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岱孫、周培源、梁漱溟、馬一浮

陳岱孫---高貴又超脫的學者

陳岱孫（1900.10.20-1997.7.27），原名陳總，1900年10月20日生於福建省閩侯縣。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

　　年表

　　1915年考入福州鶴齡中學。

　　1918年考入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

　　1920年畢業後獲得庚子賠款公費留美資格。

　　1922年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學士學位，並獲金鑰匙獎。

　　1922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

　　1924年獲文學碩士學位。

　　192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後赴英、法、意等國作短期考察和研究。

　　1927年任清華學校大學部經濟系教授。

　　1928年起任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和系主任，次年起又兼任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抗日戰爭期間歷任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教授、系主任、商學系主任。1952年任中央財政經濟學院第一副院長。

　　1953年以後任北京大學教授、經濟系主任等職。他還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曾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理事長、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世界經濟學會顧問、《經濟科學》雜誌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編輯委員會副主任等。

簡介

　　陳岱孫在財政學、統計學、國際金融、經濟學說史等方面都有極高的研究成就。他的主要著作有散見於各報刊中的學本論文和1981年出版的《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若干主要學說發展論略》一書。在該書中系統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和古典經濟學派的歷史聯繫，以及馬克思批判繼承古典經濟學說的科學成果，創立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他密切關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於如何認識和把握我國經濟生活的現狀和規律，確定改革和發展的總體取向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意見。他主張對於經濟現象的研究要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個方面，批評忽視數量分析的傾向。

　　在經濟學說史的研究中，他指出魁奈經濟表不僅涉及簡單再生產，而且對擴大再生產也作了說明。他對於"亞當·斯密矛盾"也有縝密深入的研究。。陳岱孫撰寫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1981）等論文，全面地論述了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問題，他著重研究了西方經濟學對於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作用問題，認為既要認識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度和中國的社會經濟制度根本不同，因而，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不能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理論；但又要看到，在若干具體經濟問題的分析方面，也確有值得參考、借鑒之處。此外，上世紀50年代，陳先生自編《經濟學說史講義》，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科學評價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建立起自己的學說史體系。60年代初參加《經濟學說史》教科書編寫，70年代末編寫《經濟學說史專題提綱》，後又主持編寫《政治經濟學史》教科書》（上、下冊，1981）。

　　雖然陳岱孫先生的名氣很大，著作卻極少。究其原因，與陳寅恪、金岳霖等那一輩學者一樣，陳岱孫在學術上特別自律，講義一遍又一遍地給學生講，邊講邊改，即使講了好多年都還不甚滿意，就是不同意拿出來出版。陳老最著名的作品當屬《從古典學派到馬克思》，從思想上打通馬克思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而它原本也只是一份在學生手裡流傳的講義而已。1991年，他在北大學生的畢業典禮上致詞，送給畢業生兩句話---"學無止境、自強不息"，"學以致用、用在奉獻"。用這兩句話來概括他的一生，是再恰當不過了。

　　陳岱孫長期從事經濟學的教學工作，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陳岱孫學術上極端嚴格，上課沒有一句廢話，做事也是雷厲風行，不打半點折扣。當時北大最出名的兩個教授，一個是哲學系的馮友蘭，不管什麼事情都能從東西方哲學出發講得頭頭是道。另一個就是陳岱孫，不管遇到什麼難題也總能不聲不響地圓滿解決。行勝於言，這在陳岱孫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陳先生從事經濟學教育七十年，為國家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的經濟學教育理論，他認為應將專才和通才教育結合起來，主張實行基礎理論和應用科學的恰當結合，堅持培養經濟科學人才要加強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訓練。

　　陳岱孫教書治學皆以正直為先，始終強調對西方經濟學不能"述而不批"，認為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是危險的，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的研究中，最忌簡單化的做法。先生把自己一生的關注焦點凝聚在教書治學上，排除各種誘惑，學術思想很新，能及時了解各種動態，對經濟形勢和未來都有很正確的理解和分析，提供給社會和決策部門參考。陳岱孫教授學識之淵博，教學藝術之高超，素享盛譽，是一位傑出的道德、文章堪稱楷模的德高望重的經濟學界宗師。

　　陳岱老曾稱："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陳岱老的這句話足以讓世人景仰百年。

陳岱孫與清華

　　----史軒

　　今年10月20日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陳岱孫先生誕辰105周年。從清華園開始，陳先生執教70年，培養的學生數以千計，為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和經濟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陳岱孫先生是清華1920級的畢業生，自1927年留學回國到母校任教以來，將其人生最美好的歲月奉獻給了清華，不僅培養了眾多經濟學人才，而且為清華經濟系和法學院的創辦與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為苦難祖國　立"經濟救國"之志

　　陳岱孫，原名陳總，1900年10月20日出生於福建閩侯一個書香家庭。少年時代在家鄉接受了九年半的傳統私塾教育，打下了堅實的文史功底。1915年考入福州名校英華中學三年級；以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四年的課程。

　　1918年夏，陳岱孫參加了清華學校在上海的插班生考試，考入高等科三年級。正是這一次上海之行，對他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是他在緊張的考試結束之後去黃埔灘散步，當要步入公園時，眼前的"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的牌子使他驚呆了，"只覺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湧向頭部"。對於年輕的陳岱孫來說，"是個刺心刻骨的打擊"，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在此萌發。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喚醒了眾多學子的愛國熱情，也促使陳岱孫進一步思考中華民族何以積貧積弱的原因。在參加了遊行、請願、宣傳活動後，他意識到，富強是中國的當務之急，他由此產生了"經濟救國"志向。

　　1920年夏，陳岱孫以優異的成績從清華學校畢業。這年秋天，他帶著"學得一些有用的知識，回來為祖國效力"的理想，進入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學習經濟學。1922年取得文學學士學位，並以出色的成績獲得金鑰匙獎，之後他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經濟系學習。在這四年當中，他發奮苦讀，終日沉浸於圖書館。除了攻讀經濟學專業書籍外，還常常閱讀其他社會科學、哲學、歷史等名著，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結構。1926年，他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治學如築塔　執教清華25載

　　1927年，陳岱孫在遊學歐洲近一年後回到祖國，9月應聘回母校經濟系執教，成為學校最年輕的教授之一。此時的清華，正值改辦大學不久，於1926年成立的經濟系，無論從師資、教學還是課程設置等方面來說，都還處於起步階段。1928年他擔任經濟系主任，上任伊始，一面投身於繁重的教學工作，一面致力於經濟系的建設與發展。在他看來，"治學如築塔，基礎須廣大，然後層層堆建上去，將來總有合尖之一日，學經濟學欲求專門深造，亦應先奠廣基。"因此鼓勵學生不僅要注重"本系課程的基礎"，而且應注重諸如政治、歷史、哲學、心理、算學等知識的基礎。在他的宣導和主持下，經濟系確定了"理論、事實及技術三者兼重"的培養目標；經過幾年的發展，經濟系的規模逐漸擴大，學生人數在眾多院系中，僅次於土木工程學系。

　　1929年，根據當時頒布的大學組織法，清華開始形成校、院、系三級組織結構，成立文、法、理三個學院，陳岱孫又就任法學院院長，同時成為教授會、校務會議、評議會成員，開始參與校務管理。他始終以高度的責任感，與學校同呼吸共命運。在西南聯大異常艱苦的條件下，他與師生們一道，堅守著教育、學術陣地，為國家培養了眾多優秀學子，為抗戰和國家經濟建設積極建言。

　　1945年11月，陳岱孫和土木系教授王明之先期回到北平，組織並主持"清華校舍保管委員會"工作。面對戰後滿目瘡痍的校園、被日軍嚴重破壞的校舍，以及眾多等待遣返的日軍傷兵，他帶領30多名工作人員，開始了緊張而艱難的交涉與修復工作。經過10個月的艱苦努力，完成了返校師生的安置與秋季學期開學的準備工作。

　　解放後，陳岱孫任清華第二、三、四屆工會主席，在職工思想政治教育、配合學校各項行政工作的開展等方面盡職盡責。1952年院系調整時，陳岱孫調往中央財經學院，任第一副院長；1953年10月又調入北大經濟系，任系主任至1984年。

　　為堅持真理　追求進步的一生

　　陳岱孫執教長達70年，但他從來不是一個僅僅埋首書齋的人，而是一位熱愛祖國、堅持真理、追求進步的學者。從青年時代起，他即懷抱"經濟救國"的志向，希望運用所學的知識，培育治國經邦的人才，以改變祖國貧窮落後的面貌。面對時代的大變動，他敢於對關乎國家發展、民族獨立等大是大非的問題做出回答。1945年10月1日，他和聯大10位教授聯名致電蔣介石、毛澤東提出對國事的主張，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1948年清華園解放前夕，他挺身而出，和進步師生一道堅決抵制國民黨政府將學校南遷的計畫，堅持留在北京迎接清華的解放和新生。

　　在1952年院系調整時，陳岱孫離開了清華，但他對清華的熱愛之情從未改變。1980年校慶時，這位已80高齡的老人欣喜地表示，願為新恢復的經濟管理工程系"盡我們的力量，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1984年，他被聘為經管學院首批名譽教授，為學院的發展建設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同時，自1981年清華校友總會恢復活動以來，陳岱孫先後擔任副會長、名譽會長，為聯絡海內外清華學子加強彼此間的聯繫與交流、關心母校發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他是為母校工作服務年限最長、奉獻最大的校友之一。

　　回顧自己的一生，陳岱孫先生曾謙虛地說：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1997年7月27日，他平靜地走完了他那97年平凡而傑出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對護士說："這裏是清華大學"。

我欽敬的陳岱孫先生

　　---------任繼愈

　　抗日戰爭前，北平市有五所大學（其他高等學校，如工學院、醫學院、女子文理學院、法商學院等等都屬於專科學院，不稱大學），即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北京師大。其中，北大、清華兩校地位相當，性質相近，都是國立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清華比北大多了一個工學院，歷史較短；北大歷史較長，文科師生人數較多，兩校師資多為國內一流學者。這兩校的關係較親密。我在北大哲學系讀書，清華大學金岳霖、聞一多、張申府先生都在北大兼課。哲學系與經濟系少交往，陳岱孫先生沒有在北大兼過課。

　　抗戰開始，北平淪陷，在長沙成立臨時大學，半年後，臨時大學遷往雲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臨時大學的第一年，昆明的校舍未建成，文法學院在雲南蒙自縣，借用蒙自海關舊址上課。租用歇業的一家法國洋行作為單身教師及學生的宿舍。我們有較多的機會看到久已聞名、未得謀面的老師們的生活斷面。

　　在學校網球場上，有四位教授的身影經常出現。這四位是金岳霖、陳岱孫、趙乃博、浦薛鳳。陳先生風度翩翩，趙乃博先生穿中式短褲褂。他們的球藝很嫺熟，特別是陳先生打網球，頻頻上網攔擊制勝，引人注目。在蒙自半年，昆明新校舍建成，文法學院同在新校區域上課。

　　我未讀經濟系，聽到經濟系老同學傳來的一些陳先生的軼聞，引起人們的興趣。

　　一、講課條理清晰，時間掌握準確，為全校第一。上課前一兩分鍾陳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聯大新校舍沒有講台），上課鈴響，他開始講課。這一點，別的老師認真去做不難辦到，難得的是陳先生講

