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敏：跨越世紀的詩哲

「九葉詩派」，中國現當代詩歌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他們，將藝術性與現實性高度凝練，撐開了中國新詩發展的又一片藍天。如今，九葉之中，八葉飄零；惟餘一葉，年高九旬；雖經風歷雨，卻愈顯蒼鬱。她曾師從馮友蘭、湯用彤、聞一多等名家碩學，深受濡染；她是馮至的入門弟子，親得提點；沈從文主編的報刊上頻頻閃現她的詩篇；巴金替她出版了第一部詩集，對她倍加青眼；她也曾行走於北師大的木鐸聲中，與我們相視擦肩……本期起，「九葉派」詩人、外文學院教授鄭敏先生將以她的講述帶領我們，感受中國新詩的發展變遷，品味「詩與思」的深邃纏綿……

———編者

在1920年，軍閥內戰炮火正酣時，我出生在北京一個頗有寓言意味的衚衕里。它是「悶葫蘆罐」，現在似乎已經改成「蒙福祿衚衕」。從此開始了我的「悶葫蘆之旅」。

我原姓王。父親是留學法國、比利時學數學的。回國後供職於當時的外交部。雖然曾任悉尼公使，但回國後由於某種內心的傷痕，終於離職，而選擇做一位在家參禪誦經的素食者，生活自然很困難。但他時常在出門借錢買糧食時，誤入古寺與高僧論道，直至日落，空手而歸。我們兄弟姐妹共六人，分別寄居在外祖家。我在兩歲時幾乎因腦膜炎死去，病好後需要一個較好的康復環境，因此就過繼給了我的姨媽。我的養父姓鄭，是我生父的留法好友。從此我就成為了鄭家唯一的孩子。

我的養父（以下稱父親）是一位工程師，充滿了法國大革命為人類留下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他是我最貼心、慈愛的親人。如果在人生的種種磨難面前我能夠走過來，那都是因為他積極熱情的人生態度對我的熏陶。

父親先是在河南一個礦山做工程師。在十歲以前，我都生活在礦山。我的家在一個半山坡上，山下就是礦山的唯一的大馬路。我經常站在我家的矮牆前看著馬路上來往的行人。由於礦山上住著的都是父親的同事，這幾十戶人家的男女老少的動態，及瓢碗鍋盆的事大家也多少都知道。這條經過我家牆下的馬路也就成了這個小村子的舞台，或者不如說是礦山宿舍的枱曆。每天打那馬路上經過的工程師、技術員、工人，及家屬、青少年，對我這個孤寂的孩子而言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舞台人物。譬如說，每天下午放學時就有一對梳著長辮子的姑娘走過，在馬路對過的院牆外邊，她們分手時，彼此深深地鞠躬，那種溫文爾雅的舉止，加上那長裙短襖的服裝留給我很深的印象。不久，其中的一個得了肺病，另一個每天來去時顯得十分孤單。

夏天晚上，這矮牆根就是捉蟋蟀的好地方。後園子的南瓜花是蟈蟈愛吃的。東牆外是後山坡，坡上儘是野墳。有時，傍晚，山坡上一陣哭聲，一隊包著白頭布，披麻帶孝的鄉民，往山坡上送殯。雖說有時也有些孩子來找我玩，但更多的時候，是我一個人在院子里遊盪。也許這種孤寂的童年使得我日後總喜歡和山川草木花鳥交朋友，好像自然界這些不說話的東西都能告訴我一些什麼有意思的事。

五歲以後，父親考慮到我的教育問題，就每天晚上教我算數。他熱切地希望我長大後能學自然科學，費盡心思為我製造了一些小實驗用具。又因為我喜歡晚上一個人站在廊子上看星星，就幻想也許我將來能學天文。但我的算數「成績」終於使我父親清醒過來，他無可奈何地放棄了美夢，聽任我翻閱他架子上的《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和《小說月報》。《西遊記》是我的啟蒙讀物。每晚上父親給我念一段「孫猴子」的事，白天我就重溫那一段。花果山、水簾洞對我來說真是醉人的地方———這樣我就開始了文學閱讀。不久，父親又給我找了一位家庭教師，他是礦上的職工，因為祖傳家學淵博，而且寫得一手好字。他當然是一位高師。可惜，我很令他失望，因為我總好像被書齋外面的自然景象所吸引，對他的講學接受能力較差，只有當他講到與自然有關的詞句時，我才忽然像著了魔似的注意聆教。譬如說他講解松、竹、梅「歲寒三友」時，正好是一個大雪日子，我聽得入神極了，課後跑到後園子看那一叢半埋在雪裡的細竹子，真像它們是有個性的「高人」似的。

