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益南：決戰糖尿病的醫療史

　　(一)

　　糖尿病，是以高血糖為特徵的代謝性疾病。

　　它被世界公認為威脅人類生命最嚴重的10 種疾病之一，而且患病率極高。在我們每個人種種的朋友圈中，很難不遇到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國際糖尿病聯合會估算，2013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已達3·82億人，2014年有近500萬人死於糖尿病及其併發症。

　　前不久，由北京糖尿病防治協會主辦的新聞發布會上，有數據顯示，中國的糖尿病患者人數已居全球之首，調查統計人數為1·14億。就是說，平均每不到14個人，就有一個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的直接病因，並不複雜：就是患者身體的血液中，葡萄糖不能被體內組織吸收、儲存，而滯留在血液中，使人體血糖升高。

　　糖尿病的嚴重癥狀，則是所謂「三多一少」：多食、多飲、多尿(還是有甜味的糖尿)，肌肉消瘦。會吃，卻營養流失，不長肉;口常渴，要喝水，卻又一喝入肚中，就又幾乎全數以尿排出，且排的是飽含原本人體必需的葡萄糖之尿。

　　一般來說，糖尿病本身不一定馬上就顯現危害。

　　但若得不到治療，長期的高血糖，會使嚴重的糖尿病人，逐漸變得骨瘦如柴，最後體能枯竭而亡。

　　更多的糖尿病患者，若沒能治療，長期的高血糖，則會引發一系列的併發症，危及心、腦、腎、周圍神經、眼睛、足等，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糖尿病併發症高達100多種，是目前已知併發症最多的一種疾病。

　　之中，有一種令人恐怖的嚴重併發症，就是糖尿病使微血管破裂，而造成眼睛失明。

　　幸好，現代醫學的發達，使後果可能很悲慘的情況，終於沒有大規模的發生，而基本只是停留在衛生組織不斷的警示之中。曾經肆虐人類數千年的糖尿病，現在大體上，只要進行治癖，便可以被人們管控，使其不至於隨意就給人類的健康造成不治之災。

　　(二)

　　有人說，糖尿病是一種「富貴病」，是現代人的生活過得太好了，才得的病。

　　的確，有些糖尿病人，就是因為過量的大魚大肉飲食習慣，而導致患上了這種病。

　　不過，糖尿病並不是現代才出現，而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疾病。人類對糖尿病的文字記載，甚至可以追溯到人類文明的幼年時期。

　　考古學家們證實，一本現存德國萊比錫大學博物館、寫於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古埃及醫書，就記載了一種癥狀為「多飲多尿」的疾病癥狀，甚至還記載了利用穀物、水果和甜酒對此進行治療的過程。據考證，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關於糖尿病的文字記載。

　　與上述古埃及醫書記載之差不多的同時期，古印度的醫生們也留下了他們觀察的文字：「有一些病人的尿液，會吸引大量的螞蟻和蒼蠅」。

　　而這正是尿液中含糖量高的標誌。

　　公元2世紀前後的古希臘醫生阿萊泰烏斯，在其所著的《醫書》一書中，對糖尿病人癥狀惡化時的描述，尤為具體：「糖尿病是一種可怕的痛苦疾病……難以抑制的口渴、大量飲水和排尿……病人受噁心、煩躁和乾渴的折磨，並會在短時間內死去。」

　　古代的中國，沒有糖尿病一詞。但對糖尿病的癥狀，卻不乏解讀。

　　中醫經典《黃帝內經 》的《奇病論》篇中，是以「消渴」病名，描述了糖尿病的癥狀。唐代的《古今錄驗方》中，也記載了「消渴，小便至甜」的觀察。宋朝的醫書典籍《太平聖惠方》則將糖尿病細分為三層：消渴、消中與消腎，以飲水多而小便少者為消渴;吃食多而飲水少，小便少而黃赤者為消中;飲水隨飲便下，小便味甘而白濁，腰腿消瘦者為消腎。

　　因而，糖尿病存在的歷史，至少已有三千年。

　　只不過，糖尿病居然成為威脅人類生命最嚴重的主要疾病之一，而且患病率達到如此普遍的駭人現狀，則無疑是伴隨著人們物質生活豐富了後，才出現的負產品。

　　糖尿病對人類的威脅，甚至在100年前，都還是一種不治之症。對患了糖尿病的人，醫生們都只能束手無策，眼睜睜看著病人日益消瘦、肌肉枯痿、活活因營養無法補給而死去。

　　不是醫生們沒有用心，而是因為他們實在不知道，這糖尿病是個什麼玩藝兒，更不明白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糖尿病的發生。他們也不懂，一個明明能大吃並大喝的病人，為何卻會消瘦而亡?

　　因此，在那以前的醫生，遇到糖尿病患者，往往對病人最後能說的話，套用現在流行的一句醫療用語，即是「我們已經儘力了」，而無可奈何。

　　因而，糖尿病陰霾蘢罩的歲月中，糖魔曾肆無忌憚而無情的吞噬了人類無數的生命。

　　(三)

　　人類打破糖尿病黑暗，而看到的第一縷曙光，是在1889年。

　　順便說一句，這個年份的整整一個世紀後，中國曾發生了一件大事——這樣，你就記住了人類決戰糖尿病的第一縷曙光，是亮起在哪一年。

　　1889年，當時，德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的生理醫學家約瑟夫·馮梅林和奧斯卡·閔科夫斯基，在從事研究動物消化系統的工作中。對「隱居」在腹膜後，有十幾厘米長、卻只70克左右重的胰腺，發生了研究的興趣。因為，對於動物都有的這個小小器官，長久以來，人們卻都不知道它到底是做什麼用。

　　兩位醫學家猜測：既然胰腺是位於胃和小腸之間，而且又有導管與小腸連通，那麼，可能它也與消化功能有些關係。

　　但有些什麼關係呢?

　　他們實驗的方法，是摘除幾條狗的胰腺，希望觀察出沒有胰腺後的實驗狗，其消化功能會有什麼變化。

　　實驗的一個重要收穫，卻是他們發現了：摘除了胰腺的狗，拉出來的尿，糖份很重，吸引了大量蒼蠅。

　　而這個發現的起因，則頗有些戲劇性。

　　在馮梅林和閔科夫斯基倆人進行狗的胰腺摘除實驗之時，斯特拉斯堡大學負責餵養實驗狗的飼養員，有一天突然跑到實驗室，質問做試驗的醫學家，是不是對狗做了些什麼?

　　因為，那幾隻小狗顯然出了點問題：本來訓練的好好的它們，這二天卻開始肆無忌憚的隨地大把撒尿，搞得狗舍里騷氣熏天，飼養員打掃都打掃不過來。更有甚者。當時正值盛夏，滿地的狗尿，還吸引來了成群結隊的蒼蠅，而且，怎麼趕都趕不走。

　　「這狗一定是被你們動手術給搞壞了!」飼養員憤憤不平的嚷著。

　　這個意外情況，象閃電一樣，照亮了兩位醫學家的某個思維。使他們馬上聯想到了古印度醫書上的記載：「有一些病人的尿液，會吸引大量的螞蟻和蒼蠅」

　　現在，沒有了胰腺的狗，它所拉的尿，也能吸引蒼蠅!