　　完最後一句話，恰恰是一定段落。下課鈴也響起來。同學們對他的講課藝術既驚嘆又欣賞。這一點是任何老師無法比得上的。陳先生講課並不念講稿，聽課者只要手頭勤快，記下筆記，這一節課就是完整的一章一節教科書的一部分。這種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聯大教授中只有兩位，一位是陳先生，另一位是馮友蘭先生。

　　陳先生講課認真，以身作則，給同學作出榜樣，同學們聽課從未敢遲到。個別同學去遲了，不好意思進教室門，就站在教室窗外聽講。好在西南聯大的新建校舍有門窗而無玻璃。昆明氣候溫和，無狂風暴雨，有似熱帶雨林氣候，陣雨過後，雨過天晴。也無需玻璃擋風遮雨。站在靠近講台的一端聽講，比坐在後排還聽得清楚，只是沒有扶手椅，記筆記不方便。

　　二、陳先生還兼任經濟系主任，經濟系是大系，每個年級有一百多人。學年開始，選課同學擁擠在他辦公桌前，他能不假思索地處理每位同學所選的課，有重修的，有復學的，有需補修課的。陳先生都毫無差錯地處理得妥妥噹噹，幾乎不到一分鐘就在一張選課單上籤了名，從未發現差錯。（選課單系主任當面看過，簽字後，才能交教務處正式登記。）在規定時限內，可以加選，也可以退選某門課程。陳先生執行起來十分認真。有一位同學，過了學校規定選課時限，來要求加選課程，抱著僥倖心理，企圖碰碰運氣，寫了一個申請，說了一些延誤的理由。陳先生看過他的申請，一言未發，把信推在旁邊，接過下面另一同學的選課單。這位同學看到碰運氣沒有指望，也一言未發，悄然退出。陳先生辦事一絲不苟的精神在同學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講這件故事是一位西南聯大的老同學任繼亮，今年已八十多，記憶猶新。

　　三、陳先生在經濟系開過《財政學》課程，有一次學年考試，考題是"假如我是財政部長"。這個題目等於對《財政學》的全面測試，不光考記誦，還要考聯繫實際的措施。可以想見陳先生教學的學風，很注意理論聯繫實際。（聞自西南聯大經濟系）

　　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全國進行院系調整，原清華的文法學院大部分師生併入北大。陳先生調到北大經濟系。全國上下一面倒地學習蘇聯，全盤接受蘇聯的大學教材。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學一無

　　是處，對西方學者的經濟學，避之唯恐不及，對西方的學說故意置之不理。中國自我封閉了近二十年，形成人才斷層。"四人幫"清除後，撥亂反正，西方資本主義各種流派大量湧來。學術界有一批趨時者颳起不講馬克思主義，唯西是從的風。

　　陳先生不愧為一代宗師。他通曉西方，對蘇聯的經濟學也有長期深入的理解。在極左思潮時期，陳先生沒有公開發表評論蘇聯經濟學的機會，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刻的瞭解。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也有過系統研究。以他畢生的精力，輔以深邃的學識，加上他多年學術積累，雖然年事已高，在十年內，發表了著作《從古典學派到馬克思》，主編了《政治經濟學史》，還參加了許多政治活動、學術活動。《莊子》說："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他的學術活動、學術著作，絕非十年之內從頭起步可以完成的，這是他多年蘊藏的能量一旦爆發出來的碩果。

　　在極左思潮時期，學術問題不能講透，政治棍子動輒到處飛舞。一些學者仗義執言，如馬寅初、孫冶方，遭到意外橫禍；有些"識時務者"，隨風篷轉，不顧事實，昧著科學良心；有的甚至落井下石，以謀個人的富貴。陳先生屹立不搖，保持二十年的沉默。陳先生寫文章、發表著作和他不寫文章、不發表著作，都顯出愛國知識份子的人格風範。

　　陳先生一絲不苟的認真精神，表現在治學方面，也表現在為人處世方面。他的門生弟子遍及海內外，有聲名顯赫的，有學術卓越的，有在職的，有退休的，也有出於各種機遇默默無聞的。凡是來請教、送文章請提意見的，都受到春風般平等的接待，虛而往，實而歸。學識淵博如陳先生，比一般專家更懂得科學的嚴肅性和治學的艱難。他常對來訪者說："這個問題我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我不懂"。其實，即使是他自稱"不懂"的某些領域，也比自以為"懂了"的人懂得還多。真正實事求是的學者都能從中受益。

　　改革開放以來，商品經濟活躍，市場上出現一些假冒偽劣產品，文化教育界也出現了某些偽劣的專家教授。再加上"文革"之後，文化教育這個重災區元氣大傷。大學裏能正確無誤地傳授知識的教師已經算上乘。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中外的大師已十分難得；品重士林，行不言之教，影響深遠，為同行欽仰，陳先生是我所認識的少數前輩學者之一。

　　從陳先生一生言行中，可以看到多災多難的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中華民族雍容寬厚、博大深沉的民族性格。

陳岱孫終生未娶

　　－－－－－柳已青

　　西南聯大有四個出名的單身教授：外文系的吳宓，經濟系的陳岱孫，哲學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繼侗。雖然是單身，但他們的逸聞趣事和戀愛故事在學校內廣為流傳。

　　北大陳岱孫先生80多歲還給本科生上課，90多歲還帶博士生。他回顧自己的一生說："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有人感嘆，只這一件事，足以讓人景仰百年。陳岱孫有一代宗師風範，他的學生親切地稱他為"岱老"。

　　自1927年哈佛歸來，岱老先後在清華、西南聯大、北大執教70載，可謂桃李滿天下。岱老學識淵深，才華蓋世，卻又淡泊名利，潔身自愛，操守堅貞，堪稱師表。

　　許淵沖在《山陰道上》一書中，有一篇文章題為《這一代人的愛情》。文中提到西南聯大有四個出名的單身教授：外文系的吳宓，經濟系的陳岱孫，哲學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繼侗。雖然是單身，但他們的逸聞趣事和戀愛故事在學校內廣為流傳。楊振聲還就此現象寫過一篇文章《釋鰥》，在聯大教授圈子中流傳。教授之間，互相開玩笑，或自嘲，或作詩，玩一些文字遊戲，這也是抗戰時期緊張生活的一種調濟。

　　這裏講一講陳岱孫先生終生未娶的逸事。

　　唐師曾在《一諾千金》一文中說："岱老一生符合世俗關於偉人的所有定義。既為偉人，世俗的毀譽褒貶便接踵而至，追隨一生。學問之外，同學舌尖上的岱老是一諾千金的夕陽武士，在這個千金之諾隨意打破，愛情像政治逢場作戲的世界裡，簡直是個亘古神話。"學生議論老師的人生經歷和婚姻戀愛，是自然事，多半在宿舍的卧談會上進行，有捕風捉影的成分。

　　據高年級同學講，70多年前，風華正茂的岱老和同學周培源同時愛上一位"有文化的家庭婦女"。雙方擊掌盟約，將來誰先得博士誰娶其為妻。於是兩位翩翩少年同時留學歐美。岱老在哈佛苦讀四年終於獲博士學位，他歸心似箭，當即買船票輾轉回國，可功虧一簣，人到北京才發現，"有文化的家庭婦女"已被人略施小計捷足先登。據那些篤信愛情至上的學兄講，岱老因此終身未娶，獨善其身，從27歲活到97歲。

　　唐師曾的這段文章中有不少傳言，有傳奇色彩。事情真相只有一個，那就是"終身未娶，獨善其身"。陳岱孫終生未娶在許淵沖的文章中是另一種版本：

　　陳岱孫和周培源在美國留學期間同時愛上一個女同學，回國後這個女同學成了周培源的夫人，陳岱孫就終身不結婚，但成了周培源家的常客。陳岱孫沒有子女，於是他的好友周培源、馮友蘭等的孩子都叫他"陳爸"。

　　據許淵沖的回憶，在西南聯合大學教學時，陳岱孫一表人才，身材高大，西服筆挺，講起課來頭頭是道，娓娓動聽，要言不繁，掌握時間分秒不差，下課鐘聲一響，他也剛好講完。有一次他講完了課還沒敲鐘，後來一查，原來是鐘敲晚了。

　　陳岱孫40多歲在聯大上課，是一個鑽石級的王老五，讓很多女生怦然心動。可見他的魅力。不少聯大女生談戀愛，沖著陳岱孫這樣的標準，希望能找到像陳先生這樣的男同學。

　　王曙光這樣評價陳岱孫："他一生淡泊，孤獨，終身未娶，將全部的精力貫注到教書育人之中，對他而言，教書不僅是安身立命的職業，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詮解方式，這種詮解幾近一種宗教式的虔誠和投入。"讓我們記憶這位孤獨而神秘，高貴又超脫的學者，他的一生，不同凡響，使人忘卻塵想。

周培源--一代宗師、科學泰斗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1993年11月24日）著名流體力學家、理論物理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近代力學奠基人和理論物理奠基人之一。

　　1902年8月28日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今屬江蘇省無錫市）的一個書香之家。父親周文伯是清朝秀才。母親馮瑛生有一子三女，周培源排行第二。

　　1919年，他考入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前身）中等科。學習期間，他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發表了論文《三等分角法二則》，受到當時數學教授鄭之蕃的讚許。

　　1924年，他由清華學校高等科畢業。同年秋天，由於他成績優秀，被清華學校派送去美國繼續完成大學課程，入美國芝加哥大學數理系二年級學習。周培源於1926年春、夏兩季分別獲學士和碩士學位。

　　1927年，周培源入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繼續攻讀研究生。他先從師貝德曼，後改從E.T.貝爾做相對論方面的研究，次年獲理學博士學位，並獲得最高榮譽獎（Summa cum laude）。

　　1928年秋，他赴德國萊比錫大學，在W.K.海森伯（Heisenberg）教授領導下從事量子力學的研究。

　　1929年，又赴瑞士蘇黎世高等工業學校，在S.泡利（Pauli）教授領導下從事量子力學研究。同年回國，被聘為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其時年僅27歲，而後又先後在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任教授。

　　1932年，周培源與王蒂澄女士結婚，生有四個女兒。王蒂澄退休前，一直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教書。

　　1936年至1937年，根據清華大學休假規定，周培源再赴美國，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從事理論物理的研究。其間他參加了愛因斯坦（Einstein）教授親自領導的廣義相對論討論班，並從事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美國國內急需科技人員，周培源一家剛入境，就收到移民局的正式邀請，給予全家永久居留權，周培源對此一笑了之。

　　1937年，他假滿回國。不久，抗日戰爭爆發。7月底，平津淪陷；8月，侵華日軍開進了清華園。周培源受校長梅貽奇之託，安排學校南遷，曾先後任長沙臨時大學和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在這期間，他抱著科學家應為反戰服務，以科學拯救祖國危亡的志向，毅然轉向流體力學方面的研究。

　　1943年至1946年，周培源再次利用休假赴美國。他先在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從事湍流理論研究，隨後參加美國國防委員會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海軍軍工試驗站從事魚雷空投入水的戰事科學研究。