十歲以前，我生活的礦山裝載了我的童年記憶。礦山雖小，但也有它自己充滿喜怒哀樂的四季風光。

礦井下有時出事，工人被壓傷了，就送到一個礦山醫院裡去治療。但聽說那醫院的經費都被院長給貪污了，因此連紗布、棉花也都短缺，工人的命運是很慘的，這使我每經過那個有紅磚矮牆的醫院就覺得裡面陰慘得很。春天是比較熱鬧的季節，礦山上各院子的桃李花都開了，老鄉們騎著驢來看花，女的紮上紅頭繩，側身坐在驢背上。兩隻小腳整整齊齊地垂在一邊，男的牽著驢。對當時窮山溝的婦女們也許這就是最幸福的娛樂了。春天山下溝里還有廟會，礦上則舉行職工運動會。

那是軍閥混戰的年代。小礦常常在直奉兩系的拉鋸戰中被搶來搶去。一次，廠長準備了「歡迎直軍」和「歡迎奉軍」兩種標語，一會貼上這種，一會又急忙換上那種，成天提著漿糊在馬路上跑，中間有時上我們家來歇腳，在爐火前暖和一下手腳，對著火苗發愣。礦上也經常受到潰散流竄的敗兵的襲擊。那種時候我們都迅速地轉移到礦下，等流竄的敗兵離境才出來。

這些童年的環境都使得我和一個城市裡長大的孩子不一樣。我沒有他們那種待人接物的訓練，在生人面前顯得局促不安。這種窘澀的外表使我在整個青少年時期都顯得不懂事和孤僻。

在十歲那年，母親和我移居到北平，以便我能上學。因為我是一個「自學」的兒童，只好托一個親戚將我插入一個公立小學的四年級。那時公立小學是一些中下層的子弟上學的地方，校舍、師資都很不講究。這一年我過著極不適應的小學生活。每早五點摸黑上學，因為心裡緊張，早飯也不敢吃。到學校，由於不會與小朋友們一起玩而受到種種嘲笑戲弄。又因為功課跟不上而受到老師的懲罰。打手心和罰跪是當時對付劣等生的手段。一學期下來，我就病倒了。當時我很不願意在原來的學校繼續學習下去了。母親非常著急，暑假時，請來了補習教師，為我補習小學課程。後來，我的功課很快趕了上來。開學後，母親為我轉了學，到了新學校，我的成績在較好的水平上，跟班上的同學漸漸熟悉起來，來往也多了。從此，我就開始了較之過去廣闊而舒暢的少年生活。

少年在北京的生活留給我的記憶是深刻的。我那時每天坐洋車去上學，早上一出門，招招手，對面的車夫就立馬過來接我。那個師傅總是一聲不吭，有時候看起來似乎是生病了，但還是賣力地跑著。當時我對拉車的車夫們產生了強烈的同情感，我後來創作的許多詩中的藝術形象是取材於這一時期的生活的，如《人力車夫》、《清道夫》等。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祖國國土淪喪，廣大人民無家可歸，到處流浪。我的父親也無法在六河溝煤礦安身了。他辭去了煤礦的工作，全家搬到了南京，父親先在安徽蚌埠，後又到了淮南煤礦工作。我隨母親在南京定居下來，跳一級，考入江蘇省立南京女子中學初中一年級。那時候我的生母也搬過來與我們一起生活。我一直都知道她是我的生母。在我的印象中，生母總是捧著一杯茶，坐在窗戶邊上讀書、誦詞。有時候也會在家和鄰居們打打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活動。我的生母和母親關係很好，雖然她們倆在性格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她們都非常重視我的學習。

中學階段的學習，開闊了我的眼界和胸懷。我的國文教師是一個北京大學畢業生，她強調堅持刻苦自學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在她的鼓勵下我打開了閱讀的廣闊天地。那時候，我常常課餘時間躲起來看翻譯小說，看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這套書在當時影響很大，通過它我接觸了西方文學的精華和有哲學深度的散文。我相信，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對四十年代中國白話文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參與這套叢書翻譯的都是名家，譬如李健吾等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是尼採的《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它是我的哲學啟蒙書籍。四十年代的白話文對比二三十年代有很大不同，和這些翻譯文集很有關係。

雖然我的字寫得並不好看，但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很強，得到老師們的青睞。我經常會寫些諷刺小品。一次，教育局長來學校演講，告誡學生們不要只講權利，要多講義務。我自小受父親民主、自由思想熏陶，對此很反感，寫了一篇文章反對教育局長的觀點。