　　就是說，沒有胰腺的狗，會患糖尿病!

　　進一步說，就是：動物的胰腺缺失，與糖尿病密切相關!

　　兩位醫學家迅速調整了研究的方向。轉而開始仔細的關注胰腺摘除手術和尿液含糖量的問題。

　　1889年底，馮梅林和閔科夫斯基聯名發表了一篇論文，第一次在現代科學意義上，建立了胰腺和糖尿病之間的關係。

　　胡亂瞎忙而摸索了三千年後，人類終於發現：糖尿病與胰腺密切相關。

　　不是所有的實驗都能有收穫，不是所有的意外，都能讓人瞬間便明白了上帝的秘密。

　　但是，1889年的一場實驗，的確改變了糖尿病的歷史。人們從而知道了這種絕症發生的緣由。

　　馮梅林和閔科夫斯基的發現，轟動了整個醫學界。

　　雖然，當時仍不知道胰腺與糖尿病之間，到底有多少秘密;也仍不知道要如何治療糖尿病。但是，重要的是，對於糖尿病的認知，橫亘在人類面前的堅冰，已經開始消融。

　　從此，一切欲破解糖尿病密碼的醫學家們，便有了一個明確的研究方向——胰腺，而不致於象瞎子一樣胡亂探索了。

　　發現糖尿病與胰腺有關一事，又過了12年，

　　在探索糖尿病原因的道路上，1901年，一個叫尤金·奧培美國醫生，又為縮小探索目標的範圍，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奧培醫生在研究中發現，糖尿病患者的胰腺，的確是出現了病變。但是，他在顯微鏡下，仔細的觀察到，卻僅僅是胰腺中的胰島，即那些密集成團的小個頭細胞，出現了明顯的形態變化和萎縮，而並非是整個胰腺都出了問題。

　　由此，奧培醫生認為，胰腺中具有的腺泡細胞與胰島細胞，是各有不同的分工：負責消化功能的，是腺泡細胞;而胰島的功能，則是能控制與調節血糖。

　　奧培醫生對胰島與糖尿病之間更進一步的相關性發現，使科學家們能在很早之際，就把破解糖尿病的目光，全部聚焦到了正確的部位上。

　　對糖尿病的探索，發展到這一階段後，科學家們都明白了一件顯然無誤的事：既然沒有胰腺，動物就會患糖尿病;那麼，反過來說，動物的胰腺中，不就是會存在有能控制血糖的物質嗎?

　　所以，到胰腺中，特別是到胰島中 ，去尋找能治糖尿病的物質，不就是必然應做的最重要之事嗎?!

　　「胰島素」這個名詞，就是那些性急的科學家在當時創造出來的。他們雖然不知道是胰腺中的什麼物質能遏制血糖的升高，但，卻堅信那種物質必定存在於胰島之中。

　　故而，治病的物質還未被發現，而為其準備的名詞，卻已早早在恭候。

　　(四)

　　接下來的數年中，科學家們就是努力從動物胰腺內的胰島中，提取種種液體，希望這些提取液，能控制與治療糖尿病。

　　但是，究竟「胰島素」是什麼東西?在當時那種科技條件下，要如何才能挖掘到它?

　　卻遠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些科學家推測，既然糖尿病與胰腺中的什麼東西有關係，那麼，直接食用動物的胰臟，能不能治療糖尿病呢?

　　然而，實驗表明，這個方法，對治療糖尿病無效。

　　又進入一個胡亂摸索的新階段。

　　不過，探索的範圍，畢竟已不是廣袤無邊、而是有著特定的對象了。

　　德國柏林的一個醫生喬治·佐勒爾，差點巳走到了寶藏的門口。

　　他把大量牛胰腺磨碎處理，去除不溶於水的沉澱之後，得到了一些非常粗糙的提取液。在1906年，他進行了一項臨床研究，對象是8名糖尿病患者，他冒險把這種自行提取的液體，注射給這些受試者。而且，一位快要死去的糖尿病人，在接受了注射之後，還似乎看到了一點點阻止死亡的效果，病人的血糖真的有所降低。然而隨著他的液體用完，病人則很快死去。

　　最遺憾的是，他所製備的這些提取物，在實驗中，也顯現出具有嚴重的毒副作用，因這一點，便阻礙了他更深入的研究。

　　現在看來，佐勒爾醫生的運氣，的確還差那麼一點點。

　　走到成功大門口的，還有羅馬尼亞的生理學教授尼克拉·勃烈森。

　　在實驗中，他使用冷卻了的狗和牛的胰腺液態提取物，注射給糖尿病狗，明白無誤的觀察到了這些提取物，確有降低血糖的作用，但由於他的胰腺提取物，同樣存在著引起發熱及其他的毒副反應，故而，他也只好停留在在離成功一步之遙的歷史位置。

　　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歐洲的多個實驗室已經基本證明，粗糙的胰腺提取物，有時確能降低血糖。但是，大量的實驗卻又表明，這些粗糙的胰腺提取物，即便能降血糖，但是，它們卻又常具有一些副作用，特別是發熱，甚至有毒性。

　　顯然，以此用作臨床，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有分離胰島素的嘗試都沒有成功。是因為，一旦將胰腺研碎，不是胰腺內的消化酶很快將胰島素降解破壞，就是胰腺內的不明物質，會產生有毒的液體。

　　如何從從胰腺粗提物中，純化出真正可作藥物的胰島素，便成了科學家們追求的新目標。

　　(五)

　　人類決戰糖尿病的歷程中，最偉大的跨越，是1922年，由時年31歲的加拿大的青年醫生弗雷德里克·班廷實現的。

　　1920年11月的某一天，在距多倫多市約200公里的倫敦市開診所執業、併兼職多倫多病童醫院的外科醫生弗雷德里克·班廷，找到多倫多大學生理學系主任約翰·麥克萊德，他請求讓他進行提純胰島素的實驗。因為，醫學院生理學系有著當時很完備的實驗室。

　　班廷的衝動，是因為他在此之前，由讀到的一篇醫學報道而產生的。他的想法是：人們現在無法從胰腺中獲得純凈安全的提取物，是因為胰腺中的腺泡有干擾。既然如此，為何不事先將腺泡剔除，再來提取胰島中的物質呢?

