事」來說服太后，實則想借開懋勤殿引入新人並且擺脫太后的控制。這是一件非常大的舉動,引起全國震動是一定的.　　光緒帝次日即召見楊銳，賜一道密詔給維新黨人，內中說：「近來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荒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註：趙炳麟：《光緒大事匯鑒》卷九，全州趙氏鉛印本，民國十三年。）光緒帝此時竟發出密詔，說明形勢已非常危急，危及到皇位。從密詔的內容來看，引起危機的直接原因是光緒帝欲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即開懋勤殿。　　康有為代徐致靖草擬一折建議召見袁世凱，又通過譚嗣同遞密折「請撫袁以備不測」（註：《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4冊，第160頁。）。徐致靖折上於七月二十六日。據《隨手登記檔》載，徐折遞上後，當日奉上諭「電知榮祿，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由軍機「繕稿遞上，發下，由堂封交總署」，軍機大臣並將徐折「恭呈慈覽」。從處理徐折的經過看，「電知榮祿」在先，「恭呈慈覽」在後，說明召袁世凱進京事先沒有徵得太后的同意。　　召袁之旨一出，朝野震駭。維新人士王照立即找徐致靖，問他為何請召袁世凱。徐回答說：「我請召袁為御外侮也。」王照說：「雖如此，太后豈不驚？」於是王照急忙繕折，請皇上命袁駐河南歸德府以鎮壓土匪，意在掩飾召袁入京之計，以免太后驚疑。（註：王照：《關於戊戌政變之新史料》，《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4冊，第332頁。）　　8月1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之後發出一道諭旨：「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註：《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95頁。）這道諭旨不僅使袁世凱升遷，而且使他脫離北洋大臣榮祿的控制而直接向皇帝負責，其「撫慰」的意圖十分明顯。榮祿等對此「頗覺駭異」，立即調動軍隊，以防他變。（註：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第345-346頁。）　　慈禧太后當然也不會掉以輕心。據王照事後分析，召袁世凱進京一事是導致變法失敗的關鍵。他寫道：「迨至召袁之詔下，霹靂一聲，明是掩耳盜鈴，敗局已定矣。」（註：王照：《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紀事》，《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4冊，第360頁。）　　慈禧決定離開頤和園是八月初三戌時（晚上八點半至九點鐘之間），這應該是她收到楊氏奏摺後作出的決定。楊要求慈禧立即訓政，理由除了指光緒縱容康有為、孫中山之外，最具現實威脅性的是說康有為(其他人說還有孫中山)等正在運動日本前首相、明治維新的重要角色伊藤博文擔任光緒的改革顧問，加以重用。奏摺說：「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當時北京也盛傳此言，慈禧對此十分驚懼，決定於19日從頤和園回城監察。而此前，她已獲得的消息是八月初五光緒帝將在西苑接見伊藤博文，而且在禮部六堂官事件發生後，她對皇帝是否會再一次做出越格的事情——聘請伊藤為顧問官，實在沒有充分的把握，只有親自回宮坐鎮，才能讓她放心。