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大師的大師

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政局不穩，軍閥紛爭不已。然而就在這亂世中，誕生了一位教育巨星，他就是被人們譽稱為「中國現代教育之父」的蔡元培。縱觀其一生，他在政治及學術上的貢獻雖說令人矚目，然其在教育上的成就則更為燦爛。作為一代宗師,他以獨特的魅力培養了一批大師級人物，對國家和民族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由此而言，蔡元培無愧是培養大師的大師。從科舉寵兒到反清鬥士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於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從17歲為秀才後，中舉人、取進士、點翰林，科舉之路上連試皆捷。至28歲歷時11年，完成了整個科舉歷程。26歲赴京進行殿試「補考」時，由於其平時不僅飽覽群書、涉獵甚廣，而且關心國家大事，對此次考試所出題目中有一題被認為「較偏」的有關西藏地區策論題，下筆如有神，一舉通過殿試，取為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蔡元培國學功底之深厚如當時殿試閱卷大臣、帝師翁同龢對他所稱讚的那樣：「年少能經，文極古藻，雋材也。」1894年，正值蔡元培點翰林之時，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以中國慘敗而告終，清廷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蔡元培異常激憤，嘆曰：「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惜者也！」為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救國於危難之中，1898年以康、梁等為首的一批愛國知識分子發起了維新變法運動，然而這場愛國救亡運動卻曇花一現，僅歷時108天便被扼殺。對此蔡元培深感失望，他認為中國屢受列強凌辱，基於中國的貧弱落後。而要使國家富強，鬚髮展新式教育，走培養人才，提高國民素質的道路。於是同年棄官南下，以實現教育救國之理念。9月回到故鄉，被徐樹蘭延請到紹郡中西學堂任校長，上任之後，倡導新式教育，積極支持宣揚進化論，反對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次年，中西學堂改名紹興府學堂，在蔡元培主持下該學堂成為清末國內新型普通中學堂先驅之一。然而蔡元培的教育改革卻招致頑固勢力的反對和忌恨，蔡、徐兩人產生分歧，1900年正月蔡元培憤然辭職。緊接著蔡元培先後任嵊縣剡山書院院長、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等職。然而其所期待的教育革新最終仍遭到在中西學堂同樣的命運，純辦教育救國的希望破滅。恰值此時中國處於封建社會末落進入民主革命的轉型、激變時期，中國社會矛盾交錯複雜。作為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上層封建士大夫，蔡元培背負著民族道義，追隨時代的步伐，積極探索國家前途命運，毅然選擇了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道路，並身體力行地參與和組織革命鬥爭，成為為民主而戰的反清激進鬥士。36歲以後蔡元培等人以中國教育會為陣地，一邊進行教學，一邊參與革命活動。1903年，由教育會所組建的愛國學社與當時著名的日報《蘇報》簽約，每天由學社教員保證投稿一篇評論時事的論說，《蘇報》成為學社的機關報，是當時國內最早提出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一份報紙。6月，《蘇報》報館被朝廷查封，不久愛國學社解散。隨後蔡元培主辦《俄事警聞》《警鐘日報》等報，並親自在報紙的頭版撰寫充滿「排滿革命」思想的論說。革命宣傳活動在清政府的鎮壓下舉步維艱，促使蔡元培的革命思想產生巨大的轉變，他「覺得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1904年春蔡元培發起組織秘密暗殺團（另一說，蔡元培只是參加暗殺團並成為骨幹），運用暗殺手段進行革命。然而暗殺活動奏效不大，不足以推翻清王朝。同年冬，蔡元培與陶成章、龔寶銘等人在上海創立「光復會」，任會長。積極聯絡紹興地區及其他各地會黨，組織革命隊伍，籌劃武裝起義。1905年9月蔡元培與光復會大多數成員參加了中國同盟會，被委任為上海分會會長。1903年以後蔡元培投身於反清革命中，倡導民權，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在滿清末年，為翰林^造**之第一人!」中國近代教育改革先驅同盟會成立後，1906年革命黨人發動了十多次的武裝起義，但都遭到清政府的鎮壓而失敗，反清革命處於低潮時期。此時已入同盟會的原光復會主要成員章太炎、陶成章等與孫中山意見不和，產生衝突，同盟會內部出現分裂現象。複雜的革命形勢堅定了蔡元培發展教育救國的志向，他認為「游事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國不可」。1907年春,在德國公使孫寶琦的幫助下，年近40歲的蔡元培終於圓了留學德國之夢，為他將來對中國近代教育改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辛亥革命爆發後，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邀蔡元培回國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根據西學的教育制度，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頒布了第一個改造封建舊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暫行辦法》，發表了《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教育部擬議學制系統草案》等一系列改革方案，文中各項措施為民初普通教育新體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當教育改革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隨之南京原教育部暫時解散。