　　生理學系主任約翰·麥克萊德教授，是研究糖尿病的專家，在班廷的執著請求下，他支持了班廷的想法，為班廷提供了大學實驗室及相關條件。

　　時年21歲的多倫多大學學生查爾斯·貝斯特，則做了班廷醫生的助手。

　　1921年5月，班廷辭去原有的工作，無薪且自費與貝斯特組成的實驗室，正式開張。

　　他們用二組試驗狗，開展提取液的實驗：一組狗的胰腺被摘除，成為糖尿病狗;另一組則結紮胰腺導管，使腺泡細胞死亡，只剩下胰島。再從胰島中提取溶液。

　　經過1921年整整一個夏天的實驗，歷盡多次的失敗，將麥克萊德教授提供的10隻實驗小狗，全部耗完，也沒有效果。顯然，欲提取胰腺中某種不知道的溶液，在每一個步驟中，都不容犯錯。否則，結果就是失敗。

　　班廷沒有氣餒，在審視了實驗過程中的情況，反省了做得不足之處後，又自費從市場中買了些狗狗，繼續進行實驗。

　　終於，二隻糖尿病狗狗，在接受了班廷和貝斯特準備的胰腺提取液注射之後，又精神煥發地活了回來，一隻健康地活了20天，另一隻居然還活了70天。

　　班廷當時的實驗，雖然並不具開創性的意義，因為，此前已有過科學家確認了胰腺提取液可以降低動物的血糖。但是，二隻患有糖尿病的狗狗，在注射了他們得到的胰腺提取液後，能夠使血糖下降，由病轉好，並健康地活了幾十天。

　　這個令人振奮的實驗現實，讓班廷與貝斯特激動萬分。

　　由此，更堅定了班廷對胰腺提取液能降人體血糖的信念。

　　在實驗中，他們後來發現，根本不必從小狗身上動刀提取胰腺粗提液，而是直接拿廢棄的牛胰腺，用酸化酒精進行浸泡，就能夠提出具備血糖控制功能的胰腺粗提液。

　　這樣的改進，明顯加快了他們的研究進度與質量。

　　班廷之所以產生了辭去原有的工作，而加入到治療糖尿病的研究人員行列，潛心來做胰腺提取物的實驗，就是這個「結紮小狗胰腺的胰泡、則可以獨從胰腺中獲得胰島素」的天才思維閃電所推動。而在做了一些實驗後，結果，他才發現自己的這個「天才」想法，根本沒有多大意義，因為，直接用酸化酒精浸泡牛胰腺，便能獲得相對純凈胰島的方法，遠遠比結紮小狗胰腺的方法，簡單實用得多了。

　　不知道當時班廷對自己「天才閃電」的方案，也是否象後來許多人一樣，覺得很是好笑?歷史的畫面只是向我們展示，班廷很快拋棄了自己原有的「天才」方案，而立即改用了直接用酸化酒精浸泡牛胰腺的實驗手段，進而創造了一個醫學史的里程碑。

　　人類的很多進步，有時的導因，竟是因為一個並無多大意義的衝動。

　　沒有多大價值的衝動，當然難以直接得出有價值的結果。然而，只要有此衝動的人們，能繼續認真的實踐前行，那麼，有時實踐的過程，卻也可能將其引導到富有價值的領域。

　　班廷如果沒有這個令後來許多人感到好笑的「天才」衝動，沒有這個衝動的強大動力，那麼，開診所、做外科醫生的他，可以說，永遠都不會與治療糖尿病的事業對接，更不用說能創造一頁光輝的歷史了。

　　當然，若是一個做事馬馬虎虎的人，那即便是他的頭腦里儘是天才的思維，他也不可能做出任何有價值的事業。

　　幸好，上帝讓班廷同時具有了既頑強、又認真的行事作風。

　　班廷一個夏天的實驗成果，使支持這個實驗的麥克萊德教授，也願意直接加入到這個研究團隊中來。當年12月，麥克萊德又邀請生物化學家詹姆斯·克里普，加入進來。

　　在胰島素提純過程中，克里普也是一個重要人物。

　　因為，他所擅長的，是從一管渾濁的組織液里，真正分離出相對純凈的胰島素溶液。克里普參加研究團隊後，很快改進了胰腺提取和提純的方法，並且從事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支持性生化實驗，證實了胰腺提取物能夠使糖尿病患者的肝臟儲存糖原，並能消除尿酮體。

　　班廷沒有被成功的控制了狗狗糖尿病一事的喜悅，沖昏頭腦。他知道，實驗的最終目標，是救治糖尿病人。狗狗獲救了，那麼，人能不能也被牛胰腺的提取液治好呢?

　　但是，對人怎麼能做實驗呢?

　　班廷與貝斯特沒有猶豫，他們互相先後讓對方將不同份量的胰腺的提取液，幾次注射進自己的血脈中，然後測定是否能降血糖。

　　成功了!

　　班廷與貝斯特，都清清楚楚的測到了血糖己下降的預想結果。

　　現代科學每一次史詩般的進步，實際上，都是因為有著無數志士仁人，用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勇敢鋪墊了通向成功的基石!

　　最令班廷實驗團隊激動快樂一天，終於來到了。

　　1922年1月23日，患有重度糖尿病的14歲少年萊昂納多·湯普森，在多倫多大學醫院接受了胰島素針的注射，一天之後，湯普森的血糖便恢復到正常水平，幾天後，曾經奄奄一息的少年，就恢復了生機和活力。

　　班廷與麥克萊德的研究團隊，以無比喜悅的心情，向全世界宣告：糖尿病等於死刑判決的時代，終於結束!曾經危害人類數千年的魔鬼——糖尿病，總算被科學家們管控住了。

　　根據麥克萊德的建議，這種從胰腺中提出來能治糖尿病的液體，被正式命名為「胰島素」。

　　麥克萊德認為，既然研究糖尿病的學界，都早已多年而約定俗成，將日後發現的、能治糖尿病的胰腺提取物，預先稱之為「胰島素」了，那就遵從眾意，讓大家順理成章的接受它。

　　(六)

　　1922年5月3日，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北美醫師協會會議上，班廷與麥克萊德的研究團隊，以「胰腺提取物對糖尿病的作用」一文，報告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宣布了他們提純出了高效安全的胰島素溶液，從此，便可以迅速治療糖尿病患者的特大喜訊。

　　他們的報告，立即使全場聽眾，都自發的起立鼓掌，放聲歡呼，歡慶現代醫學史上的這一偉大成就。

　　翌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班廷和麥克萊德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

　　在整個諾貝爾獎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快，就給一項發現與發明授獎。也許是因為，人們在黑暗中盼望糖尿病剋星的出現，實在是等待得太久太久了。

　　班廷的助手貝斯特，卻沒有成為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獲獎者，班廷很為他不平，便將他獲得的諾獎獎金的一半，分給了貝斯特。

　　班廷後來的研究團隊，是四個人：班廷、貝斯特、麥克萊德與克里普。

　　但是，諾獎評選的規則，是每個獎項的獲獎者，最多不能超過三個人。因此，只好讓二個助手級人物都出局，而只評定班廷與麥克萊德二人。

　　麥克萊德也將他的獎金，分了一半給克里普。

　　獎金的平均分配，顯現出對貝斯特與克里普他們二人在研究中所作貢獻的承認與表彰。

　　對於麥克萊德教授的獲獎，直到今天，還有一些人表示不滿，認為他只是後來才參入了研究，功勞遠小於貝斯特，是佔了班廷與貝斯特的便宜。

　　顯然，這種看法是片面的。

　　雖然，作為多倫多大學生理學系主任的麥克萊德，的確是班廷的實驗已露出成功曙光之際，才參入到研究中來的。但是，當初，若不是獲得他的首肯與支持，一個陌生的外來醫生，是不可能進入多倫多大學生理學系的實驗室，並獲得一些實驗條件與物資，來進行一場成敗不知的實驗的。

