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升 王思明 | 中國原產糧食作物在世界的傳播及影響

摘 要：以稻、粟、大豆為中心的中國原產糧食作物，不單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圍繞穀物生產誕生的物質、精神文化，也通過不同的擴散方式進而影響舊大陸的其他國家乃至新大陸，陸海「絲綢之路」是所有擴散方式的渠道。它們走向世界早晚各有差異，在本土化改造之後最終融入域外的地方社會，然而無一例外的保存了中華農耕文化的影子，共同交織建構了中國本土穀物的全球化。

作者簡介：李昕升（1986-），男，出站博士後，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講師，主要從事農業史研究；王思明（1961-），男，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農業史研究。文章原刊：《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17年04期。感謝作者授權發布。

中國是世界農業發祥地和作物起源中心之一。早在20世紀初期，前蘇聯植物學家、遺傳學家瓦維洛夫（Vavilov）就認為世界八大作物起源中心中，中國是最重要作物起源中心，當時世界已知的666種作物中，起源於中國有136種，約佔五分之一。^[1]今天看來，1200種作物中，其中約四分之一起源於中國。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作物交流作為中外農業交流最重要的一環，肩負著演繹世界農業文明的重要責任。而這些作物又都是通過陸海「絲綢之路」向域外傳播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絲綢之路」是中外作物交流的橋樑。

關於域外作物傳入中國的影響，前人已有較多研究，首推美國東方學家、人類學家勞費爾（Berthold Laufer）1919年的不朽著作《中國伊朗編》，開研究之先河。其他概述性研究、專題研究更是恆河沙數，不再贅述，近年來呈現向美洲作物傾斜之態勢^[2]。反觀中國原產作物之於世界重大意義的專題研究，國內學界卻是很少涉及，均是一些細碎、分散之研究，集中研究僅有王思明等^[3]、羅桂環^[4]、曾雄生等^[5]。近年來國外逐漸掀起研究熱潮，主要集中在稻米的全球史研究，如Francesca Bray^[6]、Renee Marton^[7]、大貫惠美子^[8]、彼得·考克萊尼斯^[9]。

中國本土作物多數均已外傳，其中又首推糧食作物影響最大，典型的本土糧食作物便是稻、粟（小米）、大豆。這三者是公認的中國對世界影響最大的三大糧食作物，稻、大豆甚至被稱為「農業四大發明」之二（稻、大豆、養蠶繅絲和茶），正因其地位超然，中國科學院2016年出爐的88項「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水稻栽培」、「粟的栽培」、「大豆栽培」赫然在目^[10]，稻^[11]、粟^[12]、大豆^[13]也均有栽培史專書問世，但是主要是梳理在本國的歷史。本研究注重突破「成就描述」的研究範式，以研究技術（新作物的傳入本身就是一種技術革新）的傳播、演進以及與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為旨趣，探究稻、粟、大豆在世界歷史上的傳播和歷史上的影響。

稻是世界第一大糧食作物，中國是亞洲稻原產地和世界稻作起源中心之一（西非有栽培、產量不高的非洲稻，作為另一稻作起源地）的論證已有很多，不再贅述，史前栽培稻遺存的出土地點已達一百六、七十處，時間在萬年以上的就有數處。以中國為中心，進一步向四維輻射，傳播的不僅是有形的稻（包括稻作技術），還有無形的稻作精神文化。中國文化史，是穀物生產孕育出來的精神遺產。

稻自中國原產地在公元前25世紀傳至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公元前25世紀傳入印尼、泰國、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公元前23世紀進入朝鮮，公元前15-9世紀傳播至大洋洲波利尼西亞島嶼，公元前5-3世紀傳入近東、再經巴爾幹半島於公元前傳入匈牙利（羅馬帝國），公元前4世紀傳入日本，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大大帝帶入埃及，7世紀越太平洋往東至復活節島，15世紀末以哥倫布第二次航海為契機、在美洲的西印度群島推廣，16世紀後傳到美國的佛羅里達州並向西擴展、19世紀傳入加利福尼亞州，拉美的哥倫比亞1580年始有稻作栽培，巴西則是始於1761年，最後澳大利亞在1950年方引種成功。^[14][15]