在孫中山的支持下，蔡元培北上繼任民國教育總長。北上任職期間，蔡元培除了籌組教育部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籌劃和主持召開歷時一月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就該會重要性而言是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第一次中央教育會議，這是全國教育改革的起點。6月15日袁世凱為獨攬大權，迫使時時遵循《臨時約法》辦事的唐紹儀辭職，內閣同盟會員相繼提出辭職，予以抵制。7月2日，蔡元培面見袁世凱：「敬乞大總統速任教育總長，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職，即屍位之咎早一日解免。」袁世凱極力挽留，但蔡元培堅決拒絕。會議開幕5天後，蔡元培被正式准允辭職，會議改由范源濂主持，繼續召開。該會通過了十餘個議案，其中大部分是蔡元培在教育部時擬定的。這些議決案大多數在1912年至1913年間陸續頒布，並在全國各地施行，這便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所說的「壬子癸丑」學制。這一學制，為當時中國資產階級教育新體制建構了基本框架。隨著該學制的普遍實施，中國舊教育體制開始瓦解。蔡元培作為教育行政長官僅時達半年，他站在學貫中西的「一代宗師」的高度，在教育上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極大地推動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蔡元培無疑為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傑出先驅，中國現代教育之父。培養大師的大師　　辭去教育總長職務後，蔡元培不久離開北京到上海，是年11月，攜眷屬遊學德國，後輾轉於法國。1916年9月，在黎元洪任大總統，同意恢復《臨時約法》的背景下，教育部長范源廉電請蔡元培回國任北大校長職務。自戊戌變法創建的京師大學堂到辛亥革命後更名為北京大學，北大建校僅18年，歷時甚短。時北大雖為全國學校之馬首，然未能起到帶頭作用。整個學校官僚作風甚強，制度混亂，學風混濁不堪。進入這一大學讀書，多數學生是為日後當官創造機會，他們心思多用於巴結那些由北洋政府官僚充任的教師。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貴族子弟，甚至一些教職員工及學生成為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的常客，對蔡元培是否擔任北大校長許多朋友表示反對。然如梅貽琦所言，「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乃大師之謂也」。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雖然在教育改革上取得非凡的成就，但對高等教育特別關注。本著「教育救國」的理想，希望以「革新北大」為切入點，進行大學教育改革，培養不以大學為升官發財為階梯的研究高深學問的人才，以實現祖國「轉危為安」的目的，力排眾議同意出掌時局動蕩中的北大。1917年1月4日，49歲的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長之職。就此國內媒體報道：「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　　蔡元培執掌北大校長時，「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能夠在中國這個封建社會形成最早、綿延最漫長、發育最成熟、封建制度最完備的環境中脫穎而出。這是他反封建思想，崇尚民主與自由的長期積澱而導致的必然結果。蔡元培不以惡異好同為標準，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無論新派或舊派，抑或既非舊派也非新派，凡學問卓見者皆可視為人師，不僅吸引了諸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佩、陳漢章、崔適、馬敘倫等許多碩儒，而且聚首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界如陳獨秀、胡適、魯迅一批光輝燦爛的巨星，影響和提掖了美學界如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劉開渠等大師，並給予那些有作為的年輕人發展的空間，當然也使那些不學無術的教員、濫竽充數的外國教員無地自容。北大進入蔡元培時代。　　1915年，針對當時甚囂塵上的定孔教為國教的言論，以陳獨秀為主將，以其創辦的《新青年》為主要陣地，拉開了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帷幕。1916年12月底，蔡元培抵達北京準備就任北大校長，得知此時陳獨秀也從上海來到北京。在看完十餘期《新青年》後，蔡元培認為陳獨秀是一員闖將，是影響最大，也是最能打開局面的人，於是親自前往陳獨秀的住所，請其到北大任文科學長，但因陳獨秀主要的精力是放在辦《新青年》上，便拒絕了蔡元培的邀請。