　　1945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魚雷空投入水研究組的大部分人員被美國海軍部留用，成立海軍軍工試驗站，周培源也被應邀留下。由於該試驗站是美國政府的研究機構，應聘人員要有美國國籍。當時，周培源明確提出：不做美國公民，只擔任臨時性職務；次年即離美代表中國學術團體去歐洲參加國際會議。在美國有關方面接受了上述這些條件後，他在美國繼續工作不到一年，於1946年7月離職去歐洲參加牛頓誕生300周年紀念會和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他還參加了在法國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應用力學大會，並被這次大會以及會後新成立的國際理論與應用力學聯合會選為理事。

　　1946年10月，周培源由歐洲重返美國，並於1947年2月與夫人攜三個女兒全家返回上海。1947年4月回到北平（今北京），繼續在清華大學擔任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培源曾任清華大學教務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副校長和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協主席、名譽主席，世界科協副主席，中國國際科技促進會會長，中國力學學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歐美同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會長，九三學社主席，第一、二、三、四屆人大代表，第五屆人大常委，第三、四屆政協常委，第五、六、七屆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第七、八屆中央委員會主席（註：在九三學社七屆三中全會上，會議接受許德珩辭去主席職務的請求，一致推舉周培源為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席。）　

　　1980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1980年和1985年兩次獲得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具有卓越貢獻的校友"獎。

　　1981年因年事已高，周培源主動辭去了校長職務。

　　周培源教授還是國際理論與應用力學聯合會最早的委員之一，是亞洲流體力學大會的發起人之一，還是以反對核戰爭和核武器為目的PUGWASH（帕格沃什）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的理事。

[學術成就]

　　 周培源在學術上的成就，主要為物理學基礎理論的兩個重要方面，即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中的引力論和流體力學中的湍流理論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論的基礎；研究並初步證實了廣義相對論引力論中"座標有關"的重要論點。

　　在廣義相對論方面，周培源一直致力於求解引力場方程的確定解，並應用於宇宙論的研究。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求得了軸對稱靜態引力場的若干解，與靜止場不同類型的嚴格解，並於1939年證實，在球對稱膨脹宇宙中，若物質和輻射處於熱平衡態，則宇宙必為弗裏德曼宇宙。70年代末，他又把嚴格的諧和條件作為一個物理條件添加進引力場方程，求得一系列靜態解、穩態解及宇宙解。還指導研究生進行了與地面平行和垂直的光速比較實驗，以探求史瓦西解和郎曲斯解哪一個更符合靜態球對稱引力場的客觀實際。初步結果已顯示出，郎曲斯解與實際相符。80年代，周培源致力於廣義相對論的基本問題，即經過座標變換聯繫起來的幾個解，究竟應該是一個解還是幾個解。他對照流體力學中保角變換，認為這種情形應該是幾個解而不是一個解。產生這種不確定的原因在於愛因斯坦方程缺少必要的座標條件。

　　在引力理論方面，他提出了"諧和條件是物理條件"的重要觀點，並且提出和指導了中科院高能所李永貴同志等的"地球引力場中光速各向同性檢驗"實驗，在世界上首次獲得地球表面水準方向和豎直方向傳播速度的相對差值在10-11量級上相同的結果，這一結果有可能使人們對愛因斯坦引力論的認識產生重大影響。

　　在湍流理論方面，30年代初，他認識到湍流場和邊界條件關係密切，後來參照廣義相對論中把品質作為積分常數的處理方法，求出了雷諾應力等所滿足的微分方程，並希望能把邊界的影響通過邊界條件引入雷諾應力的運算式中。1940年，他寫出了第一篇論述湍流的論文，該文在國際上第一次提出湍流脈動方程，並用求剪應力和三元速度關聯函數滿足動力學方程的方法建立了普通湍流理論，從而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論的基礎。1945年，他在美國的《應用數學季刊》上，發表了題為《關於速度關聯和湍流漲落方程的解》的重要論文，提出了兩種求解湍流運動的方法，立即在國際上引起廣泛注意，進而在國際上形成了一個"湍流模式理論"流派，對推動流體力學尤其是湍流理論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公推為以雷諾應力方程為出發點的工程湍流模式理論的奠基性工作。50年代，他利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軸對稱渦旋模型作為湍流元的物理圖像來說明均勻各向同性的湍流運動，並根據對均勻各向同性的湍流運動的研究，分別求得在湍流衰變後期和初期的二元速度的關聯函數、三元速度關聯函數。之後，他又進一步用"准相似性"概念將衰變初期和後期的相似條件統一為一個確定解的物理條件，並為實驗所證實。從而在國際上第一次由實驗確定了從衰變初期到後期的湍流能量衰變規律和泰勒湍流微尺度擴散規律的理論結果。他首先提出了以研究湍流的基本渦旋結構作為出發點，以某種典型旋渦作為湍流元，採用先求解後求平均的新方法，從而避免了傳統湍流理論中納維-斯托克斯方程出現不封閉性的致命弱點。根據這一想法，他與蔡樹棠先生在1956年從粘性流體的納維-斯托克斯方程出發，找到了均勻各向同性湍流在衰變後期的軸對稱渦旋解。此後周先生又與是勛剛、李松年、黃永念、魏中磊、鈕珍南等同志合作引進並驗證了准相似條件，發展了均勻各向同性湍流理論，並於1982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80年代，他又將這些結果推廣到具有剪切應力的普通湍流運動中去，並引進新的逼近求解方法，以平面湍射流作例子，求得平均運動方程與脈動方程的聯立解。經過半個世紀不懈努力，周培源的湍流模式理論體系已相當完整。

　　最近黃永念、是長春、朱照宣等從混沌的觀點出發，在真實物理空間內找到了一種渦球作混沌運動的實例，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湍流旋渦結構理論的正確性。在測量儀器方面，繼諸乾康，俞達成等人研製出恆溫熱線熱膜流速計（簡稱HWFA）以後，盛森芝等人又於最近研製成IFV-900型智慧流速測量系統。這是一種主電橋予移相型新一代HWFA，與傳統的HWFA相比，線路模型接近真實條件，在HWFA的理論上有重大突破；技術上有重大革新，完全革除了傳統HWFA的三個調節參量，測前調整時間縮短了十倍以上，穩定工作的頻帶加寬了二倍以上。湍流研究的這些新的進展，證明了一批湍流理論、實驗和測量儀器學者、專家，在周老的指導和影響下，已經形成了有自己風格和特點的具有相當規模的學派。

[教育事業的貢獻]

　　周培源從事高等教育工作60多年，培養了幾代知名的力學家和物理學家。早期學生中王竹溪、彭桓武、林家翹、胡甯等都成為著名的科學家。周培源在教育和科學研究中，一貫重視基礎理論，同時關懷和支持新技術的研究。在組織領導我國的學術界活動、推進國內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在教學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教學和辦學經驗，形成了自己的教書育人風格和辦學思想、辦學理念。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他自己的學識、見解和治學、做人之道等人格魅力，被人們稱為"桃李滿園的一代宗師"。

　　他在北京大學，大力支持並親自組織領導研製成功了華光型電腦鐳射漢字編輯排版系統，引發了我國印刷術的重大革新。

　　作為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周培源積極開展國際科技交流，爭取裁軍和世界和平，為繁榮我國的科技教育事業嘔心瀝血、孜孜不倦，贏得了國內外廣大科技工作者的敬仰，被人們贊之為科學家的表率和楷模，"和平老人"，"傑出的民間外交家"。

[大師的風采]

　　1．報效中華，毅然回國

　　1945年末，美國國防委員會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工作結束，從事魚雷空投入水研究組的大部分科研人員被美國海軍部留下並成立海軍軍工試驗站。周培源也應邀留下，年薪高達6千多美元（相當於80年代末的6萬多美元）。由於該試驗站是美國政府的一個科研機構，應聘人員要有美國國籍。為此，周培源當時明確提出：第一，不做美國公民；第二，只能擔任臨時性職務；第三，明年7月要代表中國學術團體去歐洲參加國際會議，因此只能工作到明年6月末。這三個條件都被美方接受。周培源準時於1946年7月離職赴歐，並於1946年10月由歐洲返回美國，1947年2月全家（他、夫人及三個女兒）乘船離開三藩市前往上海。其時，國民黨已全面發動內戰，且國民黨統治區政治腐敗、通貨膨脹，民不聊生，政權即將崩潰。因此在國內外的不少朋友得知周培源全家要回國時，都勸他不要回國。周培源當時的想法是："我雖不瞭解共產黨的政策，但共產黨人也是中國人，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政績就有很高的聲譽，而且我是由清華大學派送去美國進行科學研究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到清華大學工作。"那個時候，清華大學教授的月薪僅約相當於25美元。周培源絲毫不留戀美國的優厚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條件，也不相信國內外敵對勢力對中國共產黨的種種不實宣傳，報效中華之心極為堅定，帶領全家於1947年4月回到北平。

　　2．86歲的高齡，親自參與三峽工程的可行性研究的視察

　　周培源對於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極為關心。50年代國家考慮建設長江三峽水壩工程時，他曾兩次到武漢參加三峽工程會議，並同會議全體人員前往三斗坪考察預選的大壩壩址。簽於三斗坪的壩基是花崗岩，較40年代美國工程師所選壩址（位於南津關，系石灰岩壩基）合理，因而當時周培源是支援較快建設三峽工程的。但80年代以來，在閱讀了全國政協調查閉關於三峽工程的報告和許多其他有關材料後，周培源認為三峽工程不僅僅牽涉到工程技術問題，還牽涉到經濟、生態、社會、淹沒區的礦藏甚至軍事、人防等許多問題，而且建設周期需要20年，因此包括長期投資的利息在內耗資將以千億計。國家要在近期建設這項工程，必將延緩許多其他急需上馬的建設專案，何況此工程尚有不少重大問題有待研究論證。因此周培源建議要在綜合國力明顯允許的條件下，在十分嚴肅認真的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方可考慮三峽工程的施工問題。根據國家科學決策的需要，時已86歲的周培源，在社會工作、科研工作十分繁忙的情況下，於1988年9月毅然接受全國政協的委託，率領182位政協委員奔赴湖北和四川有關地區視察。他們進行了大量和辛勤的考察工作。視察團回京後，周培源以他個人的名義給中央寫了報告，據實提出了建議。

　　3．關心和推動教育事業，多次損贈房產、文物和獎金　

　　1987年他將其父親在家鄉遺留下來的600多平方米的住宅捐獻給家鄉人民作為科普文化活動站。1989年周培源及人王蒂把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用自己的部分工資收藏多年的145幅珍貴古代書畫捐贈給無錫市博物館。無錫市政府向他們頒發了一筆獎金。周培源夫婦立即將這筆獎金的大部分，分別捐贈給他們所在的工作單位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作為科學基金與獎學金；又於1990年5月將這筆獎金的一萬元人民幣捐贈給中國振華基金會作為獎學金，用於資助鼓勵社會上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讓人人享受科學技術的恩惠"。周培源夫婦還分別向他們的母校上海市實驗小學和吉林省扶余縣扶余鎮實驗小學各捐贈一萬元作為獎學金。他們認為："字畫文物與獎金既來自人民，都應該把它們還給人民。"