我還在南京上高中時和班裡的同學一起辦了一個讀書會。同學們經常在我家碰頭、看書，尤其記得《簡·愛》和《冰島漁夫》這兩個長篇，詩歌反而印象很少。可以說，我的文學之路是從中學開始的。我對新文學的認識則是從散文開始的，也看過一部分當時的新詩，但當時的新詩對我沒有太大的吸引力。我在晚期接觸語言學的時候才知道，五四的那批人在提倡白話文時並不知道「語言學」，胡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倡的是「我手寫我口」，但是從你口裡講出來的話並非文學語言，所以當年我就不喜歡二三十年代的新詩。即便到了四十年代，中國的白話詩形式還是很幼稚的，語言剛剛開始向文學語言轉變，白話散文還能看看，很多白話詩對我沒有吸引力。

現在回想起來，我和詩的緣分始於青少年。我祖父王又典是前清頗有名氣的碧棲詞人。我母親讀過私塾，聰慧好學，有文學的天賦。那時我的母親和一些大家族裡受過私塾教育的孩子們，都喜歡用閩調詠古詩，讓我領略了中國古典詩詞迴腸盪氣、慷慨激昂、柔情萬種的抒情力量和音樂性，所以在中學時期最吸引我的就是語文課的詩詞部分。最早接觸的《古詩十九首》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課下自己開始半懂不懂地讀些詞，特別是岳飛的《滿江紅》，李後主（即李煜）和李清照的詞。當時我既不了解這些詞的歷史背景，也不真正理解作者的身世和他（她）所要表達的情懷，但詞中的一彈再三嘆的感慨和節奏感，以及詞藻的美都深深地吸引著我。應當說是古典詩詞的音樂性和漢語文本字詞本身所自有的魅力吸引了我，啟發了我對文學的審美本能。

抗戰爆發的時候我念高一，我們全家先去了廬山避難，過了暑假，就坐船到了重慶。一路險灘，只能小船通行，當時我很幸運地看到了三峽歷史上聞名的灧澦堆。到了夜裡，船泊在灧澦堆，月亮又大又圓，掛在峭壁之上。所謂「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就是那裡的風景，可惜這樣天然險峻的自然地貌，現在已經不復存在。

在重慶我就讀於「南渝中學」。1939年抗戰時期，我19歲，考上了西南聯大。我和父親一位朋友的也考上聯大的女兒作伴，坐著當地人稱「黃魚」的貨車，從重慶出發，經過貴州到昆明。記得夜裡在貴州一座頂高的山上，司機突然就停下車來，站在車外，欣賞起風景來。其實那時挺危險的，但並沒有恐懼感。好像那時的人都比較淳樸，並無險惡。這樣一路上顛簸，停駐耗子橫竄的陰森小客店，到了昆明。

小時候我知道北京有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南京有南京大學，都是很神奇的學府，可是在昆明的聯合大學，卻給了我別樣的印象。西南聯大當時的校舍簡陋，圖書不全。我們文科的教室，就是幾排鐵皮房子；弄了一個拱門，就權當校門口了。沒有正規的宿舍，很多老師和學生，就在學校外面租民房。清貧且不說，還要時常躲避飛機的轟炸，儘管如此，學校里卻聚集了國內頂級的教授和大師，他們思想敏銳，學術空氣活躍，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罕見奇蹟。

在西南聯大報到時，因為想到哲學自學很困難，我就臨時決定不入外語系，改修哲學系。

初到聯大，我發現那是一個很「鬆散」的地方，給你很大的學習、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空間，比我們現在的大學自由多了。當時所有的文科生都要讀雷海宗編的《中國通史》，蔡維藩編的《西洋通史》；哲學系學生必定要讀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和馮文潛先生（馮至的叔叔）的《西洋哲學史》。高年級學生要修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哲學》，鄭昕先生的《康德》，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可以說這三門課，令我將哲學與人生結合在一起。雖然我一生從事的不是哲學，而是詩歌和詩論，但這個根是深深扎在哲學上的。

我的分數並不是很高，但是聯大四年，令我終生受益。那時候並不是現在的教育模式，沒有統一教材，不用相同的模子來教育人。甚至當時許多哲學課都沒有課本，老師隨時地講他在哲學上思考的每一步，學生也聽得其樂融融。彷彿有很多的種子掉到了土地里，這些種子在今後生根發芽。

那段歷史，正處於抗戰時期，是中國最複雜最嚴峻的關頭。學習環境亦十分艱苦，教舍很破，一面牆，圍著一塊荒地，後面都是墳；鐵板蓋著的房子，有門有窗，但窗子上沒玻璃，誰遲到了就得站在窗子邊上旁聽吹風。逃警報是經常的。警報一響，老師和學生一起跑出鐵皮教室，跑到郊外的墳地底下，趴下來。只見得飛機在我們的頭頂上飛過。圖書館是一個很大的大筒倉，藏書很少，也沒有上架一說。記得《西洋哲學史》大家都要搶著看。走進食堂，大家站著吃飯，挑著米飯里的沙子、小石頭和稗子。所謂蔬菜都是很清的湯水，肉是不常見的，好在我年輕的時候不愛吃葷。我父親每月給我寄兩塊五，晚上可以去吃米線。米線是兩毛錢一碗，加一個雞蛋就是兩毛五。這就很奢侈了。