馬達加斯加，在亞非美三大洲的稻作交流中出於比較獨特的地位，首先馬達加斯加不同於其他非洲國家，其農業文化繼承了東方文化的特質（住宅形式、稻梯田種植形式、祖先崇拜、農耕技術、語言等），具體傳入時間已不可考，但很可能在史前便傳入，即使在史前從南洋西跨印度洋到達馬達加斯最快僅需要40天，考古發現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世紀。在溝通了亞洲、非洲之後，馬達加斯加進一步作為中轉站，稻被英國人在17世紀晚期帶入美國的南卡羅來納州，進而在北美開花結果，^[16]就結果來說，較哥倫布推廣更為成功。當然，17世紀稻也是通過多種途徑傳到北美。

一般來說伴隨稻的傳入，栽培技術也隨之而來，是為稻作的發端，然而例外並不罕見。歐洲早在史前時期就開始進口大米，特別是在羅馬帝國和希臘，中世紀西亞大米貿易十分發達，歐洲也於中世紀後期開始種植水稻，首先傳入西班牙，然而一直不溫不火，義大利直到15世紀才開始種植並逐步擴大種植面積。^[17]葡萄牙是15世紀從西非掌握種植技術，法國還要晚於伊比利亞半島。可以說，歐洲人從很早就了解稻米，到開始種植，再到逐步擴大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期間又由於16-17世紀的瘟疫流行，除了少數水田之外，稻作幾乎絕跡。非洲亦是如此，稻在不少地區傳入之初僅作為商品，並未融入當地的種植制度，直到阿拉伯人將稻作傳入埃及已經是639年的事了，距亞洲稻最早記載正好相隔一千年。

此外，即使是同一國家，稻作的普及時間也各不相同。朝鮮半島距今最早的水稻遺存為4300年前，然而稻作技術在全島普及是在距今2300-2100年的「青銅時代」。^[15]稻作早在公元前4世紀秦統一之前由逃避戰亂吳越人（江南）渡海到了日本九州一帶，這是日本有栽培稻之始。^[11]隨著誕生的稻作文化稱之為「彌生文化」，並直接導致了漁獵文化形態「繩文文化」生存空間的壓縮（也有繩文後期傳入北九州一說）。之後，1世紀傳入京都，3世紀傳到關東，12世紀才至本州北部，明治時期方入北海道。

如前所述，稻可能要經過多次引種才能最終在當地紮根，同一的國家的不同地區也可能分別引種，最終在全區域的普及也就包含了不同的品種，而且不同國家之間的稻作流動也可能是雙向的，如中國、東南亞均可能是稻最早的馴化中心，然而著名的水稻品種占城稻（越南）在1011年經由福建引種到江南一帶，朝鮮稻作從中國傳入，但宋朝在與朝鮮的交流中，引種了黃粒稻，^[5]這些傳播路線的複雜性構成了稻品種的多樣性，共同組成了傳統種質資源的寶庫。

1.稻在世界各地的影響枚舉

進行稻作是「獲得文明證書的一個方式」^[18]，1700年日本人口已達3000萬，全靠水稻養活，稻對世界的影響，遠不止作為一種提高產量的作物那麼簡單。與中國同為東亞文化圈的日本，可能是受中國稻作文化影響最深的國家，日本人之於水稻的情節較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往往可以作為窺見古代中國的鑰匙，日本憑藉對水稻堅定不移的信念，創造了豐富的神話傳說和多樣的習俗，塑造了以稻米為主食的日本人的性格和精神，以「飯稻羹魚」為核心的膳食結構，在一定意義上繼承了古代中國江南一帶的文化內核。稻米這樣一種主食業已成為日本人集體自我的象徵，稻米象徵的重要性已經在各種普遍存在的主要節日和儀式中被充分展示，隱喻概念化了自我和他人的關係。^[8]