可以斷定，慈禧不僅決定初四日回宮，同時也認為宣布訓政的時機已經成熟，初五日伊藤覲見光緒帝的外事活動一經結束，初六日慈禧便宣布訓政，並下密令逮捕康有為、康廣仁兄弟。可以斷論，訓政上諭與逮捕康有為兄弟的密旨也不會是初六日才起草的，訓政的理由與康有為的罪名很早就已經是慈禧及後黨人物關注的問題了。總之，政變是在充分準備後發生的。　　光緒是慈禧的親侄親外甥和一手養大的繼子,卻有謀害她的企圖,使她很氣憤,政變那天，她對王公大臣說：「皇上與妖人康有為謀叛，我想廢掉他，你們說怎麼樣？」　　別人跪在那裡不敢答腔，只有榮祿說：「此事關係重大，請太后三思而行。」　　事後，她打電報給各省總督、巡撫，密商廢立大計。有人回電錶示贊同，有人回電錶示反對。兩江總督劉坤一回電說：「君臣關係已定，中外之口難以防備。我要說的話在這裡，我不忍心說的話也在這裡。」　　慈禧心裡明白，英、日等國支持光緒，對於她靠近沙俄是不滿的。明目張胆地廢掉光緒，可能引起英、日等國的干涉，只好打另外的主意。　　她在殺害維新派「六君子」的那天，突然下了一道上諭，宣布光緒自從四月以來病重，召天下名醫入宮診治。知道內情的人看得出，這是慈禧施放的煙幕，她企圖把光緒置於死地。慈禧的舉動，引起全國各地議論紛紛。有個叫經元善的候選知府，在上海聯合海外僑民，公開向西方各國打電報，請求保護光緒的安全。上海的外國報紙，也紛紛登載關於光緒的傳言。英國公使推薦的法國醫生從皇宮回來，告訴人們說：「光緒血壓正常，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病。」又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透露：「光緒飲食中雜有硝粉之類的東西，嚴重損害身體健康。」1900年1月24日慈禧首先在儀鸞殿（即懷仁堂）召見王公大臣。她聲色俱厲地說：「立光緒為帝，他本來應該以孝敬來報答我。想不到，他竟膽大包天，自作主張，改變祖宗的法規，支持康有為謀害我。我現在決意要廢掉他，另立一個皇上。元旦（指春節）佳節，新皇上登基坐殿。你們商議一下，光緒皇帝被廢之後，應該如何處置他。」她告訴王公大臣們說：「我要立載漪的兒子博儁為大阿哥。端王載漪秉性忠誠，眾所共知。從此以後，載漪要經常入宮，照料大阿哥讀書學習。」第二天，慈禧把大阿哥溥儁召進皇宮。溥儁十五歲.她決定在庚子年新年讓光緒舉行讓位典禮，由溥雋登上帝位並改元「保慶」。榮祿建議請各國公使來道賀，以示對此舉動的支持。可當慈禧派人通告東交民巷的各國公使時卻遭到拒絕，公使們的理由是「他們只承認光緒皇帝，不承認中國有新的皇帝！」而慈禧的決定也在清政府內部遭到反對，在大多數人的反對下，廢帝一事擱置下來。外國人的干涉導致廢帝計劃流產，加深了慈禧與外國人的矛盾。當廢帝計劃遭到洋人的否決後，一心想讓兒子當上皇帝的載漪夥同一批王公大臣如剛毅、徐桐等人向慈禧進言：利用已經存在的刀槍不入的神勇義和團，將那些為維新派撐腰的洋人統統殺光。慈禧太后對此大為讚賞，在她看來，只要將那些愛管閑事的在華洋人趕跑，就再沒人敢對廢掉光緒皇帝說三道四了。義和團原名義和拳，由義和拳、八卦教、梅花拳、大刀會等不同源流的秘密結社，經過長期相互滲透和結合而成。　　義和團基層組織是壇，又稱壇口、壇廠或拳廠。壇是發號施令的領導機關，也是團聚群眾、燒香拜神的場所。每一壇供奉許多神仙，諸如玉皇大帝、洪鈞老祖、關聖帝君、唐僧、孫行者、豬八戒、張天師、黎山老母等等。　　義和團在山東首先興起，不是偶然的。1897年底，德國出兵山東膠州灣。次年，把山東劃為它的勢力範圍。同年英國強租威海衛，其時外國教會勢力深入山東各地。據統計，山東境內教堂達1100多處，傳教士和教徒8萬人.基督教徒均以傳播「上帝的福音」為己任，盼望在耶穌主持的「末日審判」之前「拯救」更多的人。　　