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說孔子與《論語》5

趣說孔子與《論語》5

61、如何理解「君子不器」？

在《為政篇》中，孔子說：「君子不器」。意思是教育他的弟子：君子不能學成一個器具一般的東西。「不器」就是並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孔子主張，一個為政的人，要上下古今中外無所不能，要成就大事業，就不能滿足於一技之長，但必須有專長而後變成通才。當子貢向孔子問及自己成什麼才器時，孔子對子貢有過評價：「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公冶長篇》）。孔子先肯定子貢：「你成器了」。「像宗廟裡盛糧食的瑚璉」。即是有用之才，但君子不器，用更高的標準看還是不夠的。子貢是很有才幹的人，政治活動能力很強，外交口才非凡，還善治產業，曾當過魯、衛二國之相。子貢是孔子學生中的佼佼者，孔子主要是感到他對仁義禮樂及修身之道研究得不夠深切。可見，孔子評價人成才的標準始終是把德放在首位。一個真正合格的人才必須德才兼備。

62、孔子如何觀察與分析人物？

孔子有豐富的文學與歷史知識，加上廣泛的社會活動，使他有機會接觸社會各階層的人物和事情，因此，孔子極具觀察人和分析事物的能力，這方面的言論在《論語》中多次出現。

「聽其言觀其行」，這是孔子觀察人物的基本原則。而這又是從對他的弟子宰予的觀察開始的。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公冶長篇》）。意思是說，宰予白天睡覺。孔子生氣地說：腐爛的木頭是不可雕琢的，廢土築的牆是不可粉刷的，對於宰予么，還批評他什麼呢？並且說：原先我對於人們，聽了他們的話，就相信他們的行為，如今我對人們，聽了他們的話，還要考察他們的行為。就從宰予開始，我改成這個方法。在《先進》篇中，孔子再論述了這一觀點：「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孔子說：人們總是讚許言論篤實的人，可是這種人真是君子嗎？還是僅僅神色上莊重一點的人？對人物的品行不能光看「論篤」，聽其言觀其行，然後再作判斷。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衛靈公篇》），君子不憑言論來重用人，也不憑人身份如何而廢棄人家的話。除了聽其言觀其行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從現象看實質。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為政篇》）。「視其所以」是看他的動機與目的；「觀其所由」是看他的來源，整個行動的經過；「察其所安」，再看他平常作人安於什麼、不安於什麼。這個人的行為目的怎樣隱蔽得了呢？

《論語》中記載了這樣兩件事：

其一，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欲速成者也」（《憲問篇》）。這裡說的是孔子故里一個孩子捎信給孔子。有人問孔子道：是個求上進的孩子嗎？孔子說：我看他坐在長輩的位置上，又看見他同年長的人並肩走路。不是一個求上進的人，而是一個取巧求速成的人。

其二，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進篇》）。閔子騫在孔子身邊侍候，是恭敬端正的樣子；子路則是忙忙叨叨，心不在焉的樣子；冉有和子貢是剛直的樣子。孔子很愉快，卻說：像仲由這樣，不得好死。孔子用扼要的一句話評判了常在身邊幾個弟子的品德修養，後來的結果正如孔子所判言：仲由在衛國的一場內亂中憑勇力以寡敵眾而被剁成肉泥！

孔子認為觀察事情評判人物必須防止隨大流的做法，反對人云亦云的心態，而應做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衛靈公篇》）。意思是說：大家厭惡的，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歡的，也一定要去考察，防止感情的蒙蔽。孔子思想核心是「仁」。在觀察人物方面他也堅持這個標準。他說：「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里仁篇》）。意思是說，人的過失，和他的品性有關，我們觀察一個人所犯的過失，就知道這個人是不是仁了。

63、孔子讚揚了哪些人物？

縱觀《論語》全書，孔子在書中借讚揚歷史人物進行政治評說，並對弟子施加教育或向諸侯國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以及仁義道德觀。書中讚揚的人和事很多，特別是人物更廣泛，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歷史上開中華文化之基或在道德規範方面堪稱典範的人物；二是歷史上以及與孔子同時代的君子與仁人；三是孔子的諸多弟子及其相關的事件。現擇其要者分敘如下。

堯、舜、禹是開啟中華文化的先哲，在《論語》中多次讚揚了他們的歷史功績。「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泰伯篇》）。孔子的意思是：崇高得很啊！舜和禹雖有天下，其地位卻像與己無關，心裡沒有覺得當皇帝可貴，看得平平淡淡，真正做到只是服務，這才是真正的偉大和崇高。

堯：「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泰伯篇》）。孔子說：「偉大啊，堯作為一個國君！崇高啊！唯有天最偉大，只有堯能效法它。他的恩德如此廣博無邊，民眾不知道怎樣去稱讚他。崇高啊！他成就了偉大的功業。光輝啊，他制定了禮儀制度。孔子說堯最偉大的成就，最偉大的光輝，是替中華民族開啟了文化的傳統。

舜：舜是「五帝」之一（或稱帝舜，虞帝）。司馬遷指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成為中華民族道德的化身。孔子認為：「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篇》）。。「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篇》）。孔子讚揚說：舜有賢臣五人，天下得到了治理。又說：無所作為就治好了天下的人，大概就是舜吧？做了什麼呢？使自己莊重並端正地朝南坐朝廷了吧。這些意思說明舜自己道德修養好，治國與辦事不在於用人的多與少，以這個風氣影響部下認真做事，就把國家治理好了。

禹：孔子又說：「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府，古代禮服）冕，卑宮室而儘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泰伯篇》）。孔子讚揚的大意是說：「禹，我沒有要責備他的了。他自己的飲食菲薄，卻儘力孝敬神鬼，享祀豐潔。他自己穿得很差，卻儘力把祭祀做得華美些，他自己的住房很矮，卻儘力田地水道。禹，我沒有要責備他的了。

周公：「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泰伯篇》）這是孔子拿周公的美才告誡人別驕傲與吝嗇。孔子又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篇》）。孔子說：「我衰老了！好久沒有夢見周公了。」孔子為什麼念念不忘周公呢？主要是欣賞周公的才華與道德，及其在政治上對周朝幾百年基業的貢獻。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弟弟，是西周的開國大臣，西周一切典章制度的制定者，也是當時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對他特別的崇拜。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伯》）。意思是說：周朝的禮儀制度借鑒了夏、商兩代，它表現的文采多麼豐富啊！我遵從周禮。因夏商周三代，其文化承先啟後，而周朝又進一步完善，「於斯為盛」（《泰伯篇》）。周公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博大的胸懷，這表現在他待人與用人上。《論語》記載：周公謂魯公說：「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微子篇》）。周公對魯公說：君子不疏遠他的親屬，不使大臣怨恨沒有被任用。故人、老臣沒有重大原因，就不要拋棄他，不要對哪個人求全責備。這是周公告誡他的兒子——魯國的國君，作為領袖者處世為人的四個原則。

周公（姬旦）的食邑分封在周，故稱周公，或周公旦，周即是陝西歧山東北，那裡至今還留有周公廟。

孔子還讚揚了文治武功的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屢次把天下讓給別人坐享的泰伯等歷史人物。