在東南亞，稻作文化最早是伴隨人口遷移而來，也正是由於水稻栽培的成功，那些來自中、印的商人為了更好的貿易，導致一些帝國的建立；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不講求精耕細作，東漢時期耕犁技術首傳越南，逐漸與中國趨同。雖然非洲系統栽培水稻始於6世紀，但早在1世紀東非的一些港口就已經轉運站向羅馬帝國出口大米，在一定意義上也造就了這些港口的繁榮。^[15]在過去的150年里，大量南亞移民移居到非洲，開始是作為契約勞工建設西方國家的大規模的農場，後來更多的東南亞、南亞人自發出於商貿的因素，轉移了包括水稻在內的各種農作物。亞洲向非洲移植水稻的事例也說明了不同階段誘發水稻傳播的主要矛盾各不相同，不存在一個線性或統一的敘述方式。

再以美洲為例，雖然水稻經由哥倫布及其後的商隊傳入美洲，但促使在美洲廣泛傳播，尤其是種子和技術的傳播，則是由於來自西非「大米海岸」的黑奴的貢獻（該理論又被稱之為「black rice theory」）^[19]，稻的生產能夠成為一種常規和系統化的活動，主要得益於黑奴的種植經驗和消費量，稻在美國的傳播，促進了北美灌溉事業的發展，尤其是對低洼濕地的開發，進一步加強了堤壩等水利設施的建設；還導致了一些脫粒、揚篩等農具的發明、完善。^[20]總之，節約了勞動力、改善了農業環境，整體提升了北美對土地的利用和農業種植水平。在美國，到了1820年代，稻的生產、加工、銷售已經作為一種商業投資直接實現了一體化，業已形成專業化主產區，但稻的生產作為高勞工密集產業，一度由於南北戰爭後的奴隸解放受到削弱（人力成本過高），但也激發了大農場和機械化，就結果來看，的確兩個工人就可以實現對一個400公頃農場的管理，但是稻產業依然是美國大力補貼的產業之一。

2.全球史視野下稻作史影響的共通性

稻的傳播使世界其他非原產地區成了早期全球化的受益者，域外人民從舌尖到口腹都得到了必要補充，水稻肯定高於小麥的單產（拉瓦錫時代單產與麥相比是四比一），必然會對傳統食麥區（典型的就是歐洲）造成衝擊，雖然沒有快速融入當地的種植制度，但誠如布羅代爾所言：「左右著農民和人的日常生活」^[18]。即使西方人並不以稻米為主食（窮人常以之為食），稻作為一種經濟作物用於出口創匯，利潤甚至能夠達到一倍，驅使西方人爭先恐後的追逐水稻，1740年後稻能夠成為繼煙草、小麥之後，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第三大農作物，^[21]原因也正在於此。當然，我們也到美洲由於大力發展栽培稻導致的黑奴悲慘命運（長期浸泡在水中引起的傷病甚至死亡），客觀上刺激了黑奴貿易。

今天，稻更是成為全球史的重要話題，詮釋著作物在全球史的話語權，稻在全球化的初期更多的通過奴隸、勞工和移民，逐漸成為重要口糧，其歷史發展過程與殖民主義的出現、工業資本主義的全球網路和現代世界經濟緊密地糾纏在一起，加強了區域間的聯繫。^[6]但是，稻的生產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環境因素的制約，因此，稻貿易的全球化，不可能導致稻生產的全球化，而只會導致稻生產的單一化、專業化或集約化。「哥倫布大交換」中的作物交換，學界關注玉米、番薯、馬鈴薯等對舊大陸的影響較多，深入挖掘以稻為代表的舊大陸作物在新大陸的傳播史，無疑豐富了「哥倫布大交換」的意涵，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