　　4．剛直不阿，作風正派

　　周培源為人正直無私，剛直不阿，作風正派，從不阿諛奉承，投機取巧。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不管來頭多大、壓力多高，從來不說違心的話、不做違心的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為了搶奪"科學革命的旗手"，提出要組織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特地跑到北京大學找周培源，要他參加批判並要召開萬人大會，"打倒愛因斯坦"。周培源對這位不速之客非常冷淡，並明確指出："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批不倒，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在學術上有爭論"，把陳伯達頂了回去，一點不留情面，更無絲毫迎合之舉。陳伯達颳起一陣"打倒愛因斯坦"的黑風後，周培源從科學實際出發，不畏權勢和巨大的壓力，不隨波逐流，堅持科學真理，頂住這陣黑風，他旗幟鮮明地指出愛因斯坦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曾颳起一陣取消基礎理論研究的歪風。周培源根據科學技術發展的規律，從國家近期和長遠利益的綜合考慮出發，態度鮮明地堅持基礎理論研究。他寫了一篇5000多字的闡述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的文章，於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同時還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提出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三點建議。周總理在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基礎理論研究很重要，並告誡人們對於基礎理論研究重要性的認識不要像浮雲一樣，一吹就過去了。1958年"大躍進"時，共產風、浮誇風刮遍全國，一些提法和做法都很錯誤，同時有的人還不顧事實地宣傳糧食畝產幾千斤、幾萬斤等等。當時周培源認為這些都是不符合科學實際的，從不附和。

　　數十年來，周培源信奉的格言是："獨立思考，實事求是，鍥而不捨，以勤補拙"。自周培源在清華學校高等科學習期間進行三分角的研究開始，在60多年他所研究的數十個科研課題中，大都是他自己獨立思考選定的。周培源在美國準備博士論文時，曾有一位英國教授向他建議了一個題目，但周培源經過考慮後沒有採納英國教授的建議，而是自己選定了一個題目，並圍繞這個題目作出了很有創見、水準甚高的博士論文而榮獲該校的最高榮譽獎。周培源對於任何問題，譬如在對待科研工作中的論據和論點的科學性方面，都十分注意實事求是。為此他提出，一個新的科學理論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要能夠說明舊的科學理論能夠說明的科學現象；二要能夠解釋舊的科學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科學現象；三要能夠預見到新的科學現象並能夠用科學實驗證明它。20年代周培源提出的廣義相對論引力論中的"座標有關"論點，80年代後期獲得了科學實驗的初步支持；1975年他提出的研究湍流理論的"准相似性條件"，1986年在北京大學湍流實驗室中獲得了證實；他在湍流理論研究中於40年代提出聯立求解平均運動方程與脈動方程的創舉性方法，直至高速電子電腦發明之後在80年代末才想到用逐級迭代法求解；……。這些都是周培源實事求是的科學例證，也是符合他關於新科學理論的三個條件的。周培源堪稱鍥而不捨的楷模：早在20-30年代他即選定物理學基礎理論中最難的兩個方面作為科學研究的主攻方向，數十年來矢志不移；在引力理論研究中，20年代他提出"座標有關"論，直至90年代仍在進行科學實驗以充分地證實它。周培源是一位科學頭腦非常清晰、敏銳的科學家，他十分勤奮，頑強進取，忘我工作。在領導工作十分繁忙和高齡的情況下，至90年代仍堅持進行科學研究和親自培養博士研究生等工作。勤勞不止，奉獻不已。

　　周培源為人謙和、坦誠，度量寬宏，性格豁達，平易近人，對下級、對學生特別和善且關懷備至。他要求自己甚為嚴格，生活簡樸，作風民主，聯繫群眾。他學識淵博，成就卓著而又謙虛謹慎，深為國內外各界人士所崇敬。

　　5．九十華誕，社會名流與團體祝賀的詩詞、條幅

　　李政道先生的題詞："培育桃李滿天下，源自前輩種樹人"。

　　聶榮臻元帥的題詞："宗師巨匠，表率楷模"。

　　李先念的題詞："盡心國事，老當益壯"。

　　雷潔瓊的題詞："為發展中國科研和科學教育促進國際科技交流做出卓越貢獻"。

　　方毅的題詞："科技先驅"。

　　周光召院長的題詞："歲老根彌壯，科興業更精"。

　　盧嘉錫的題詞："引力理論湍流理論科研教學六十年桃李滿園碩果流芳師誠科技泰斗；領導工作科協工作奉獻業績半世紀老而彌篤志且益堅公實學者楷模"。

　　宋健的題詞："科學泰斗，世代風範"。

　　趙朴初題詞："當年天竺憶追陪，壇坫風雲不我嗤，九十喜君猶矍鑠，天人學業愧肩隨"。(一九六一年餘與君參加新德里太戈爾紀念會時，余曾與印度主持者論戰得君讚許，餘少君五歲禮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吳階平題詞："少年壯志淩雲周遊歐美為科技事業奠定基礎；耋齡培植新秀啟浚開源祝丹心彩霞相映生輝"。

　　九三學社北京大學委員會題詞："道德文章，科學之光；春風化雨，桃李芬芳"。

　　北京大學力學系師生員工祝詞："開湍流研究逾五紀孜孜不倦結碩果，創力學專業慶四旬循循善誘育英才"。

　　北京大學力學系晚生吳際可、盛森芝、朱照宣祝詞："一代宗師學厚仁厚情厚五洲學子同賀福如地厚，科學泰斗言高行高德高華夏晚生共祝壽比山高"。

[恩愛夫妻 周培源和王蒂澄]

　　1930年某個星期日，周培源到一同學家中作客，無意中發現一張女子照片，形象亮麗動人，使他眼睛為之一亮。他原以為是這位同學的妻子劉孝錦，當得知不是時，心中不由暗喜。

　　同學夫婦看出他的心思，決定撮合這門親事。照片的主人叫王蒂澄，是劉孝錦的同學，北平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她是吉林省扶餘縣人，父親開一家造紙作坊以維持生計。她天生麗質，機智伶俐，有很強的感悟力與凝聚力，是同學之中的核心人物。

　　周、王兩人相識兩年後，於1932年6月18日在北平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親自主持了婚禮。此後，這對夫婦雙雙出入在清華園中，成為校園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直到數十年之後，曹禺還對周培源的四女兒如蘋說道："當年，你媽媽可真是個美人，你爸爸也真叫瀟洒。那時，只要他們出門，我們這些青年學生就追著看。"

　　自然，生活中並非都是詩情畫意。後來，周培源的大女兒如枚、二女兒如雁相繼問世，辛勤與勞累也隨之降臨到他們夫婦頭上。王蒂澄因身體虛弱而得了嚴重的肺病。肺病，當時尚無特效藥物可治，一旦得病，遂成重負。周培源把夫人送至香山眼鏡湖邊的療養院，整整療養了一年。他自己則挑起了既為人父又為人母的雙重責任，二女尚小，嗷嗷待哺，其中艱辛，可想而知。每到周末，他還要騎上自行車去看望病榻上的夫人。從清華到香山，往返50餘裏，當時只有一條坎坷不平的土路，一路風塵，一路顛簸，其辛苦勞累，自不待言。

　　在女兒看來，父母雖然性格不同，卻恩愛一生，"人家一輩子沒紅過臉"，母親1989年癱瘓之前，兩人每年都要踏青、遊玩。還沒出門，先生就把手臂抬起，相攙著形影不離。出差時大包小包多，女兒只好說："對不起！麻煩你們兩位分開一會兒，幫我照看一下東西。"

　　周先生早生華髮，50歲上右耳失聰，所以說話總"大聲嚷嚷"，"自己聽不見也怕別人聽不見"。於是，周家上下每天都要聽他公開"談情說愛"。每天早上打拳、晨練之後，他一定到老伴房裏問安："你今天感覺怎麼樣？腰還疼不疼？別怕困難，多活動……我愛你，60多年我只愛過你一個人。你對我最好，我只愛你！"物理學家帶著公式化的特點，天天重複同樣的話。周師母便說他煩，可能覺得他不夠浪漫！

　　89歲時，他的相對論引力論研究有重大進展，一興奮，心梗住院。91歲時他又招收了博士研究生，想在研究領域有新的突破。

　　1993年11月24日，他如常晨練，又到老伴房裏說話，感覺不好，想躺下，就再沒起來。

　　晴天霹靂，周師母以為誰在開玩笑，一時不能接受。然後埋怨老伴："不講信用！說好他先送我，可他連個招呼都不打，說走就走，連個再見都不說……"

　　隨後，她很平靜地面對一切：打電話通知國外的女兒回來；送他走，不要穿西裝，中國人穿中山裝。

　　當晚，夜深人靜時，輪椅上的老人要女兒如蘋幫她做件事："替我寫封信，帶在他身上，貼在他心口。"那晚女兒寫了一遍又一遍，不是這個字不對，就是那個字沒寫好，直到她滿意為止："培源：你是我最親愛的人，你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梁漱溟---「中國最後一位儒家」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煥鼎，字壽銘、蕭名、漱溟，後以其字行世，祖籍廣西桂林，出生於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在中國發起過鄉村建設運動，並取得可以借鑒的經驗。其長子：梁培寬，次子：梁培恕。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帖木兒的後裔，出身於「世代詩禮仁宦」家庭，早年頗受其父梁濟（巨川）的影響。青年時代又一度崇信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主義思想。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京津支部，曾熱衷於社會主義，著《社會主義粹言》小冊子，宣傳廢除私有財產制。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師，後升為教授，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闡發其「東方精神文明論」和新儒家思想，在學術界頗有影響。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辦高中，又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推行鄉村建設運動。1925年任山東省立六中（今菏澤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今廣雅中學）校長，他將廣雅精神提煉為「務本求實」四個字，並成為延續至今的校訓。1931年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抗戰活動，曾在重慶北碚辦勉仁書院。1939年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0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次年赴香港辦「民盟」刊物《光明報》並出任社長。1946年，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代表「民盟」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四川北上，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50年後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等職。 1955年，由於批評當時的農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以九十多歲高齡仍然著文、演講，繼續宣傳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與山東鄒平有著不解之緣，在遺囑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於鄒平，現梁漱溟紀念館坐落於鄒平一中圖書實驗樓。

學術思想

　　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其學術思想自定位為：「中國儒家、西洋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畫之根柢」（《朝話》），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他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東西文化觀上，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類型，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的」，與向前看和向後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別。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說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認為只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嘗到「人生的真味」。斷定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缺乏「階級的分野」（《中國文化要義》），因此反對階級鬥爭的理論，以為應該通過恢復「法制禮俗」來鞏固社會秩序，並「以農業引導工業的民族復興」（《鄉村建設理論》）。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等，今編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生平概要

　　梁漱溟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6歲啟蒙讀書，但還不會穿褲子；上了四所小學，學的是ABCD；只有中學畢業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在城市出生成長，然而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一生致力於研究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學者，可是卻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斷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麼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大眾眼中特立獨行的梁漱溟，曾經有過怎樣的苦悶、掙扎或是從容、豁達，曾經給過家人怎樣的慈愛和要求？梁的兩個兒子---梁培寬和梁培恕在退休後，用了20年的時間來重新研究父親、「走近父親」。在他們眼中，有著另外一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對父親留給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財富，兄弟倆稱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編輯先父留下來的各種文字資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東西，留給讀者作一個比較。