《論語》中孔子讚揚的另一類歷史人物以及孔子同時代的君子仁人，主要是推崇這些人物的仁義道德。他們中有善於治政治軍、輔助齊桓公九合諸侯的管仲；多次被罷官而不生氣的柳下惠；三次任楚國丞相臉上無喜色、三次被免職臉上沒有生氣神色的子文；有自己恭謹、侍奉國君認真、讓民眾得到恩惠和懂道義的鄭國賢相子產；有大智若愚的衛國大夫寧武子；有不記舊仇不降低自己的氣節、不侮沒自己身心的伯夷、叔齊；有善於與人交往的晏仲平；有正直而為的史魚；有堅守道德為官而忠心報國的蘧（音渠）伯玉等一大批人物。

史料稱：孔子弟子三千，賢人七十有二。《論語》中孔子讚揚也涉及許多弟子的名字，其中《先進》篇第三章一下子提到十個弟子的名字，「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裡稱為孔門四科，德行排第一，顯然是看成最重要的，中國從孔子開科授徒辦教育，至今仍把培育人的思想品德放在首位，足見其歷史淵源。

孔子的得意弟子首推顏回。《論語》中專以顏淵之名例一篇，另外，孔子在不同場合下有18次之多言及顏回的名字，主要是讚揚顏回的道德及悟性好。孔子說：「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進篇》）。意思是說，顏回對我孔子並不是有什麼實際幫助的人，可他對我孔子的話沒有不喜歡的。又說：「回也其庶乎，屢空」 （《先進篇》）。意思是說：顏回的學問修養大概差不多了，只是常常貧窮不堪。孔子還讚揚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遇。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為政篇》）。「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罕篇》）。意思是：顏回從來不違背孔子的話，對於與孔子談論學問始終不懶惰，好像很笨，而暗地考察，顏回並不笨。這和當面唯唯諾諾，背後卻不能發揮，或者是發揮了，卻違背原則，是有區別的。前者是誠實，後者是權術。誠實與權術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道德品質。誠實者利人利已，權術者利已害人，但最終也害已。

此外，孔子還讚揚子賤是位君子式的人物、閔子騫的孝悌之名、南容的德行與好學之風、還有一位會經商的弟子端木賜：「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先進篇》）；而澹（音談）台滅明不是公事不登門。「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雍也篇》）。孟之反不居功。祝鯇的外交才能等等。

64、孔子批評了哪些人物與現象？

在論語中，孔子按照他的道德觀與處世哲學批評了一些人和社會現象。主要是批評當時社會上違背禮制、違背仁義道德的人和事。批評對象有諸侯國的國君及上層人物、有他的弟子。批評的態度和方法主要是善意的說教而已。

當時處於「禮崩樂壞」的社會環境。周天子駕馭不了全國局勢，各諸侯國自行其事。在孔子的祖國——魯國，大權落在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大夫手裡，國君控制不住三家的專權。按周朝禮制，這三家是大夫爵位、大夫封域稱家，諸侯封域稱國。而這三家在禮樂儀式方面超規格而行起天子之禮：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八佾篇》）。孔子批評說三家徹祭時歌雍詩是行天子祭宗廟之禮，這種嚴肅靜穆的情景在三家的廟堂能見到嗎？季氏更放肆，在自家庭院里擺天子排場！孔子很氣憤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佾（易）是指舞蹈行列，八佾即八行，每行八人。古代舞蹈奏樂，天子八行，諸侯六行，每行六人，大夫四行，每行四人，士二行，每行二人。季氏為大夫爵位，按禮只能用四行，今用八行，是天子之禮了。所以孔子批評說：這種人壞禮的事都忍心做了，還有什麼事不忍心做呀！所以，後來出現了「季氏旅於泰山」 （《八佾篇》）之事，說明季氏已不滿足於在家中庭院行八佾之舞，而是急於去泰山行天子之祭了！

從魯國大夫亂禮的事，孔子看到的是一個亂轟轟的世道，加上發生了「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的事情（《微子篇》）。孔子實在氣憤而出走離開魯國了，並批評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陽貨篇》）。流亡到衛國時，雖得到衛靈公的器重，但看到衛靈公寵愛妃子南子而把自己涼在一邊時，又憤慨地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批評衛靈公是好色之徒！此外，孔子還批評了管仲的鋪張浪費與一些違禮的行為；批評宋國的司馬（軍政官員）桓魋浪費人力物力製作大型石棺之舉。總之，孔子生性直言，見到違背禮制的情況，不管是誰，他都敢於批評。這就招至一些人的反感，因而不願啟用他，有的還要加害他，如桓魋就派人把孔子招徒講學的大樹連根挖掉！逼孔子離開宋國。

65、孔子批評了弟子們的哪些行為？

比較起來，孔子的批評絕大多數是指向其弟子的，這是由他們之間的師生關係這一特殊的條件決定的。因為批評也是一種教育形式，從培養道德、健全人格這個意義講，對青年人的某些行為缺點的批評，是一種更加善意的有效的教育方法。孔子用這種方法使一些原本粗野的弟子的德行大加改善。孔子對弟子們的批評內容，歸納起來大致有如下幾類：

其一，批評不增進學業的人和事。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公冶長篇》）。因宰予白天睡覺，孔子說：腐爛的木頭是不可雕琢的，廢土築的門牆是不可粉刷的；對於宰予么，還批評他什麼呢？孔子這段話就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篇》）。冉求不願學習就說：並不是我不喜歡夫子的學說，心有餘而力不足呀！孔子說：力不足，是走到半路才停下，如今你是劃地為界不走了。這是批評冉求缺乏信心。孔子批評弟子中「功虧一簣」的行為：「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罕篇》）。大意是說：學業與修德好比那堆土造山：只差一籠土這預期的山就造成了，可是這造山人卻止住了，那我也只好說他到此為止而算不上成功！雖然剛開始倒下第一籠土，但是這個造山的人立定志向，勇猛精進，那我要說他必日日進步終能成功。孔子用比喻對弟子說：「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百不實者有矣夫！」（《子罕篇》）。意思說：長了禾苗而不開花的，有的吧！吐穗開花了卻不結籽的，有的吧！這是批評有開始而無結果，浪費時光，白耗生命！孔子針對弟子中的不良現象批評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衛靈公篇》）。意思是說：大家整天在一起，說話不涉及正經道理，喜歡耍點小聰明，難辦呀！耍小聰明不做正經事，古人有這些毛病；現代人，特別是一些青年人中也流行這種通病！而患這些毛病的人難成大事！

其二，批評不修德行的表現。孔子最討厭那些嘴上說得好聽，而行動不著邊際的人。「是故惡夫佞者」（《先進篇》），因為「巧言亂德」（《衛靈公篇》），「巧言令色鮮矣仁！」（《陽貨篇》）。孔子認為巧妙的言辭能敗壞道德，是因為說話也投機取巧，裝著臉色好看，仁心就少了。孔子更嚴厲地批評說：「鄉愿，德之賊也」（《陽貨篇》）。鄉愿，是道德的敗壞者。什麼是鄉愿？就是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似乎世上沒有比他更善良的人了，實際是同流合污，欺世盜名，使人難於認清他的本來面目。有人對道聽途說津津樂道，習以為常，孔子認為這是一個道德問題：「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陽貨篇》）。大意是：路上聽來的，就在路上去加以解釋，甚至發揮一番，這種人是道德的背棄者。這就告誡我們，為人處世，讀書做學問都要深入求證與思考，不能胡亂相信傳聞！否則，就是一個不講道德的人。