我看過許多早期基督教士在中國活動的資料，也與許多現代的美國牧師們接觸過，深深感到他們在執行「上帝的旨意」去傳「福音」時，是懷著一顆幫助他人的善心，並無任何惡意。他們常常是入鄉隨俗，與當地的文化溶為一體，以幫助窮人為自己的義務。他們當中有的人還以自己所學的醫術為中國人免費治病。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有極個別的所謂的教士打著基督教的旗號在中國幹壞事，但那決不是外國傳教士的主流。傳教士們的本意，是想帶給中國人民平安、快樂與幸福。而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中國人絕大部分都是安份守己的良民。在今天的中國，外國傳教士也是隨處可見，接受基督信仰的中國人也越來越多，以數千萬記。但不幸的是，這些中外基督徒在1900年卻成了以排外為宗旨的義和團首先攻擊的目標。　　山東巡撫李秉衡將義和團暴亂的全部責任歸咎於基督教徒，他建議朝廷對義和團採取懷柔政策。李的縱容間接導致了1897年兩名德國教士被害。1899年3月，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繼續支援義和團的暴亂，賞拳民以銀兩，令其設廠教授兵勇拳藝，還將「義和團」收歸官方所屬的團練，支援、加劇了拳民對各地外國教士與中國教民的攻擊。而毓賢卻上奏朝廷說「絕未有酷虐教民之事」。於是，清廷採納了毓賢的奏議，轉向了更強烈的排外態度，致使1899年底拳亂迅猛地向外省發展。 　　到了1900年5月，情況變得更加嚴重。在直隸（河北）保定府附近，許多住有天主教徒的村莊被搶掠和燒毀， 61名基督徒被殺害，有些是被活活燒死的。2000多名赤手空拳的基督徒無衣無食，四處逃竄。在北京的東部，搶掠和焚燒情況更加嚴重，幾乎每小時都有警報消息傳來。義和團已臨近北京。其實，宗教迫害並不是義和團唯一的宗旨，他們真正的目的是要滅絕在中國的歐洲人及其中國的追隨者。到了1900年5月下旬，義和團運動已經發展爲公開的全面殺戮和暴動。5月25日，又有9名皈依美國基督教衛理公會派的中國婦孺教徒被以殘忍的方式殺害，家園被搶劫並焚毀。於此同時，北京附近保定的鐵路橋樑、車站被毀，車上的外國公民逃往天津。接下來，北京附近通往天津的丰台車站被焚燒，京津交通中斷。　　受列強欺壓要反抗，本是極爲正常的民族情緒。但以暴民政治的形式危及到外國和本國人民的生命財産，就從情緒變成了法律問題和違反國際協約的問題了。　　從義和團暴亂開始，美國與各國多次與中國政府聯繫，就在山東、天津各地針對天主教會、基督教會生命財産的殺戮和暴亂，敦促清政府採取相應措施。但是，清政府一直在拖延時間，不理睬各國的照會。他們回復各國公使說已經派清兵赴各地平息暴亂。　　但實際上，慈禧是想利用義和團這樣的不治之衆發泄被列強欺壓的國憤，以家政心態處理國家外交事務，將 「態度情緒」與「政策策略」混爲一潭，全然不顧國際契約和規則，真是中國的不幸。與此同時，慈禧已經召部分拳民入京，不僅獎勵其首領，而且命內侍、宮女習其武藝。此風一開，不少拳民還被親貴、公王府召去衛護官邸，清軍官兵也入團習拳了。儘管西太后對外國人干涉他們的「家事」十分惱怒，但對於義和團的神術能不能靠得住，還是心存疑慮，雖然這個時候，宮裡宮外已經把義和團大師兄的超人功夫傳得跟真事一樣。西太后還是派了兩個她認為信得著的軍機大臣，剛毅和趙舒翹，前往駐紮在涿州的義和團，看一看團民刀槍不入法術的真假。按說，這兩位都在刑部干過，剛毅還曾是刑部秋審處的「八大聖人」之一，向有公正剛直之名，理當具有較強的判斷力和辨識能力，可是，也許是剛毅他們本身就傾向守舊派，眼睛出了問題，也許是義和團大師兄袒著肚子，拿火槍啪啪地朝上著傢伙，表現特別出色，最後倆人回去彙報，居然言之鑿鑿地認為，刀槍不入確有其事(也有一說是，趙舒翹還有所懷疑，但在剛毅的堅持下，沒有說真話)。結果自然是很可怕的，清政府由此發布了自近代以來第一份「宣戰詔書」，向來連一國都打不贏的大清，居然向所有的西方列強宣戰。　　 