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蛾撲火 非死不止：丁玲身上的五四 延安 新時期

2015年11月16日 10:01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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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丁玲曾是毛澤東最為賞識的作家。圖為1955年，周恩來和丁玲交談。1957年，丁玲被劃為右派分子。她的一些「歷史問題」，直到逝世前一年多，1984年，才得以平反。（CFP/圖）

2015年7月，李向東、王增如著《丁玲傳》上下兩冊出版。上冊粉色封面，年輕的丁玲托腮，亮晶晶的眼睛望向畫外。下冊淡綠封面，老年丁玲滿臉皺紋，墨鏡後的眼睛依然微笑。

她曾被稱為「鳳姐」「丁大媽」「紅衣主教」，位列「四條棍子」之一。1986年2月，在生命的最後幾天，丁玲說：「你們大家高興吧，我肯定能成佛。」這不是丁玲第一次以佛自況。1942年，總結自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變化，她說：「像唐三藏站在到達天界的河邊看自己的軀殼順水流去」，「一種幡然而悟，憬然而懼的感覺」。

新近出版的《丁玲傳》記述了丁玲一生的幾蒸幾焙，引發知識界的持續熱讀。作者王增如是丁玲最後一任秘書，她與丁玲相處四年，印證了瞿秋白早年對丁玲的評價「飛蛾撲火，非死不止」。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中忱也敬畏疊印在丁玲身上的歷史厚度。在《「新時期」的文藝與政治——重讀晚年丁玲》一文中，王中忱以丁玲自己的話作為題記：「有些人是天生的革命家，有些人是飛躍的革命家，一下子就從落後到前進了，有些人不犯錯誤，這些幸運兒常常是被人羨慕著的。但我總還是願意用兩條腿一步一步走過來……」

王中忱和丁玲相識於1970年代末。「文革」過後，現代文學掀起「翻案風」，「文革」中不能讀的作家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當時的東北師範大學青年教師王中忱受老師蔣錫金點撥：丁玲是需要重新討論的。王中忱從整理丁玲作品目錄開始對她的研究。有一次，他在圖書館查到丁玲寫的一篇評論文章，評胡也頻小說。王中忱把這篇文章抄錄下來，寄給丁玲。接到此信，剛從「下放」的山西農村回到北京的丁玲異常興奮。她親筆回信說，這篇文章讓她想起很多往事。

1981年，王中忱因編《茅盾全集》進京，住在茅盾故居，丁玲特意登門看望——既是看人，也是看房子。茅盾曾是丁玲在上海大學的老師。1984年，丁玲「民辦公助」辦《中國》雜誌，把王中忱招進編輯部。在《中國》的幾年，是王中忱和一班年輕編輯的快樂時光。這本由老作家發起創辦的雜誌，並不排斥年輕作家和新銳作品。北島、舒婷、楊煉、多多、王小妮、格非、徐星、殘雪、韓東、西川、北村、翟永明、歐陽江河、芒克、崔衛平、于堅都曾在上面發表文章。耄耋之年的總編輯丁玲經常在木樨地家中請年輕的編輯們吃飯。

近距離與丁玲接觸，王中忱常覺困惑。「有時候我們也想，她有一些話是不是太不合時宜了？但我又覺得，我們這些人和她隔著一個巨大的時間距離。我們只是站在1980年代初想問題，而她想問題要跨越一個漫長的時段。」王中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亦有同感：「丁玲在整個二十世紀都有她的獨特性。她很早就成名，現代性的東西她都經歷過，但她又能夠成功地融入到中共體制里，在革命的邏輯裡面往前走。她是最能夠體現二十世紀連續性的標誌性人物。」賀桂梅曾以丁玲等作家為案例，做1940年代到1950年的作家研究。

絕對的個人是空的

南方周末：怎麼看王劍虹和丁玲的關係？很少有人像丁玲那樣，對少年同伴那麼刻骨銘心。

賀桂梅：早期對丁玲影響最大的，除了她母親就是王劍虹。她們有共同的思想訴求，就是無政府主義。在兩人關係中，王劍虹是主導。她很活潑，年齡比丁玲大，思想比丁玲成熟。早期的丁玲比較沉默、溫和。後來她給人的印象是大方、潑辣、活躍，她是把王劍虹的品質內化到自己的身上。《莎菲女士的日記》作為一個書信體的小說，是寫給「蘊姊」的。蘊姊就是王劍虹的化身。丁玲在性別上非常開放，她不是我們今天說的同性戀。對於喜歡的人，她沒有任何顧忌。我覺得這是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南方周末：在中國的歷史上，無政府主義一閃而過。這種思潮能對身處中國內陸小城的丁玲產生影響嗎？

賀桂梅：你讀胡也頻的小說《光明在我們前面》，女主人公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男主人公是信共產黨的，兩人有很多辯論。我想這是胡也頻和丁玲關係的一種投射。丁玲有她媽媽的那個小圈子，她媽媽和向警予是好朋友，丁玲稱向警予「九姨」。中國最早的左翼思想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是無政府主義。這種反家庭、反組織的生活方式，就是無政府主義。它塑造的是「五四」的、激進的個人。「五四」新文化運動強調個性解放，獨立自由。到底什麼是個性，什麼是個人，肯定有理論源頭。從別的理論——比如啟蒙主義，很難推導出那麼摩登、那麼絕對的個人，比如丁玲的名字，就是她自己隨便起的。