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我們非常的幸運。我的老師里，有很多大師。有馮友蘭，教我們《中國哲學史》，還有他獨創的《人生哲學》，對我影響非常大；有鄭昕，專門研究康德；有湯用彤，教《魏晉玄學》；有馮文潛，是南開大學的教授，教《西洋哲學史》、《美學》。後來還從維也納回來一位老師，教得非常現代，我都聽不太懂。所有的那個時代的哲學大師都給我上過課，受益極深。

老師里挺多怪人的。我上過聞一多先生的課。他很奇特，一邊叼著煙斗，一邊講課，黑板上一個字也不寫。沈從文給我們上過《中國小說史》，剛好相反，特別愛寫黑板字。馮至是我們的德文老師，要求極為嚴格，他最像現代的老師。我記得留美回國後，還見過沈從文。一次西南聯大的校友、詩人袁可嘉請我去家裡吃飯，巧遇沈從文。席間沈從文突然問到，你們記得有個寫詩的鄭敏現在到哪裡去了呢？我心中竊笑，沈從文只記得在他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頻頻發表詩歌的鄭敏，卻不記得我還當過他的學生呢。

30年代末的時候戰爭已經打響了，每個人的思想都必須經過一個轉變。原本聞一多對詩歌的格律要求很嚴，後來他很革命，思想上跟進得特別快；卞之琳是訪問完英國之後回來給我們上課的，詩人氣質非常濃郁。湯用彤個子比較小，治學非常嚴謹，講的又是玄學，給大班上課時嗓門特別大。數理邏輯學家沈有鼎教我們的邏輯，他喜歡吃蛋餅，講課時總喜歡盯著自己的手，讓我們很納悶，可惜邏輯課我就沒怎麼上通。印象最深的是鄭昕的康德課。鄭昕較年輕，他講的是一個永遠永遠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是否有超生死的物本身存在（物是否有物之外存在的物自身）？康德在這個問題上困惑了很久，鄭昕似乎也一直在這裡面矛盾和掙扎，這個問題，現在看來似乎也沒有辦法解決。

我覺得西南聯大教育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每個教授———他這個人跟他所學的東西是融為一體的。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有時走在昆明的路上，就可以碰見幾位老師。在西南聯大，所有的教授好像跟自己所思考的問題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這個問題的化身，他們的生活就是他們的思想，無論什麼時候都在思考。這對我的熏陶極深，我就生活在一個濃厚的學者的文化藝術氛圍裡面，這種無形的感染比具體知識的傳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種什麼東西到我的心靈裡面，以後我對藝術的尊敬，對思考的堅持，都是從這裡來的。西南聯大的教育就有點像孔子帶著他的弟子們走來走去。老師整個的就成為思考的化身，這種精神是我以後在任何學校都找不到的。

那時，我在選課和旁聽時選了聞一多先生的《楚辭》，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和馮至先生的《歌德》。這些文學課自然都是當時喜愛中外文學的學生所心嚮往之的。這些課豐富了我當時年輕的想像力，加上昆明是一個這樣迷人的地方，使得我不得不找一種方法抒發我的感受。這樣我就開始寫詩了。至今一回憶到昆明的石板路、石榴花，突然來又突然去的陣雨，人字牆頭的金銀花和野外的木香花，還為之心曠神怡。那時我所寫的《鷹》和《馬》確實都是昆明藍天上和入暮小巷裡的時物。記得我是用一個小紙本記下這些不知不覺來到我的想像力的光圈內的短詩。1949年出版的我的詩集將這些短詩中很大部分都收錄了。

當時西南聯大的詩歌創作空氣是非常濃厚的，因為在聯大執教的老師中，就有馮至先生、聞一多先生、陳夢家先生、卞之琳先生，還有同時在昆明的，大概是雲南大學李廣田先生等等。可以說雲南在40年代雲集了整個中國新詩各階段的主要大詩人。因此，我們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學生，如果有誰愛好詩歌，就都會從各位大詩人那裡得到很大啟發。

在大學一年級階段，聞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廢名（馮文炳）等人20世紀30年代的新詩進入了我的閱讀範圍。特別是徐志摩的《偶然》和廢名的一些極富禪意的詩對我這個喜愛詩的哲學系學生有著異常的魔力，在這類詩的啟示下，我寫了自己的第一首詩《晚會》，並且在當時由一些聯大師生主編的昆明報紙的副刊上登出。

但詩真正進入我的心靈還是二年級的一個偶然的機會。作為一名哲學系的學生，學校規定必修德文。當時有兩個德文班，而我被分配到馮至先生的德文班上。這個偶然的決定和我從此走上寫詩，並且寫以「哲學為近鄰」的詩，有著必然的聯繫。因為我從那時起，就在馮至先生的《十四行詩集》中找到了自己詩歌最終的道路。