1900年5月，連開四天御前會議之後，慈禧太后向俄、英、法、美、日等列強宣戰，並批准載漪提出的圍攻外國使館的主張，義和團遂於6月13日向東交民巷使館區發動進攻。　　6月20日前，義和團對使館的唯一一次進攻性行動發生於6月14日夜。據竇納樂報告，這天夜間，義和團對使館哨兵「進行了好幾次攻擊」，但都被「輕易地擊退」。顯然，這只是少數團民的零星活動，與後來發生的規模相當大的圍攻使館事件不能混為一談。　　6月16日，慈禧諭令榮祿「速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即日前往東交民巷一帶，將各使館實力保衛」。竇納樂報告談道：「總理衙門將這道上諭通知了各國使節，並且徵求他們關於如何才能最好地駐紮榮祿所屬部隊的意見。」報告還談到，清軍在安排哨位時的確採納了使館方面的建議。榮祿以媚外著稱，他對慈禧的諭旨是認真執行的。此後幾天中，使館處於清軍和洋兵的雙重防衛下，義和團根本無從靠近。據外國使館人員記載，對使館的圍攻是從6月20日下午開始，由清朝政府軍發動的。　　竇納樂報告說：「（6月20日）下午四時正，清軍從北面和東面開火……於是開始了中國政府軍隊對北京各使館的有組織地進攻。」「他們為了要打垮及消滅我們做了三個多星期的堅決努力。……而這種努力不是利用暴徒或叛兵，而是利用中國政府有組織的部隊乾的。」　　比利時公使7月25日致駐天津領事密信中說：「直至本月16號，華兵儘力攻擊，我等竭力抵敵。」美國公使致駐津領事密信中說：「華兵奮擊共26日……約計施放炮彈四千有奇，槍彈數萬……中國兵死約二千餘名」。他們都只談到清軍進攻使館，而隻字未提義和團進攻使館。從清朝官方文件看：6月30日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祖謀說：「今官軍圍攻使館，數日不解……臣愚以為戰事不可不備而使臣不可不保。」7月5日御史鄭炳麟奏：「連夜雖槍炮齊施而東交民巷洋兵盤踞如故，以待外援。請飭城內武衛各軍，期迅奏膚功，犁庭掃穴，盡戮之以滅洋人之口，將來可盡諉之亂兵、亂民所為，非我所能禁御。」　　朱祖謀主張保全使臣，「留他日轉圈之機」。鄭炳麟主張盡戮洋人以滅口，二人意見相反，但他們都確認進攻使館的是清軍。從使館中人員的記載來看，竇納樂給英政府的報告和朴笛南姆威爾的《庚子使館被圍記》對使館之戰均有系統、詳細的記述，前者近5萬字，後者近4萬字（均按中文譯文計算）。其中反覆談到數千清軍如何用「大炮」、「排槍」猛攻使館，而提到義和團的進攻活動的卻只有寥寥三處：其一：6月23日，「數拳匪沖入德國使館附近的房屋打算放火，被德兵盡執而殺」。其二：6月27日，「美國特遣部隊報告說：200名義和拳在中國軍隊的逼迫下發動進攻，攻擊了街道上的工事，但被迫退卻」。其三：7月初，一名「15歲之童子……直對日本防線而來，手中並無兵器，只拿引火之物及油一瓶」，意欲放火焚燒洋人房屋，途中被打死。此外，當時在使館內協助洋兵作戰的中國教民鹿完天所寫的《庚子北京事變記略》一書，在記述使館之戰時也是反覆談到清軍如何用槍炮進攻而隻字未提及義和團有什麼進攻行動。竇納樂、朴笛南姆威爾、鹿完天都十分仇視義和團。他們對義和團燒教堂的行動有許多詳細描述，在記述使館之戰時，他們連一個15歲義和團童子的無效行動也有具體記載，如果義和團真有大規模的進攻行動，他們是絕不會略而不記的。　　綜上所述，進攻使館的基本力量始終是清軍，義和團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義和團最厲害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出面與諸大臣商議對策。北京不保，萬一太后與皇帝在戰亂中罹難，中央政權面臨崩潰，國家將陷入徹底無序的混亂。