南方周末：信奉無政府主義的丁玲在1930年代加入中共，是不是一個突兀的選擇？

賀桂梅：絕對的個人，你去追溯其實質，是空的，個人只有在反叛的時候，是有力量的。當敵人——比如說封建桎梏消失了，個人是不能承擔自己的。出版《自殺日記》之後，丁玲在創作上走向沉悶，所以才要「硬寫」。胡也頻「左轉」並去山東教書，她親眼看到他在學生中一呼百應的力量。她對瞿秋白是很佩服的。她對社會主義者有好感在先，只是她不想受組織的束縛，想做一個黨外的「同路人」。更重要的是，這時候，馮雪峰出現了。在丁玲的一生當中，馮雪峰是一個主導性的人物。丁玲之所以能對革命不離不棄，和馮雪峰有很大關係。一些很抽象的概念，比如政黨、信念，其實都是跟具體的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南方周末：加入中共之後，丁玲寫作上的困境解決了嗎？

賀桂梅：她寫了《夜》和《水》。這兩個作品被視為左翼文學的標誌性作品，獲得了馮雪峰、魯迅的高度評價。但像夏志清這樣的評論家看不上丁玲的這種轉變。從文學描述的細膩、深入來說，這些作品當然不能和《莎菲女士的日記》比。後者是她骨子裡的東西，而農民、難民是她要去熟悉的對象。這是丁玲的勇氣所在。蕭紅、張愛玲很難跨出這一步。

電影《黃金時代》里的丁玲，由郝蕾扮演。延安的丁玲，正處於一生中的輝煌時期。（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如果共產主義沒有造成新人，就是不成功的

南方周末：《丁玲傳》認為《我在霞村的時候》是延安文藝的代表作。這篇小說歷來都是被認可的嗎？它的命運有無起伏？

李向東：把《在醫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時候》說成「既是丁玲延安時期的巔峰之作，也是延安全部文藝作品的巔峰」，這只是我們兩人的評價，我們認為它遠遠高於同時期延安的其他文藝作品。《在醫院中》由於在整風中受到批評，1940年代之後，沒有收入任何一本集子，直到1981年1月才第一次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丁玲短篇小說選》。《我在霞村的時候》則一直受到肯定。丁玲曾經講過，「我是更喜歡在霞村裡的貞貞的。為什麼我會更喜歡貞貞呢？因為貞貞更寄託了我的感情，貞貞比陸萍更寂寞，更傲岸，更強悍。」

賀桂梅：為了這個問題，我重新查了一些資料。「霞村」「醫院」「三八節」的命運不盡相同。1946年胡風給丁玲編了一個小說集，題目就叫《我在霞村的時候》。同時期，馮雪峰編丁玲文集，也把它選進去。1949年、1950年、1954年，丁玲連續出的幾個小說集都選了這篇。真正把它做靶子批判是1958年，《我在霞村的時候》《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三個捆在一塊批。

以前，人們談《霞村》老是談主人公是慰安婦。寫「霞村」之前，丁玲也寫一些延安的英模、高級將領，但只是在寫故事，她自己肯定覺得不滿意。「霞村」開始是用第三人稱寫的，後來改成了第一人稱。在我看來，這種人稱的轉換是非常有意思的：丁玲想要消化各種各樣關於革命、抗日的信息，所以這個時候出現了「我」。

丁玲在延安時期寫的東西，真正有冒犯性的是《在醫院中》和《三八節有感》。《我在霞村的時候》里的延安是一個理想：主人公後來要到延安去做一個新人，但是《在醫院中》，丁玲問：你們講什麼革命，你們連身邊的人都不關心，如果沒有愛，革命還有什麼意義？《三八節有感》直指特權和具體的人際關係，特別是老幹部和江青。

「整風」之後，延安發表了一個「四三決定」，從此，中共婦女工作的重心從知識女性幹部轉到了農村女性。這個轉移使得性別平等的觀念被擱置。所以國統區的名記者趙超構說延安搞的是「新賢妻良母主義」——婦女有勞動權，有經濟權，但最終目的是家庭和睦，養胖娃娃。丁玲未必從理論上意識到這些問題，但她從樸素的女性立場出發，發現並揭示了這個問題。

南方周末：整風之前這些尖銳的批評，和整風之後丁玲的脫胎換骨之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王中忱：為什麼1940年代，延安內部要進行那樣一次整風？為什麼很多的人最後還是贊同了整風的邏輯？在我看來，在任何時代，讀書人都有幾種選擇，一種是只立言，不立功；但中國的讀書人不參與實踐的可能性很小。參與實踐，要做成事，就不是你這一個階層的事。這時候就遇到一個非常巨大的困難：知識階層和其他階層是很難溝通的。尤其到了「抗戰」時期，要全民動員，這就變成知識分子內心巨大的負擔：誰能縮短與大眾的距離，誰就能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誰就能成功。丁玲他們遇到的就是這個問題。再加上，她自1930年代就對國民黨很失望。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到了共產黨身上，她已經跟中共結成一體。有時候，她也會覺得不適應，但她想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改變不合理的現狀。中共內部有一批這樣的人，這是中共能長期保持政治活力的原因。