　　並且，麥克萊德參入實驗後，作為生理學專家，他敏銳的發現了研究團隊的短板——生化提純技術。因而，他立即邀請引進了生物化學家詹姆斯·克里普，參加研究團隊。由此，使實驗後期提純胰腺溶液的過程中，大大加快了實驗速度與提升了提取物的質量。

　　最後，由於麥克萊德從事糖尿病研究多年，在加拿大及國際糖尿病學界，都有著一定的聲望。而這個條件，對於「小人物」班廷的科研成就，不致於被學界「大人物」及名流權威抹煞、壓制，而能順利直達諸如美國生理學學會、北美醫師協會等學術組織，獲其首肯，並進入諾獎評委的慧眼範圍，無疑，是極為重要的。

　　因此，人們的確不應抹煞麥克萊德的貢獻。而應該說，這個研究團隊，幸虧有了他，班廷這位攻克糖尿病的英雄、及其研究成果，才得以順利的脫穎而出。

　　對此，我們只要想想近日榮獲諾貝爾獎的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的遭遇，就能明白麥克萊德的作用。

　　屠呦呦只因為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不僅她數次落選二院院士，而且，這個青蒿素的發明大獎，也遲來了幾十年!若不是這些年來，得以有一批如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教授等科學家為其抱不平，而大聲呼籲，「三無」科學家屠呦呦，與她的青蒿素，恐怕就永遠會被塵封於世，更別說與諾獎有緣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班廷參加了戰地醫療工作，作為一名少校，在加拿大軍隊中服役，1941年2月21日，不幸在紐芬蘭上空，因飛機失事而遇難。

　　1989年7月7日，在班廷曾經行醫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倫敦市，一個名為「希望」的火炬，被專程而來的英國伊利莎白女王鄭重點燃。這束火炬將一直燃燒在以班廷名字命名的城市廣場，直到另一位班廷式的英雄，為全人類徹底治癒了糖尿病，才會被熄滅。

　　這束火炬是紀念，也是提醒。

　　它提醒人們在最終戰勝糖尿病的道路上，還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進行。

　　1991年，國際糖尿病聯合會和世衛組織決定，以班廷的生日——11月14日，作為每年的「世界糖尿病日」，並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11月14日舉行慶祝活動。

　　(七)

　　從1922年開始，北美各地的糖尿病患者就開始湧向了多倫多。特別是患糖尿病的孩子們，被他們的父母爭先恐後地送往多倫多大學醫院。醫院沒有那麼大的病房可以容納這麼多患者，就安排了臨時帳篷，讓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患者們，一個挨一個地躺在長長的帳篷里。這原本是令人肝腸寸斷的一幕，但此時卻成了充滿希望的嚮往。醫生們從帳篷的一頭開始給孩子們注射胰島素針，一個接一個注射下去。接受注射的孩子們，很快就神奇的坐了起來，眼睛裡重新恢復了神采!

　　為了救治越來越多的患者，班廷他們迫切需要幾倍幾十倍地擴大他們生產出胰島素注射液的能力。

　　但是，提取胰島素的實驗室方式，其產量，顯然遠遠不能滿足病患市場的需要。

　　總部位於美國中西部城市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禮來公司，是創立於1876年的製藥大企業，敏銳的市場感，使這家公司立馬加入到胰島素的生產行列中來。

　　1922年5月，多倫多大學與禮來公司達成協議，由「禮來」進行胰島素的規模生產。

　　這一年秋天，「禮來」胰島素便開始源源不斷地運往多倫多，產量達到了驚人的每周10萬單位。每一天清晨，滿載著冷凍牛胰腺的卡車，從芝加哥列隊開進禮來公司的工廠，在那裡被有條不紊地切割、浸泡、蒸餾和提純，變成一瓶瓶比金子還寶貴的胰島素。現代工業和科學的結合，迅速聚變出巨大的力量。

　　第一支商業化的牛胰島素注射液，其商品名稱是「因蘇林」。

　　為了保證胰島素的順利商業化生產，班廷、貝斯特和克里普為胰島素申請了專利(作為多倫多大學生理學系主任的麥克萊德，可能因屬職務限制，個人不能申請專利)，並於1923年初得到批准。隨後，這三位科學家就以每人一美元的象徵性價格，將這價值連城的專利，轉讓給了多倫多大學。多倫多大學隨後又以非排他授權的方式，允許禮來公司開展胰島素的大規模生產和銷售。

　　這樣，以此方式，三位科學家與多倫多大學，既得以使胰島素能夠大規模的生產和銷售，也保證了糖尿病人不會因為有企業壟斷，而得不到胰島素的救命治療。

　　因為是非排他授權的方式，從而使得更多的製藥公司，都可以參與到胰島素的生產和銷售中，使得全世界範圍內更多的糖尿病人受惠。例如，現今世界最大的胰島素生產和銷售商——丹麥的諾和諾德公司，也是因此而得以早在1923年底，就開始在歐洲大陸生產和銷售胰島素了。

　　1923年，胰島素作為商品上市，據粗略統計，當年就有近8000名醫師，對25000多名糖尿病患者使用了該葯。

　　對於胰島素的功勛，美國著名糖尿病學家、1952年國際糖尿病聯盟(IDF)榮譽主席埃利奧特·傑斯林，曾在他的著作《Joslin糖尿病學》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1897年時，1個被診斷為糖尿病的10歲男孩，其平均生存期只有1·3年!30歲和 50歲的糖尿病患者生存期，分別是4·1年和 8 年。而到了1945年，10歲、30歲和50歲診斷糖尿病的患者，卻可繼續生活45年、30·5年和15·9 年了。」

　　(八)

　　早期胰島素藥品「因蘇林」的規模生產，雖然能解救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但是「因蘇林」的背後，卻還有兩個重大技術問題待解決。

　　其一，「因蘇林」始終是一種動物胰臟(一開始是牛，之後又開發了用豬胰髒的技術)的粗糙提取物。從本質上講，「因蘇林」就是一種成分複雜不明而含有胰島素的水溶液(甚至一直到1950年代，人們一直都還弄不清能救命的胰島素，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蛋白質)。這一點，就決定了即便是再先進的生產管理，也無法保證每一瓶「因蘇林」的成分與效果，都是完全一致。

　　其二，生產原料的根本不足。因為，從動物胰臟提純胰島素，是一件極其低效的生產，每一瓶胰島素注射液，需要成噸的動物組織做原料，按照這個比例，即便用上全世界牲畜的胰臟，提純出來的胰島素數量，也沒法滿足全體糖尿病患者的需求。