稻作（精神）文化在稻對世界的影響中尤其引人注目，銅鼓文化即是一例，銅鼓主要用於祈求稻的豐收，中國西南地區作為銅鼓文化的發源地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從西南地區到東南亞銅鼓發掘的時空序列，可見銅鼓自北向南的傳播路徑，稻作文化的遺迹等於銅鼓的遺迹。^[5]有關穀神崇拜也是東南亞神話中門類最全、數量最多的神話系統。

種稻還有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收穫，東南亞稻田普遍與否決定這瘧疾是否橫行，因為稻田水為濁水，可以限制帶有瘧原蟲的蚊子的繁殖.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吳哥窟等大都會的繁榮。^[18]在18世紀，歐洲的一些某些地方曾用稻米釀製一種很裂的燒酒^[18]，讓我們不禁想到了中國的酒文化。究竟是亞洲人飲食習慣成就了稻，還是稻塑造了亞洲人的飲食習慣，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粟與稻起源不同之處在於粟完全是在中國馴化完成，不存在中國之外的粟作起源中心。粟在中唐之前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被稱為「五穀之首」, 具有超然地位的粟（「貴粟」便是重農的代言）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新石器時代以來以粟為中心的農耕生活，決定了其可能更早的深刻影響世界。

粟和黍（黃米）的栽培、食用較為相近，種植也常常混雜，因此在中東、近東、歐洲歷史上常常將二者統一稱呼，在文本上難以區分，增加了傳入時間分析的複雜性，但是粟傳入時間一般晚於黍已經在學界達成共識，而且黍的重要性要遜於粟。

公元前4500年，粟從長江流域，轉經中亞，傳入亞洲西南部（印度）。公元前2000年，以栽培粟為主的旱作農業從黃河流域傳入朝鮮半島、東南亞等。^[22]粟和稻幾乎同步傳入東南亞地區，均在公元前2000年，然而在公元前一兩千年的歷史中，粟比稻應用的更加廣泛。^[15]粟很可能是由川滇的夷人通過陸路經緬甸、泰國和馬來亞半島而傳入南洋群島。^[23]粟早在公元前1700年就在法國的阿爾卑斯地區引種栽培，但是經過了青銅時代晚期的精耕細作之後，在鐵器時代初期的粟種植由於氣候惡化（主要是降雨量減少）而歸於沉寂，直到羅馬時代、歐洲中世紀，粟再次迸發巨大活力。^[24]可見粟傳入歐洲的時間並不晚於亞洲其他地區，也難怪有人認為粟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傳入歐洲。^[25]目前在歐洲的義大利、德國、匈牙利栽培較多。

粟的西傳路線，有人研究到達西亞以後，又分為兩個傳播渠道：一是渠道是沿地中海北岸，從希臘到南斯拉夫、義大利、法國南部的普羅汪斯、西班牙一線；二是沿多瑙河流域，從東南歐，穿過中歐，直到荷蘭、比利時等低地國家地區。^[26]開創了歐洲原始農業的先河。事實上，粟在梵語、印地語、孟加拉語、古吉拉特語中分別稱「Cinaka」、「Chena（Cheen）」、「Cheena」、「Chino」都是「秦」或「荊（楚）」的諧音，波斯語則作「Shu-shu」，^[23]不僅能夠反映當時文化與中華文化之間具有某些聯繫，也可以佐證粟西傳的事實。

粟經山東半島或遼東半島，傳入朝鮮和日本，與中國的雲南、台灣等邊疆地區處於同一時間序列。日本在繩文文化末期已經栽培粟，在水稻傳入後，地位才有所下降。台灣情況和日本類似，種粟先於種稻，直到今天高山族土著刀耕火種的主要農作物依然是粟，可見粟在傳統農業形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總之，在史前至遲到中古時期，粟已經在當時世界上已知的大部分地區種植。粟在大移民時代由歐洲人帶入美國，1849年後由於獎勵政策，進入新階段，20世紀初已佔美國黍類作物的90%。^[14]