其三，批評患得患失者。孔子說：「鄙夫可與事君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陽貨篇》）。意思說：庸俗閉塞的人，是可以與他一起辦大事嗎？當他沒有得到職位的時候，生怕得不著，既得到了又怕丟掉了。若是生怕丟掉了，那就沒什麼做不出來的了。患得患失，只計較個人利益，說到底是思想道德基礎沒打好。現實生活競爭激烈，人的心情容易浮躁，而浮躁之心更易激發和產生患得患失的思想，怎樣才能克服它呢？這裡介紹一下「瓦倫達心態」。瓦倫達是偉大的繩索平衡家，他曾說：「我走鋼索時從不想到目的地，只想著走鋼索這件事，誠心誠意地走好鋼索，不管得失」。後來人們把專註做自己的事情，不考慮得失的心態稱之為瓦倫達心態。請大家記住：誠心誠意，先不管得失是達到目的的法寶。

其四，批評言行中的三種過錯與三種毛病。躁、隱、瞽，是人們在說話時易犯的三種過錯。孔子說：「侍於君子有三愆（音謙，意過失）：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季氏篇》）。大意是說：陪著君子說話易犯三種過失：話沒到話題上就說起來了，就叫吵擾；話已在話題上卻不說，就叫做隱瞞；沒看到君子的神色如何就說將起來，就叫做瞎眼。日常生活中人都易犯這三種過失。但自已看不到這種過失，孔子二千五百多年前就提醒人們注意說話的方法和品德。

孔子還批評了三種毛病：狂、矜、愚。「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盪；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陽貨篇》）。意思是說：狂、矜、愚自然是人的毛病，但是古代有這些毛病的人還是有可取之處：狂人肆志進取，自矜的人廉潔自守；愚鈍的人本質樸實。如今，有這些毛病的人卻一無可取：狂妄的人放蕩而沒有拘檢；矜持的人乖戾多怒；遇鈍的人就只有詐偽。這也是孔子感慨當時社會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此外，孔子還批評了這樣的人：「狂而不直，侗而不願，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篇》）。意思是批評這類人狂放而不正直，幼稚而不謹慎，無知無能還不講究信用，我不能理解這樣的人。可見，從古到今，要做一個真正有文化、有道德的人還真不容易，必須有意識地加強個人的文化及道德修養才能成功。

其五，批評為富不仁者。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篇》）。意思是：季氏比周公的財富還多，冉求還在為他施行田賦，增加更多的財富」。孔子說：已經不是我的門徒了，弟子可大張旗鼓地去攻擊他的缺德之舉。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主張「君子周急不繼富」（《雍也篇》）。君子應救助窮急的人，不給富有的人增加財富。所以，他批評為富不仁的行為，要求弟子們攻擊冉求為富不仁的行為的想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孔子宣揚仁義道德，按照他的道德觀去衡量人和事，特別是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社會風氣難盡人意，所以他批評弟子「申棖也欲，焉得剛」（《公冶長篇》）。引申出無欲則剛的成語。在批評師（子張）與商（子夏）兩位弟子在賢能方面的過頭與不及，引申出「過猶不及」的成語（《先進》。批評高柴愚笨，曾參遲鈍，顓孫師往往失之偏頗，仲由剛猛有餘。「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諺」（《先進篇》）。批評「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陽貨》。意即神色嚴厲而內心虛弱的人像個挖洞跳牆的小偷。批評見不到作自我批評的人：「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訟者也」（《公冶長篇》）。批評冉有、季路不能阻止季氏對魯國的附屬國顓臾發動的戰爭，引申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名句，得出了「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結論（《季氏篇》）。孔子所批評的現象所反映的是他的道德觀和為人處世標準，而這些在當時推行起來阻力很大，因而他就寄希望於他的弟子及後來人去推行，這正是孔子的用意所在。

66、孔子的人才觀有什麼特點？

人才問題，是一個亘古及今的話題，它與一國歷史和文化息息相關。《論語》中，孔子反覆談及人才問題。其內容大致有如下幾方面：肯定人才在治理國家事務中的重要作用。子言衛靈公以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鯇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憲問篇》）。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孔子談論了衛靈公的昏亂無道。康子說，這樣的國家為什麼沒有滅亡呢？孔子說：孔圉管理外交接待，祝鯇管理宗廟祭祀，王孫賈管理軍隊，像這樣怎麼會亡國。指出國家的興亡全靠賢才能人協力所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泰伯篇》）。這段話的大意是舜統治時代，有五位賢臣，天下便得到了治理。周武王說，我治國之臣有十人。孔子說：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從堯舜到周武王說那話的時候，人才是最為興盛。十位人才中，還有一位婦女，實際九人罷了。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強調治國人才難得，有了人才，國家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另外，傳遞了一個歷史信息堯舜之時就有婦女從政。

孔子推崇周朝的治理方式，並指出了八個有教養、有學問的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微子篇》）。孔子肯定這些人治理國家所發揮的作用。

量才錄用，才用相適。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憲問篇》）。孔子說：孟公綽哪怕做晉國趙、魏兩家的家臣也是很勝任的，卻不能到滕、薛這些小國去當個大夫。

對人才不求全責備。孔子的弟子子貢批評齊桓公為爭王位而殺了親兄弟公子糾，管仲是公子糾的謀臣，管仲不殉節，還去輔佐齊桓公，這就是不仁不義的人吧？孔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篇》）。孔子這話的意思是說：對管仲的才幹與仁義要歷史地看待，他輔助桓公稱霸諸侯，匡正整個天下，人民免遭戰爭之苦，現在還受到他的恩惠。沒有管仲，我們恐怕披頭散髮，左面開襟而衣。難道像一般的男女那樣搞點小信小節，自己去暴屍野外，還有人理解嗎？中心意思是說人才懂得捨去小節而保存大節，以致對歷史做出巨大的貢獻。

德才兼備，以德為本，這是孔子基本的人才觀。《論語》中講了這樣一位做官的人，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篇》）。柳下惠當法官，多次被罷官，人家說，你不可以離開魯國嗎？他說：按正道侍奉人，到哪裡不願要罷官呢？若是用歪道侍奉人，何必要離開祖國呢？孔子讚揚柳下惠的高尚人格，就是主張為官者應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崇尚道德，即使罷官也要堅持正義。而堅持正義，的確會遭到一些人的阻撓和抵毀，這在古代也是如此。當這類事發生在柳下惠身上時，孔子感慨地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衛靈公篇》）。臧文仲可能是個竊取官職的人吧，明知柳下惠的賢能就是不給他官位。按孔子的道德觀衡量，臧文仲就是小人。社會關係是複雜的，有時小人也會當道而逞能一時，但要相信社會上還是君子多小人少。《論語》中記載了這樣一事：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憲問篇》）。當孔子聽說：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和文子一起提升到公朝，做了國家的大臣時，說這可以謚為「文」了。為什麼要讚揚這件事，在孔子看，公叔文舉才不避親，也不忌嫉家臣與自己同朝執政，而且是由自己向朝庭推薦的，這就是一種應稱讚的道德之舉。公叔文是德才兼備，與臧文仲比起來，公叔文子是個君子。樊遲向孔子問有關智慧的問題，孔子說：了解人。樊遲沒有想通，孔子說：提拔正直的人，位置在邪門歪道的人之上，能夠使邪門歪道的人正直起來。樊遲把這番話告訴子夏。子夏說：「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篇》）。這裡，子夏引伸了孔子的話，告訴樊遲，無論作人做事要用正人，用品格、才能、道德好的人。提拔這樣的人，政事就清明暢順了，以此來宣揚與貫徹孔子正道事人的思想與正道處世方法。