當時，我還選修了馮至先生關於歌德的課，並讀了馮至先生翻譯的里爾克的《給一個年青詩人的十封信》，這些都對我影響非常大。我在哲學系攻讀的是西方古典哲學。馮至先生研究歌德、里爾克，我也學德文，與他的路子很接近，都看重哲學，覺得德文詩比英文詩更直接。

那時馮先生才步入中年，雖然按照當時的習慣穿著長衫，拿著一支手杖，走起來卻是一位年青的教授，而他在課堂上言談的真摯誠懇更是充滿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氣質。可馮先生是很少閑談的，雖然總是笑容可掬，卻沒有和學生閑聊的習慣。

不過聯大的鐵皮課室和教授學生雜居在這西南小城裡的處境，以及「跑警報」的日常活動使得師生在課外相遇的機會增多。在知識傳播和任教方面存在課內和課外兩個大學。我就曾在某晚去馮至先生在錢局街的寓所，直坐到很晚，談些什麼已記不清了，只記得馮至先生、姚可昆先生（馮至先生的夫人，北京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和我坐在一張方桌前，姚先生在一盞油燈下不停地織毛衣，時不時請馮先生套頭試穿，馮先生略顯猶豫，但總是很認真的「遵命」了。至於汪曾祺與沈從文先生的師生過往想必就更密切了，生活使得師生之間關係比平時要親近得多。當時青老間的師生關係無形中帶上不少親情的色彩，我還曾攜馮姚平（馮至先生的長女）去樹林散步，拾落在林里的鳥羽。但由於那時我的智力還有些混沌未開，只隱隱覺得馮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氣質，卻並不能提出什麼想法和他切磋。但是這種不平凡的超越氣質對我的潛移默化卻是不可估量的，幾乎是我的《詩集：1942—1947》的基調。

念了哲學之後，我開始對歌德和里爾克特別感興趣，我就不喜歡那種純粹抒情的詩了，喜歡智性多一些的。自己在課餘的時候就開始動筆寫一些白話詩。當時我們精神營養主要來自幾個渠道，文學上以馮先生所譯的里爾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詩《浮士德》等為主要，此外自己大量地閱讀了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意識流小說，哲學方面受益最多的是馮友蘭、湯用彤、鄭昕諸師。這些都使我追隨馮至先生以哲學做為詩歌的底蘊，而以人文的感情為詩歌的經緯。

在我大學三年級時，一次在德文課後，我將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詩作的紙本在教室外遞上，請馮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課後先生囑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後先生站在微風中，衣襟飄飄，一手扶著手杖，一手將我的詩稿小冊遞還給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藹而真誠的聲音說：「這裡面有詩，可以寫下去，但這卻是一條充滿坎坷的道路。」我聽了以後，久久不能平靜，直到先生走遠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大概就是在那一刻，註定了我和詩歌的不解之緣。

馮先生對我的影響一方面是他所講授的文學，另一方面，是他詩歌中的境界。我認為馮先生的十四行詩至今沒有得到它應有的評價。他的十四行詩受到很多尊重，而真正理解他的十四行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文字十分樸素，但是其中蘊含的深層的文化積澱，融合了西方的哲學和他所崇拜的杜甫的情操。他的詩是深厚的文化產物，達到了中國新詩的最高層次。但是，由於中國的普通群眾，一般的詩歌愛好者和學者，很少能夠達到馮先生的文化層次，所以他們更喜歡具有煽動性的，令人更激動的，浪漫主義的（或革命浪漫主義的，或西方浪漫主義的）詩歌作品。但是，馮先生的詩歌並不屬於這種流派。而我由於有了與他類似的哲學文化背景，我特別喜歡他的作品。因此，這種影響並不是單純的哲學的影響，而是文化的影響。可以說，文化對人的觀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我不是馮先生在外語系的學生，但是，我確實認為，我一生中除了後來在國外念的詩之外，在國內，從開始寫詩一直到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的形成，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馮先生。這包括他詩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層次，哲學深度，及他的情操。我覺得我跟他的共同點就是我們都是先念哲學，然後進入詩，在詩歌上我們的趣味很接近。他是一個絕對的學者，非常嚴謹的老師，我好像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句玩笑話；他的文章也是這樣，沒有一句是隨隨便便的，每一句都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馮至先生的家與我們的宿舍離得很近。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經常冒冒失失跑到馮先生家去坐著，卞之琳等人有時候會去看馮先生，他們聊天的時候我就坐在邊上聽，一言不發，他們也不會趕我走。我非常尊重馮先生，可是無法跟他瞎聊，好像我一定要帶點什麼問題去請教他，否則不會到他那兒去串門。有相當一段時間我經常去找他，但每次去他那兒好像上課似的，你如果不提問題他絕對不說，尤其是生活瑣事，與他無關的事。所以我後來也沒有怎麼去訪問他，因為畢竟不能老一本正經地提詩歌的問題。

