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李揚：全部經濟學因為互聯網都要重寫 中國經濟學家有望領先世界

一、 從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說起

2014年以來，全世界都在談論一位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專著《21世紀資本論》。從書名與《資本論》刻意關聯以及全書的結論來看，作者顯然是用300年來資本主義歷史上特別是20世紀以來的新材料，在做馬克思在百餘年前所做的同樣的事。我們不想妄斷作者的立場，但從國內外的反應來看，大家公認，這部著作是近幾十年來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成果中最有說服力的一個。

在討論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人文社會科學事業發展之前討論一部外國人的著作，是想藉此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組織了那麼多學者，安排了那麼多課題，花了那麼多錢，歷經那麼多年，卻未能產生哪怕與皮氏接近的成果呢？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從皮凱蒂的學術經歷說起。皮氏22歲畢業於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旋即赴美國麻省理工任助教，然後，應法國總統之邀，回到法國，組建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並在其中執教。在研究和寫作《21世紀資本論》的過程中，他得到了英國財政學界泰斗艾金森和美國經濟學界的新星薩伊茲的幫助。

要問的是：這樣一個浸淫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典型的西方經濟學者，何以能寫出讓世界動容，並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得到那樣大反響的著作呢？我以為，他的成功，是科學的成功，是學術的成功。皮氏用科學和學術的力量征服了全世界的讀者，助其學術成功的因素，是嚴肅的科學態度、豐富的歷史資料、周全的統計資料、嚴謹的數理分析、嚴密的理論邏輯。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而且應當有更多的話說。追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馬克思在資本主義還在上升期的十九世紀創立馬克思主義，靠的是科學和學術力量；列寧在流亡中寫出推翻帝國主義的檄文，靠的是科學和學術的力量；毛澤東在暗夜如磐的舊中國創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仍然靠的是科學和學術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以探究「所以然」為己任的學術和科學研究，使得馬克思主義產生並在世界取得了應有的地位。有了這種問題導向、實事求是、科學嚴謹、鞭辟入裡的優良學風，馬克思主義才征服了世界。我認為，在新形勢下發展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首要的是要張揚科學和學術的大旗，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學風。

二、 從中國的成功實踐入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是憑空產生的，它的深厚基礎存在於我國豐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因此，從我們的成功實踐入手，將這些實踐上升為理論體系，是發展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不二法門。在我看來，至少在如下領域，我們已經具備了創造中國學派經濟學的條件。

1.中國的工業化道路

2015年，國際計量史學界披露了一項最新研究成果，認為就經濟社會發展而言，工業化是3000餘年來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他事件雖很有趣，但不重要。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之分。因為，從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前的兩三千年里基本沒有變化，工業革命之後才逐漸上升。微觀方面，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生活方式、社會結構、政治形態以及文化內涵都有本質性的大變革。在工業化之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經濟增長都服從馬爾薩斯定律，即在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自然災害或戰爭導致人口死亡，繼而人均收入增加，為下一輪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長提供條件；可是，人口增長後，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又會減少，生存挑戰越來越大，進而導致戰爭或瘟疫發生，並使接下來的人口又減少，如此循環不已。工業化打破了這個循環，因為工業化使得創造生產資料成為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基於此，人類可以進行「迂迴生產」，從而大量的科學技術就能對象化，財富才可能不斷積累。這一切都導致生產率不斷提高。

接下來的問題是，工業化如此重要，它發生的條件是什麼，為什麼它首先發生在英國？西方經濟學家的結論是，因為那裡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換，是通過非暴力的「光榮革命」實現的，繼而實行了憲政，在意識形態上，則歸功於啟蒙運動，等等。

這是一個我們應該研究而且可能產生世界影響的論題。按世界標準，中國的傳統工業化已基本完成，但我們顯然走的是與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我們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麼一步步走下來的。我們實行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法治，我們的工業化既有類似「承包制」的體制變化，也有維持集體所有，通過鄉鎮企業的成長壯大而取得重大突破，等等。歸納而言，政府的積極作為、人民的自主創造、集體組織的轉型，構成中國工業化的主要動力。凡此種種，都是與西方傳統不相同的，因此，總結中國的成功經驗，抽象出其中成功的要素和內在邏輯，形成系統化的理論體系，我們當可對經濟學做出中國的重大貢獻。

