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國際評論

　　從清教徒移民新英格蘭到911之後出兵中東，美國人堅信他們是一群特殊的人，為了拯救自己和別人來到世界。在這樣的心態下，從在「山巔建立舉世矚目的城市」，到「美國特殊論」，到「華盛頓共識」,美國人趾高氣揚，不同凡響。

　　中國人的近代史跟美國的整個歷史差不多一樣長，而中國人在這段歷史中有一大半時間是一個衰落和被欺辱的民族，一直在琢磨和嘗試翻身的辦法，一直在為再度進入大國俱樂部而奮鬥不止。

　　進入21世紀，中美兩國人民的心態發生了一些變化。美國似乎在走下坡路，中國似乎在崛起。美國人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並在世界完成特殊使命的感覺還沒有消失，但是他們慢慢感覺到中國的緊追，中國的逼人，中國人越來越強的特殊性和優越感。這樣兩種感覺的碰撞自然會產生火花，滋生焦慮，釋放不安，放射恐懼。換句話說，在中國人討論自己的模式，描述自己的道路，打造「北京共識」時，彼岸的美國精英們可謂百感交集。

　　什麼是「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可以叫「中國道路」或「中國特色」，也有叫「北京共識」。「北京共識」之於「華盛頓共識」的區別是後者被簡化為「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前者被解讀為「市場經濟+威權政治」，或者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

　　當然，中國學者的解釋要更為系統一點。他們認為「中國模式」既是一種經濟模式，又是一種政治模式，更是一種社會發展的模式。房寧教授在《民主的中國經驗》一文中對中國模式的定義是「保障人民權利，集中國家權力」。有些學者說「中國模式」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一貢獻主要表現在它徹底戳穿了西方人認為沒有民主政治，就沒有合法性，就沒有社會穩定，更沒有經濟增長的神話。房寧教授在《民主的中國經驗》說，中國模式是一種舉國的模式，如果沒有舉國的模式，抗擊雪災、震災，2008奧運會，今年的國慶大閱兵，都很難辦起來。王紹光教授在定義中國模式是時反覆強調的是中國政府和領導它的中國共產黨的非凡的「自我糾錯」的能力和舉世無雙的反省的能力。陳紅太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星火燎原」之路》中說，中國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它的腳踏實地的務實主義，即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只做不說」和「黑貓白貓」。其他的解讀還很多，但都大同小異。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領導人從來沒有在正式的場合講過「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他們只講過我們堅決不照搬西方的模式，講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講中國拒絕多黨制、制衡制和議會制。中國的老百姓認同不認同「中國模式」?人民網在全國人大2009年兩會期間專門就是否認同「中國模式」做過一個網上的抽樣調查。雖然網上的調查不如隨機性的抽樣調查客觀和全面，這次調查的結果還是十分有趣。在大約四千網民中，有近84%的人不認為中國有模式，或者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正在形成和變化中的模式。

　　喬舒亞·拉莫的「北京模式」理論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源遠流長，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也隨著政治和經濟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冷戰伊始，美國人把中國當成莫斯科的附庸，甚至沒有想到中國會因為自身的利益介入韓戰。韓戰期間，中國自然成了「紅魔」，參議員麥卡錫以反共反華為大旗，肆意攻擊美國東部的政治精英，將國務院里了解和同情中共的外交官全部掃地出門。韓戰之後，美國一直對中國保持敵視，在外交上孤立中國，在經濟上圍剿中國，並因擔心中共的滲透和擴張介入越戰，陷入泥潭。1972年，尼克松打開中美關係的堅冰，兩國關係轉暖，但是直到1979年才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從1979年到1989年是中美關係歷史上最為融洽的十年。美國的領導人和企業精英都堅信美國的生活方式正浩浩蕩蕩地湧入中國，隨著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都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從1989年到1999年，中美關係既有合作，也有敵對，美國的精英在此期間對中國的解讀也從開始的「崩潰論」逐漸轉向「威脅論」。然而，中國既沒有崩潰，也沒有對國際格局構成顛覆性的威脅，倒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日新月異，長久保持兩位數的增長，讓美國的「中國通」一籌莫展。