67、孔子是如何對待富貴的？

《論語》中，直接涉及孔子談論富貴與貧賤的大約有六處，從中可看出孔子的觀點與思想：一是個人的富貴必須依靠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二是必須建立在道德規範之上，即從正常渠道獲得財富或職位。

弟子原憲問什麼是恥辱時，孔子說：「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憲問篇》）。這個「谷」是指俸祿，吃俸祿的人當指從政的人。孔子主張在國家上軌道，政治清明時，有職位得俸祿這是正常事，反之，國家混亂無道，也謀取職位那就是人的恥辱了。孔子不止一次向他的弟子們灌輸這種思想，把國家政治的穩定作為個人求職從政的大前提和原則，做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歷史上，許多人為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和目標，不為功名利祿所動而傳為佳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篇》）。孔子的意思說：「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你在那裡貧賤終生，是一種恥辱；國家政治動蕩，經濟蕭條，你能富貴榮華，也是一種恥辱。為什麼？前者的貧與賤是個人不爭氣不努力造成的後果，國家已為你創造了條件，你不能把握機遇，責任歸咎於已。後者的富與貴有明顯的走歪門邪道之嫌，趁國家動亂之機而攝取財富或謀得職位，這當然是恥辱。歷史上確有這類人，無論是孔子之前還是之後，這類人在謀求財富與地位時不擇手段。

孔子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篇》）。無論是獲得富貴，或是脫離貧困，都要用正當的辦法去爭取。孔子還有一段生動的名言談及富貴問題，「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篇》）。孔子的意思是說：富貴如果可以求得來，那即使是執鞭趕車的賤差，我也做；如果求不來，那還是依我所好。「吾所好」指的是什麼？以下孔子這段話可以說是最好的解釋：「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篇》）。意思是吃粗茶淡飯，喝白開水，彎起手臂當枕頭睡覺，生活雖然清苦，但樂趣就在其中，不合道義的富貴，就像天上的浮雲一樣與我無關。這是孔子關於富貴觀最有名的論說。從文學境界上看，也是寫得最美的。看今天社會上一些人雖然靚車錦衣，豪宅美食，風光誘人，但內心可能是痛苦的！為什麼？不義之財而常生恐懼，成為精神枷鎖！再看看那些來去匆匆的民工，生活中的物質條件雖然反差大，但「樂亦在其中」，為什麼？靠勞動與誠實賺錢，走正當致富之路，內心增添幾多安逸之情。

孔子在與弟子探討人生對待貧富所持態度時，也有一番高論。當子貢問孔子道：「貧而無謅，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在孔子看來：「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憲問篇》）。在肯定子貢講的貧賤的人不獻媚，富了不驕傲的人時，再提高一個層次要求：貧賤的人過得開心，不發牢騷怨言，富了有人樂善好施。縱觀社會生活，這兩種層次的人都存在。孔子所想是引導不同層次的人向善而成君子。

68、孔子是否相信鬼神？

《論語》中涉及鬼神、天命的內容不多，這四個字多數情況下是分開使用的，可見鬼、神、天、命在孔子時代是四個不同觀念但又相互聯繫著。追根溯源，古人認為人死為鬼，是人的另一種存在形式；超乎人力者的自然之力為神，泛指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和統治者；迷信的人把神、佛、仙所住的地方稱為「天」；而「天命」是迷信者指上天的意志，也指上天主宰之下的人們的命運。

鬼神與天命，這在孔子時代完全是一個說不清的問題，但又不能迴避，孔子對鬼神的態度是敬而遠之的。「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篇》）。這是孔子對樊遲問明智問題的回答：尊重百姓認為正確的東西，尊敬百姓對鬼神的信仰，但要慎重，不可涉及之太深，這可以算是明智了。孔子還告誡弟子：「非其鬼而祭之，謅也」（《為政篇》）。不是自己族裡的鬼神也去祭祀了，就是獻媚。實際是要限制弟子們祭鬼神的舉動。「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篇》）這是孔子對子路詢問如何侍俸鬼神亡靈的回答：對活著的人都未侍奉好，怎麼能去侍奉亡靈呢？「未知生，焉知死？」（《先進篇》）這兩處對話既反映了孔子對鬼神、生死問題的慎重介入，又表現出高超的靈活與機智，而更主要是表明孔子不相信鬼神的存在。這也是孔子有別於古代其他偉大思想家的寶貴之處。孔子主張「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為政篇》）。其意思是對於邪說異端展開進攻，禍害就可以消除。這是孔子明確反對把鬼神之類的說教帶入當時的政治與教育當中。所以「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篇》），孔子不談論怪異、暴力、作亂和鬼神這類悖德的事情。因此，孔子不信占卜這類的迷信活動，他譏笑魯國大夫臧文仲把智慧用在占卜上：「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棹，何如其知也」（《公冶長篇》）。意思是一個有地位的人只重視占卜，那他的聰明智慧是怎樣的就可想而知了。有一次，孔子得了重病，子路請求禱告為孔子舉行延年益壽的祭祀活動，並對孔子說「禱爾於上下神祗」。孔子回答：「丘之禱久矣」（《述而篇》）。子路引用《誄》文中的話：替你向天地神靈祈求益壽。孔子說：這樣，我的禱祭早就做過了，婉言拒絕了子路的安排。這表明孔子不信神靈能保佑人的平安。

魯迅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對孔子的無神論持讚許態度，以為孔子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與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對來」。

69、孔子是否相信天命？

《論語》中，孔子多次言及天與天命的內容。最具影響的一句「五十而知天命」，讓現代的同齡人言之而諜諜不休。孔子對於自己的政治主張與教育事業是否行得通！其態度是「不怨天、不尤人」。當顏回去逝時，孔子慟哭，發出「天喪予、天喪予」的呼聲！「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分析孔子所說的這些話，聯繫孔子的思想道德觀和政治主張，可先下個結論，孔子既不信鬼神，也不信天命。那為什麼要多次涉及這個問題呢？從孔子當時所處的客觀情況看：

一是孔子無可奈何的嘆惜。如「天喪予、天喪予」。又如伯牛得了惡病不肯見人。孔子去慰問他，從窗口握著伯牛的手說：不行啦，命呀！這樣的人竟得了這樣的病。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篇》）。當有一弟子想藉手中權力為孔子的政治主張掃除障礙時，孔子阻止了，並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篇》）我的主張能否實行，這是命運，公伯寮怎能改變得了命運！「天生德於予，桓魋如予何」（《述而篇》）。老天賦於我才德，桓魋能把我怎樣？可見孔子所謂天命是他當時無可奈何的遭遇，和人力無法挽回的嘆息！即使四處碰壁的境況，孔子仍保持自己高尚的人格，不用非常手段，更不去同流合污而謀取實現政治主張的權力和利益。