　　從1922年秋天，一直到1978年，在這56 年的時間裡，雖然，胰島素的生產，在努力提純與減少使用原料這二個方面，生產的技術也在不斷的進步，使胰島素產品的質量越來越純正，製造成本也在逐漸降低。

　　但是，使用牛或豬的胰臟做原料的局面，卻仍沒有改變。

　　攻克糖尿病的戰役，顯然，還須繼續大力推進。

　　幸好，現代分子生物學從理論到實踐，在此後的五十多年中，都發生了巨大的進步。而基因工程技術的出現，更讓胰島素的生產方式與產品質量，躍上了一個嶄新的高端平台。

　　1955年，劍橋大學的英國生物化學家、時年37歲的弗雷德里克·桑格，用12年時間，準確測定出了牛胰島素這個大分子構成中，有著51個氨基酸小分子，而且測出了這51個氨基酸的排列順序。

　　每種蛋白質(胰島素也是一種蛋白質)，都有獨一無二的氨基酸序列，而正是這獨特的氨基酸排列順序的結構，決定了每一種蛋白質特別的功能和特性。

　　桑格的這個成就，1958年，使他被授於了諾貝爾化學獎。

　　知道了牛胰島素中的氨基酸的組成與順序，就等於可以用化學方法，在實驗室人工合成出牛胰島素，而不再需要牛的胰臟做原料了。

　　實際上，在1965年，歷經幾年的攻關，中國科學家就成功的用單個氨基酸為原材料，在實驗室中合成出了結構、功能都和天然無異的牛胰島素。

　　更令人憧憬的是：既然桑格的方法，能夠測定牛胰島素全部51個氨基酸的完整序列，那麼，人們顯然也可以照葫蘆畫瓢，測定出人胰島素的全部氨基酸序列。

　　的確，科學家們很快測出了人的胰島素大分子中的全部氨基酸序列，也是51個，與牛胰島素的氨基酸組成與序列絕大部分相同，僅有3個不同，差異不到6 %。

　　同樣，用人工合成的方法，跳過牛胰島素階段，直接製造出人胰島素的設想，也順理成章的產生了。

　　畢竟，人的胰島素，無疑比牛胰島素，有著更優的質量。

　　然而，雖然人們有時也能窺測到上帝的工作方式，但若真欲代替上帝製造什麼，則遠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為，實驗室能做成的事，卻不一定就能擴大為規模性生產。

　　這之中，有一個生產效率與生產成本的障礙。

　　例如，將海水變為淡水，在實驗室，通過簡單的蒸餾法就可以得到。但是，蒸餾的實際過程，卻需要極昂貴的加熱與冷卻生產成本，因而，使這項看似簡單而重要的事業，至今難於變為現實。

　　而胰島素的人工合成，在實驗室環境中，本身也就是一件效率極低的事情，每一次將一個新的氨基酸分子連上去，其成功產出率都只有千分之幾，這就意味著合成一個有51個氨基酸的蛋白質，效率將會低到在小數點後會有一連串的「0」。

　　因而，在1978年前，不論是牛胰島素的人工合成，還是對人胰島素合成的憧憬 ，均尚只能停留在實驗室的程度，而很難將其轉變為工業化生產。

　　(九)

　　1970年代初，世界現代分子生物學突現了一場巨大革命。

　　最初，瑞士的沃納·亞伯與美國的丹尼爾·納森斯、漢彌爾頓·史密斯三位科學家，在對細菌病毒的宿主特異性現象進行研究時，發現了「限制性核酸內切酶」——也就是人們今天所形容說的能編輯DNA的「剪刀」。

　　因此，197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這三位科學家。

　　隨後，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保羅·伯格，在實驗室中，於試管內將大腸桿菌的噬菌體基因與SV40基因結合在一起，從而構築了世界上第一個人工重組的DNA分子。

　　因為這個成就，保羅·伯格，獲得了1980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1973年夏天，斯坦福大學的斯坦利·科恩和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赫伯·玻伊爾，這兩位年輕的生物學家，合作發表了一篇能使抗四環素藥性的細菌，同時還可具有另外一種抗藥性功能的學術論文。由此，宣告了以具有複製功能的重組DNA技術的實現。

　　科恩的研究，是他發現了某些細菌中攜帶的名為「質粒」的環狀DNA分子，具有特定的基因，能夠幫助複製細菌需要的蛋白質。

　　而玻伊爾則在專門研究細菌中的某一種「限制性內切酶」蛋白質，他發現，限制性內切酶的「剪切」，是有高度選擇性的，一種內切酶只會選擇一種DNA，並不是可以「剪切」任何DNA分子的。

　　1972年，在美麗的夏威夷，上帝安排這二個在此參加學術會議的年輕生物學家，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碰撞。在會後的晚餐上，科恩與玻伊爾開始聊彼此的研究，經過幾個小時的熱烈對話後，二個人都突然意識到了：有了具備複製生長能力的「質粒」DNA，再遇到了可以剪輯、重編DNA的「限制性內切酶」蛋白質，二者若予以結合，他們豈不是可以干起上帝的工作了?

　　科恩與玻伊爾將他們兩個實驗室的技術，結合起來研究，短短几個月，他們就完美證明了自己的想法。無意間，兩個年輕人發現，在狹小的實驗室空間里，人類竟也可以輕鬆地定向設計和改變一個生物體的信息!

　　具體重組DNA技術的基因工程或遺傳工程時代，從此到來了。

　　順便說一下科恩與玻伊爾此舉，在科學界引發的在重大討論。

　　因為，科恩與玻伊爾打開的，是一扇雖屬跨越式科學進步、但卻也存在著潛在巨大風險的大門。

　　此前，即1973年1月，當保羅·伯格教授重組DNA成功後，為了評估重組DNA可能潛在的風險，他在美國加州的阿西羅馬組織了一個會議，討論生物學研究可能潛在的危害問題。

　　不久，科恩與玻伊爾發表的論文宣稱，他們不僅成功重組了二種DNA，而且，還使外來的「質粒」DNA具有在某種新受體(大腸桿菌)中不斷複製的功能。

　　科恩與玻伊爾所做的事，立即引起了全美國的DNA研究學界的震動性關注，有的著名學者，便要求美國國家科學院對此事作出反應。因而，美國科學院委託保羅·伯格教授，先後於1974年4月、1975年2月，在阿西羅馬再次召開來自世界各國有150多名著名生物學家參加的會議，進行研討，並發出公開信，倡導在對重組DNA技術會帶來什麼潛在危險的結果清楚之前，科學界暫停對重組DNA 的研究。

　　此後，歐美各國政府對DNA重組的問題，也作出一些相關規定。

　　這件事，的確太重要了。什麼轉基因玉米，什麼克降奶牛等等，到底行不行?有沒有風險?