當時在西南聯大，還有一位重要詩人是卞之琳先生。在外語系，大家今天經常把聯大的詩歌和燕卜蓀與奧登連在一起。奧登通過卞之琳先生的翻譯起了很大影響。燕卜蓀是在當時講課時對王佐良先生、周珏良先生這一輩人有著直接傳授的影響。這可以說是英國現代派詩歌的影響。法國方面，我不是太清楚，但至少我知道卞之琳先生受很多法國文化的影響，他翻譯的法國詩歌也在國內反響很大，對當時聯大的學生肯定也是有很大影響的。

抗戰結束以後，清華北大就遷回北京了，我在1943年畢業。我的詩開始是在天津《大公報》文化副刊發表的，馮先生是當時的主編。幾年後，袁可嘉接替了這個位置，我的詩就一直在上面發表。我的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是巴金先生親自編的。巴金對當時的青年作家非常愛護，給大家發表詩歌、編書，包括我和陳敬容的詩歌。

許多許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在寫新詩方面，我無意中走上了馮至先生在《十四行集》中開創的那條中國新詩的道路。可能因為在求學期間我和馮至先生一樣，步入了哲學和詩歌的殿堂。套用德里達的一句話，柏拉圖和老莊永遠出現在我的面前，而我總在傾聽他們和繆斯的對話，並且尋找表達他（她）們對話的漢詩藝術。

四十年代的大學生和現在不少學生一樣，想在國內念完本科，然後到國外去念研究生。

我的父親是很好的父親。他賣掉房產，為我湊足去美國留學的路費，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1948年我就出國了，到美國布朗大學學習。父親的錢只夠路費，我不得不半工半讀。

在聯大讀了四年哲學，我覺得哲學也念夠了，於是到了美國就開始念英美文學。布朗大學位於羅德島，雖然沒有哈佛發展得那麼迅速，規模也不大，但卻是最英國味、最古老的大學，也是常青藤盟校之一。

1940年代，中國詩壇正是艾略特與奧登的時代，艾略特的文集在中國也出版了。當時他也確實是美國最紅的詩人之一。他的「現代」，或「後現代」，在今天也仍然算得上是「現代」。他的現代性藝術淵源，要歸功於17世紀的玄學詩。艾略特挖掘並重新解釋了17世紀的詩人庄頓（John-Donne），庄頓就成了20世紀40年代最受矚目的詩人。我就選擇了庄頓作為我後來的碩士論文題目。

我覺得重新解讀是很重要的。就是因為艾略特把庄頓和17世紀的英國詩歌重新解讀了一遍，於是英國的「現代」，是直接從17世紀挖出來的；由此英國詩歌才一躍成為最「現代」，而跳過了19世紀的浪漫主義。他的現代性就是由傳統借鑒而來的。

我的導師威伯斯特教授是布朗大學的17世紀英國文學主講教授。他一直給予我鼓勵和支持。一開始上課時我總是躲在教室後頭的角落裡，雖然每次都照交論文，但還是覺得混不進洋學生裡頭。那些學生，有的都教書了，年紀也很大，我不習慣跟美國學者混在一塊。導師留意到我，問我，「你為什麼每次都躲在角落裡？」並說我寫的論文跟美國人的思維不一樣，我很東方，頭腦奇特，還說我的學位論文和學術報告有一種特殊的東方哲學色彩。當我在紐約收到他對我的論文的肯定的信時，很感謝他問我有無出版論文的計劃。但那時我所感興趣的事已經走出了英國文學的範圍，我希望多方面地接觸紐約的生活和吸收西方的藝術，特別是音樂。應該說，我的導師威伯斯特教授對我是很好的。但與其說我從威伯斯特身上學到很多，還不如說我從艾略特研究的17世紀詩歌中得到更多。

今天回想起來，我不是一個將知識看成身外的財富，並加以收集的學院派學者。因為作為一個詩人，我常常渴望有新的智慧來觀照生活，而這不是收集具體知識就能得到的。對於一個作家，不能沒有知識，卻又不能光有知識，他需要將知識還原為生活感受，再超越具體感受，得到自己特有的精神境界。也許這就是詩歌與哲學不可分的原因吧。

1948年至1949年，中美關係不好。剛到美國時，我住在一個老太太家裡，老太太見我很窮，時刻提防我，恐怕我交不起房錢，最後還是把我趕了出去。我只好搬到青年會宿舍去住。在艱難度日中，我結識了不少華工，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在海外漂流了大半生，積攢了一些錢，渴望抗戰勝利後回國看看。但國民黨當局卻百般刁難，對他們進行敲詐勒索，有些人經受不起，只好又返回異國他鄉。當時我對這些父老同胞，感到非常同情。

