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恆甫：我願做中華民族窮人的最忠實走狗

——在人民網談中國經濟平等和社會公正

一、經濟平等和社會公正將是發展中國家未來必須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記者：據我所知，您和在世界銀行的同事孜孜以求之事業就是在全球範圍內減少貧困和不平等，您能為我們具體介紹一下你們的有關工作嗎？

鄒恆甫： 2000年10月，180個國家元首簽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銀行的奮鬥目標：消除飢餓和極度貧困；普及小學教育；消除性別歧視，賦予婦女平等權力；降低嬰幼兒死亡率；減少孕產婦死亡率；消滅愛滋病、瘧疾等疾病；實施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扭轉環境資源的耗竭趨勢。我們這些研究人員的主要職責就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建言獻策，幫助這些國家擺脫貧困和極度的不平等，實現社會公正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的日常工作在於深入研究、比較各國家(地區)在宏觀、微觀、財政、金融、貿易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總結和推廣成功的經驗，以期深化廣大發展中國家以擺脫貧困和極度的不平等為目標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經濟平等和社會公正將是發展中國家未來必須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記者：我們注意到，在中國近年來貧困和不平等問題凸現出來。比利時著名公共經濟學家帕斯蒂爾和以研究經濟增長而聞名的經濟學家霍伊特來中國時，對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如此懸殊的不平等感到驚訝。我採訪霍伊特時他對我說：「我看到富有的人，生活得非常舒適，和美國很多富裕的人一樣。同時我也看到很多很窮的人，例如農村的農民，和城市的一些居民，過著很簡樸而不舒適的生活。……一部分人從增長中獲益巨大，另一部分卻人獲益很小」。中國的不平等真有這麼嚴重嗎？

鄒恆甫：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雖然正進入了近十幾年來最好的時期，然而，中國社會的不平現象等也日益明顯。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持續拉大；財富分配上的差距更大，拉開的速度更快，一些人確實富有得讓你難以想像，而更多的人處於赤貧狀態；「三農」問題日益尖銳，廣大農民生存狀態之困頓、農業之薄弱、農村之蕭條，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十分突出；農民和城鎮下崗、失業人員生活日益困苦；教育領域的不平等十分懸殊；醫療、衛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越來越難以接受，多數人看不起病；社會保障領域的不平等也十分明顯，農民完全缺乏養老保險……。

前幾天，我看到新華社播發的一條消息，說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至2005年《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研究表明：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進入近十幾年來最好的時期，但是，農民失地、收入差距加大、就業、貧困、腐敗等引發的七大社會問題困擾著中國的發展，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現象，我不想列舉出詳細的數據和事實。

二、社會公正至少應該包括了四大內容，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公共政策向機會最少的那部分人傾斜

記者：關於收入不平等問題，有這樣一組數據，根據2004年全國5萬戶城鎮住戶抽樣調查結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組人均收入之比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擴大。區域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樣呈擴大趨勢。我採訪過的霍伊特對我說：「我知道這種不平等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過程，但令我吃驚的是，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不平等竟有如此之大。」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難道經濟增長真要以巨大的不平等作代價嗎？

鄒恆甫：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一直是經濟學家關注的重要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茨涅茲(Kuznets)在上世紀50年代提出了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型經驗關係，他認為在收入水平較低的階段，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相伴隨；然而當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後，經濟增長有助於緩解收入分配不平等。

最近比較有影響的研究是哈佛大學的阿拉西拉(Alesina)和羅德里克(Rodrik)、帕森(Persson) 和塔伯里尼(Tabellini)在1994年做出的。他們利用政治經濟理論說明收入分配不平等會損害經濟增長，他們的實證研究也支持這一結論。然而我們在1998年的模型說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完全可能促進增長，我們運用比他們更全面的數據證明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確實出現了這種情況。麻省理工學院的福布斯(Forbes)在2000年也得到了與我們相同的結論。我們在2002年的研究進一步證明了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可以出現庫茨涅茲的倒U型關係，在一些國家的經濟起飛階段，確實伴隨著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擴大。

尹恆：普林斯頓大學的伯拉布(Benabou)教授總結了1992至1996間對這一問題的13個計量研究，其中9個結論是不平等損害經濟增長，而其餘4個則相反。可見，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並不存在一致的關係，哈佛大學的巴羅教授甚至認為這兩者是完全不相干的。僅從加快經濟增長率的角度，並不存在實施反對貧困、調節收入不平等政策的充分理由。

