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鴻門宴請義和團

義和團運動興起後，山東巡撫袁世凱主張對義和團採取「剿殺」政策。在滿朝文武被義和團「扶清滅洋」的狂躁情緒裹挾的背景之下，這彰顯了袁世凱在混亂的大局之下保持冷靜的睿智和勇氣。他對待義和團的政策基於其對於國際局勢的判斷。他調任山東巡撫之初，原來的山東巡撫毓賢被調往陝西任巡撫。毓賢是一個狂熱的排外主義者，因為他對山東的義和團採取縱容的政策，義和團才在中國北方尤其是山東、天津、直隸一帶呈現烈火燎原之勢。被狂躁情緒沖昏頭腦的毓賢在陝西巡撫任上，將陝西全省的外國傳教士騙入巡撫衙門集體屠殺，他甚至還親自動手，殺死了三名傳教士。如果毓賢繼續留任山東巡撫，山東省的傳教士估計也會遭到同樣的厄運。袁世凱上任之初，濟南府的西南部已經發生了義和團的暴亂，義和團殘殺了英國傳教士布魯克斯。袁世凱已經預料到這種野蠻的屠殺政策將導致的嚴重後果，所以他在山東全省打擊義和團的勢力，並保護外國人的生命安全。袁世凱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他上任之後，山東沒有一個外國人被義和團殺害，在他的協助下，在山東的外國人要麼逃離山東，要麼被他保護起來。

袁世凱的這種明顯的親外政策，導致了當時對義和團採取鼓勵態度的慈禧太后的不滿，袁世凱日後的地位和將來的升遷希望都掌握在她的手中。那些因為相信義和團「刀槍不入」的騙術變得狂躁兇狠、發誓要將大清帝國境內所有的外國人殺光的保守派，對他群起而攻之。憤怒的底層民眾們咒罵他是「混世魔王」，聲稱要「替天行道」除掉他，因此袁世凱的生命不斷受到威脅。但暴民的滋擾、同僚的反對和大權在握的慈禧太后對他的不滿，並沒有絲毫動搖他剿殺義和團的決心。由於受到袁世凱的沉重打擊，山東的義和團的首領們派出一名代表去遊說袁世凱，這位代表告訴袁世凱，民間仇外的情緒正在猛烈上升，他勸巡撫大人「順應民意」剷除洋毛子，讓他的子民都從那可恨的西化風氣中解脫出來。見多識廣的袁世凱沒有相信這個樸實的義和團代表的話，他知道在實力懸殊的中西對比下，洋人不可能被趕出中國，更別談「永遠」，他明確地告訴這位代表，想把洋人趕出中國的時代早已過去，他奉勸義和團民，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這位代表卻告訴他，勝利是確定無疑的，因為兄弟們有法術護身，洋人的子彈不可傷他們分毫。對此，袁世凱嚴厲地回答道，他的士兵手上就有這些子彈，對方不妨派自己的人出來做個法術表演。義和團代表對此表示拒絕，但是袁世凱卻不肯放過他們。他熱情地邀請義和團的頭目們到府邸飲宴，等他們到齊了，酒酣耳熱之際，他突然命令他們沿著院牆站成一排，在義和團頭目恐懼的求饒聲中，槍聲大作，結果無人逃脫。袁世凱用一場鴻門宴，終結了義和團在山東的勢力擴張，並成功地阻止了義和團向山東以南省份的擴散。受到袁世凱打擊的山東義和團只得向直隸轉移，導致直隸「香火鼎盛」，最終裹挾了政府。袁世凱果斷地讓山東加入了「東南互保」，讓山東中立於清政府與列強的戰爭之外。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之後，人們發現，袁世凱這位鐵腕巡撫使山東省免受了鄰近的直隸省遭受的生靈塗炭，袁世凱的權力與威信比以前更加穩固

當年，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震驚世界。從東西方世界輿論看，咒罵、痛恨義和團者有，讚揚、同情義和團者亦有。　　　　下面，本文介紹的是東西方進步輿論是怎樣評價義和團的。　　曾經熱情支持孫中山搞革命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在1900年10月4日至18日的日本《二六新報》上，發表《獨酌放言》的長文。該文借一位嗜酒的「無賴道士」對客人酒後「放言」，吐露了宮崎滔天自己的思想。無賴道士告訴客人一些作王的心得體會，說：「你要像愛自己一樣去愛支那人，你只有像支那的愛國者那樣去同情支那的國情，你才能擁有作王的資本。」客人說：「支那已被瓜分，當不成王了」。無賴道士說：「這種想法可要不得，如果遭到為白人所瓜分的災禍，那！作為支那人，你將怎麼辦？你不生氣嗎？生氣，當然要生氣，生了氣又怎麼辦？那就只有當義和團了，當義和團。當了又有什麼！說什麼混帳話。馬上去當義和團，那是人的天真自然的感情嘛！就是你最好的方策嘛！」　　在宮崎滔天看來，面對列強的瓜分，像義和團那樣奮起反抗是「天真自然的感情」，是「最好的方策」。他對義和團的同情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天，無賴道人再次「放言」。