　　兒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親對我們完全是寬放的，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

　　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學界(術)泰斗』和"國寶』的桂冠摘下來!」北大教授季羨林在新書中稱要把自己頭上的這幾頂帽子退回去。在季羨林之前，有更多的當代名人對加在他們頭上的桂冠表示過異議。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徹底的一個，這位被稱為是「中國脊樑」的人物在名聲之外有著更多的爭議。

　　「前生是一個和尚」

　　梁漱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學者、哲學家、思想家、活動家、政治家，諸多稱號後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來這都是政學兩界人士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在國家圖書館裡，博碩士論文以梁漱溟為研究對象的專著超過了數十種。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這一說法梁漱溟從未和家人說過，也幾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歲時，參加了中國革命同盟會京津支部，成了一個革命者，隨後又當了《民國報》的編輯及外勤記者，專跑國會，研究西方政治體制在中國的應用。但是，同一段時間，他卻因人生問題之困擾兩度欲自殺，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學，一度想出家當和尚。

　　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徘徊讓他以後的人生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

　　1916年，在其時的內閣司法部任秘書期間，梁曾經杜門研佛三年。「父親很早就開始考慮這些人生問題，後來他給我講過一些佛教故事，釋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讓他心有所戚。他同樣是看見別人窮苦就受不了的人，後來的信佛實際上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憶說。梁漱溟終身不坐人力車，據他自己說是因為年輕時碰見一個老人拉著人力車，內心感到痛楚難忍。

　　其後一年因為研究印度哲學被蔡元培延請到北大，中學畢業而榮登大學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時間，他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專著，1919年《印度哲學概論》問世，其後兩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此書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卻也有自己的規矩，「他沒有禮佛行動，從來沒有去寺廟燒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長子梁培寬說，後來在抗戰時梁漱溟曾帶著學生深入前線，他寫信給梁培寬稱「時人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蓋踐之以。」

　　儘管對佛學鑽研很深，但1918年父親梁濟沉潭自盡後，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而且同樣欣喜萬分。他曾對兒子培恕說：「佛學只能讓少數人受益，可孔子的學說是對大多數人說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過得好的。」培恕說這「下功夫」其實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總結的人生第三種態度：鄭重。

　　多年以後有人稱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歲的時候，海外有報紙稱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報紙念給他聽。他聽完後搖了搖頭，大概是對這樣的稱呼並不贊成。」 梁培寬說，父親梁漱溟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學者、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的稱號都不太認同。

　　梁瀨溟曾對學生說「我與哲學無緣。我不懂什麼叫哲學。我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他自己說他是一個問題中人，不斷在問題中生活，佛學也好，儒學也好，西方的理論也好，都是為了解決他的問題。」梁培寬說，所以當山東孔子研究所的人給他寄來登記表，聘請他為研究所的專家時，他拒絕了，他說：「我不是專家，誰認為我是就讓誰填去。」

　　讓梁培寬記憶猶新的是，父親曾這樣表述自己：「只有志業，沒有職業」。就是說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選擇自己的職業。在梁漱溟看來，由西方功利主義到佛學再到儒學這一切都只是要解決他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

　　最自由的教育

　　「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著說，「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用兩個「最」字來形容並不過分。梁培恕稱自己小學、中學、大學都沒畢業，因為每次都在中途就輟學了，有時因為搬家，有時卻是因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學了。讓梁培恕奇怪的是，父親梁漱溟對他採取了任其自然的態度，後來還是別人勸說才又去上的學。

　　梁培寬在回憶父親時，常說：「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的……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力。他從不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先父認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的，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從不干涉。」

　　梁漱溟這種教育方式貫穿始終，梁培寬亦記得父親從未在學習或者成績上要求過他們兄弟倆。一次梁培寬考試得59分，曾拿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培寬說，父親其實並非對自己要求不嚴，而是他認為這種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負責。梁漱溟甚至把他的這種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試驗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講師的時候完成了他的巨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這一時期顯露出入世濟人的心懷，稱「吾輩不出如蒼生何」。他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在社會改造上，他想出的辦法是「鄉治」。

　　在成功說服軍閥韓復榘後，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東開始他的「鄉村自治」試驗。

　　梁培恕說父親的鄉村運動，最先提法是鄉村建設。父親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創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認為，舊中國傳下來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軌道，是因為舊思想作祟。改造中國，思想是阻礙，不是槍、不是政權。所以他把鄉村建設運動的主旨定為八個字：「團體組織，科學技術」，是要把散漫的、只顧自家自身的農民組織起來搞生產，在生產中學習和運用科學技術。

　　在山東，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有很大「特權」，他的鄒平研究院實際上代行了全縣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試驗時，將鄉、村一級的行政機構全部去掉，在鄒平只保留了一個縣政府。實際上，在鄒平的鄉村試驗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體現出來的「無為而治」，更多的時候，他把功夫用在對農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為當時的「特區」，鄒平縣是不向省里交稅的，每年還要從省里拿一些補助，研究院的知識分子們的工資也都來自於行政。梁培恕認為，當時的「官辦」色彩還是很濃。

　　梁漱溟發起的這一運動因為抗戰被迫中斷了。後來梁培恕又回過幾次鄒平，那裡的人們現在還記得梁漱溟當時辦學校的情景，因為宣布窮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錢上學，當時有好多農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學了。但不收學費也造成了後來學校經費緊張的問題。然而老百姓經濟上確實有了改變，比如會種蠶、種棉花，還開展了手工業，有了化工廠、醫院。但當地人對當初讓大人和老人去認字什麼的，並沒有更多的積極性。「他們其實並不理解我父親在做什麼」，梁培恕說，父親後來也和他談過，可能再多幾年時間效果也不會更好，當時理想主義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著刷子畫紅太陽

　　持「只發言，不行動」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為總路線問題與毛澤東發生當面爭執，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後他成了歷次運動的「老運動員」，「什麼運動都會找父親。"文革』期間，當時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經不大來往了，張申府還是經常來，父親也經常到他那裡去。」 梁培寬說。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親那裡，看到屋子裡掛了一副裱好的對聯，父親在對聯中寫道：「情可無言喻，文期後世知。」上聯是寫給我們兄弟兩個，意思是說他對我們兩個的感情是不用說的，下聯則是期望他的文章能為後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沒怎麼受迫害，梁培恕說這全靠他自己的修養。其時梁培寬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寬和梁培恕同時接到電話，稱「我們是某某中學的紅衛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們回來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趕。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東西扔了一院子。一進門，就被紅衛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寬隨後也趕回來了。兩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著他們燒東西，搜查。

　　梁漱溟其實也吃過不少苦頭，但在和美國學者艾愷教授談到這一段時，他只是說當時「心裡有點不愉快，幾天我就過去了」。他的房子被佔了的時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經是夏末秋初，天氣開始變涼，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臉毛巾系在腰間，以免著涼。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飛機」，回來後一身汗水。

　　「他也挨過打。山東來人調查一個我父親認識的人，讓他揭發，我父親據實回答，也說不出什麼，人家說他不老實，一個巴掌就把他的眼鏡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說，關於這件事，他也沒對艾愷教授講。實際上，他把這事給淡忘了。

　　在梁培恕記憶中，還有一件事情令他記憶深刻。那時革命群眾流行畫紅太陽，街上到處是旭日、大海，前門大街上的鋪子整個就是紅彤彤的了。梁漱溟還上街買顏料，也跟著去外面牆上畫。集體挖防空洞的時候，梁漱溟也積极參与，有一次因為遲到還很自責地將此事寫進他的日記里。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親是贊同的，因為他是想清楚了，認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絕對不會去做這類事情的。

　　最大的樂趣是思考問題

　　一向頗為嚴肅的梁漱溟在家裡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記憶中，父親的確很少開懷大笑，但是他並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愛好和人討論，也愛好書法。但他最大的愛好卻是思考問題。

　　梁培寬對此印象頗深：「父親當時做鄉村工作的時候，大家一起談到各自的愛好。有人說喜歡下棋，有人說喜歡旅遊。問到他，他說，我的樂趣就是思考問題。我要有時間的話，就要思考問題。他常對別人說，你看我最閑的時候，其實是我最忙的時候。你看著我坐在那裡似乎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其實我的思想已經跑得很遠很遠了。」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有思想，而且本著自己的思想去行動的人。

　　因為思考問題，梁漱溟經常失眠。腦子一開動起來，很難剎住車。後來到北大教書，因為失眠，他還向學校提出過辭職。每隔一段時間，梁漱溟會躲起來安靜思考、潛心推究。

　　梁漱溟耗時最長的志業，在於溝通中西文化鴻溝。「"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後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種種言論，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人的譏評。但從後來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都不能輕易斷言。

　　1955年7月，梁漱溟開始寫《人心與人生》自序。梁培恕回憶，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園，先生說起他即要動手寫的《人心與人生》，以平靜而深沉的聲音說，「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書完成以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

　　與毛澤東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裡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梁漱溟回憶說：「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

　　1950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請他到自己家裡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於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當毛澤東得知他還借住在親戚家裡時，馬上派人安排，讓他住進頤和園內的一處小院里。

　　在這段時間裡，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融洽，經常來往，兩人之間有時談得興高采烈，有時又不歡而散。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係，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後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梁漱溟說道：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

　　對於梁漱溟的發言，毛澤東很不以為然，他在講話中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須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此後幾天，會議對梁漱溟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梁漱溟震驚不已。他的牛脾氣又犯了，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並與毛澤東激烈爭吵，直到有人在會場上大喊「梁漱溟滾下台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

　　隨後，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30年後，90歲高齡的梁漱溟談及此事，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與毛澤東爭吵之後，梁漱溟開始深居簡出，很少開口。1956年11月，在「大鳴大放」的高潮中，許多朋友認為梁漱溟應當出來說說話，出出氣，但梁漱溟沉住氣，決定旁觀一段時間，結果，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鬥爭中，那些朋友當中的許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卻僥倖躲過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全國，梁漱溟也在劫難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棲身於北京鼓樓鑄鐘廠兩間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補戴了一頂「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參加政協組織學習近一個月，卻一言不發。於是，有人說梁漱溟與孔子有著割不斷的「階級感情」。梁漱溟終於開口了，他花了兩個半天時間，講自己對「批林批孔」的意見。他說，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從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所以我不批孔，至於批林，我認為林彪談不上有什麼政治路線，不過一心要搞政變奪權而已。

　　梁漱溟這番話一出口，政協學習組立即開始批判梁漱溟。從1974年2月到9月，先後6個月地分小組批判，然後是兩個月的批判大會。然而，當組織者詢問梁漱溟有何感想時，他卻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1976年，「四人幫」垮台，在「兩個凡是」籠罩的氣氛中，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時，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沒有開始，梁漱溟的話可謂先聲奪人。

　　1979年初，全國第五屆政協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梁漱溟當選為政協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這次會議上再次向「文革」開了火，時年他已85歲。