為達到目的，他幾乎天天來看陳獨秀，有時來得很早，陳獨秀還沒有起床，他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就行。蔡元培的真誠最終打動了陳獨秀，為保證陳獨秀能順利當上北大文科學長，蔡元培幫陳獨秀製造「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的假文憑，及擔任過安徽高等學校校長職務不確切的簡歷，通過了教育部批准。此項任命卻遭到了守舊派的反對。他們認為，「陳先生只會作幾篇策論式的時文，連在北大教書尚且不夠格，何以能主持文科？」然而蔡元培卻堅守立場，對陳獨秀非常器重，把文科的一切人事、行政權不加干涉地交予陳獨秀主持。陳獨秀這位反傳統的闖將主事文科後，始終貫徹蔡元培的辦校宗旨，在北大文科吹響了改革的衝鋒號，尤為重要的是，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團結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員，對北大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策源地產生了積極作用。1920年8月，陳獨秀等人籌建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的50多個黨員中，北大的共產黨員就有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高君宇、何孟雄及毛澤東等人，所佔比例相當大。可以說，正是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理念使北大成為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搖籃。　　胡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在美國留學期間便參照西方現代文法，首先發動了對我國已有3000多年歷史的漢字文學革命，改文言為白話。1917年1月，胡適將關於文字改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投稿《新青年》，陳獨秀閱後極為讚賞，將其發表，同時自己也發表一篇《文學革命論》為之鳴鑼開道，大加推崇。胡適以此被譽為文學革命「首舉義旗的先鋒」而一舉成名，隨後成為新思潮的一員猛將。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後，向蔡元培力薦胡適。1917年夏天，26歲的胡適出任北大教授，講授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中國哲學史等課程。胡適認為：如果沒有蔡先生，他一生很可能會在一家二三流的報刊編輯生涯中度過。　　作為著名的自由主義戰士，蔡元培對魯迅的一生影響也頗深。民國元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之時，就將魯迅援引至教育部任部員。1920年8月，魯迅以講師的身份兼職於北大，開設「中國小說史」及「文藝理論」課程，直到1926年8月離京。魯迅根據講義整理而成《中國小說史略》一書，蔡元培曾對其評價「著作最嚴謹，豈徒中國小說史」，其學術水平得到充分的肯定。除此之外，魯迅以其徹底反封建的思想和犀利的文風創作了大量的優秀短篇小說和雜文，作為文壇旗手迅速掘起，並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之一。　　蔡元培視學術為「天下之公器」，以獨道的眼光和非凡的魄力將資歷甚淺的梁漱溟聘到北大任教。蔡元培初任校長，希望開設印度哲學課程卻苦於無人。時中學畢業就參加辛亥革命的梁漱溟，在范源濂的介紹下，拿著自己的論文《窮元決疑論》拜訪蔡元培，原本只希望到北大當名學生繼續深造。面談之時，蔡元培即請梁漱溟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一課。這位後來被人們譽為「最後一位儒家」的年青人感到難以置信，不敢冒然答應。然而在蔡元培的鼓勵下，1917年秋年僅24歲中學畢業的梁漱溟榮登北大哲學系講師坐席。如梁漱溟所感悟的那樣：「七年之間從蔡先生和諸同事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數之不盡。總之，北京大學實在培養了我。」在北大的七年，為梁漱溟成為一代哲學大師奠定了基礎。　　北大蔡元培時代的辦學思想付諸實踐，不僅體現在教師用人上不分信仰、黨派、學術見解，學術可自由爭鳴，而且還體現在北大的教學資源惠及廣大學子，倡導「無人不當學，而亦無時不當學」的平民教育上。蔡元培開風氣之先，要求「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由此北大出現旁聽之盛況，至今仍為一則神話。當時校門敞開，上課時，願意來聽課的人都可以要一份講義，進去坐下就聽。你不但可以聽，還可以向教授質疑問難，甚至拿長篇論文來請指正。一次梁思成開授「中國建築史」，待一個星期後考試時，才知來聽課的二十多個學生全是旁聽生，如此現象在當時的北大數不勝數。北大允許外校學生或校外人員自由旁聽，成為中國最為吸引廣大學子遊學的聖地。後來在北大旁聽生中產生了如毛澤東、華羅庚、沈從文、丁玲、瞿秋白、成舍我、馮雪峰、柔石等歷史名人。　　雖然蔡元培居北京大學校長之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但這位翰林出身的宿儒，我國第一代真正「學貫中西」的大師，所開創的北大精神，明確了一種自由的學風，造就了一代能接受新思想和具有獨立見解的知識階層，培養了文學界、美術界等大師級人物及早期中共的主要領袖人物，無疑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作者單位：貴州省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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