　　2004年，喬舒亞·拉莫(Joshua Ramo)提出了「北京共識」的觀點。由拉摩提出這樣的觀點極具諷刺意味。拉莫是基辛格事務所的合伙人，基辛格為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和他的事務所利用這一特殊關係在過去幾十年里一面說中國的好話，一面為兩國的企業和事業關係牽線搭橋，賺錢發財。拉莫提出「北京共識」的文章發表在英國外交事務委員會的雜誌上，而英國又是近代中國屈辱史的始作俑者。

　　拉莫對「北京模式」的論證包括以下三點：一、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導的不斷創新;二、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和在發展經濟過程中對社會正義的關注;三、走獨立自主的道路，在謀求發展的時候，不受外界干擾，特別是拒絕西方國家的指手劃腳。拉莫甚至提到為提高防衛能力，中國一直在刻意追求軍事上的不對稱性打擊能力。

　　拉莫不是學者，他的觀點並沒有受到美國學界的特別關注。為中國的崛起尋找理論依據的中國精英在2005年前後發現了拉莫的文章，隨後開始介紹並不斷豐富拉莫的「北京共識」的觀點。從2008年到2009年，「北京共識」(中國模式)因成功舉辦奧運會和慶祝建國60周年在中國幾乎成了口號，在美國也可開始被關注。美國精英對「北京共識」的態度可以被分為三類，讚不絕口的，模稜兩可的和堅決反對的。

　　為拉莫的理論搖旗吶喊的美國人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離開政府後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從事國際關係和大國外交的研究。2009年在接受中國記者採訪問時，布熱津斯基說，「中國模式」在他看來就是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期間和平地調動了人民的積極性和能動性。當年他協助卡特與鄧小平促成了中美邦交正常化，但是絕沒有想到這個古老的文明會釋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並在短暫的時間裡就具備了改變世界權力格局的潛力。

　　曾任美中全國關係委員會主席的大衛·藍普頓現在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授，美國最著名的「中國通」之一。他2008年寫了一本題為《中國實力的三幅面孔：軍力、財力和智力》的書。他在書中寫道，中國的領導人極具戰略眼光的，矢志為人民服務，以攻於心計見長。他指出，中國領導人的攻於心計不是為了謀私利，而是為了國富民強，千方百計把中國的事情做好。他還說，中國的領導人一心一意謀發展，不受外界的干擾。儘管他在書中沒有直接討論「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但是他的結論對「華盛頓共識」來說頗有釜底抽薪的效果。「華盛頓共識」的兩個支柱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藍普頓認為，由於中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與政府結成了牢不可破的同盟，中國的民主在他有生之年是不會到來的，但是中國沒有民主並不能阻止中國的崛起。

　　美國的未來學專家約翰·奈斯比特以撰寫《大趨勢》譽滿全球。2009年，他的新著《中國大趨勢》率先以中文版出版，被中國政府代表團在法蘭克福書展隆重推出。納斯比特在書中提出了「中國新社會的八大支柱」理論，即——解放思想、「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摸著石頭過河、藝術與學術的萌動、融入世界、自由與公平和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通過描述和總結中國發展的大趨勢，奈斯比特指出，中國正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它的新型經濟模式已經把中國提升到了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

　　羅伯特·庫恩既是生物學博士，又是華爾街的基金管理人，更是中國政府的好朋友。庫恩在生意場輾轉多年之後進入中國研究領域，撰寫的《江澤民傳》俏走中國，被中國媒體譽為「當代斯諾」。他在解讀「北京共識」的時候指出中國發展壯大的兩個法寶是「超穩定的政策」和「超強大的中央政府」。其次，中國所有的戰略企業，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都是國有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與此同時，中國還有生機勃勃的民營企業和自由發展的市場。他堅信，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經濟的發展，民主遲早會降臨中國，因為，按照西方理論的解讀，只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民主就會破門而入。