　　當時，儘管一批老幹部在私下場合對「文革」已經開始否定，對「兩個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見，但公開講話否定「文革」的還沒有，梁漱溟是第一個。

　　10個月之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梁漱溟擔任了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終於迎來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歲高齡的梁先生坦然告別人世。有人慨嘆，一個入世的知識分子是很難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會吶喊、激憤、憂傷、痛苦，而這常常不免傷及他們的身心，影響他們的個人生活，甚至使他們短壽。像梁漱溟這樣，一輩子都直道而行，卻又能活到95歲的高齡，不能不說是一個生存的奇蹟。

　　附：梁老先生「文革」打油詩

　　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知識有。

　　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滿街走。

大事年表

　　1893年 1歲夏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於北京。

　　1898年 5歲由孟老師講授《三字經》、《地球韻言》。

　　1899年 6歲入中西小學堂讀書。

　　1901年 8歲入南橫街公立小學堂讀書。

　　1902年 9歲入蒙養學堂讀書。

　　1903年 10歲在家隨劉訥讀書。

　　1905年 12歲入江蘇小學堂讀書。

　　1906年 13歲入順天中學堂讀書。

　　1907年 14歲本年開始讀梁啟超主編之《新民叢報》和《新小說》等出版物。自稱此時開始思考苦樂問題。

　　1910年 17歲甄元熙來順天中學讀書，梁漱溟與其討論中國政治改造問題。本年開始閱讀立憲派之《國風報》、革命派之《民立報》。

　　1911年 18歲中學畢業。畢業前參加了京津同盟會。

　　1912年 19歲任《民國報》編輯兼外勤記者。總編輯孫炳文為其擬「漱溟」作筆名。本年開始讀佛典。

　　1913年 20歲正月赴西安期間開始素食。年初，讀幸得秋水《社會主義之神髓》，年末寫出《社會主義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願出家為沙門。

　　1914年 21歲 2月，在《正誼》發表《談佛》。

　　1916年 23歲 9月，在《東方雜誌》發表《究元決疑論》。蔡元培聘請先生到北京大學任教。

　　1917年 24歲欲往衡山出家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學任教，為哲學門三年級講授印度哲學概論。

　　1918年 25歲 3月，在北大哲學門研究所開始講授佛教哲學。10月，在研究所開設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學概論》。

　　1919年 26歲 1月，與陳大齊等人在北大發起組織哲學研究會。5月，北京爆發學生運動，先生在《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6月，開始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欲以此書為《孔家哲學》、《唯識述義》兩書之「引子」。

　　1920年 27歲 1月，《唯識述義》第一冊出版。本年春，閱讀《東崖語錄》有感，遂放棄出家之念。暑假，訪問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向歐陽竟無介紹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學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記錄自10月始刊於《北京大學日刊》 。

　　1921年 28歲暑假間應山東省教育廳邀請赴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0月， 該講演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間決定過農家生活，年末與黃靖賢女士結婚。

　　1922年 29歲年初訪太原，結識衛中並參觀其所辦學校。12月，發表《曲阜大學發起和進行的情形並我所懷意見之略述》。 　1923年 30歲 9月，在北京大學開設「孔家思想史」課程。 　1924年 31歲 8月，發表《重華書院簡章》。秋，應邀前往山東菏澤任省立第六中學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歲春，返回北京。後與熊十力及山東六中部分學生住什剎海講學。

　　1926年 33歲 1月，與師友遷居萬壽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學。講《人心與人生》。

　　1927年 34歲 1月，應邀為北京高校講演《人心與人生》、《我對於心理學上見解的變遷》等。

　　1928年 35歲春，訪南京陶行知所辦曉庄師範學校。7月，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在廣州期間，代李濟深任廣東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提出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案及試辦計劃大綱。9月，發表《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並為廣東地方警衛隊編練委員 會講演鄉治問題。

　　1929年 36歲 2月，北大考察江蘇、河北、山西等處的村政實驗。秋，赴河南輝縣參與籌辦村治學院。11月，發表《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

　　1930年 37歲 1月，河南村治學院開學，任教務長。6月，主編《村治》，於該刊發表《主編本刊之自白》、《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等文。11月，發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1931年 38歲 1月，赴山東鄒平籌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6月，該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

　　1933年 40歲 2月，教育部召開民眾教育家會議，推選先生等五人起草民眾教育在教育系統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負責執筆，寫成《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同時，被教育部聘為民眾教育委員會委員。10月，接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

　　1937年 44歲 3月，《鄉村建設理論》出版。8月，作為國防參議員出席參議會。

1939年 46歲 11月，與黃炎培等人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 　

1940年 47歲 夏，在四川璧山來鳳驛創辦勉仁中學。

　　1941年 48歲 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任常務委員，並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創辦《光明報》，途經桂林時在廣西大學講學兩個月。

1942年 49歲 2月，赴桂林，開始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6年 53歲 5月，任民盟秘書長，參與國共和談。9月，勉仁國學專科學校在重慶北碚成立，1948年改為勉仁文學院。11月，國共和談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9年 56歲夏秋間，晉謁貢嗄上師，領取無上大手印，接受灌頂。自8月初至9月初，與羅庸、謝無量等在北碚縉雲山上修習藏密功法。11月，《中國文化要義》出版。

　　1950年 57歲 9月，向中共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研究所。10月，寫作《中國建國之路》。

1952年 59歲 8月，向毛澤東提出去蘇聯作學術研究，未果。 　

1956年 63歲 8月，居京西八大處習靜。

　　1960年 67歲開始寫作《人心與人生》。

　　1966年 73歲 「文化大革命」開始。8月，先生被趕出居室，暫住小屋內。9月至11月寫出《儒佛異同論》。

　　1974年 81歲 1月，寫作《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並在政協學習會上講演。

　　1975年 82歲 7月，完成《人心與人生》。重新寫作《東方學術概觀》。

　　1984年 91歲《人心與人生》出版。中國文化書院於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務委員會主席。

1985年 92歲 3月，在中國文化書院第一屆講習班上講演。　　

1986年 93歲 11月，《東方學概觀》出版。

　　1988年 95歲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園。

馬一浮---「儒釋哲一代宗師」

一、中國國學大師、原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馬一浮（1883—1967）先生，中國國學大師、一代儒宗，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釋哲一代宗師」之稱；周恩來總理曾稱他是「我國當代理學大師」；是引進馬克思《資本論》的中華第一人；亦是詩人和書法家。

　　馬一浮先生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後字一浮，號湛翁，別署蠲翁、蠲叟、蠲戲老人，男，漢族，浙江紹興人。少年時讀書，過目能誦，時稱神童。早歲應浙江鄉試，名列榜首，後與馬君武、謝無量在上海創刊《二十世紀翻譯世界》傳播西方文化，時有「天下文章在馬氏」之譽。

　　1899年赴上海學習英、法、拉丁文。 1903年6月，赴美國主辦留學生監督公署中文文牘，後又赴德國和西班牙學習外語。1904年東渡至日本學習日文；1911年回國，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傳西方進步思想。辛亥革命後，潛心研究學術，古代哲學、文學、佛學，無不造詣精深，又精於書法，合章草、漢隸於一體，自成一家。應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學任教，蔣介石許以官職，均不應命。抗日戰爭爆發後，應竺可楨聘請，任浙江大學教授，又去江西、廣西講學；1939年夏，抗戰期間在四川樂山創辦「復性書院」，任院長兼主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館館長，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是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會特邀代表。

　　馬一浮先生擅長書法，各體皆備，碑帖兼取，尚古而脫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隸書，行草運筆俊利，章法清逸而氣勢雄強，橫劃多呈上翻之勢，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氣格高古；隸書取精用弘，形成用筆溫厚、結體瀟洒之特點。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韻致。

　　馬一浮先生工詩詞，喜吟哦，他對文字學、古典文學及哲學均深有造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種外文。著述甚富，主要有《泰和會語》《宜山會語》《復性書字講錄》《爾雅台答問》《爾雅台答問繼編》《老子道德經注》《馬一浮篆刻》《蠲戲齋佛學論著》《蠲戲齋詩編年集》《避寇集》《朱子讀書法》等，所著後人輯為《馬一浮集》。

　　目前，在浙江省杭州西湖蔣氏山莊建有「馬一浮紀念館」

二、人物評論

　　《理學大師馬一浮》

　　近年來，海內外學術界對於近現代儒學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相當熱門，其中對那些自構體系、融會西學的所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諸如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已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文和專著，廣為人們所知。然而，有一位被周恩來總理稱之為「我國當代理學大師」①的馬一浮，卻鮮為人提及。究其原因，可能與馬一浮從不標新，更不自構體系，而始終只是默默地潛心體究宋明理學，躬自踐行中國傳統文化的為人精神，匿居陋巷，不求聞達等有關。這在今日著眼於「新」的學人們看來，馬一浮似乎偏於「仍舊貫」，對傳統儒學沒有多少新的發明，因而未予重視和研究。

　　其實，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與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齊名的儒家學者。他對於傳統儒家文化，特別是宋明理學的深刻研究和體驗，是時人所公認的。眾所周知，熊十力是極少稱許別人的，但是他對馬一浮卻推許說：「馬先生道高識遠」（《十力語要》卷二《與賀昌群》）。賀麟則評論說：「馬先生兼有中國正統儒者所應具備之詩教禮教理學三種學養，可謂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的僅存的碩果。」又說：「他尤其能卓有識度，灼見大義，圓融會通，了無滯礙」（《當代中國哲學》第一章，《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所以，研究和分析一下馬一浮的思想路向，對於把握近現代儒學發展的全貌，也是極有意義的。

　　馬一浮，單名浮，一浮是他的字，號湛翁，別署蠲戲老人、蠲叟等，浙江紹興人。生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①死於1967年。他自幼飽讀詩書，1898年，十六歲時，應縣試，名列會稽縣案首（第一名）。②青年時，他與同鄉馬君武、馬敘倫游，風華正茂，「各自負以天下為任」，然而不久後，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與古人為伍，不屑於世務。」（引自馬敘倫：《石屋余瀋》「馬君武」篇）大約從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潛心研究儒、釋、道等中國傳統文化。著名畫家豐子愷在其隨筆《陋巷》一文中，稱馬一浮為「今世的顏子（淵）」，在記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馬一浮居處訪問時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說：「先生照舊孑然一身地隱居在那陋巷的老屋裡，兩眼照舊描著堅緻有力的線而炯炯發光，談笑聲照舊愉快。」（引自《緣緣堂隨筆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這段充滿感情的文字，生動地描繪出了馬一浮二十年間樂道不疲的精神。

　　抗日戰爭爆發後，激發起了馬一浮的一片愛國熱情。他打破「平生杜門」，「未嘗聚講」（《泰和宜山會語卷端題識》）的守則，在南下避難的旅途中，第一次應當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邀，出山講學，先後於江西的泰和與廣西的宜山為浙江大學的學生開設「國學講座」。關於開設這個講座的意義，他是這樣說的：「其意義在使諸生於吾國固有之學術得一明了認識，然後可以發揚天賦之知能，不受環境之陷溺，對自己完成人格，對國家社會乃可以擔當大事。」（《泰和會語》，「引端」）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學家張載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來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豎起脊梁，猛著精彩」，「養成剛大之資，乃可以濟蹇難」（同上，「橫渠四句教」）。可見，他是把對學生的抗戰愛國教育，貫穿於這些講座之中。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烏尤寺創建了「復性書院」，擔任主講，講明義理，選刻古書，培養了一批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人才。可以說，整個抗戰時期，也是馬一浮學術活動最活躍的時期，他的主要學術思想著作都是這一時期發表的。