　　均源於這個件事。

　　就是最近，對此問題，又舉行了一次重量級的國際會議。

　　因為，自2012年以來，一種叫做CRISPR的強大「基因組編輯」技術，被科學家們研究出來。這種「基因組編輯」技術，對生物的DNA序列進行修剪、切斷、替換或添加，已經能在經濟成本與操作時間上，大大縮小。例如，此前的某項DNA重組技術，要花費5000美元，時間需要二年;而採用這種「CRISPR基因組編輯」技術，只需30美元，且只需三個月。

　　因此，2015年12月1日，由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醫學院、中國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聯合組織召集的「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在華盛頓拉開帷幕。此次峰會持續三天時間，彙集了基因研究領域全球頂尖學者。會議中，各國科學家紛紛發表如何應對重組DNA技術的觀點，意見也不完全統一。既希望能大力發重組DNA技術，也提出應制定相應的規定，進行某些限制。

　　因為，這種對人類身體微觀體系的高效改變，雖然能對治療很多疾病，有很大的益處，但是，誰都不知道，它又將會引發什麼無法預料到的生理危險?

　　(十)

　　人胰島素的規模製造，就得助於科恩和玻伊爾成功複製DNA技術的誕生。

　　起初，用基因工程方式生產人的胰島素的計劃，還沒有列入科恩和玻伊爾思考的範圍，當時他們正沉浸在研究的喜悅和對基因工程理論的構建中。而如何將基因技術應用於具體商業目標，也不是他們急迫需考慮的問題。

　　但是，對任何新技術的如何應用，企業界和資本的嗅覺，總是要更靈敏、更主動。

　　1976年1月，矽谷KPCB基金的合伙人羅伯特·斯萬森，找到了玻伊爾辦公室，與玻伊爾談起了重組DNA技術的商業應用。

　　原定一刻鐘的喝咖啡時間，被延長到了三個小時。而那一天結束的時候，玻伊爾和斯萬森，兩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已經迅速談妥了一個約定：兩人決定分頭辭職，共同創立一家生物技術公司，探索基因工程的應用前景。

　　科恩則繼續留在了斯坦福大學，從事對重組DNA技術的深入研究。

　　玻伊爾和斯萬森於1976年創立的、總部位於美國舊金山、名為基因泰克的公司，標誌著基因工程這項革命性的技術發明，迅速走出實驗室，走向產業化，走進千家萬戶的藥盒。

　　1978年，開業兩年後，基因泰克公司宣布研製出了人工基因合成的人胰島素，其氨基酸序列和生物功能，與人體自身分泌的胰島素完全一樣。

　　這是科學家們利用重組DNA的技術，將人類胰島素的DNA序列，編入某種細菌中，使細菌具有了複製人胰島素的功能，從而，不再須依賴人體，細菌就可以變成微型的人胰島素複製工廠。

　　世界上第一個基因工程藥物誕生了。

　　1982年，基因泰克公司也將人工基因合成人胰島素的技術，授權給胰島素領域奠基者的禮來公司進行生產。禮來公司完成了這項產品的核准程序，並獲得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核准，開始以「優泌林」為商品名稱進行全球銷售。

　　直至本世紀初，全球胰島素市場上，包括「優泌林」在內，已有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產品，均為人工合成的人胰島素。在歐美國家，動物胰島素產品則已完全退出了市場。

　　30多年來，人工合成大規模生產的人胰島素藥物，更加有效的幫助了全世界千千萬萬的糖尿病患者，成功的打退了病魔的肆虐，而延長了自己的生命，還原了一個較為健康的身體。

　　由此表明，人類決戰糖尿病的歷程，再次獲得了一個階段性的重大勝利。

　　(十一)

　　然而，糖尿病給人類帶來的麻煩，卻遠沒有因為人胰島素的成功合成，而完全予以解決。

　　實際上，在人們探索胰島素治療糖尿病的同時，也在探尋其他治療糖尿病的用藥。

　　二甲雙胍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種葯。

　　而對它的發現，也頗有傳奇性。

　　早在1920年代(也就是胰島素被發現的前後)，美國一戶牧民發現自家牲口吃了一種名叫「山羊豆」的新引進牧草以後，會出現肺水腫、低血壓、甚至麻痹和死亡的癥狀。這種原產歐洲南部與西南亞的牧草，很快被美國大多數州列為有害植物，防之如大敵。

　　然而，德國科學家唐累特在仔細分析了這種牧草的化學成分後發現，「山羊豆」草中含有的一種胍類物質，正是這種物質，它能非常劇烈地降低血糖。

　　於是，從山羊豆草中，唐累特提純出了山羊豆鹼，期望它能成為糖尿病的剋星。

　　但是，用山羊豆鹼在動物身上實驗治療糖尿病的效果，卻失敗了。因為，能毒死山羊的山羊豆鹼，也會毒死實驗的動物。

　　不過，有了明確具體的化學物質，事情就好辦了。生物化學家們開始輪番上陣，通過微調山羊豆鹼的化學結構，1927年，終於從中提出了能保留降糖效果，卻排除了毒性的藥品「二甲雙胍」。

　　二甲雙胍為什麼能降血糖?

　　這便涉及到糖尿病的不同類型的問題了，下文將會向讀者敘說這個情況。

　　然而，即便發現了二甲雙胍有降血糖的作用，但是，自1923年始，人工製造的牛胰島素，由於其立桿見影的療效，很快成為了糖尿病治療的主流方法。從那時起，直到如今，治療糖尿病人，用胰島素注射，幾乎都是醫生的不二選擇。

　　在胰島素的強大光輝下，也能降血糖、但機理作用不同的二甲雙胍，便基本偃旗息鼓，消隱於江湖。

　　直到1957年，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法國糖尿病學家讓·斯特恩重新研究了二甲雙胍。

　　這一次，是因為他看到有一位菲律賓醫生報道，他治療流感時，不知出於什麼想法，居然用了二甲雙胍，結果，他發現，有不少病人會出現嚴重低血糖現象。

　　對此，斯特恩的第一反應則是：這二甲雙胍真能治糖尿病!

　　二甲雙胍能重獲生機的大背景，是因為隨著胰島素的應用，人們也發現了不少的問題：如低血糖發生率高、血糖不穩定、體重增加、劑量會不斷增加、使用不方便....這些缺點，也讓人們頭痛不已。

　　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對於某些糖尿病人，胰島素竟然沒有任何作用，或作用甚微。

　　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雖然糖尿病的癥狀，對於患者來說，都差不多，但是，其產生原因卻有些很不相同。

　　其中，一類糖尿病的原因，主要是由於人體中胰島素的分泌出了問題，不能正常分泌出人體所需要的胰島素。而沒有胰島素工作，血液中的葡萄糖，就不能被人體組織利用與轉存為糖原儲備，因而只能積留在血液中，造成血糖升高。

　　另一類糖尿病的原因，則是雖人體胰腺的胰島素分泌正常，但是，胰島素要工作的對象(胰島素受體)，即肝臟、肌肉組織等，卻對胰島素不敏感，產生「胰島素抵抗」，因而，對胰島素牽引來的葡萄糖，較難吸收與轉存儲備，也任很多葡萄糖積留血液，而致血糖升高。