　　不能完全接受拉莫理論的美國人

　　也有美國人認為拉莫的理論過於簡單和片面，不僅不是對中國發展的準確概括，更不能用來解讀中國發展的模式。對這些美國人來說，他們既為中國的崛起感到欣慰，認可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也懷疑這樣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延續和複製，有多少普世價值，能否給中國人民帶來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傅高義曾經是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曾在2002年安排江澤民主席到哈佛演講。2009年在美國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雜誌》採訪的時候，記者反反覆復問他對「中國模式」有什麼看法。傅高義並不想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最後被逼無奈，對記者談了幾點看法。第一，說中國發展是一種模式跟說美國的崛起是一種模式是同樣錯誤的;第二，中國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個人的自由雖然比毛澤東時代增加了很多，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這種自由還是少得可憐。第三，如果中國這種發展模式最後不轉入對政治體制的改革，那它對世界的影響力和魅力會是很有限的。最後，中國追求和諧很好，做負責任的大國更值得稱讚，但是西方人越來越覺得中國人比較傲慢和輕浮。如果說國慶閱兵是為了讓國人感到驕傲和自豪，它也讓海外的人感到擔心和害怕。

　　沈大偉曾經是研究中國最有名的刊物《中國季刊》的主編，他的博士論文《美麗的美帝國主義》介紹中國學者如何研究美國，是美國中國研究的經典著作之一。他現在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教授，常年穿梭於中美之間。他2007的專著《中國共產黨：萎縮與適應》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他在書中寫道，中國共產黨在過去三十年經歷了脫胎換骨的改變。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最大的優點是隨機應變，適應和學習的能力非同一般，自我糾錯的能力特強。雖然沈大偉對中共稱讚有加，但是對中共引領的改革和發展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國建國六十周年大慶之前，美國《時代周刊》專門發表了他寫的封面文章「通往富強之路」。他在文中他提出「中國特殊論」這個概念其實是不成立的，因為所謂「中國模式」不過是一個大雜燴，其中包括東亞的新權威主義，拉美的集團主義，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中國本土的文化儒家思想和官官相護的遺毒。在「中國模式」框架下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確是奇蹟般的，然而這樣的奇蹟並非沒有代價，它直接造成了環境污染惡化，尾氣排放飆升，水資源被毒化，民族矛盾激化和貧富不均的加深。真正的大國和強國不會面臨國內政局或社會發展不穩的局面，不會一味強調「維穩」。

　　在今年達沃斯經濟峰會期間，美國的《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崛起伴隨著與西方衝突的升級」的文章。作者卡特琳·本霍爾德在文章中表示人們對「北京共識」莫衷一是，既可以說它是對資本市場的嚴密控制，也可以說它是沒有太多民主的舉國動員。雖然人們對「北京共識」沒有一致的看法，但是有一點大家都認同，那就是中國的經濟在藉助西方的資金、技術和管理方法起飛之後開始要挾西方，既在氣候問題上屢屢干擾西方國家倡導的減排，又在伊朗發展核武器方面拒絕參與或支持對德黑蘭的制裁。該文還引用前白宮經濟諮詢委員會高官克麗絲汀·福布斯的話，說「中國既是西方最大的希望，也是西方最大的恐懼」。

　　與拉莫的理論唱反調的美國人

　　美國《華盛頓郵報》和《新聞周刊》的編輯羅伯特·塞繆爾森2010年2月15日一篇題為「中國『老子第一』世界觀背後的危險」的時評中寫到，中國的經濟從1978年起翻了10番，美國人希望隨著中國的富強，她的價值觀和利益會逐漸接近美國，但是，事與願違，已經崛起的中國一面高談穩定壓倒一切，一面不斷重複被列強欺辱的歷史。在塞繆爾森看來，「中國模式」是一個正在形成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的基石是「中國第一」。「中國第一」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國甚囂塵上的「孤立主義」不同。美國當年的「孤立主義」表現在拒絕參與世界事務，而中國的「老子第一」表現在當世界秩序有利於自己的時候就參與，不利於自己的時候就退出。比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以振興中國的外向經濟，中國就積极參加，而加入減排公約可能抑制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就拒絕參與。這樣的「處世」行為可能會導致中美之間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美國有因自己特殊(自由，個人主義和民主)而滋生的傲氣，中國有因自己特殊(經濟上的強盛)而產生的驕傲，兩國之間因貿易和匯率產生的摩擦加上政治制度的差異，北京和華盛頓關係可能因為偏見和決策失誤走上一條不歸路。