2.人口：從負擔到紅利

近年來，理論界乃至政府部門都在談人口紅利。大約的意思是說，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收穫了幾種紅利，其中，人口紅利貢獻最大。但如今（大約從2012年開始），人口紅利已經釋放完畢，今後我們需要創造改革紅利，云云。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是在我們這代人上大學時，說到人口，從國內到國外，從政策到理論，眾口一詞地認為它是中國發展的「癌症」、「死荷重」。因為有了過多的人口，而且人口結構高度年輕化，中國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就業問題和吃飯問題，所以需要控制人口，於是就有了如今備受爭議的「計劃生育」政策。關於這個問題，新中國以來還有著名的馬寅初和毛澤東同志的爭論。馬寅初堅稱人是「口」。鑒於糧少人多，所以要計劃生育，減少人口。毛澤東堅稱人是「手」，「眾人拾柴火焰高」。在當時的條件下，馬寅初顯然是對的。但是，改革開放30餘年來，我們顯然是在「人口紅利」的概念下，享受著毛澤東留給我們的眾多人口。如今，紅利將逝，我們需要努力延長人口紅利，還須創造其他紅利。

這又是一篇大文章。同樣是人口，如何從談之色變的癌症，變成令人難以忘懷的紅利，闡述清楚其中轉變的體制、機制、技術變化過程，發掘出其中的決定要素、關鍵環節和內在邏輯，形成系統化的理論體系，中國將向世界，特別是向廣大亞洲、非洲國家，奉獻出無與倫比的理論貢獻。

3.經濟發展中的政府作用

在西方經濟學體系中，政府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一個公民社會不得不忍受的負擔。理想的情況是，政府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僅限於「守夜」。與此對應，從「單個的人」出發，基於所謂「理性人假設」，伴之以「看不見的手」，整個西方經濟學的龐大體系得以建造並發展起來。從實踐上看，西方經濟學大致上反映的正是西方經濟社會的事實。

中國的經濟發展，自古以來就離不開政府的積極作用，因此，在中國，理想的要求，良治的社會，不是小政府，而是好政府。基於這一實踐，中國的所有經濟問題，都不是從個人出發的，而是從集體出發，講求的是在集體發展起來之後，個人享受其應得的一份。中國的經濟學，目前當然還不成體系，但是，我們寧願說是因為我們未能很好地整理和繼承。中國自隋以來便實行科舉制度。在此制度下，若能從主要拷問四書五經的鄉試中脫穎而出，參加殿試，則皇帝要考的是「策論」，那都是一些「治國平天下」的思路，其中當然以經濟為主。中國的經濟學強調的是「經邦濟世」、「經世濟民」，這與西方經濟學完全不同。

任何不懷惡意的人都承認：政府發揮積極作用，正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密鑰」。但是，囿於西方經濟學，多數人在承認這一事實的同時，卻都認為，這只是某一發展階段的情況，一旦越過這一階段，我們還須向「小政府」、「守夜政府」退卻。更有一些心懷叵測者套用西方經濟學概念，稱中國的成功，是因為我們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此輪全球金融危機徹底打破了西方經濟學關於政府作用的理論，從而，事實上也動搖了西方經濟學整個基礎。就連那位曾妄言「歷史終結」的福山先生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個構成要素：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全面總結中國五千年治國理政之經驗，認真分析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從功能和體制機制角度加以研究，構造一個從全局（而不是個人）利益出發，闡述良治社會下政府應有的作用及其行為規範（不是守夜人），再進一步構造出一個政府、企業、居民各安其責、和諧共處的體制機制，進一步抽象出一套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創造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夢想是能夠實現的。

馬克思的研究對象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他勾畫出的經濟社會體系，是由無數個人通過契約連接起來的。然而，作為一位科學家，他在晚年接觸到了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某些文獻資料之後，便敏銳地認識到，在遠東，存在著與西方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在那裡，一切從社會總體出發，並以總體與個體的和諧為歸宿。因此，應當有一個遠東特色的經濟學，而且，馬克思已經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下對此進行了初步探討，只是天不假年，這項研究未能完成。今天，中國的經濟學家理應承擔起這個歷史任務來。