　　由此，前一類不能正常分泌胰島素、而致胰島素缺失的糖尿病，現在被醫學界稱為「一型糖尿病」;後一類雖能分泌胰島素、但肝臟、肌肉組織等，卻產生「胰島素抵抗」的糖尿病，則被稱為「二型糖尿病」。

　　首先發現糖尿病有二類不同情況的人，是英國醫生哈羅德·西姆沃斯。

　　西姆沃斯醫生在實驗中發現，不同的人對胰島素的反應情況，是不同的：對胰島素敏感的身體，血糖下降得快，反之則下降得慢。

　　1936年，西姆沃斯在他發表的論文中指出，一部分(一型)糖尿病人對胰島素響應，與健康人沒有區別，而另一群(二型)糖尿病人，則對胰島素的反應非常微弱。

　　根據這一清晰的差異證明，確實存在兩類病因都截然不同的糖尿病。

　　西姆沃斯以胰島素敏感度檢測實驗，第一次嚴格區分了兩類糖尿病：對胰島素仍舊靈敏反應的一型糖尿病，和對胰島素反應不敏感的二型糖尿病。

　　但是，西姆沃斯醫生的這種分類認識，在經過許多年後，才逐漸被糖尿病學界接受。也許，在科學發展的道路上，的確也存在著人微言輕的問題。

　　直到1979年，西姆沃斯的分類方法，才成為了國際醫學界的共識，並隨後曾為世界衛生組織的糖尿病專家委員會所採納。

　　「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多是少年兒童。屬不能分泌或正常分泌胰島素的問題，而且，許多是遺傳、或天生生理缺陷方面的原因。

　　「二型糖尿病」則是人在後天才發生的病態，多是因為飲食與生活習性以及環境影響，而導致人體生理的代謝出了毛病。所以，這類病人大多是中、老年人，尤其是身體肥胖者。

　　而在整個糖尿病患者群體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二型糖尿病」。

　　「一型糖尿病」的患者，不到百分之十。

　　自從有了人工合成的胰島素，「一型糖尿病」的患者，治療便不再是難事，也比較單一，只要及時注射胰島素即可。

　　而治療「二型糖尿病」，卻比較複雜。

　　因為，這類患者具有的「胰島素抵抗」問題，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其機理對此至今仍不清楚，只能以一句「人體發生了代謝性問題」而蘢統概括。因此，純粹用胰島素治療，對不少患者，根本不能奏效。有些患者則完全是對胰島素沒有任何響應。因此，治療二型糖尿病，胰島素注射就不是最好的方法。

　　為了治療那些單一用胰島素而無效的糖尿病人，1957年後，二甲雙胍又重返醫治糖尿病的戰場。

　　同時，美國與德國科學家們按照二甲雙胍的蹤跡，又研製了苯乙雙胍、丁雙胍二種胍類降糖葯。

　　由於苯乙雙胍、丁雙胍的降糖顯效，似乎強於二甲雙胍，結果使得二甲雙胍的市場競爭力很弱，僅能在法國上市。而降糖作用相對強大的苯乙雙胍，則在1960年代，得以大出風頭，通行歐美。

　　不料，後來，人們發現，苯乙雙胍會導致乳酸性酸中毒的風險極較高，而這種併發症死亡率也極高。這樣一來，醫生們對苯乙雙胍便喪失了信心。因而，到1970年代末，苯乙雙胍便幾乎完全退出了市場。

　　城門起火，殃及池魚。同屬於雙胍家族的二甲雙胍，也受到波及，再次受到冷落，幾近退市。

　　幸虧，重振二甲雙胍的法國糖尿病學家讓·斯特恩等研究者，沒有打退堂鼓，繼續堅持探索和研究。他們很快發現，二甲雙胍導致乳酸酸中毒發生的概率，要遠遠低於它那兩個「胍」葯(苯乙雙胍、丁雙胍)兄弟，負面影響甚微。

　　但是，當時對雙胍類藥物的恐懼，被誤傳誇大，因而，二甲雙胍的銷售，市場很小。

　　又經過了20年臨床實踐撿驗，直到1995年，二甲雙胍才得以在美國被批准上市。2004年，歐盟也正式批准二甲雙胍，用於治療10歲兒童以上人們的二型糖尿病。

　　二甲雙胍是如何降低血糖的?

　　科學家們對其機理仍不清楚，但是，發現它確能夠提高機體對胰島素的敏感度，抑制肝糖原異生，同時增加外周組織胰島素敏感性，從而得以降低血糖。

　　所以，在治療二型糖尿病的藥物中，二甲雙胍今天已成為了世界範圍內使用最廣泛的口服抗糖尿病藥物，成為了醫生的首選用藥。

　　二甲雙胍片，其中文藥品名「格華止」(Glucophage)。格華止這個名字正是二甲雙胍的「重新」發現者讓.斯特恩所命名，代表「葡萄糖吞噬者」的意思。和大多數現代「重磅炸彈」藥物不同，格華止從被合成到被廣泛接受，竟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

　　幸好，穿透層層迷霧，二甲雙胍終於得以露出了崢嶸。

　　2014年9月26日 ，中華醫學會組織內分泌臨床專家、藥學專家共同制定《二甲雙胍臨床應用專家共識》，表示了對二甲雙胍作用的肯定，並指導臨床醫生和患者正確認識併合理使用二甲雙胍。

　　該《共識》認為：二甲雙胍具有良好的單葯/聯合治療的療效和安全性證據，無論對於血糖控制，還是糖尿病心血管併發症的預防，二甲雙胍都有明確的臨床證據。因此，二甲雙胍已經成為全球控制糖尿病的核心藥物。

　　最近，二甲雙胍又成了生理醫學界的熱點研究對象。

　　因為，近兩年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二甲雙胍具有抗衰老、延長壽命的作用。

　　2013年、2014年，英國、美國與比利時的學家們分別發表在《細胞》、《自然通訊》《PNAS》、《Diabetes，Obesity and Metabolism》 等生理醫學權威雜誌上的若干研究文章宣告，在研究中都發現了二甲雙胍這種新功能。

　　英國卡迪夫大學在一項涉及18萬人的大規模研究中，發現長期服用二甲雙胍，可顯著延長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壽命，

　　不久前，美國紐約愛因斯坦醫學院的科學家Nir Barzilai教授，向美國葯監局(FDA)提交申請，希望開展臨床試驗研究二甲雙胍抗衰老的效果。

　　FDA也對這一提議表示歡迎，認為這一思路值得考慮。

　　真是峰迴路轉!是金子總是會發光的。

　　或許，二甲雙胍又將迎來它一個輝煌的時代。

　　(十二)

　　與二甲雙胍不同，磺胺類降糖葯的發展，基本是順序漸進，沒遇什麼太大波折。

　　1942年，磺胺類藥物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當年，法國蒙彼利埃大學的內科醫師 Janbon ，在使用一種磺胺抗菌葯治療傷寒桿菌疾病時，發現病人出現嚴重低血糖反應，同校的藥理學家 Loubatiere 隨即進行了基礎研究，發現磺胺類藥物，的確能使狗的血糖下降。

　　它為何能使血糖下降?與胰腺有沒有關係呢?