我到美國兩年多，雖然有獎學金，免掉了學費，但還要生活費，所以一直在半工半讀，每天花很多時間去打工，很難在兩年里修完課程學分、寫完論文。教務長對中國學生的態度很惡劣，他把我叫去辦公室談話：「碩士課程只能念兩年，你現在已經到期，必須走。」他的態度激怒了我，我大聲說，「你以為我願意賴在這兒混啊！我絕對會儘快，但我必須半工半讀！」我對他大發脾氣，他嚇得趕緊關上門。因為我覺得他歧視中國人，非要把學位弄得像做買賣似的，很不像話，我的態度才這麼橫的。他也拿我沒辦法。

從1949年到1952年我都在半工半讀。四十年代的美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緊張的競爭充塞生活的每一個縫隙，滲透到每個人的毛細血管中，我對這裡的生活環境很不習慣。為了糊口，每天匆匆忙忙地上完課就憂心忡忡地趕去做工，然後，再拖著疲乏的身軀走回宿舍。我先在一個小飯館為老闆收款、算帳，因為我的數學不好，加上心情緊張，所以第一天下來就算錯了帳，我覺得不能靠吃這碗飯過活。後來又改去首飾廠穿珠子，為工廠數電容器，給飯館洗碗。穿珠子或數電容器都是十分緊張的勞動，干起活來，連廁所都不能去，吃飯也得在原地吃，每天有定額，而且不能有誤，如果出了差錯，就要扣工資。

由於我必須干笨重的體力活來維持生活，我比一些經濟情況富裕的留學生更有機會接觸這個富國的中下層。我居住的婦女宿舍每天都有不少來紐約找工作的外地人和本地無家可歸的人遷入。失業、貧窮是那個宿舍的婦女，包括我自己，每天的課題。我就在那個宿舍的餐廳里洗碗，以換得食宿。那時美國的盤碗是不會破的很厚的瓷器。每個就餐人的一份餐具加上大盤子就有好幾斤重。洗碗的工作，雖說有洗碗機，也是十分緊張而沉重的。要連續搬運這些餐具，不停地走動，四個小時下來，堪稱精疲力竭。當就餐者散盡，拖完廚房地板，我的未完成的論文就像一座山一樣壓在我的心頭。因此在我的記憶里美國中下層的人民是真正走在黃金堆里的乞丐。那些光彩奪目的陳列櫥窗，尤其是那些珠寶，對於不曾當過珠寶工廠女工的人也許能喚起多少美感和興奮，但對於我這類曾多次當珠寶廠臨時工的人卻只能引起一陣陣的噁心和頭暈，因為我的眼睛曾因珠光的刺激而終日流淚，我的胃曾因趕定額而噁心，對於那個世界的闊人是幸福象徵的珠寶，對於我卻是痛苦的標記。

1950年，我轉入伊利諾州立大學繼續讀研究生，在1952年，我終於完成碩士論文《庄頓的抒情詩》，獲得布朗大學英國文學碩士學位。

這時我和我的愛人都無法離開美國，因為在當時中美絕交的情況下，在美的留學生，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留學生都被禁止離境。我認識我的愛人童詩白的時候，已經30歲了，準備轉到他那個大學去念博士。那時候這些中國學生自己辦食堂，他們派童詩白來接我去食堂吃飯。我們認識幾個月就決定結婚了。本來我是預備在那兒念博士的，可是他已經念完了，要去紐約工作。我想回國教書碩士也夠了，於是放棄念博士，跟他一起去紐約。

到紐約後，我就去找老師學音樂，學了兩年的聲樂。童詩白是學理工科的，可是他非常愛好音樂，會拉小提琴。雖然我念哲學，可是我覺得他的哲學是天生的，真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從1949到 1955年我們都在等待回國。那時我經常去藝術畫廊看畫展，還去聽音樂會，雖說在文化生活方面比學生時代要豐富，但我是抱著多多補上一些文化素養課的目標進行這些活動的，從心裡我們都知道自己是不會在這塊異國土地紮下根的，在我們血液里有鮮明而強烈的自己民族的思想感情，這種感情和思想所需要的營養只有在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生活中才能獲得。西方的文化有它令人敬佩的成就，但並不能營養我們整個心靈，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的生活。也許有人舉很多二次大戰後流落在美國，在事業上很有成就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為例，而懷疑我們感覺的真實性。據我們所知，無論是得意或失意的移居美國的外國人，他們內心深處都有一種遺憾，那就是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這種遺憾有時被埋在心靈深處，成為一種很深沉的惆悵。