二是指事物發展的自然結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篇》）。這裡借天象說明事物受自然規律制約而不可抗拒和逆轉。「天」就是自然規律與力量，它按自己的意志運行。當孔子與弟子「畏於匡」時，孔子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予何？」（《子罕篇》）。意思是說，天如果不想斷絕文化，匡人其奈我何！在孔子看來，我與弟子擔當的發展文化的重任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是自然規律，匡人也阻擋不了。

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這句話試作如下解釋：「天」在這裡應指人的先天秉賦，即從父母那裡得到的遺傳因素，如性別、個性、長相、身材、思維能力與智慧等。這些因素具有客觀性，也即常說的「天賦」、「天生」、「秉賦」等，這是生命的形——載體，是純遺傳因素。「天」與「命」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命」主要是指時間因素就是說一個人能生活多長的時間，在活著的時間裡為人處世與理事的能力就是「天賦」的展示。如能力強的人或擔當大任，或創大業，自然這類人的社會地位就高，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因此常聽到人們對這類人評價或稱讚說：他的命真好。另外，「命」還包括人對自然與社會環境的適應與把握能力。這就是反映在有的人適應能力強，「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就是總括了這一現象。人活在世上為人處世都要有時間、機遇（社會因素、客觀條件），還要有把握機遇的能力（主觀因素）。美國前總統老布希說過：「所謂命運，不過是機會和抓住機會的能力」。機會（客觀因素）對人是均等的，而捕捉機會的能力則千差萬別。有的人少年得志，有的人大器晚成，有的人一生勤奮終成大業，有的人終身平庸等。無論人生如何發展，到了五十歲時，人的體力、精神、思維都已加快退化，這時若事業沒有成就，往後再難成大事了。因此，「五十而知天命」即是孔子個人經驗和體會，也是他對社會現象的總結，這裡的「知天命」不等於宣傳宿命論，完全是人生寶貴的經驗。所以，孔子告誡弟子：「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篇》）。

70、孔子是否主張對父母厚養？

講孝順是孔子的道德觀的重要內容之一。縱觀《論語》全書，孔子講的孝順主要是重視對父母親的厚養。厚養包括精神和物質兩方面，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生，事之與禮，死，葬之與禮」（《為政篇》）。「無違」與「事之與禮」是指在精神方面的孝順，不要違逆中國的倫理道德去贍養父母；衣食住行及娛樂與保健等是物質方面的內容。在二者中精神方面的孝順是厚養的第一位內容和任務。只有當兒女們都是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時，父母就少一些擔憂而免去諸多思想上的負擔和精神上的重負，生活　才愉快順心。還有介於精神和物質兩者之間的孝順內容是對父母的敬重。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為政篇》）。孔子回答子夏如何孝順說：這和顏悅色最難！有事由年紀輕的後輩來做，有好吃的，讓給年紀大的長輩先享用，難道這就是孝順嗎？為什麼這樣做了還不能肯定是孝順呢？還要再看看你「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意思是服侍父母時，對他們的缺點要婉言勸諫，父母不聽，尊重父母，也不放棄我們的意見，這樣我們也許很辛苦，但我們沒有怨恨。「勞而無怨」才算孝順。這裡要把握兩層意思：第一是敬重，這屬於內心的；第二是態度，外形要和顏悅色。老人們議論說：和顏悅色喝水也甜，氣勢洶洶送雞湯也難咽!內心對父母不敬重，就與養犬馬無區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篇》）？

厚養的另一個內容就是看你如何安排父母的晚年生活，以及如何對待生病的父母。人都會衰老，衰老而多病痛，這是自然規律。為此，孔子提出「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二則以懼」（《里仁篇》）。孔子說：要掌握父母的年齡和身體健康情況，因年齡與健康相關，既為父母多歲添壽高興，又害怕父母年歲高距人生終點近了，兒女與父母相處而盡孝的時間短了。還要做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里仁篇》）。這是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的要求：父母在世，兒女不出遠門，出遠門必定有個安頓父母的方法（筆者在寫此節內容時，報紙連載《老年悲歌》，許多獨身老人就是因子女不在身邊而頻發悲劇，所以，對「遊必有方」這一厚養之孝道極表贊同）。現代社會，要求子女不出遠門是不可能的事，但「遊必有方」是情理之中的事！游與遠遊是不同的概念。游，就是在工作崗位上，也免不了出門在外，離開父母，再不能象農耕朝代，自種自收自享而長時間陪伴父母。遠遊就可能是長期離開父母而在外鄉工作甚至出國工作。無論游與遠遊，關鍵是對父母生活要「有方」！特別是青年人競爭壓力大，時間是寶貴的「稀缺資源」，但努力做到「有方」還是應該的。如安排好父母的日常生活、保健與娛樂、起居與安全等。總之，孔子要求「弟子入則孝」，「事父母，能竭其力」（《學而篇》）才是厚養的做法。

71、孔子的喪葬觀如何？

孔子講對父母親孝順的另一重要內容是對父母親死後喪事的操辦。現在社會上出現許多本末倒置的事情，其中對父母不重贍養而重厚葬也在其中。究其原因，一則對老人的贍養過程時間長久，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贍養父母之事完全是自家小範圍內的事，輕重緩急無計較；二則安葬逝世的老人是一次過的事，出殯之時，上有天監，下有地視，中有人觀，於是乎無論富貴之家，貧困之戶都大擺排場，借死人之事顯闊氣之聲，借出殯之儀，撈孝順之譽，葬禮越辦越鋪張與繁瑣。結果，有權有錢之家藉此機會斂財。老百姓發出譏笑說：某某家的父母親多死幾次都值得！一些困難之家為向社會討個孝順之名而四處舉債，喪事雖然辦得隆重，但還債之時遙遙無期，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孔子及弟子對操辦喪事是什麼態度？《論語》對這類事觸及較少。但孔子有三次涉及此類事，話語都極簡練：「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篇》）。「喪不敢不 勉」（《子罕篇》）。這說明孔子對喪事極力主張依禮從簡操辦。史籍記載，孔子母親的後事是孔子操辦的，他只是按禮行事，把他母親與父親合葬而已。另外，顏淵死，門人慾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進篇》）。孔子的得意弟子顏淵死後，孔子的弟子們想要厚葬他。孔子說：不可以！弟子們還是厚葬了顏淵。孔子說，顏回把我當父親一樣看待，我卻不能把他當作兒子一般。厚葬不是我乾的，是那些弟子們啊！對於這件事，孔子並不是違心地說說而已，確有行動反對厚葬。顏淵的父親請示孔子把車子改做顏淵出殯時的槨（即棺材外套的大棺材）。孔子婉言謝絕了。「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先進篇》）。孔子自己做過魯國的大夫與代理宰相，他對權貴們借喪事而揮霍民脂民膏是極反感的。後來，當孔子失勢落魄而流亡到宋國時，就態度鮮明地反對宋國花費人力與財力為權貴桓魋建造巨型石槨。因此事，孔子與弟子們受到桓魋的恐嚇與刁難而離開了宋國。

到底喪事如何辦才合乎「葬之以禮」？子游有一句言簡意賅的話：「喪，致乎哀而止」（《子張篇》）。子游的思想是根據孔子的觀點引伸而來的，認為居喪只要能盡哀思也就夠了。辦喪事只要誠心哀痛就夠了，表面上辦得非常鋪張隆重，內心沒有一點哀痛，這不是喪禮的精神。