為免出現這種情況，群臣合議，到時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中國差點就提前共和。而那個差點當皇帝的大阿哥溥儁後來很慘,被廢出宮後,回到家裡很受叔父載瀛欺負.後來與內蒙阿拉善旗羅王的女兒結婚,辛亥後當了幾屆總統府的參議,1921年掛名參議被取消.馮玉祥趕溥儀出宮後,又把各清室王爺的土地以"繳價升課"的辦法予以沒收,大阿哥就生活無著落,逐漸破產了.1927年去找舅子塔王府借住馬號附近的幾間小房子,不久積憂成疾,死在塔王府.死後於嘉興寺殯儀館舉行了殯葬儀式,並埋葬在該寺院的空地上.　　慈禧執政48年,對愛新覺羅家荼毒不少,很多人說,大清朝就看她們方家園的家運了.1908年她死了,可光緒還死在她之前,又是她方家園的人,她的親侄女當太后. 載灃有點口吃，隆裕太后很瘦還駝背。　　載灃攝政不久,即下渝罷免袁世凱,當時肅親王善耆和鎮國公載澤進言說,若不速作處置,則內外軍政方面,皆是袁之黨羽;從前袁所畏懼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經無人可以鉗制他了;異日勢力養成,消除更為不易;且恐禍在不測,說袁有叛逆之心.　　渝旨原文是將袁革職拿交法部治罪,奕劻說,此事關係重大,請王爺再加審度.張之洞則明白說,主少國疑,不可輕於誅戮大臣.結果渝旨改為;開缺回籍養痾.　　清政府成立責任內閣是在1911年5月8日，內閣由13人組成，計有：內閣總理大臣奕劻（皇族）、內閣協理大臣那桐（滿）、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漢）、外務大臣梁敦彥（漢）、民政大臣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載澤（皇族）、學務大臣唐景崇（漢）、陸軍大臣蔭昌（滿）、海軍大臣載洵（皇族）、司法大臣紹昌（滿）、農工商大臣溥倫（皇族）、郵傳大臣盛宣懷（漢）、理藩大臣壽耆（宗室）。（註：《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559-565頁。）　　13名國務大臣之中，漢族僅4人，滿族9人，而皇族竟有5人，故人稱「皇族內閣」。親貴們以為要保證皇權，只有由親貴來掌權，特別是掌握軍權；第二又與清政府內部少壯親貴集團與奕劻、袁世凱的鬥爭有關，宣統年間政治幾乎失控，圍繞在攝政王載灃周圍的儘是些少壯親貴，少壯親貴們人人無能，卻又個個要做官，載灃為平衡奕劻的權力，只得任用這些少壯親貴。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帶動社會各界輪番上書，以「皇族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為由，要求於皇族外「另簡大臣組織責任內閣」。清廷蠻橫斥之為「議論漸進囂張」，並公然宣稱「朝廷用人……一秉大公」，臣民「不得率行干請」。顯而易見，組織責任內閣事關君權問題，清廷甚為敏感，決不允許他人染指。　　 當時,地方分離局面已經漸漸形成.清末新政中，地方紳士以諮議局為中心聚集和組織起來，主張地方分權，從而使地方主義勢力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擴大了辛亥革命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諮議局章程規定：諮議局有議決本省庶政之興革、監督本省財政、參與立法、評斷下級自治會紛爭、接受人民請願等項權力，諮議局的成立使紳士介入地方政治、維護地方利益有了合法的渠道，實際上是城市化紳士建立的政治共同體，也是地方利益的組織化和擴大化。諮議局和督撫一起構成了侵蝕中央權力的地方權力系統，在反對清廷中央集權措施的對抗中，常常互為聲援。　　