他引用托爾斯泰的話，說：「在支那的傳教士都是政治家的爪牙，政治家的爪牙也好，可他們是站在國與國之間，充當盜賊的媒介，所以就更壞！去年，在船上遇到一位福州傳教士，他再三地說：『支那太野蠻，不好辦，命都難保』。於是，我就嚴厲地追問他說：『使支那人產生強烈攘夷精神的究竟是誰？』他被我問得啞口無言。我又說：『古時候，基督的弟子用鮮血擴大了靈界天國的領土，而現在的傳教士卻是用鮮血縮小了支那的領土，從而擴大了地上王國的領土。在支那的傳教士就是強盜的中間人』，我帶著滿口酒氣，憤怒地說到這裡時，他可能把我當成是支那土匪，狼狽地逃回船艙，再也不敢同我談話了。從義和團的騷動中，看到了支那的生死問題。……首先，要是究其本源，問其所以，那傳教士的行為要負很大的責任，揮舞著博愛人道的大旗，卻干著盜賊中間人的勾當，真是難以想像，你要是生在支那，這時你定會參加義和團，也許你會被八國聯軍給殺了」！　　宮崎滔天本人曾入基督教，在基督傳教士里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他能夠仗義直言，斥責污衊義和團「太野蠻」的傳教士是「強盜的中間人」，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1900年6月19日，德國工人階級政黨的機關刊物《前進報》發表社論《鐵拳》，稱讚義和團是「中國的起義者」，還特彆強調：「中國在其維護本國的領土和民族特點的鬥爭中，應同布爾人一樣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布爾人」，指的是南非荷蘭移民的後裔，19世紀他們建立了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倫治自由邦。1899年10月至1902年5月，英國發動戰爭，侵略南非這兩個國家，激起了布爾人的反抗。戰爭的結果使這兩個南非國家，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德國工人階級政黨的正直，實在令人欽佩。　　1900年12月，著名的無產階級領袖列寧在《火星報》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的戰爭》一文。面對著「俄國政府以及奉承它的報紙」在鎮壓了義和團運動之後，「慶祝勝利，歡呼勇敢的軍隊的新成功，歡呼歐洲文化擊敗中國野蠻，歡呼俄羅斯　『文明傳播者使命』在遠東的新成功」的喧囂，列寧深刻地指出：「在這一片歡呼聲中，只是聽不到千百萬勞動人民的先進代表——覺悟工人的聲音。」　　接著，列寧精群地了分析了義和團運動爆發的原因。他指出：「試問，中國人對歐洲人的進攻，這次遭到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和日本人等等瘋狂鎮壓的暴動，究竟是由什麼引起的呢？主戰派硬說，這是由於『黃種人敵視白種人』，『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國人的確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惡哪一種歐洲人呢？並且為什麼憎惡呢？中國人並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並無衝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對華的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政府早就對中國實行這種掠奪政策了，現在俄國專制政府也參加了進去！我們通常把這種掠奪政策叫做殖民政策。凡是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很快的國家，都要急於找尋殖民地，也就是找尋一些工業不很發達、還很多保留著宗法制度特點的國家，它們可以向這裡傾銷工業品，從中牟利。為了讓一小撮資本家大發橫財，各資產階級政府進行了連年不斷的戰爭，把士兵整團整團地開到有損健康的熱帶國家去送命，耗費了從人民身上搜刮來的大量錢財，使居民的起義風起雲湧，使他們瀕於餓死的邊緣。」在這篇論文中，列寧的立場與德國工人階級政黨機關刊物《前進報》是一致的，都把義和團運動視為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壓迫的「起義」，都對義和團寄予深切的同情。