1.近代化之前的粟的重要地位

粟較強的抗逆性和價格的低廉性決定其可以相對貧瘠的土地、在相對不好的年景取得產量並用於救荒。^[27]其食用價值在世界古代史、中古史上不可或缺。羅馬帝國中的粟作為重要作物貫穿於農業社會的始終，然而上流社會食之甚少，食用粟與否，甚至作為區分地位高低的一個標誌。粟在羅馬時代是農業生產、日常烹飪、醫藥服用等方面佔有重要的地位，與其經濟社會發展、文化價值息息相關，不是僅僅作為飼料那麼簡單。^[28]

歐洲中世紀，粟是屬於窮人最重要的食物，到了19世紀，西歐的粟逐漸被小麥、馬鈴薯、玉米、黑麥和水稻（尤其是前三者）所取代，這與歷史時期中國北方粟地位之下降異曲同工，主要原因就在於其他糧食作物的高產屬性以及粟不是麵包所必需的原料。但即使受到其他作物的排擠，如印度河下游、恆河下游的河谷和三角洲集中了栽培稻，仍有大片土地，尤其在貧瘠的土地上種植粟。^[18]

台灣原住民不單種粟、食粟，更是把粟奉為祖先的神靈，對於水稻則不甚青睞，河南介入台灣粟作群體。南洋群島的當地原始農業塊莖類文化和後發的稻文化之間，顯然還有一個介乎二者中間的粟類文化，所以才有印尼「粟島說」。

現在粟在世界糧食作物中所佔的份額低於以前，歐洲世界的縮減是比較重要的因素，但是今天粟依然在西歐的一些小區域種植，主要作為家畜的飼料；而在東歐，粟一直作為麵包和發酵酒的重要原料，大量種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中國、印度、西非更是如此，1934-1938年世界平均總產量為2600萬噸，中國、印度、東歐（蘇聯）、西非（法屬）是當時世界上的主要生產國和消費國。^[29]

2.粟的語言文化

英語的粟稱為millet，它來自中古法語，中古法語又來自拉丁語milium，所以粟的拉丁學名叫Miilacium，它源自印歐語mele，是「壓碎」（erush），「磨碎」（grind）的意思，因此由mele衍變為mill（磨），這些都是從原始農業使用石磨盤脫殼、磨粉中引伸出來的辭彙，也即是滋生新詞的根本，由於磨成的粉很細小，無法計數，所以有miillon（百萬）這樣的辭彙形容其極多，探析該辭彙的源頭，可見原始農業種植的粟及其加工用的石磨盤發生「血緣」的關係，無疑可以將粟的歷史追溯到很久之前，乃至為原始農業的基礎，同中國一樣，在文化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30]

稻、粟雖然均起源於中國，然而歷史時期尚有分歧，隨著考古發掘的演進，才逐漸釐清思路，然而大豆（黃豆）的唯一起源中心為中國，則是歷來沒有爭議。豆科植物眾多，但以「豆中之王」大豆重要性最突出，與人民生活最密切，對世界影響最大。大豆同粟一樣，重要性在古代史歷史上一度重要過稻、麥，是用養（地）結合、輪作倒茬的重要作物，與粟、麥輪作優勢明顯。

大豆走向世界時間相對粟、稻較晚，所以時間脈絡比較清晰。中國大豆公元前3000年前傳入日本，公元前1000年傳入朝鮮。在漢代之前，中國南方地區尚不知大豆，所以亞洲南部地區，均是在1世紀到地理大發現15世紀之間推廣的大豆，如至遲在13世紀傳入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地區。大豆1740年傳入法國、進而流布歐洲，1765年引入美國，1876年中亞的外高加索地區種植大豆，1882年大豆在阿根廷落腳開啟了南美傳播模式，1898年俄國人從我國東北帶走大豆種子、在俄國中部和北部推廣，1857年大豆擴展到非洲埃及，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區可以追溯到1877年，1879年大豆引種到澳大利亞。