　　美國俄勒崗大學的教授阿里夫·德里克專門寫了一篇批判拉莫的「北京共識」的文章。他說所謂的「北京共識」的一個重要內容實際上就是國外的企業到中國剝削中國的勞動大軍。「北京共識」的成功也正是它的失敗。鑒於它高昂的社會成本、經濟成本和政治成本，「北京共識」不可以持續，它的崩潰是指日可待。

　　美國的另外一位學者伊恩·布魯瑪2007年的寫了一篇題為「2007，中國模式年」的文章。在那篇文章裡面，他說中國從暴政和貧窮裡面走出來，而且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功，可歌可泣。但是，「中國模式」有令人感到困惑甚至憤怒的一面。雖然中國人的自由現在很多了，但是任何一個人想要組織一個協會都很困難。他說，中國模式不講民主，只講金錢，從莫斯科到迪拜，從伊斯蘭堡到喀土穆，中國特殊論在他們看來就是普適價值--所有這些國家的人不願意搞民主，他們看到中國的發展，堅信不用搞民主，同樣可以把經濟搞上去，同樣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對「中國模式」批評最為猛烈的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孟捷慕，他以前是《洛杉磯時報》駐北京的記者，寫了一本十分暢銷的描述20世紀後半段中美關係的書《變臉》。2007年，他的一個小冊子《中國幻想》對美國人正在改變的中國觀產生了巨大衝擊。孟慕捷認為「中國模式」從本質上講對美國構成了嚴重威脅。「中國模式」影響力越大，美國在世界的主導地位就越弱。2007年7月，孟慕捷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時評「只有財富沒有自由的模式」。他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寫到：美國人必須從美國的國家利益的角度去看待中國模式，這不僅事關美國的安全和昌盛，而且事關美國的使命能不能夠成功。美國使命就是在世界上推進一個政治開放、人人自由的制度。如果中國模式成功了，那美國所代表的理念和價值就面臨破產和失敗。

　　審慎對待「中國模式」

　　拉莫提出「北京共識」沒有什麼不對，中國人高談「中國模式」無可厚非，在經濟騰飛和實力提高之時琢磨自己治理的特殊性和發展的竅門更是十分必要。但是，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必須意識到中國眼下的成功不能保證今後的成功，中國成功的事實並不意味著她已經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指出了一條新的道路。其實，從分析美國人如何看待「中國模式」，我們可以得出一些粗淺的結論：一、「中國模式」是可以用來解讀中國經濟大幅度發展的一種理論;二、「中國模式」的魅力在發展中國家可能魅力無窮，對發達國家來講，它的價值有限;三，對「中國模式」的批評既有經濟方面的，也有社會方面的，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即「中國模式」不僅不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甚至在間接向世界傳達這樣的信息：即使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一個國家也可以走到世界的前列;四、「中國模式」的確強調了中國的「特殊」，但是「特殊」不一定就比「普世」好，特別是當製造這種「特殊」的人文、社會和政治代價極為高昂的時候。

　　中國的崛起已經讓美國人惴惴不安，把中國的崛起上升為一種理論更讓很多美國人憂心忡忡。老布希當總統的時候，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可以疏遠，不能孤立;到了柯林頓，美國的對華政策開始是打壓，之後是包容;小布希說中美必須意識到兩個國家有一致的利益，可以不是戰略夥伴，但是不能天天頂牛;奧巴馬上來就說北京必須對美國有戰略再保證，分明對中國沒有信任。這或許是「中國模式」的後遺症。

　　其實，「中國模式」可能最讓美國人擔心的一點是它是不是意味著中美永遠不會是一股道上跑的車，不可能成為相互信任和放心的盟友，更不可能在一面大旗之下共同發展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繁榮。既然中國如此特殊和成功，既然這個特殊和成功的支柱在美國人看來陌生、難以理解甚至暗含敵對，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會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