厚養薄葬，雖然不能斷言為孔子首倡，但孔子主張對父母輩老人厚養薄葬是可以肯定的，後來出現的喪禮中的迷信與鋪張形式，責任不在孔子身上。

72、孔子對自己日常生活有什麼要求？

《論語》中涉及孔子對日常生活有許多要求，從衣食住行到養生之道等方面，但大前提是克奢行儉。

有一個叫林放的人向孔子問禮之本。孔子說：「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八佾篇》）。「禮制」是孔子的政治主張，所以當林放問行禮的原則時，孔子說這是件大事，雖然是件大事，但在行禮時與其太奢侈，寧可更節儉。克奢行儉的意義在於「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述而篇》）。奢侈的人難免不謙遜，節儉雖然顯得過時而固陋，與其不謙遜，寧可顯得固陋些。「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子罕篇》）。這些話，孔子不是說說而已，是有實際行動的。為了節省用料，大夫們行禮節時要戴麻冕，改用絲代替，孔子就支持並帶頭這樣做。孔子看不慣當時卿大夫的奢侈生活，對衛國公子荊克勤節儉大加讚揚：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篇》）。衛國公子荊，在維修住宅時，總說差不多夠標準了，稍改善一點，又說很齊全了，幾乎是富麗堂皇了。這不僅說明孔子對節儉的態度，而且說明孔子對社會生活觀察的細緻。從日常生活中看清各類人對生活的態度和追求手段，並最終看清一個人的道德品質。

孔子是窮孩子出身，對當時民間的疾苦是了解和同情的，對生活的艱辛有極深的體驗。經驗使他知道：「以約失之者鮮矣」（《里仁篇》）。因為節儉而犯過失的人，是很少的。無論為官或是普通百姓，克奢行儉才能常保富有與平安，因為為官者的清廉是以節儉為基礎條件的。歷史上許多貪贓枉法之徒都是從生活奢侈開始走上墮落的。

《論語》第十篇《鄉黨》共二十二章，主要記載孔子衣、食、住、行的生活情況，以及在各種場合下表現出的風貌。《鄉黨》篇記事為主，主要記載孔子在家鄉為人處世的態度，以及謹慎的言談舉止。也講述了孔子作儐相時和在朝廷上的儀錶，講述了孔子執行外交任務出使時的儀錶及不同場合、不同季節服飾的變換。還記載了孔子齋戒時的認真與虔誠，同時提及了孔子處理朋友關係的態度和方法等。體現了孔子的溫、良、恭、儉、讓的品格與風範。現擇其要以饗讀者。

關於孔子服飾的記載。《論語》是取其在魯國為大夫及代行宰相時段。因而其服飾不僅講究而且華貴，與當時身份相稱。《孔子家語》中記載回答魯哀公問及孔子服飾時有：「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從這段記載，可知孔子所穿的衣服，所戴的帽子，都是鄉服，亦即為魯人所穿的服裝，為宗人所戴的帽子，並不是代表儒者身份的制服。因為孔子是一位不恥惡衣惡食的平民知識分子，以他的身份是不會穿那些華貴精美的服裝的。

關於孔子的飲食習慣。其名言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具體要求自己「九不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孔子的飲食習慣是：糧食不嫌碾得細，魚和肉不嫌切得細。飯糟了，餿了，魚不鮮了，肉壞了不吃。飯菜的氣味難聞不吃。烹調不得法不吃，不到季節的菜不吃。割肉、切肉不合規矩的不吃。沒有合適的醬不吃。肉食不超過主食。酒量以不醉為度。從市面買來的酒菜不吃。吃完了，姜不撤除，也不多吃。

關於孔子的居住。「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篇》）。孔子日常閑居的時候，穿戴整齊，態度很溫和。「子之所慎：齊、戰、疾」（《述而篇》）。孔子慎重對待的事是：齋戒、戰爭、疾病。還做到「食不語、寢不言」。「寢不屍，居不容。」「席不正，不坐」。吃飯時不談論問題，睡覺時不說話；睡覺時不像死屍一樣直挺著，平時家居不像參加祭祀或接見賓客那樣儀態莊重；坐席擺得不端正，就不坐。

關於孔子的行走。《論語》中多處記載孔子在朝廷或執行外交任務時行走的風采，包括坐車的姿勢。如「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意思是說當國君在場時，孔子便顯得恭敬，走起路來從容安詳。又如「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意思是說，孔子登上車，必定端正地站好，抓住上車時的繩子以使自己平靜與安穩，在車廂內不回頭看，不急劇的談話，不指手劃腳。

關於孔子的交往。「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待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入太廟，每事問」。「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孔子在與人交往中按禮節行事。當託人向住在其他諸候國的朋友問候時，要對受託的人拜兩次送別。侍奉君主吃飯，在君主舉行飯前祭祀的時候，孔子要嘗一嘗飯菜。孔子生病了，君主來看望他，他就抬頭向著東方表示迎接，把上朝的禮服蓋在身上，拖著大帶，以示為臣身份。當君主召見孔子時，他不等駕好車馬就先步行走了。有朋友死了，沒有人管，孔子說：由我來負責辦理喪事。對朋友贈送的物品，即使是車馬，只要不是祭肉，孔子接受時不行禮。對於君臣關係。孔子認為，國君使用臣子應該按禮節，臣子侍奉國君應該忠心耿耿。不懂就問，就是禮的精神，就是求學問和作人的道理。已經做過的事不用解釋了。已經完成的事不再規勸了。已經過去的事不要責備了。

由於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嚴格按道德規範約束自己，長而久之，自成君子風度：「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這就是幾瑧完美的聖人氣質與風度。

73、孔子輕視勞動嗎？

有一種傳統的認識，認為孔子輕視勞動。理由是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子路篇》）。當樊遲向孔子請教種莊稼，種菜的知識時，孔子回答說：我不如老農，我不如菜農。等樊遲走後，孔子說只要「上好禮」、「上好信」、「上好義」，就會人心歸向，賢才畢集，百姓感戴，會攜家帶眷前來依附你，還怕沒有人來替你種田種地嗎。孔子針對樊遲的提問學農的事而講了一番禮、義、信的道理，這體現了孔子對學問以及對弟子的教育思想是「一以貫之」的按仁義道德的要求去修養而成為治政治國的人才。樊遲問的內容與此相差十萬八千里。孔子當然不高興，「道不同，不與謀」。由於家庭環境及志向使然，孔子從小就沒做過種田地的勞動，當然對如何種莊稼的問題無能以對，也不願回答，這正是孔子的實在所在。

其實，孔子並不反對勞動。他說「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憲問篇》）。意思是說，愛他們，能不讓他們勞作嗎？看來，這是孔子針對小孩子或弟子們說的話。言為心聲，孔子從心眼裡強調勞動的重要。真愛一個人，特別是小孩子，絕不能溺愛，太寵愛了就走向反面。要使其勞作，體驗勞動的艱辛而珍惜勞動成果進而愛惜一切社會財富。