4.破解發展的「雙缺口」

西方經濟學中有一門大分支專門研究發展問題，其對象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從理論體系上說，發展經濟學無非只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發展領域的延伸。發展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雙缺口」理論，由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大約說的意思是，發展中國家所以落後，是因為那裡普遍存在兩個制約其發展的缺口：一是國內存在儲蓄缺口，二是對外存在外匯缺口。因此，破解雙缺口，是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落後，最終成長為發達國家的關鍵。

這次危機證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雙缺口的狀況基本未得改善，這才造成：在危機的頭幾年他們發展十分迅速，以至於有「雙速脫軌」之說，然而，當美國開始「量寬退出」，大量資本由發展中國家向美國迴流之時，人們沮喪地看到「雙缺口」依然如故。在這個背景下，人們注意到又一個事實：中國自1994年開始，便從根本上衝破了「雙缺口」。因此，只有中國不受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國內政策的外溢影響，基本可按照自身設定的目標保持著穩定的增長。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蹟。總結這個奇蹟中的關鍵環節、體制機制安排，並由此概括出若干概念、範疇，進而用某種邏輯將它們構造成體系，便能形成一套漂亮的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這套學說，當對後起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可複製的經驗。

5.城市化問題

今天，中國的城市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從近年來的情況看，沿著老路已經走不下去。實踐讓我們反思：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否也犯了照搬西方的錯誤呢？深一步分析，是否城市的功能及概念在中國和西方存在不同，從而，城市化的理論，中西方也是兩個套路呢？我們傾向於肯定。如所周知，歐洲城市化興起之前，存在的是「先進的農村、落後的城市」，因而，那裡的政治格局，是「鄉村統治城市」（《共產黨宣言》語）。在中國，城鄉關係從來就與此相反。因此，基於歐美的實踐談城市化，同基於中國的實踐談城市化，可能就風馬牛不相及。事實上，當我們希望從西方國家借鑒城市化經驗時才發現，在那裡，城市化從來就沒有被當作特別重要的問題看待，從而在西方，像樣的理論著作十分鮮見。因此，中國的城市化，包括其含義、目標、起點、過程、影響、城鄉互動機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係等，都應重新考量。

於是，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我們要特別注意總結自己的經驗，要特別重視從中國的實踐中提煉理論。事實上，在我國福建、江蘇、浙江、廣東、山東、安徽等省，用傳統西方標準來衡量的城市化已基本完成。一方面，那裡的農民不願意用其在手的土地用益物權去交換一個城裡的市民身份（所謂「市民化」）；另一方面，這些省份的鄉村和小鎮，真正是「看得見山，望得見水，有鄉愁」的，進而已經開始在吸引著城裡人向鄉村流動。我們要做的，是總結這些地方的經驗，提煉出概念，找出規律，形成理論。在我看來，或許我們需要繼承當年費孝通先生的研究之路。須知，他的《江村經濟》是極具中國特色的，而這種中國特色的研究，在上世紀初就已獲得國際公認。

6.互聯網經濟和互聯網金融

大家都知道，互聯網正不可阻擋地改變著我們的一切。這種改變「大象無形」，以至於我們離開它已寸步難行。目前，全世界有大量經濟學家在研究互聯網問題，雖然革命性的成果尚未推出，但大家一致同意，全部經濟學都應當重寫。它對金融的衝擊也是致命的，基於互聯網，我們的經濟社會可能產生出「去央行化」的私人貨幣，從而走出貨幣被消滅的現實道路。在這基礎上，全部的金融學也應當重寫。

為什麼在討論發展中國特色經濟學時提這個問題呢？因為，現在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在互聯網的發展上基本走在前列。這一豐富、前衛的實踐，當可為創立基於互聯網之上的經濟學、金融學的新版本，提供無比堅實的實踐基石。簡言之，中國的經濟學家若認真總結中國發展互聯網經濟和互聯網金融的經驗，提煉、概括出若干概念、範疇、規律、範式和體系來，當能產生出領先世界的經濟學成果。

三、 簡短的結語

事實上，中國經濟的成功經驗遠不止以上所列六端，只不過，在我看來，以上六個方面，已經成熟到可以形成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程度了。

寫下這篇文字，無非是想強調總書記多次強調的觀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來，必須從中華文明5000年歷史中尋找她的根源。而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學風，張揚科學和學術的大旗，則是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不二法門。

（本文系作者參加中宣部「馬工程」座談會發言的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