我的愛人童詩白是滿族人，出生在遼寧瀋陽的一個教育世家。祖父早年是瀋陽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父親童寯是清華大學1925級的畢業生，先後在東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工學院（即現在的東南大學）任建築系教授；母親從事小學教育。童詩白深受家庭影響，特別敬仰父親堅持真理，剛正不阿，嚴謹治學，樸實無華的高尚品德，並以此為榜樣。1948年10月，童詩白入美國伊利諾伊州立大學（Illinois0State0University）電機系學習，1949年獲碩士學位，1951年獲博士學位。

在那樣的年代，我們的相遇其實並不浪漫。我們倆從相遇到相識、相知再到結婚，就幾個月時間。用現在年輕人的話來說，算得上「閃婚」了。同在西南聯大讀書的經歷和對音樂的共同愛好，使我們有了許多共同的話題。剛認識的時候，談音樂、談哲學，對很多作品和觀點都有高度的默契。童詩白的音樂天賦很高，小提琴拉得很好。原來在清華大學的時候，曾經在清華樂團擔任過小提琴手。我本來是比較內向的人，不愛主動與人交往，那時剛從布朗大學轉去童詩白所在的伊利諾伊州立大學，一切都很陌生，童詩白就主動聯繫我、照顧我，聖誕節的時候，還代表中國同學會去接我一起過聖誕節。那時候我們中國留學生搭夥做飯，每逢輪到童詩白做飯的日子，我就幫他洗菜、打下手，順便一起聊聊天。

正值童詩白即將博士畢業之際，朝鮮戰爭爆發了。他因參加了同在該校的華羅庚等人組織的「中國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而上了當局的黑名單。主管留學生的院長漢密爾頓找他談話，威脅他說：敵對國家公民擅自離開美國將受到罰款和監禁等嚴厲的處分，同時說，「你看我們美國培養你們那麼多年，你回去幫共產黨打我們美國人，說不定你一個人的作用要頂一個師，頂成千上萬士兵呢？你還是老老實實地在這兒待著吧！」這一番話引起了童詩白的深思，如何才能做到一個人頂成千上萬個士兵呢？他很快也很自然地得出結論：做一個教師，從事教育工作為祖國培養出優秀人才。

童詩白完成了學業，即刻找到一份好工作———到紐約布魯克林理工學院任教。他到了紐約給我寫了一紙「求婚信」，信里似乎沒說什麼，最後畫上兩副碗筷，中間有花紋的碟子里盛著一尾魚。說起來挺可笑，我們從相識到相知都是圍繞著吃飯、做飯，最終我們很自然地走在一起了。

1951年冬天，我們在伊利諾伊州立大學裡的教堂舉行了簡單而神聖的婚禮。童詩白請他的導師當主婚人，那位洋博導可是嚇壞了，他諄囑童詩白：「人生大事可要慎重、慎重！」遇事一向謹慎的童詩白，這回則是慎重又果斷。出席婚禮的還有我們倆的許多同窗好友。婚禮很簡單，但在我看來很隆重，我還親手為自己縫製了一件婚紗。

當時，美國對華人科學工作者看管得很嚴，每三個月就要向主管部門進行一次彙報，使當局隨時掌握他們的動向。直到1955年，一個假日，我和童詩白在乘車回家的路上，聽到了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上抗議美國扣押中國留學生的發言，當時非常興奮。頓時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腰板硬起來了，民族自豪感在心頭油然而生。後來，美國對留學生的政策有所改變，有很多同學都留在了美國。我們還是馬上做了決定：在美國過的總好像是試管嬰兒的生活，這樣的日子，不能再延續下去了，要馬上回國！我們先向移民局遞交了申請書，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準離境，後又同意離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內。我們清醒地意識到，這明明是阻撓。但思念「母親」的心太切了，我和童詩白毅然決定丟下兩人辛辛苦苦築起來的「窩」，匆忙啟程。當時縈繞在我們頭腦中的念頭只有一個，早日回到祖國母親的身邊去。「母親」再窮，也是自己的，兒女是不會嫌棄的；美國再闊也是人家的，寄人籬下的日子已經過夠了。只可惜我回國的時候，沒有來得及嚮導師威伯斯特教授道別……1955年6月，我和童詩白兩人和一批留學生從舊金山乘船，經香港回到了大陸。國務院向我們發了「歡迎回國參加建設」的證明信，在填寫志願、分配工作時，童詩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到清華大學電機系任教。我則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藝研究所工作。

在美國的七年，我一直沒有任何寫作的慾望，因為我感到那兒不屬於我，我永遠都不可能融入美國社會。而且那個環境也不容許我寫，我每天打工打得苦極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郵寄來的、巴金先生替我編的我的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頓時特別驚訝，感覺真是恍如隔世。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