當然，對孔子的誤解還源於我們只從狹隘的體力勞動去理解人類勞動，勿視了腦力勞動的重要價值。精神財富的創造與生產，主要依靠腦力勞動，複雜的物質財富的創造與生產更是以腦力勞動為前提和代價而實現的。在傳統觀念看來，體力勞動才算勞動，腦力勞動是不算勞動的。所以，歷史上就出現了滑稽的事：批判學校培養的學生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廢人。從今天世界發達國家的情況看，腦力勞動已佔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體力勞動只作為生產過程中的一些輔助條件和環節而已。腦力勞動是複雜的過程，其勞動效率或產生的勞動成果是體力勞動所不可比擬的。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農業勞動的生產效率一直很低，這既有技術手段問題，也有管理層次問題。庄稼人的人均收入也是很低標準的。從這個歷史與現實看，孔子不主張弟子學稼學圃的願望是可理解和接受的。袁隆平創造發明的水稻雜交技術是腦力勞動的結晶，它大大提高了水稻的生產效率，為全人類眾多人口解決了糧食問題。這一腦力勞動的成果是體力勞動望塵未及、無法比擬的。

74、孔子是否主張法治？

《論語》的內容主要是推崇周朝的禮制與德治，由此引申出孔子對仁義道德的深刻與精闢的論說。其實，孔子也是主張與倡導法治的古代政治家之一。孔子在魯國當過司寇主管刑法工作，有判案治訟的經歷和經驗。後來他在流亡過程中與一些諸侯國的國君或大夫談政事時，也主張德治與法治兼用：「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有恥且格」（《為政篇》）。孔子的主張是：用政治的道理來教導百姓，用刑罰來約束他們，百姓便可以苟免刑罰而沒有羞愧之心。用德化來教導百姓，用禮教來約束他們，百姓就不但有羞恥心而且能改過向善。

如果一定要依法治罪時，孔子主張判案要准要快。孔子認為「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篇》）。這裡講的「中」字的意思是恰當、不濫施刑罰、不詢私枉法，說明孔子反對刑罰不中。孔子培養的弟子中是有人懂得判案的。孔子說：「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顏淵篇》）。意思是說：根據某一方面的言辭作證據就可判案的人，大概就是由了吧。子路（由）不拖延自己的諾言，對判案說辦就辦。

在孔子的思想中，判案治訟不是最終目的。他認為「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顏淵篇》）。意思是說，審理訟案我也和別人一樣認真。要說我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的，那就是，我想使世間沒有訟事。「必也使無訟乎！」，這就是治訟的最終目的，是孔子思想的偉大之處。治理社會要使案件消除在萌芽狀態，從積極方面、從根本上治理。這一治理的途徑之一是從建設道德入手。這看似無為而治，其實是最有效的治理。

治罪先治亂。這一思想是由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提出來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張篇》）。曾子說：國家政治不穩定而出現混亂，老百姓心裡早已沒有法治觀念了。如果法官查出案子實情，不要因為查出罪人就沾沾自喜，要想社會背景、憐憫那個犯人。治罪先治亂，這也是重要而科學的法制思想。只有社會政治穩定，加強法制宣傳與教育，人人知法懂法守法，才能使犯罪率降下來，真正達到「必也使無訟乎」的理想目的。

75、孔子為什麼對詩與樂有濃厚的興趣？

《論語》中，孔子對詩及音樂談論的內容不算多，但論述精闢、見解獨到。這大約有兩個原因，其一，「禮、樂相互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而「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這說明「樂」是為了「禮」的需要，而詩的收編是和作「樂」結合的。孔子一生「克已復禮」，為「禮」而東奔西忙，當然對詩與樂為禮服務的作用非常了解，並深入其中。其二，孔子終身從事文化研究與教育活動，收集與整理民歌，為後來整理《詩經》打下基礎。另外，孔子從小就下苦功夫學習音樂知識與樂器演奏技巧，在他流亡期間，幾乎是琴不離手，曲不離口，對在危急關頭穩定自己的情緒，振奮弟子們的精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孔子看來，詩歌與音樂的教化作用是其它教學形式所不能比擬和替代的。而這種教化作用是建立在其健康的思想性與知識性基礎之上。

孔子對詩歌與音樂感興趣，是重視詩歌與音樂的思想性和知識因素，所以孔子評價「《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篇》）。這段話放在《為政》篇第二章，就是告訴人們：為政的人，除了思想不走邪路外，對於自己的修養，更要有詩人的情操，才能溫柔敦厚，才能輕鬆愉快為政，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篇》）。意思說《關睢》的樂章，使人快樂卻不太過瘋狂，悲哀卻不傷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應該是音樂等一切文化藝術活動的一條底線。有資料證明，現在犯罪的人員80%是青少年，犯罪因素多數受不良媒體的壞影響。美國心理學協會研究結果得出結論：含有暴力內容的歌詞能導致聽歌者在短期內產生傾向。特別是那些在校學生聽了後普遍產生仇視情緒，並將中性的談話理解成挑釁的言辭，變得咄咄逼人，口吐不敬之詞。所以對文化藝術的思想性決不能等閑視之。

76、孔子對學習運用詩與樂方面有何見解？

健康的文化思想能引導和培養造就人們高尚的道德情操。孔子是真正能把握住用優秀的作品教育人的高人。他對弟子們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篇》）。你看，青年人學詩的收穫真不少：可以感發志趣；可以觀察興衰；可以學會與人合群；可以學得疾惡如仇的態度。近可學服侍父母，遠可學服侍君上，又可以認識許多鳥獸草木的名字。請別輕易放過「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一句，這是要求弟子們去了解大自然、親近大自然，熱愛大自然，從而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大自然才是詩歌及一切文藝作品的創作源泉，離開了大自然的恩賜，人類將一籌莫展。現在，人們對「鳥獸草木」這四門科學與人類的生存關係了解甚少，做出了許多蠢事。孔子個人在詩歌與音樂的教與學方面有深切的體會：「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篇》）。孔子的經驗是《詩》篇使他振奮起來，禮使他能在社會上立身，音樂使他的所教所學得以完成。他告誡兒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季氏篇》），「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篇》）。不學詩者將不善言辭，不重點學好《周南》、《召南》這些篇章，那就像向著牆壁站著，什麼也看不見，一步也走不通。

詩歌和音樂是文學與藝術的揉合。孔子既精於詩，又通音律。非常喜歡欣賞音樂藝術，他曾與魯國的太師樂具體談過音樂演奏的規律。子諳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八佾篇》）。這一章記載孔子告訴魯國太師音樂演奏的道理，說：音樂是可以懂得的，開始起來的時候，就是協調的，接著，五音是精闢的，節奏是明朗的，持續著繚繞不絕，終於就完成了。對當時的音樂，孔子作了比較和評價：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篇》）。《韶》是舜時樂曲名，《武》是周代樂曲。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述而篇》）。他在齊國聽了韶樂，一連學三個月，吃飯連肉味都覺不出來。他說，真沒想到學音樂會使人達到這個境界！

孔子把文學修養、特別是對音樂的欣賞作為解除精神壓力的重要手段。「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述而篇》）。意思說孔子愛跟別人唱歌，如果覺得別人唱得好，一定請他再唱一遍，然後跟其唱和。孔子的唱和是有選擇標準的，他「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陽貨篇》）。即孔子厭惡鄭國的淫蕩樂曲攪亂了典雅的樂曲。他對得意弟子顏回說：如果你能去治國的話，要繼承歷代的優秀文化。其中「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篇》）。一再肯定思想健康的音樂對人的道德修養的積極作用。一再堅持放棄那些思想不健康的音樂並杜絕其流毒。

