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 1980 年代，選擇與迷惘，幻想與失去 | 新書

07-08

上世紀 80 年代，一個正從荒誕中突圍的時代，社會漸漸的擺脫貧窮，人們也逐漸釋放人性中一些真實的東西，漫談理想，尋找自由，每個人都開始建造屬於自己的美好烏托邦。那或許是一個被過度美化的烏托邦，但它承載著許多曾有的輝煌。
《喜劇作家》是學者止庵首部短篇小說作品，他用五部小說重溫 1980 年代。我們看到年輕的孤獨的江湖遊俠們的選擇與迷惘，幻想與失去，更是作者還有我們自己，對自由以及理想的又一次深度探索。止庵說，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同時也清楚地知道他尋找不到；這些動著的人和車，這些不動的房子和牆——那個懷抱，那種安慰，他尋找不到了。

略談我寫小說的事

止庵

一九七三年夏天，父親在家閑居無事，起念要教授子女們學習寫作。我們兄弟姐妹經常聚在院里的槐樹下，聽他侃侃而談。主要講怎麼寫小說，也曾講到散文，但是好像沒有人提出要學寫詩。大哥和姐姐都曾記有筆記，可惜未能保存下來。我那時還小，只能算旁聽生，可是若論習作，卻要屬我寫得最多，大哥和姐姐大概各自只寫過一兩篇東西，二哥有一次也說要寫小說，但是起了個頭兒就停筆了。那時他們戶口都在鄉下，前途未卜，也難得集中心思；我卻多少有點兒無憂無慮。我寫了幾個短篇，取材於學校生活，故事多半是父親代為編就，無論主題還是人物設計，都遵循當時「三突出」之類正統觀念。他還曾挑了兩篇分別代投給《北京日報》和《北京文藝》，但是都被退了稿，有一次還收到手寫的回信，指出問題所在，恰恰是沒有做到「三突出」。可見父親對這套所謂原則，並不能夠真正領會。至於我就更別提了。

過了一年，我開始學寫長篇小說。仍是以學校生活為題材，人物和情節也是父親給設計的，書名叫做「陽光下」。整整寫了一年，用的是父親從黑龍江帶回來的稿紙，一頁三百多字，總共將近有一千頁。我從那時起養成個壞習慣，一張稿紙不能有任何塗改，寫錯字就團掉重寫，結果扔得滿屋都是紙團，記得有一次外祖母來，看到這情景，曾好心對我說你想好再寫行么。現在我已經想不起來都寫了些什麼了，而且也不明白，既然是胡編亂造的，怎麼會有那麼多內容可寫呢。我最後重看這稿子，是在十五年前，不免很是感慨，內容不必談了，就連遣詞造句也那麼拙劣，真是把好端端的少年時光都糟蹋了，於是就把它給毀掉了。不過當初父親卻對我寄予厚望，專門給我寫了一本《創作斷想》，談論小說的創作方法。這本書有六萬來字，分主題、結構、人物、情節、語言、手法等章節，當然不免受到正統觀念的影響，但其中對某些作品如《水滸》和魯迅小說的分析，還是頗具獨到之見的。

此後我又寫了一部長篇小說，那時母親在街道辦的廢品收購站當會計，一月掙二十六塊錢，我便取材於她這段經歷，寫了北京一條小衚衕里幾家人的生活。她有一位同事，名叫楊嘉平，回民，是一位著名金石家的遺孀，她們都是落難在此，所以相當投緣。楊大媽病逝於一九八九年五月，我的《輓歌》中那句「還要為無名老婦寫一行苦寒的詩」，就是紀念她的，這裡附帶說明一下。我開始寫這小說是在一九七五年末，父親要到重慶去，臨走前幫助我編成故事提綱，我記在一個小本子上。當時我最崇拜老舍，也想用北京口語來寫城市底層生活，但是發現《駱駝祥子》里的許多說法，與現在已經頗為不同，不能照搬，還得靠自己在實在生活中體會。於是就留心衚衕里老頭老太太們平時的說話習慣，隨時加以記錄，然後用在自己的書里。我寫作時經常給父親寫信請教技巧問題，父親的回信每封都有七八千字，實際上是一批論文，探討的問題較之《創作斷想》更為深入。我寫了大半年，只完成了計劃的一半，有二十多萬字。接著趕上唐山地震，家中別無損失，惟獨我在逃難之際把記有故事梗概的本子給遺失了。此後母親和我得到大哥的女朋友（即我後來的嫂子）的幫助，在她上班的工廠的抗震棚里住了一個月，這小說的寫作也就中斷了。