1910年冬，各省諮議局第三次國會請願正激烈時，十幾位督撫兩次致電軍機處，表示支持「開國會、立內閣」的要求。　　保路運動中，諮議局又成為地方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者的大本營。諮議局終於成為與中央朝廷分庭抗禮的又一股政治力量。　　事實上，不少士紳與商民力求把鐵路築路權收為民辦，並非出於單純的愛國動機的驅使，相當一部分地方商紳，把興辦鐵路看作一樁一本萬利地撈取好處與發財的好機會。由著名劣紳王先謙於19O5年冬組建的「粵漢鐵路籌款購地公司」便是一個典型例子。王先謙雖然以愛國為號召，要求全省紳民購買商辦鐵路公司的股分，而他本人卻不願在公司出資購股。其理由是，作為經理，他理所當然接受免費「乾股」。　　 保路派的力量在於，經濟排外主義者所高揚 的道義理念，被商辦公司的地方主義與分利集團勢力所利用，後者以「愛國主義」的堂皇口號，來抵制政府要求鐵路建設中央集權化的努力，這些地方勢力以「反對外國資本侵奪中國主權」為理由，來抵制鐵路國有，冠冕堂皇地以此來維護地方分利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就在愛國的旗號下，取得了「話語霸權」，把民眾中的樸素的愛國情緒激發起來，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混 著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計與愛國主義的民眾激情的保路運動。保路派的政治動員力量，還在於地方主義的分利集團與經濟民族主義者成功地利用了地方咨議局作為自己的 政治舞台。溶議局成為地方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者發起保路運動的大本營。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各省報刊這些大眾媒體均掌握在地方士紳與知識分子手中。而這些士紳商人又是深受佔主導地位的經濟排外主義與地方主義思潮的影響的，他們與諮議局互通聲訊，其結果則是，清政府的任何中央集權的政策行為，均會在地方咨議局與報刊上受到猛烈抨擊與抵制。　　話說當初康有為對政變本來一無所知，船過煙台時，他尚有閑情上岸購買梨和石子。當船抵吳淞口外為英人攔截時，他才知道北京政局已起變化，清廷正在通緝他。上海道蔡鈞分別接到北京、北洋大臣、南洋大臣捉康的命令，去函英駐上海署理總領事璧利南（Byron Brenan），稱領有捉捕康有為的密旨，要求搜查進口英輪，璧利南插手援救康有為，據他的解釋，乃基於兩點考慮：一是避免清廷官員非法上英船搜查而引起國際事端，二是當政變爆發康成為逃犯時，康正在英旗保護之下，所以應予特別看待。以上兩點，都從外交、國際法的角度著眼，沒有顧及康其人。若是另一個中國官員身陷康的處境，璧利南的措施大概也不會兩樣。對英國駐北京、上海的外交人員來說，康不是他們熟知的清廷重臣。他們對康的認識，是在康從「重慶號」轉到另一艘停泊吳淞口的英船「巴拉瑞號」（Balaarat）後才開始的。先是英駐上海「按察使司衙門副臬使」班德瑞前往「巴拉瑞號」與康見面，兩日後，該船駛往香港途中，北京使館的參贊戈頒（Henry Cockburn）乘同船返英養病之便，訪問了康。兩次談話的內容，分別見於事後班、戈作出的書面報告。他們對康都不大恭維，一致認定他志大才疏、難膺重任。戈頒對康的一些論點，還當面提出異議，後來竇納樂讀到戈頒和康談話紀錄時，還親筆批註，矯正康對一些所謂守舊派人物的評價。可見英人在政變初期援救康，實由當時環境促成，與康在百日維新期間的活動無關，更非出於對康的偏袒或好感。　　流亡期間，康享有特殊的政治身分，各國政府對他的保皇活動有時給予支持，有時礙於和清廷的關係或進行抵制，對康提出居留、到訪、過境的要求，一概予以拒絕，可是從沒有根本懷疑康原來在中國政壇上的地位。