南方周末：《丁玲傳》里記錄了丁玲在1950年代不斷按照政策的要求，修改《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過程。她對這種修改似乎並不反感？

李向東：延安整風之後，丁玲懂得了要深入工農兵，要適應工農兵的閱讀習慣，她是遵循著這樣的想法寫作《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小說受到批評，無法出版，她才明白，光有這些還不行，還要懂得黨的政策，遵循黨的政策寫作。而土改政策也在不斷調整中，丁玲在現實生活中發現的問題、得出的結論與黨的政策不相符，她的小說就不能出版。她後來和胡風聊天時說，有的人物，由於怕把握不準，就不敢下筆寫。後來她寫《在嚴寒的日子裡》，寫寫停停，改來改去，始終沒有完成，絕對與此有關。

南方周末：北大荒勞模杜晚香是丁玲塑造的一系列女性中最後一個。這「最後一個」的文學意義和社會意義是什麼？

賀桂梅：從延安時代，丁玲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到底怎麼塑造「英雄」和「典型」。因為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就附著在「新人」上。如果共產主義沒有造成新人，它就是不成功的。這次王增如、李向東找到了延安整風時期丁玲的檢討材料。她在檢討中說，《在醫院中》她本來是想寫一個共產黨員的，但她缺乏這樣的經驗，寫成了一個對周圍不滿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丁玲復出後，自己非常看重的作品是《杜晚香》，但是《牛棚小品》獲了獎。她公開說，《牛棚小品》我是偶一為之，以後我還是要寫《杜晚香》。但事實上，她再沒寫這類作品。到了八十年代，她寫了兩百多篇雜文，她要對社會最關切的議題發言。有人說這是她的「明星意識」作怪，但我認為這更多與她的自我更新的能力相關。

隔絕二十年，帽子換了一頂

南方周末：丁玲在晚年不討人喜歡，原因可能是什麼？

賀桂梅：很多人認為，丁玲晚年不討人喜歡，是因為她很「假」，她不講傷痕、不哭訴。其實人們在寫傷痕時，內心是很複雜的。周揚見到丁玲，他不想道歉，就說紅衛兵把他的耳朵都打聾了。所以「苦」是有用的，你打算拿你受的苦做什麼？丁玲認為過多的訴苦只能拆台，沒有意義。

我想丁玲理想當中的新時期文學，大概就是張賢亮的《靈與肉》、鄧剛的《迷人的海》、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那樣的作品——雖然寫苦難，但是還是要把苦難放在正面的意義上面。但在1980年代，很多人會覺得這個東西是假的：訴苦的閘門一旦打開，很容易產生一種怨憎、厭倦的情緒。很多人採取取巧的態度，他們知道被稱為「新時期」的1980年代鬱積了大量的情緒，文學會在釋放這種情緒中起到很大作用。丁玲偏偏反其道行之。

王中忱：從1976年到1979年，被「文革」打散的文藝隊伍，開始恢復。第一批回歸文藝界的是1957年沒有被打倒，「文革」中被打倒的那批人。1957年以前被打下去的那批人，從蕭軍到胡風、丁玲，還都在下面。

丁玲要到1979年3月，才在山西的《汾水》雜誌發出一篇《致一位青年業餘作者的信》，那時她已經75歲。同一年，她以治病的名義回到北京，拖了一年之後，才恢復黨籍，而她1930年代被國民黨政府囚禁的「歷史問題」，到了1984年8月——她逝世前一年多才得以平反。

丁玲是「新時期」文學的遲到者，她回來的時候，文壇的權力已經分配完了。對於世事洞明者，這或許是一個有利於遠離是非的位置，但丁玲卻常常直率地發表意見，很快就被視為文學界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這種說法在丁玲在世的時候已經出現，以「文壇內部消息」的方式口耳相傳。丁玲為此深感困擾，她在給陳登科的信中說：「我又有一點落在1957年的情況之中了。不過是帽子換了一頂，右的還沒有完全摘完，左的又來了。過去是大張旗鼓，現在改變了手法，是竊竊私語，謠言滿天；過去是明令禁止，現在是暗暗封鎖破壞……」

她有一篇名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的短文，多少年後還被詬病、嘲笑。這篇文章開頭提出：「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為人民服務，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三個口號難道不是一樣的嗎？這有什麼根本區別呢？」要知道，1979年10月的第四次文代會的主題報告中，都沒有出現「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實際宣布了新的「文藝工作總的口號」。在這樣的境況中，丁玲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顯然不合時宜。但在接下來的行文中，她並沒有繼續討論「服務」與否，而是以自己的經歷，講述了人的生活如何「脫離不了政治」。顯然她所謂的「政治」有更寬泛的含義。

[責任編輯：徐鵬遠]

標籤：丁玲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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