回到北京已是這年年底。此後仍然斷斷續續地寫詩，也曾與過士行互相唱和，但主要興趣已轉回到那部寫了一半的長篇小說上。重看一遍舊稿，覺得一無是處，於是連故事都重新編過，一切從頭開始。小說原本沒有題目，現在取名「楓葉衚衕」。那會兒我很醉心於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和左拉的《盧貢–瑪卡爾家族》那種多卷本長篇小說，尤其是人物穿插互見，內容涉及社會各個領域，自己不揣冒昧地也想學著寫，就把這部小說算作其中第一部，當然這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妄想，我哪兒有那麼多見識與生活可寫呢。但從這時起，我總算開始獨立自主地寫小說了，雖然寫出來的東西是與過去一樣的糟。其間我去過一趟保定，又起念要把關於小說的一些想法寫成文章，這在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大概寫了兩萬多字，就中斷了。

《楓葉衚衕》寫到一多半，傳來了即將恢復高考的消息，只好先把這件事情停下來，集中精力準備考試。說實話我對高考並不抱太大希望，一來沒有經驗，二來以當時的家庭背景，考上也不相信會被錄取。所以考完四門功課，從次日起就又接著寫我的小說。一個多月後收到了北京醫學院（後來改名北京醫科大學，再後來又併入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但是入學要到次年三月。我利用這段時間把小說寫完，分上下兩卷，一共有三十多萬字。這小說後來曾由父親交給他的一位當編輯的朋友看過，卻只是說我替其中一個人物寫的十幾首詩很不錯。我知道這次寫作又失敗了。

八十年代初我寫了幾本日記，差不多都是讀小說的感想。後來把稍成片段的抄成一個小冊子，題為「一念之差」，約有五萬字。這稿子拿給一位小說作者看，退了回來，說是太過雜亂。這話未必沒道理，說來我對小說的意見，要到多年以後我已不大看小說時才算稍稍完整一些。與此同時，我也寫了一些小說。先是中篇小說《四合院》，五萬多字，表現「文革」起始一個月中我家的遭遇，完全是寫實的，寄給父親，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見，我不很同意，就放下了。一九八二年，和姐姐合寫了一部小說《結束或開始》，寄給一家雜誌，回信說可以刊用，不過要壓縮一半篇幅才行，我覺得未免過分，也就沒有發表出來。這小說取材於姐姐的經歷，她寫了一稿，我寫的二稿有十七萬字。

我自己寫的一個中篇和十多個短篇倒是都發表了。我一直沒有興緻重看過去的東西，回想起來，其中幾篇運用北京方言的，是老舍影響最後的遺留，寫得相當膚淺；幾篇寫個人感情的，內容也很空虛，不過有一篇《世上的鹽》（發表時被編輯改名為「失味」），是寫發生在北戴河海邊的一段愛情體驗的，文字倒是很美。中篇小說《喜劇作家》寫在一九八五年，是較為用心之作，這小說本來有個標準的通俗小說框架，我卻寫成現代派作品了，五萬多字都是人物的意識流。

承蒙蝌蚪的推薦得以刊用，但是有所刪節，有一大段運用羅伯–格里耶《快鏡集》那種過細描摹「物」的筆法，寫時頗有些得意，卻被刪得只剩下幾句了。我喜歡讀作者態度克制的小說，一九八六年自己也寫了一篇《墨西哥城之夜》，篇幅很短，字面之外的余意較多。我還寫了一篇《走向》，受莫里亞克影響較大，在我的作品中是最有詩意和激情的，原計劃寫很長，但只完成了開頭一部分就停筆了，時隔多年，我已忘了情節接下來如何進展了。此後我大量讀周作人的作品，隨即對小說這種形式有所懷疑，主要是感到描寫這種方法總歸難得自然。我讀小說，覺得英國的紳士作家一派如格林、毛姆等倒還舒服些，而更合乎我的理想的是日本的井伏鱒二，他的小說很少有情節因素，已經接近於隨筆了。一九八七年寫的《姐兒倆》，便是我由小說轉向隨筆的一個標誌，極少描寫而多用敘述，但是不大被編輯所接受，幾經波折，才由父親介紹發表出來，可是不知怎的把結尾一小段給刪掉了，主人公也就沒有了收梢。這是我寫的最後一篇小說，為此曾寫一封長信給父親，日記里略作摘抄，末尾有幾句總括的話：「我有幾點愛好，這幾年一直堅持著，一是不介入，所謂平和原是基於此的；一是相信細節的力量；一是質樸，這既是對語言也是對結構的要求；一是情節與人物命運有種向著某個方向進展而不可挽回的趨勢。這些都只是愛好，沒有什麼理論依據。」我寫小說的經歷也就到此為止。當然設想也還有不少，曾經打算以大學生活為題材寫一部長篇，後來又編過一個復仇故事，都記有大量的札記，可是到底沒有寫出來，也就不必多說了。

《喜劇作家》

作者：止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