康所到之處，官方和輿論對他的稱呼便鮮能恰如其分，而且常會誇大失實，康自然將錯就錯，不去一一更正。例如加拿大和美國政府公文和民間報刊，稱康為「兵部侍郎」（ViceMinister of War）、「宰相」（PrimeMinister）、「前國務顧問」（ex-Counsellor of State）、「（光緒）皇帝的秘書」（Secretary to His Imperial Majesty）、「將軍」（General）、「王爺」（Prince）等。最常見的稱謂是「閣下」（Hs Excellency），據國際慣例，這原是對大使、總督級政府要員的尊稱。加國總理樂日雷（Wilfrid Laurier）和美國總統羅斯福（T.Roosevelt）更先後接見了康，表現友好。康在加、美以外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香港、新加坡、英屬印度、丹麥、瑞典、摩洛哥遊歷時，也同樣受到厚待。政變前僅屬一名工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的康有為，政變後搖身一變成為國際矚目、先後遊歷四大洲三十多國的流亡政要。變化之驟且巨，恐怕康先前作夢也沒有想過。嚴格來說，康的政治生涯在政變後才真正找到出路，保皇事業是其大方向，是康可以遊歷列國、周旋於國家元首、政要中間的原因　 康有為以帝師身份到處招搖撞騙,加上樑啟超一支風靡華人世界的健筆,一時風頭無兩.革命黨起事的資格，要比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保皇黨老得多。但保皇黨開始就在南洋佔了優勢。例如英籍華人領袖林文慶就極力詆毀孫中山的革命，稱他是「魔王」。 革命黨與保皇會的思想戰，始於一九〇三年的上海與檀香山，漸及於舊金山、香港、新加坡。一九〇五年後，《民報》和《新民叢報》的對壘，則為雙方的主力戰。一九〇七年七月，梁對康有為說，革命黨在東京銷聲匿跡，為《新民叢報》血戰之功。　　當時梁啟超一枝健筆，無人能敵。孫中山就使出兩手，一是加入幫會，利用幫會黑社會力量打擊保皇黨。「致公堂」的機關報《大同日報》主辦人是「保皇黨」成員，時常在報上排斥孫中山，引起「致公堂」領袖黃三德的不滿，將他辭退。1904年5月，孫中山推薦劉成禺為主編，對《大同日報》進行改組，繼續與「保皇黨」論戰，逐次將「保皇黨」的勢力掃出美國，　　 二是對保皇黨活動進行搗亂。在章太炎汪精衛等跟梁啟超打筆仗的同時，張繼也上場了，他的武器不是羊毫，而是一柄粗大的棗木手杖。每逢保皇黨開會，張繼便領了若干健將，殺將前去，二話不說，揮杖便打，梁啟超們開始還欲與之理論，可是棗木杖招招見肉，秀才遇見兵，只好落荒而逃。只要保皇黨人開會，張繼不知道便罷，知道便去打，非打得人家雞飛狗跳而後止。保皇黨人雖多，但架不住張繼之勇，所以每打必敗。如1907年10月17日梁啟超等在東京舉行成立儀式時，張繼率領革命黨員出席。當梁啟超致詞時提到朝廷下詔，實行君主立憲時，張繼等人上前，將會議搗散。當時，同盟會和保皇黨人的基地都在日本，而日本警察雖然效率很高，但對這種中國人之間的內訌，根本沒有興趣理會。久而久之，保皇黨人的活動在日本都沒辦法進行了，又過了一段時間，至少在聲勢上，革命戰勝了保皇。當時，同盟會有四大打手，張繼排行第一。說起張繼，還有一事可見其有點力氣，後來汪精衛被孫鳳鳴刺殺，那麼多人跑了，就只有張繼大膽，跑過去抱住孫使其不能動彈，把他制服。　　 而且,自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世人皆曰立憲勝於專制，而日本政府亦企圖通過留學生來培植它在中國的勢力，並為其帶來若干外匯，日本中下層人士希望和中國友好，加強文化交流，也主張吸引中國留學生赴日。