列寧的論文與《前進報》的社論，使我們聽到了「千百萬勞動人民的先進代表——覺悟工人的聲音」。　　當西方傳教士和八國聯軍暴虐貪婪行徑的消息傳到美國的時候，正是聖誕節的前夕，進步作家馬克？吐溫得知這些消息後，感到異常憤慨。於是，他放棄了聖誕節的狂歡，連夜撰寫了一篇聲討帝國主義列強的檄文。　　在這篇檄文中，馬克？吐溫首先援引了在聖誕節前夕紐約《太陽報》刊登的一條來自北京的消息：　　「美國公理會差會部的梅子明牧師先生已從外地旅行回來，他是去為義和團所造成的損失索取賠償的。他不論走到哪裡，都要強迫中國人賠款。……他已為每一個被害教徒索取三百兩銀子，並強迫對所有被損毀的教徒財產給予全部賠償。他還徵收了相當於賠款十三倍的罰金，這筆錢將用來傳播福音。梅子明先生聲稱：他索取到的賠款，比天主教獲得的數字是低廉的。天主教除了要錢外，還要用人頭抵人頭。他們為每一個被害的天主教徒索取五百兩。在任丘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害，為此，這裡的歐洲天主教傳教士要求賠償七十五萬串現款（合三十四萬兩銀子）和六百八十個人頭。在和記者某次談話過程中，梅子明先生曾提起傳教士對中國人的態度。他說，『我斷然否認傳教士有復仇的念頭，否認傳教士曾普遍地參加搶劫，或自從被圍以來做過不是環境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我要批評美國人，美國人的軟手並不比德國人的鐵拳好。如果你用軟手同中國人打交道，他們就會加以利用。」　　接著，馬克？吐溫運用犀利辛辣的筆調，淋漓盡致地批駁了傳教士在中國的種種暴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傳教士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正是具體地表現出一種褻瀆上帝的態度，其可怕與驚人，真是這個時代或任何其他時代都是無可比擬的。……把『文明之福』推廣到坐在黑暗中的我們的弟兄們。總的說來，向來都是很好的買賣。……用聰明謹慎的手段來經常，是一個聚寶盤。比較世俗人的所玩弄的任何把戲，這裡面有更多的錢，更多的領土，更多的宗主權，以及更多的別種利益。」這就徹底揭穿了帝國主義列強對華傳教事業的實質。　　馬克.吐溫一口氣列舉出傳教士帶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十二件「展覽品」——「愛、正義、善良、基督教、保護弱者、節制、法律與秩序、自由、平等、廉潔、仁慈、教育等等。」然後尖銳地指出：「私底下說句心理話，那不過是外面的一層包裝：漂亮、可愛、迷人。……而包藏在裡面的，是坐在黑暗中的主顧用鮮血、眼淚、土地和自由買來的實體。」　　歷史事實正像馬克.吐溫指出的那樣——如法國傳教士李國安在四川酉陽組織洋槍隊，修寨築堡，包庇無賴教民龍秀元仗勢逞凶，捆毆老嫗，逼迫村民朱永泰退婚，搶人家產，燒人房屋，激起公憤。民團首領何彩率眾入城焚燒教堂，殺死李國安。團勇、教徒列陣對壘。清朝知州卻護教抑民，派兵收繳民團器械。酉陽紙房溪教堂司鐸覃輔臣乘機率領教堂武裝打死酉陽民眾一百四五十人，傷七百餘人，血洗酉州。事後，法國署理公使羅淑亞同駐華海軍司令率艦親入四川。嚇得清廷急派湖廣總督李鴻章赴四川就地處理此事。主凶法國教堂司鐸覃輔臣以「奉教皇令，出洋議事」的名義，遠走高飛，逍遙法外。李鴻章以「無從究詰」為借口，對主凶覃輔臣不予追查，卻將民團首領何彩等三人處死，並賠償白銀三萬兩，以換取侵略者的歡心。再如1987年的巨野教案，清政府不僅賠償德國帝國主義二十二萬五千兩白銀，還處死眾多中國百姓。　　馬克.吐溫說：德國皇帝「在山東的一次暴動里喪失了兩名傳教士，在他的賬單里居然敲起竹杠來。中國得為每一位傳教士付出十萬元賠款，割讓土地面積十二哩，居民數百萬，價值二千萬，還要建立一個紀念碑，蓋一座教堂。……這些全都是拙劣的表演，因為這種做法現在和將來絕不會，也不可能欺騙住坐在黑暗中的人。……在德國皇帝那一方是很拙劣的表演，他確實在得到了這筆財產，可是卻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中國的受詆毀者，即義和團憤怒的起義。」　　在馬克.吐溫看來，義和團運動是由於德國欺壓、掠奪中國人民的罪惡行徑而引起的，是值得同情的。　　義和團運動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了。讀讀當年世界進步輿論是怎樣評價義和團的，對我們認識義和團運動的真相和實質，會大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