　　抗戰勝利後，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隱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圖書館，繼續選刻古書。解放後，他擔任過浙江省文史館館長、全國政協委員等職。但遵照周總理的指示，不以俗務打攪，讓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蔣庄）安心著書立說，頤養天年。然而，在十年浩劫中，他也未能倖免。

　　馬一浮學術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泰和宜山會語合刻》（二卷，附錄一卷）、《復性書院講錄》（六卷）、《爾雅台答問》（一卷）、《爾雅台答問續編》（六卷）等①。馬一浮同時又是一位第一流的詩人和書法家。他已出版的詩集有《蠲戲齋詩前集》、《避寇集》附《芳杜詞剩》、《蠲戲齋詩編年集》等，總稱之為《蠲戲齋詩集》。近聞，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單位將集資合作整理出版馬一浮的全部著作，這將為研究馬一浮學術思想、詩文書法，乃至近現代儒學的發展等，提供極大的方便。

　　馬一浮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理論，從形式上來看是相當固守傳統的。如他的一個最主要的觀點就是認為，全部中國文化都可以統攝於「六藝」之中，即所謂：「國學者，六藝之學也」（《泰和會語》，「楷定國學名義」）。這裡的「六藝」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六經」。但馬一浮更喜歡用「六藝」這一名稱，因為它不僅是呆板地指六部經典，而是廣義地指六類或六個部門的文化學術或教化。他認為：「此（六藝）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同上）不僅如此，他還認為，「六藝」也可統攝西來的一切學術。簡而言之，「自然科學可統於易，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可統於春秋」，「文學藝術統於詩樂，政治法律經濟統於書禮」。換一角度說，西方學術文化無非統攝於真、善、美三種價值，這也都包含於六藝之中。「詩書是至善，禮樂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總而言之，「全部人類之心靈，其所表現者不能離乎六藝也；全部人類之生活，其所演變者不能外乎六藝也」。世界無論在空間上還是在時間上，「更無有一事一理能出於六藝之外者」，「世界人類一切文化最後之歸宿，必歸於六藝」（同上，「論西來學術亦統於六藝」）。這裡顯然有許多牽強附會之說，不足為取。但他當時所以要如此突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目的在於提高人們對自己民族文化價值的認識，而不致陷於自鄙和盲目崇洋。正如他說的：「今人捨棄自己無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緒餘以為寶，自居於下劣而奉西洋人為神聖，豈非至愚而可哀！」（同上）就這方面來講，在當時抗戰的環境下，也不能說一無意義。

　　關於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馬一浮則站在了唯心史觀的立場上，認為完全是精神的產物。他反覆聲稱：「一切道術皆統攝於六藝，而六藝實統攝於一心，即是一心之全體大用也。」（同上，「論六藝統攝於一心」）又說：「天下萬事萬物不能外於六藝，六藝之道不能外於自心」，「六藝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義理」。因此，在文化、學術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義理，終無入頭處」。他說，這些道理說來簡單，卻是他「自己體驗出來」的。他從這種文化觀出發，對於人類的文化，特別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充滿了堅強的信心。他認為，只要「天地一日不毀，此心一日不亡，六藝之道亦一日不絕。人類如欲拔出黑暗而趨光明之途，舍此無由也」（《宜山會語》，「說忠信篤敬」）。更說：「國家生命所系，實繫於文化，而文化根本則在思想。」（《泰和會語》，「對畢業諸生演詞」）這裡，他把文化的社會歷史作用誇大到了極點，在理論上顯然是錯誤的。但是，他卻真誠地相信，人們只要有這樣的信心，能按照他的體驗去踐行（即「反求自心之義理」），那才「不辜負自己，不辜負先聖」，而這正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難所不能入的」（同上）根本之所在。他以此作為個人品德和操守的修養信條，一生中始終表裡如一，堅定不移地講論和踐行，其精神確實令人敬佩不已。

　　馬一浮十分推崇《論語》一書。他認為，《論語》一書，其大義「無往而非六藝之要」。他說：「《論語》有三大問目：一問仁，一問政，一問孝。凡答問仁者，皆詩教義也；答問政者，皆書教義也；答問孝者，皆禮樂義也」。而「易為禮樂之原，言禮樂則易在其中」；「春秋為詩書之用，言詩書則春秋在其中」。又，他舉出《論語》中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章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為「於遷流中見不遷，於變易中見不易」；「予欲無言」章為「顯性體本寂而神用不窮」等，為「易教之大義」。「正名」則為「春秋大用」之要（《論語大義》，見《復性書院講錄》卷二）。馬一浮又嘗言：「六藝之旨，散在《論語》，而總在《孝經》。」（《泰和會語》，「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經》一書。他認為，「六藝皆為德教所作，而《孝經》實為之本；六藝皆為顯性之書，而《孝經》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該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該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為六藝之根本，亦為六藝之總會也。」（《孝經大義》，見《復性書院講錄》卷三）馬一浮的《論語大義》和《孝經大義》二書，提綱挈領，條理清晰。若能讀此二書，則對於他「六藝論」的文化哲學之要旨，也就大致可以把握了。

　　如上所述，馬一浮認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學術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義理，終無入頭處」。因此，他反覆強調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於「發明自心之義理」，而且說：「須知教相多門，各有分齊，語其宗極，唯是一心。從上聖賢，唯有指歸自己一路是真血脈。」（《爾雅台答問》卷一，「答張君」）在這一根本觀點上，他與熊十力、梁漱溟等是完全一致的①，只是在具體論述和踐行上，則誠所謂「各有分齊」了。馬一浮認為，把哲學分成本體論、認識論、經驗論、方法論等，乃是從近代哲學開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體驗所得以為說」（同上，「答程澤溥一」），其學「內外本末只是一貫」（同上，《續編》卷二，「示張德鈞」）。所以，在他的講學中，從不分什麼本體論、認識論等等，而只是要人們「向內」、「求己」，並一再聲明，書院教育的宗旨是「要在原本經術，發明自性本具之義理」（同上，卷一，「答許君」），是「重在求己」（同上，「答劉君」），或者說「以求己為先，多聞為後」（同上，「答程澤溥一」），等等。可以說，在馬一浮那裡，全部文化或哲學問題，以及全部教育問題，都只集中在一點上，即「發明」和「反求自心之義理」。他的文化觀和哲學思想是徹底的唯心主義。

　　馬一浮在闡發理學思想上，能夠很好地融會程朱、陸王兩派的思想、方法。他認為，「義理之學最忌講宗派立門戶，……先儒臨機施設，或有抑揚，皆是對治時人病痛，不可執葯成病。程朱陸王並皆見性，並為百世之師，不當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須善會，實下工夫。」（同上，「答吳君」）他批評那些對朱陸異同爭論不休的人說：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機用，妄生同異，只是瞎漢贓誣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詣邪？」其實，「程朱陸王豈有二道？見性是同，垂語稍別者，乃為人悉檀建化邊事耳（按：「為人悉檀」乃佛教用語，意思是根據各人不同的根機和能力，而為之說各種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臨機施設，對症下藥的意思）」（同上，「答任君」）。他在融合程朱陸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誠如賀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窮理，解釋經典，講學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習復性，則接近陸王之守約。」（《當代中國哲學》第一章，《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

　　馬一浮不僅主張破除程朱陸王的門戶之見，而且主張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內部的種種門戶之爭。他認為，「末流之爭，皆與其所從出者了無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於派別門戶之爭，都是由於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過也」。其實，「大量者（識廣寬容者）用之即同，小機者（識淺量狹者）執之即異。」人們應當明了，「總從一性起用，機見差別，因有多途」（《復性書院講錄》卷一「讀書法」），「儒佛禪道總是閑名」（《爾雅台答問》卷一「答任君」）；「從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並不相礙也。無論儒佛，凡有言教，皆以明性道為歸」（同上，《續編》卷五「答黃君」）。因此，只要是「以明性道為歸」的，那麼「盡心知性亦得，明心見性亦得；養本亦得，去障亦得；當下便是亦得，漸次修智亦得」（同上，卷四「示鮮季明」）。由此可見，他對於儒釋道的融會，可說是已達到了「圓融無礙」的境地。他能「隨意拈取老、庄、釋典以闡揚儒家宗旨，不惟不陷於牽強附會，且能嚴格判別實理玄言，不致流蕩而無歸宿」（同前引賀麟著）。

　　馬一浮主要是從四個方面來闡發他的理學思想的，這也就是他在《復性書院學規》中提出的「可以終身由之而不改，必適於道」的四點：「主敬」、「窮理」、「博文」、「篤行」。他指出：「主敬為涵養之要，窮理為致知之要，博文為立事之要，篤行為進德之要。」（《復性書院講錄》卷一）

　　具體說來，馬一浮認為，涵養對於每一個人來講都是十分重要的。他引孟子關於「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告子上》）之說來作論證。他認為，人心之本體原本是「虛明不昧」、「含容深廣」的，然而由於「為氣稟所拘，故不免褊小而失其廣大之量」；由於「為物慾所蔽，故不免昏暗而失其覺照之用」。總之，都是由「氣奪其志」而造成的。要把持住「志」而不使其暴失，則必須用涵養，而涵養之關鍵，則在於「主敬」。所以，他強調說：「須知敬之一字，實為入德之門。此是聖賢血脈所系。」（《復性書院講錄》卷一）

　　「窮理為致知之要」是這四句中的重點。在談到「理」的問題時，馬一浮總是聯繫「氣」和「事」來說，強調「理氣」、「理事」的「一源」和「無間」。他繼承程朱的思想說，「有氣必有理」，「離氣則無以見理」，「無此理則氣亦不存」，「理氣同時而具，本無先後，因言說乃有先後」等等。同時，他也進一步發揮道：「太極未形以前，沖漠無朕，可說氣在理中；太極既形以後，萬象森然，可說理在氣中。」他還結合「易」的三種含義來闡發理氣的關係，說：「氣是變易，理是不易，全氣是理，全理是氣，即是簡易。」這是一種新的解釋，誠如他自己所說的，「此是某楷定之義，先儒釋三義未曾如此說。」（《泰和會語》「義理名相一」）以後，他又把「易」之三義與佛教所說的「體、相、用」三大貫通起來，認為「不易是體大，變易是相大，簡易是用大」（《復性書院講錄》卷二「論語大義七」）。從而使理氣的體用關係，得到了更為生動細緻的說明。關於「理事」關係，他則一再強調「事外無理」和「理事雙融」。