在兩國朝野的鼓動下，一時留日學生勢如潮湧。據統計，1901年留日學生人數為兩百七十四人，1902年夏為六百一十四人，1904年為一千四百五十四人，1905年冬為兩千五百六十人，1906年夏為一萬二千九百零九人，年底達一萬七千八百六十餘人，為留日學生人數的最高峰。 　　留日學生既有官費生，又有自費生，自費生占很大的比例，1903年即佔半數，後來比例更大。由於流品龐雜，程度參差，到日本後有的上小學，有的直接上大學，絕大多數就讀於中等專業學校及大學速成科，學習期限從三個月﹑六個月﹑一年﹑幾年到七八年不等。在日本教育界特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文學院各分校﹑法政大學速成科﹑振武學校﹑成城學校﹑同文書院﹑經緯學堂﹑清華學校及預備學校等學校中，留日學生最為集中；據《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五次報告》，留日學生兩千四百零六人中，上述八校即佔一千八百八十五人。和過去留學歐美專重理工相反，學文科的占絕大多數。1903年駐日公使楊樞奏稱:「現查各學校共有中國學生一千三百餘人，其中學文科者一千一百餘人。」法政﹑軍事尤為留日學習的熱門。1904年僅法政大學速成科就有中國留學生二百九十五人。熱情探求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的留日學生，因個人身世﹑社會關係﹑思想認識等方面的差異，或贊成君主立憲，或服膺民主共和，形成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他們組織了名目繁多的學術團體(如勵志會﹑編譯社)﹑地方團體(如各省同鄉會)﹑愛國團體(如廣東獨立協會﹑拒俄義勇隊)﹑政治團體(如青年會﹑軍國民教育會)，出版了介紹西方學術文化﹑宣傳君主立憲或反清革命的幾十種不同宗旨的雜誌，發起過拒法﹑拒俄﹑反對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等多次愛國運動。　　清政府鑒於留日學生數量多而學業程度低的情況，從1906年起，對赴日留學採取了許多限制辦法，如停派速成班﹑官費生派遣權收歸中央﹑申請留學必須具有中學畢業程度並通曉外文，還須由地方官「出具印結」並報中央備案﹑保證不參加革命黨﹑服從學部指定所學科目和公使指定所入學校等等。同時，因反對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和參加革命，留日學生紛紛回國，日本政府對接受中國留學生又漸冷淡，致使1907年以後，留日學生人數逐年下降，該年約為一萬人，三年後竟降為二千餘人。 留學日本的青年學生們，不論是學軍的，還是學理學文的，不論是由各省督撫保送的官費生，還是自費生，大多具有反滿革命思想。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參加者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留日學生。他們的革命號召獲得國內的熱烈響應，他們歸國後極大地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發展，在辛亥革命的整個歷史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湧現出黃興﹑宋教仁﹑鄒容﹑陳天華﹑秋瑾﹑陶成章﹑林覺民﹑方聲洞﹑胡漢民﹑居正﹑焦達峰﹑陳其美﹑朱執信﹑廖仲愷﹑魯迅﹑陳獨秀等一大批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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