　　藥理學家 Loubatiere做了一種試驗：切除了狗的胰腺，再給狗喂入磺胺葯，結果發現，對血糖沒有任體作用，一點也沒下降。

　　經深入的研究後得知，磺脲類降糖葯之所以能降血糖，其主要的藥物機理，是刺激和促進胰島分泌胰島素。

　　胰島素分泌增加，血糖自然下降快。

　　而若沒有了胰腺，磺胺類葯也就沒有了發揮作用的平台。

　　顯然，磺胺類葯降血糖的方向與路徑，與二甲雙胍截然不同。

　　它的靶向是胰腺，是促使胰島素的分泌。

　　而二甲雙胍的靶向重點，是解決「胰島素抵抗」問題，即讓肝臟與肌肉組織等能敞開大門，使血液中的葡萄糖能被它們吸收儲存，從而降低血液中的糖量。

　　經過十多年的研究，從1955年起，第一代磺脲類降糖葯被用於臨床，開創了非依賴胰島素注射治療糖尿病的新局面，並促進了口服降糖葯歷史的發展。

　　由於第一代磺脲類藥物降糖作用弱、不良反應嚴重(頻發低血糖、對肝功能有損害)等特點，目前臨床上已較少使用。

　　1966年以格列本脲為代表的第二代磺脲類藥物先後被發現並廣泛使用至今。

　　目前，以格列美脲為代表的第三代口服降糖葯，亦已普遍使用，其用藥安全性、作用方式均發生了巨大改進，磺脲類藥物具有的副作用(頻發低血糖、加重腎臟過濾負擔)也大為減輕。

　　目前磺脲類，象二甲雙胍一樣，也是使用廣泛的口服降糖葯，且無論是單獨用藥還是聯合用藥，都是服用方便、且經濟適用。

　　(十三)

　　雖然，胰島素的發明與使用，對降低血糖，有著此前從未有過的顯著療效，但科學家們仍然沒有滿足與鬆懈，幾十年來，接著又不斷研製了二甲雙胍、磺脲類、腸泌素等降血糖的藥物，從各個角度，圍剿糖尿病魔，並希望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糖尿病的問題。

　　因為，儘管胰島素對糖尿病的管控，已是很牢固了，而二甲雙胍、磺脲類、腸泌素等葯，作為降血糖生力軍，也在發揮很大的作用。然而，由於糖尿病在胰腺中產生的根本發生機制，至今仍是懸疑，不很清楚，所以，人類與糖尿病的決戰，只能說仍處在不勝不敗的對峙之中。

　　而且，人類還只是防守。

　　經過92年的歷程，胰島素的質量，在現代科學技術的運作下，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而遠不是當初問世時的那種混混濁濁的溶液了。但即便如此，卻又不容人們太樂觀，因為，畢竟胰島素只是一種人體的外源性藥物，用一次就只有一次，它在人體內不會自動再生，需要人們不斷的注射補充，否則，糖魔就會立馬反撲過來。

　　故而糖尿病一型的患者與大多數二型患者，每天都離不了胰島素，終生都離不了胰島素的注射。此舉，的確是件無可奈何的麻煩事。

　　二甲雙胍、磺脲類藥物，雖然不用注射，能以藥片形式口服。然而，它們的功能與藥效，卻又使其不足以代替胰島素。即便有些二型糖尿病患者，不需要注射胰島素，完全憑口服二甲雙胍、磺脲類等藥片，就能控制血糖避免升高，但是，他們卻仍然還是需要天天不離藥片，需終生服用。一不小心，血糖就會飈升，甚至帶來併發症。

　　何時能徹底縛住糖魔?

　　而不僅僅是管控它、防守它。

　　加拿大倫敦市班廷廣場上，那個燃燒了26年的「希望」火炬，有誰，能熄滅它?

　　無疑，全世界數達幾億的糖尿病患者，都在焦急的盼望這一天，能早日到來。

　　縱覽百年來的糖尿病醫療史，在看到無數科學家為之耗費了巨大心血的故事，讀到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為之而絞盡腦汁的拼搏研究之記錄，相信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不禁會對這些科學家們致以衷心的敬意!

　　但是，敬意之餘，也不無遺憾：

　　在2015年的今天，人類已能精準操控遙遠空間的人造衛星等航天器;能製造出可模擬一個國家未來幾天的天氣變化的超強計算機;強大的互聯網技術與運用，已能將整個地球的人們，變成聯繫緊密的鄰居;橫空出世的智能手機，更是使人憑其小小屏幕視頻，就可以隨時將全球的朋友都請到眼前。而在生理學的領域，三年前創造的基因重組CRISPR技術，則簡直就是科學家手握的基因「刀」，能令人驚異的任意改變生物的生命結構。

　　然而，自1889年馮梅林和閔科夫斯基二位科學家，揭示了胰腺與糖尿病的相關性以來，126年過去了，人類對糖尿病的認知，卻仍停滯不前的呆留在這個相關性面前，而未能進一步跨越，揭示這個相關性後面的秘密;未能發現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人體的胰島素分泌發生了障礙與發生了胰島素抵抗?

　　就是說，對糖尿病根本原因的認知水平，經過了126年，仍然沒有什麼實質的進步!

　　自1923年，班廷醫生使用胰島素，開創了管控糖尿病的方法，得以挽救了無數生命之時起，至今又過去了92年。然而，人們對付糖尿病的戰略與措施，一代一代新型的胰島素也好、二甲雙胍、磺脲類藥物也好，卻都不過就是提高管控糖尿病的程度，而始終沒能將決戰糖尿病的矛頭，深入指向人體胰島素分泌發生障礙的終極目標。

　　而對糖尿病的管控，做得再好，卻仍無法從根本上解除糖魔對人類的威脅。

　　人類的確管住了糖魔，但卻沒能消滅它。

　　而為了管控糖尿病，人類卻需要不停的耗費巨大的資源，糖尿病患者更是需要終生背著注射與服藥的麻煩。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局面呢?

　　如此發達的現代科學，難道在決戰糖尿病的問題上，真的只能維持這種不敗卻也不勝的對峙狀態?

　　在這種不不敗不勝的局面中，治療糖尿病的藥品企業便成了最大受益者。也許，有些藥品企業的老闆，在心底里反是無比高興：一個人一旦成了糖尿病患者，那麼他或她便將永遠、終生是藥品公司的消費顧客了!

　　因此，從本質上說，現在提高胰島素、二甲雙胍、磺脲類等藥物的質量，沒有太大的意義，也不是什麼成就。

　　只有在科學家與藥品企業，能研究、創製出能讓人體胰島素分泌正常、或人體的肝臟肌肉組織等不再發生胰島素抵抗，也就是讓糖尿病自動消失的藥物後，決戰糖尿病的歷史，才能標定人類的勝利。

　　對此，顯然，我們能期望的，只有科學家。

　　只能寄希望於，再次出現象班廷那樣敢於進行天才思考、並予以積極實驗的科學鬥士!

　　2015/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