記者：以廣大民眾的角度而論，收入分配顯著不平等的確是大多數人群難以接受的現實。您是怎樣認識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的呢？您認為社會公正至少應該包括哪些內容？

鄒恆甫：即使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速度沒有明顯的影響，也絕不能說它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經濟增長只是手段，全體公民福利的增進才是社會的終極目標。

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單純經濟總量上的擴張即經濟增長(Economic growth)必須讓位於內涵更為豐富的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後者不僅包括經濟質量的提高，全體公民的福利增進也是其中的核心內容。

在福利經濟學發展過程中，如何定義全體公民的福利是一個十分複雜且充滿爭論的問題。在這方面，國際社會和經濟理論界逐漸達成共識：社會公正(Equity)是影響全體公民福利的關鍵性因素之一，因此也應該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

根據普遍接受的原則，社會公正至少應該包括了四大內容：第一，機會均等。每個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發展機會。機會均等要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公共政策向機會最少的那部分人傾斜，以增加他們的發展機會。例如，教育是影響人們發展機會的關鍵因素之一，公共政策應該保證窮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過程公平。雖然公民的先天稟賦，如身體狀況、智力、家庭環境存在很大差異，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稟賦、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回報的過程必須是公平的。人們不能因居住地、性別等方面的差異而受到歧視。例如，農村居民必須同城市居民一樣，完全平等地參與競爭，同樣的付出應該得到同樣的回報。

第三，按貢獻進行分配。根據每個成員對社會的貢獻大小進行有差別的分配，多努力者應該多回報。

第四，確保基本生存條件。社會必須給每個公民基本的生存和發展機會，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絕對的貧困和被剝奪狀態。這就是說，政府必須調節資源的配置結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維持每個公民最起碼的生活標準。

尹恆：社會公正是現代經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當然社會公正的以上四個內涵之間可能出現衝突，例如為實現機會均等和避免絕對貧困，必須對弱勢群體進行政策傾斜，這當然會影響過程公平。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發展》(Freedom as Progress)中所指出的，社會公正的具體內容和具體體現取決於每個社會自己的選擇，只要社會的決策過程是民主的、每個成員都有表達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決策機制能夠綜合進每個公民的意見，社會選擇的結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三、經濟學決不可以迴避價值判斷和公正問題

記者：您所談及的公平選擇和價值判斷問題應該是社會學、倫理學中的重大問題，這是不是有點偏離經濟學家的主題？

鄒恆甫：有人認為經濟學可以迴避價值判斷和公正問題，這是對現代經濟學的極大誤解。經濟研究的終極目標是人類的效用和福利，怎麼可能對這些重大問題置之不理呢？縱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歷程，我們會看到所有偉大的經濟學家都始終熱切地關注著人類的行為和社會的發展。一些經濟學大師在倫理、道德和社會公正領域的經濟分析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上世紀30年代，伯格森和薩繆爾森突破了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提出了社會福利函數的概念，為在標準的經濟分析框架中研究公共選擇和社會福利問題開闢了道路；在上世紀40年代，杜森貝里提出了相對消費理論，為對同情、攀比、嫉妒等人類行為進行系統的經濟學分析提供了經典的分析框架；在上世紀50、60年代，阿羅深入考慮了社會福利函數存在的條件；貝克爾對性別、種族歧視和生育、教育決策等人類行為進行了系統的經濟分析；在上世紀70年代，羅爾斯提出了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極大極小」社會福利函數，認為社會決策的目標應該是極大化處境最差、最為不幸的那些人的福利，這使得對倫理、道德和社會公正問題的研究成為主流經濟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上世紀70至80年代，阿馬蒂亞·森綜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分析工具，在諸如不平等、貧困等重大經濟領域的分析中回歸了倫理的要素。阿馬蒂亞·森在社會選擇理論和福利經濟學領域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研究了個人自由與社會最優的關係，深入考察了饑荒、倫理等方面的問題，設計了諸如人類發展指數等度量社會福利、貧困的影響深遠的指標，徹底改變了現代政府抗擊饑荒等重大社會問題的方式。