　　在「理」的問題上，更重要的還有一個「理」與「心」的關係問題。在此問題上，馬一浮竭力調和程朱和陸王的差別，而堅持的則是「心外無理」的觀點。他解釋朱熹的「格物致知說」說：「朱子釋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致知為推極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於心，則理不在心外明矣。」按照馬一浮所引朱子的話，實在是很難得出他所推論的結論的，顯然他是想挽救朱子向外窮理的支離繁瑣，而有意這樣來推解的。他還說：「格物即是窮理，異名同實」，那麼他為什麼採用「窮理」一名，而不採用「格物」之名呢？他解釋說：「只為從來學者都被一個物字所礙，錯認物為外，因而再誤，復認理為外。」因此，他堅定地認為，「心外無物，事外無理，事雖萬殊，不離一心。一心貫萬事，即一心具眾理。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無理，亦即心外無事。」他還引用佛教的理論來作佐證，說：「佛氏亦言，當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心生法生，心滅法滅，萬行不離一心，一心不違萬行。」他的這些論證，最終是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覺自證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詮表，只是勉強描模一個體段，到得此理顯現之時，始名為知。」（同上，卷一「學規」）這也就與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反求自心之義理」銜接起來了。可以說，窮理致知是馬一浮理學思想的核心，從這裡出發，又回歸這裡。

　　馬一浮說：「窮理主于思之意多，博文主於學之意多。」所以，「博文為立事之要」的意思，主要是強調必須多學多識，才能正確而果斷地處理各種行事。他十分重視學習，要求學者達到「通而不局」、「通而不執」，並且認為只有那些「足以盡天下之事相而無所執礙者，乃可語於博矣」。（同上）他也十分注意學習方法，專門寫了一篇「讀書法」，來指導求學者。他認為，讀書的關鍵在於得意、窮理，否則就成了「讀死書」，「買櫝還珠」，毫無用處；再則，讀書雖然屬於窮理博文方面的事，但也必須付諸篤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否則豈不是「玩物喪志」，自欺欺人。他總結讀書之道，概括為四點：「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雜，三曰密而不煩，四曰專而不固。」具體地說：「執一而廢他者，局也；多歧而無統者，雜也；語小而近瑣者，煩也；滯跡而遺本者，固也。」反之，「通則曲暢旁通而無門戶之見，精則幽微洞徹而無膚廓之言，密則條理謹嚴而無疏略之病，專則宗趣明確而無泛濫之失。」總而言之，「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辨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讀書之道盡於此矣。」（同上，「讀書法」）馬一浮在這裡所講的讀書之道，完全是他的切身體會，經驗之談，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篤行為進德之要」也是這四句中的要緊之處。強調篤行，是馬一浮理學思想的落實處。他解釋說，德是指內在的品德，即所謂「自其得於理者言之」，而行是指外在的行為，即所謂「自其見於事者言之」。所以，德和行就像理和事的關係那樣，只是表示內外的名稱，而不是無關的兩件事。篤的意思則是指「充實而有恆」。他認為，德有「性德」和「修德」之別，前者是先天本具的，而後者則是通過修養得到的。但是，學者也必須知道，「性德雖是本具，不因修證則不能顯。」因而，所謂「篤行為進德之要」，也就是講的「因修顯性」。他嚴厲批評「執性廢修」的謬見，並借用佛教「性修不二」①的說法，來強調「聖人之教在因修顯性，決不執性廢修」（《爾雅台答問續編》卷二「示張德鈞」）的思想。他說：「理雖本具，亦要學而後明，精義入神，方能致用，所以說性修不二。專言守良心，便是執性廢修。」（同上，卷三「示楊霞峰」）他更發揮說：「全性起修，即本體即功夫；全修在性，即功夫即本體。修此本體之功夫，證此功夫之本體，乃是篤行進德也。」換言之，他認為，「行有欠缺，即德有欠缺；行有間斷，即德有間斷。故雖曰性德無虧，亦須篤行到極至處始能體取。」（《復性書院講錄》卷一「學規」）這裡，馬一浮所講的「性修不二」，其核心也就是他說的「修此本體之功夫，證此功夫之本體」，也就是說，從心出發再返回到心，充分表達了他的一切唯心的根本立場。不過，就他強調篤行的重要性來講，也還是有一定意義的。他十分讚賞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理論，認為佛教講「悲智雙融」，儒家講「仁智一體」，這方面只有「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見得此意」（同上，卷一「示張立民」）。他說：「說食不飽，數寶不富」（同上，「示吳敬生」），所以如果把聖人的教導「只作一種知解、一種言說領取，而不肯篤行，則是辜負自己，辜負先聖」（《復性書院講錄》卷一「學規」）。以上，僅就馬一浮理學思想中的部分主要觀點作了一些簡要的介紹，至於他融通儒佛方面的許多精彩論述，則由於篇幅關係，當容另撰專文介紹。（本文原載於《中國當代理學大師馬一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文章注釋

　　① 轉引自蔡惠明：《馬一浮居士的佛教因緣》，載《法音》雜誌1988年第1期。

　　① 馬敘倫《石屋余瀋》「馬君武」篇載：「一浮長餘二歲」，馬敘倫生於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據此知馬一浮生於1883年。張中行《負暄瑣話》「馬一浮」篇說：「馬先生生於清光緒八年（1882），比魯迅先生小一歲」，恐由推算致誤。

　　② 這一年魯迅先生弟兄二人也參加了縣試，周作人在《知堂問想錄》「再是縣考」一文中，據當年日記的記載，回憶說：「會稽凡十一圖（按，每圖五十名）：案首為馬福田，予在十圖三十四，豫才兄三圖三十七，．．．．．．馬福田即是浙江的名流馬一浮」。

　　①這些著作都收在馬一浮編《復性書院叢刊》的「儒林典要」類第三輯中。《叢刊》分「群經統類」（其中又分初、甲、乙三編）和「儒林典要」（其中又分一、二、三輯）兩大類，收入了許多重要的宋明理學家著作，為研究宋明理學提供了一批註釋和版本都極好的原始資料。

　　① 如熊十力在講到他的《新唯識論》的根本精神時說：「哲學不僅是理智與思辨的學問，尤在修養純篤，以超越理智而歸乎證量（按：即反求自證）。《新論》根本精神在是，中土聖哲相傳血脈亦在是。」（《十力語要》卷三，「王准記語」）

① 馬一浮在此自注說：「性修不二是佛氏言，以其與理氣合一之旨可以相發明，故引之。」（《泰和會語》「義理名相二」）

三、詩詞列表

　　觀物

　　千人針

　　悵望

　　春日懷歸簡浙中故舊

　　即事

　　春望

　　暝

　　得嗇庵見和人日詩再答一首

　　屈原、杜甫，千古詩人之宗也，欲作淳風祠祀

　　鄉思

　　閑居即事寄嗇庵

　　夜聞風雨，晨起見雪

　　遣暑擬寒山詩（二首）

　　雜感（十三首）

　　續詠古

　　雜釋

　　黑龍江 峨眉幽邃處以江名溪，詫人耳。峽下

　　望雨 夢中聞雨，醒而知其誤。望雨之情，不

　　中秋前夕寄懷天樂

　　九日登凌雲峰歌

　　疾

　　謝禪客

　　秋夜

　　聞雁

　　送朱鐸民如南華禮虛雲長老

　　社戲

　　復陰

　　早寒

　　晚鐘（十六首）

　　述詩

　　答樊漱圃

　　遠征軍

　　翠鳥

　　客去

　　養生

　　詩三昧

　　寒夜

　　遣病口號

　　山居銷夏（八首）

　　山中卉木序（二首）

　　夜聲

　　夜坐

　　月夜獨望

　　八月十五夜月

　　松生垂詢近狀，書此奉簡

　　禁詩

　　短歌行

　　夜聞風雨

　　九日登爾雅台

　　和嗇庵山中雜題二十二絕（三首）

　　答王敬身西安見懷，仍用人字韻

　　清明

　　暴雨壞籬，庭中積潦成澤，雨過口占

　　雨後

　　伏漲

　　題《龍氏母霜寒補衣圖》

　　見風飄墜葉偶題

　　孤斟

　　憶桐廬故居

　　自贈

　　行客嘆

　　移桐廬所留殘書新至，喟然有述

　　千人針　　

　　遊子征衣慈母線，此是太平桑下戀。

　　島夷卉服亦人情，何故云鬟偏教戰。

　　街頭日日聞點兵，子弟家家盡遠征。

　　傾城歡送皇軍出，夾道狂呼萬歲聲。

　　眾里抽針奉巾帨，不敢人前輕掩袂。

　　一帨千人下一針，施與征夫作蘭佩。

　　大神並賜護身符，應有勛名答彼姝。

　　比戶紅顏能愛國，軍前壯士喜捐軀。

　　拔刀自詡男兒勇，海陸空軍皆貴寵。

　　白足長憐鹿女痴，文身只是蝦夷種。

　　徐福乘舟去不回，至今人愛說蓬萊。

　　豈知富士山頭雪，終化昆明池底灰。

　　八紘一宇言語好，到處殺人如刈草。

　　蛇吞象骨恐難消，火入松心還自燎。

　　蓽路戎車勢無兩，水碧金膏看在掌。

　　明年《薤露》泣荒原，一例桃根隨畫槳。

　　千人針變萬人坑，尺布何能召五丁。

　　羅什當筵食蒺刺，佛圖隔陣訝風鈴。

　　四海爭傳新秩序，河間織女停機杼。

　　秦都閭左已空閨，夏後中興無半旅。

　　君不見櫻花上野少人看，銀座歌聲夜向闌。

　　板屋沉沉嫠婦嘆，朱旗猶夢定三韓。

　　編者註：此詩乃馬一浮先生用極其辛辣的手筆譏諷了侵華日軍用「千人針」這樣的底褲穿在身上「防身」、「迷信」、「怕死」的醜態。

　　觀物

　　無用為時賤，忘身自古難。

　　風高知野曠，雪盡入春寒。

　　山鳥頻驚獵，江船逆上灘。

　　物情良不遠，避世敢求安？

　　春日懷歸簡浙中故舊

　　龍鍾猶遠道，鶯語入新年。

　　迢遞三巴路，凄涼故國弦。

　　亂流趨瘴海，白霧失春天。

　　仰羨歸飛燕，移檣近柳邊。

四、著作要目

　　1、《泰和會語》（《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論西來學術亦統於六藝》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2、《宜山會語》（《釋學問》、《釋義理名相》）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3、《復性書院講錄卷一》（《學規》、《讀書法》、《通治群經書目舉要》）復性書院木刻本，1939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4、《復性書院講錄卷二》（《群經大義總說》、《論語大義》）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5、《復性書院講錄卷三》（孝經大義）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6、《復性書院講錄卷四》（《詩教緒論》、《禮教緒論》）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7、《復性書院講錄卷五》（《洪範約義》）復性書院木刻本，1941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8、《復性書院講錄卷六》（《觀象卮言》）復性書院木刻本，1942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9、《爾雅台答問》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10、《爾雅台答問續編》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11、《濠上雜著》（《太極圖說贅言》、《爾雅台答問補編》）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12、《蠲戲齋文選》（《諸子會歸總目序例》、《與蔣再唐論儒佛義》、《與賀君昌群論玄義諸書舉略》）整理稿。

　　13、《蠲戲齋文選》（《與熊十力論學》、《與曹赤霞論學》、《與葉左文論治史》）整理稿。

　　14、《蠲戲齋詩詞選》（《避寇集》、《芳杜詞剩集》）復性書院木刻本，1943年；台灣自由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