歐洲的情況還可以細化，1740年法國傳教士曾將中國大豆引至巴黎試種，1760年傳入義大利，1786年德國開始試種，1790年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s）首次試種大豆，1873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掀起了大豆種植的高潮，隨後在歐洲各國開始種植，1880年到葡萄牙，1935年終抵希臘。美國大豆是1765年才由曾受雇於東印度公司的水手Samuel Bowen帶入美國，Samuel Bowen在喬治亞州種植大豆，或是出於製作醬油再販賣到英國的目的，但在接下來的155年中主要作為飼料；1855年在加拿大種植，但1831年印度醬油已在加拿大出售。

1600年日本南部的醬油技術傳入印度。1879年，第一個被馴化的大豆到達澳大利亞，是作為日本內政部部長的禮物；但是在此之前的1804年，印度醬油已經在悉尼出售。巴西大豆引種相對較晚，但發展很快，1950年代巴西出於土壤改良的目的種植大豆、緊接著向亞馬遜雨林進軍，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大豆生產國，遠超第三阿根廷。

1.豆製品的重要價值

「植物蛋白」大豆營養豐富，孫中山先生說：「以大豆代肉類是中國人所發明。」中國種植業與農牧業嚴重不協調，肉類蛋白和奶類蛋白嚴重缺乏，仰仗大豆的蛋白質，才滿足了中華民族正常的人體需求。民國時期人們又發現大豆為350餘種工業品之原料，其價值遠甚於單純作為糧食作物。

豆腐的發明，是我國古代對食品的一大貢獻，是大豆利用中的一次革命性的變革。我國的制豆腐技術從唐代開始外傳，首先傳到的國家是日本。日本人認為制豆腐的技術是754年由鑒真和尚從中國帶到日本的，所以至今他們仍將鑒真和尚奉為日本豆腐業的始祖，並稱豆腐為「唐符」或「唐布」，1654年隱元大師東渡日本，又把壓制豆腐的方法傳入日本。我國的豆腐技術大約在二十世紀初傳到歐美，1909年西方第一個豆腐工廠由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在法國建立，生產豆腐、豆乳醬、豆芽菜等豆製品，李石曾稱豆腐為「二十世紀全世界之大工藝」。

除了豆腐之外，大豆豐富的副產品在世界也很有市場，豆漿、豆豉、豆醬、豆腐乳、醬油、豆豉、納豆、味噌等受到東方的認可。在西方則是以豆油（一戰後由於植物油缺乏受到廣泛關注）和豆粉（豆奶）為主。

2.美國與大豆產業化

美國農業專家弗蘭克林·哈瑞姆·金早在1909年來華訪問時就盛讚：「遠東的農民從千百年的實踐中早就領會了豆科植物對保持地力的至關重要，將大豆與其他作物大面積輪作來增肥土地」^[31]。1920年之後，尤其是在大蕭條時期，由於大豆根瘤的固氮功能，美國乾旱區的土地可以靠大豆來恢復肥力，農場能夠增加產量來滿足政府的需求；大豆本身的需要也愈發旺盛，1924年開始伴隨大豆需求的增長，大豆排擠棉花，栽培面積迅速擴展；1931年亨利·福特成為大豆產業的領軍人物，福特公司成功開發人造蛋白纖維，到1935年每輛福特汽車都有大豆參與其製造，福特的介入為大豆連接工農業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1939年，美國是世界第二大大豆生產國，1954年，美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大豆生產國，^[5]到今天與中國的差距愈拉愈大。目前美國、巴西、阿根廷、印度、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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