所以說，經濟學決不可以迴避價值判斷和公正問題。

尹恆：經濟學家不是冷血動物，經濟學更需要人文關懷。經濟學大師馬歇爾就曾說過經濟家學家應該有「熱情的心靈，冷靜的大腦」。面對孩子們渴望求學的眼睛，我們不能迴避自己的責任；面對無助地呻吟在街頭的病人、面對寒夜裡無家可歸的老人，誰又能保持內心的平靜？經濟學家應該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說不！我們看到太多的悲慘，卻發現太少的眼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麻木不仁？經濟學家有責任呼喚社會良知，有義務為社會公正吶喊。

四、最基本要求是保證每個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起碼的公共服務

記者：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您認為社會公正有哪些基本的要求？

鄒恆甫：社會公正的最基本要求是保證每個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起碼的公共服務。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是影響公民發展機會的關鍵因素，從機會均等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必須保證每個公民都能享受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又是人們最起碼的生存條件，從避免絕對貧困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也必須保證每個公民都能享受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

保證每個公民的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並非發展中國家力所不能及，一些低收入國家，例如哥斯大黎加和古巴，在這方面就做得很成功。哥斯大黎加一直實施積極的公共醫療計劃，人們健康狀況的逐步改善與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步進行。在古巴，公平的醫療保健是政府最高目標之一，政府把全體公民的健康狀況視為自己的關鍵性業績指標，為了提高農村居民的醫療服務水平，政府甚至要求所有醫科院校的新畢業生到農村服務一年。

對於中國而言，保證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所有公民的基礎教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和基本失業、養老金等社會保障，並不會超過政府的承受能力。我們可以在一些建設項目上動輒投入數億、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的公共資金，我們可以搞出那麼多錦上添花的盛大活動和形象工程，為什麼就不可以為孩子上學、百姓看病問題多花點錢？如果大部分人民生活的基本狀況都得不到改善，經濟增長還有什麼意義？

我們建議，中國中央財政應該保證每個公民，包括農村居民，得到免費的九年制義務教育；中央財政應該保證每個公民，包括農村居民，得到基本的醫療保障和醫療服務；中央財政也應該保證每個公民，包括農村居民，得到最低生活補助和養老金等基本的社會保障。

五、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應該佔到總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

記者：前不久，我採訪了比利時著名的公共經濟學帕斯蒂爾，他認為，一般來說，教育、醫療保險、社會保障三個方面都應分別保證GDP總額的不少於10%的份額。我想他大概是從發達國家的情況而言的。實事求是地說，您認為，中央財政在教育、醫療、最低生活補助和養老金等方面的支出的比例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鄒恆甫：依據國際上中等偏下的水平，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應該佔到總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按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30%計算(這是在近期比較適當的水平)，教育公共支出至少應該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應該佔到總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5%；政府用於最低生活補助和養老金等基本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也應該佔到總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5%。

六、在沒有良好的民主監督機制和建全的地方治理的條件下，下級政府官員可能濫用職權，以權謀私，「雁過撥毛」

記者：如何保證急需要幫助的人們得到國家給予的福利，在這個問題上，您有什麼好的建議？

鄒恆甫：中央政府對窮人的義務教育、基本醫療、最低生活補助和養老金等基本社會保障資助必須直接到人，與身份證號、社會福利賬號等個人特徵掛鉤，可以隨著人口流動而流動。

在發展中國家，讓中央政府的這些福利支出真正惠及窮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些非洲國家對窮人的1美元援助中，最終只有15美分到了窮人手中。應該有制度保證窮人切實得到好處。在這方面秘魯、捷克等國的「受益證(voucher)」制度值得借鑒。其本質在於避免層層盤剝。在沒有良好的民主監督機制和建全的地方治理的條件下，下級政府官員可能濫用職權，以權謀私，「雁過撥毛」。

好在中國政府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的危害性。從中國紀檢機構、監察機構、檢察機構、審計機構投入反腐敗的大量人力物力來看，反腐敗的力度和成本很大，但腐敗大案要案新案仍不斷出現，這要求政府必須從完善制度上來考慮。所以應當漸進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完善幹部任免的公開、公正程序，逐步建立公務人員的財產申報制度、離職資產審查制度等。

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與黃炎培先生的一段談話非常發人深省。黃炎培對毛澤東吐露諍言：「我生60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律的支配力。」毛澤東回答他：「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我相信以上的話會給我們更多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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