孔子對音樂的態度是嚴肅的，即使是唱歌這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要認真對待：「子於是曰哭則不歌」（《述而篇》），意思說，孔子若當天為朋友或自己的事哭了，那天是不唱歌的。

孔子對詩歌與音樂的熱愛延續到他的晚年生活。他在外流亡十多年回到魯國後，把餘生獻給了整理古籍與音樂的工作。「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篇》），「樂正」即是樂章的整理與糾正工作。

77、《論語》中的《詩》是一部什麼樣的書？

《論語》講的《詩》，是指從那個時代流傳至今的《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選集。它最初叫做《詩》，《詩三百》、《三百篇》等。古人認為「經」就是道，就是理，天地的大道理，人生的大道理。闡明天理人道的書稱作「經」，因而「經」是最神聖的典籍，權威的著作。到西漢時，《詩經》被尊為儒家經典，成為《詩經》之稱。

《詩經》共編輯305篇。原先全是樂歌，它的編排就是按樂曲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類。「風」有十五國風，屬於地方曲調，共160篇。古人說「秦風」、「魏風」、「鄭風」如同現在說的「陝西調」、「山西調」、「河南調」，「風」的意思就是聲調。「雅」有大雅、小雅。「雅」由「雅言」及周朝的官話引申而來。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述而篇》）。「雅言」及當時的官話，似今天的普通話。「雅」屬朝延的「正樂」，共105篇。「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屬於伴舞的祭歌，共40篇。從時間考究，《詩經》包括從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五百多年間的作品，即從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就地域說來，主要是黃河流域，也遠及長江、漢水一帶，即包括今甘肅、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湖北等省的一些地方。

78、《詩》是如何編成的？

《詩》的采編來源在漢代有兩種記載：即「采詩」與「刪詩」。采詩就是按當時的規定，派人按時到民間去收集歌謠，包括天子視察時也有此內容，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再就是命民間的詩歌獻上來，由樂官太師配上樂譜，唱給天子聽。「刪詩」，是司馬遷提出的「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孔子世家》）。這裡說明《詩經》最後的編訂工作是由孔子完成的。

現在一般認為詩的來源大致有三種：一是祭祀詩和燕享詩，可能出自巫、史之手，有的或依據古祭歌和神話傳說加工的；二是政治諷諭詩，基本是公卿士大夫自出或請人代筆而作；三是諷謠詩，則是王朝的樂官在諸侯國的配合下採集來的。當然他們在入樂時，對部分可能有過潤色改編，所以諷謠詩地域非常廣闊，而形成音韻卻很統一。歸結起來看，《詩經》的彙編工作是周王朝的樂官們做的。因為國家需要，他們又是專門從事這類工作的，加上來自民間的歌謠及上層人的愛好，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這部偉大作品的問世。當然，可以肯定孔子對《詩經》的編輯一定出過力，有他的一份智慧和貢獻。這說明《詩經》的編訂是經過漫長的醞釀，經過無數人之口之手，最後是水到渠成。

為什麼要編輯《詩》呢？這是周王朝「制禮作樂」的需要。西周王朝建立初期，統治者不像殷王那樣一味迷信天命，而是比較重視人事。《尚書·無逸》記載周公告誡成王時，就提到要「先知稼穡之艱難，則小人之依」。意思是，先懂得種莊稼的辛苦，才能了解人們的境況。又說：「天命自度，治民祗懼」。意思是，天命自己要考慮，統治人民要謹慎小心。「采詩」與「獻詩」正是從這樣的認識出發而實施的。周公旦領導了「制禮作樂」，用於加強對諸侯國的控制。因為「禮」即宗法制和等級制相結合的一套禮儀制度。「樂」則是配合「禮」並為「禮」所用的，詩的收集又是和「樂」相關與結合的。不同場所用不同的樂舞，嚴格反映了奴隸社會森嚴的等級制度。後來，西周王朝沒落，平王東遷以後是為東周，東周列國戰亂不斷，王室卑微，奴隸制「禮崩樂壞」，各諸侯國已不聽命於東周王朝。然而，東周王朝還夢想恢復西周禮制，於是拚命抓意識形態，訂《禮》、《樂》，編《詩》、《書》，以加強其思想統治。可見，《詩經》成書於東周王朝，是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的。

79、《詩經》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就內容與形式講，《詩經》有下層人民的詩歌和貴族統治者的詩歌。《詩經》中的民歌是最可寶貴的內容，它以形象的歷史，反映了周朝五百多年的社會生活。其廣泛性和深刻性在於：第一，反映了人民被剝削壓迫的悲慘命運，以及他們所作的反抗鬥爭。第二，反映了沉重的兵役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第三，諷刺統治者的荒淫腐朽。第四，直接抒寫勞動生活情景。第五，關於愛情與婚姻的內容佔比重最大。這五個方面是《詩經》中民歌的主要內容。

《詩經》中貴族及各類官吏、文士的詩歌中，有幾類也是有意義的內容。第一，政治諷刺詩。這類詩一般寫在西周末期，東周初期，揭露了這個時代的黑暗和統治者的腐朽荒淫。第二，表現舊貴族沒落思想的詩。反映了有的貴族在失去原有地位和財產後，產生的頹廢思想和在無可奈何中的自我解嘲。第三，反映周朝部族發展的史詩。這些詩從周朝部族的始祖后稷誕生、成長寫起，中間敘述遠祖公劉由邰遷居到豳，文王祖父古公亶父又由豳遷居到岐下，建立國家，最後說文王受命於天、武王繼承父志滅商，建立周朝。第四，關於農牧的詩。有些詩原是祭歌，或為祈年的祈詞、或為豐收後的報神歌，有的敘述了生產過程，勞動場面，生產技術的運用等。第五，接觸某方面史實的詩。如《大雅·雲漢》寫的是周宣王時一次特大旱災，人民在饑荒中大量死亡，周宣王在大旱面前束手無策，驚恐不已。

《詩經》的語言藝術是對文學創作的一大貢獻。《詩經》是我國古代語言的寶庫，很早以來就為人們所重視和學習。孔子告誡他的兒子「不學詩，無以言」，可見孔子看到了《詩經》有著豐富的語言和生活知識，反覆強調他的弟子們要學這部《詩》。《詩經》中的一些名句被廣為引用而成口頭語，如踟躕、逍遙、翱翔、邂逅、婀哪，一日一秋，高高在上，不可救藥、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巧言如簧、人言可畏……孔子還說學習《詩》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據統計，《詩經》中有草名105種，木名75種；鳥名39種，獸名67種，蟲名29種，魚名20種；器用名300多種。

其它如描述動作、聲音、形狀、情景等都極具表現手法，說明了詩人精細的觀察力與表現力。

《詩經》是敘事抒情的詩歌集，其思想光輝和藝術成就，首先歸功於勞動人民。《詩經》自編輯以來，先是為維護奴隸社會秩序服務，作為樂歌被用於祭祀典禮和燕享儀式；春秋期間則被上層社會作為「雅言」用於酬酢和外交；戰國時期又被哲學家、史學家作為經典至理引進其著作中。當《詩經》成為儒家經典後，兩千多年來一直受到經學家的肆意歪曲，一部分詩被弄得面目全非。今天，我們讀《詩經》，主要是學習其優秀的歷史文化知識，借鑒其寫作方法，欣賞其語言藝術，了解其時事變遷，從而更好地去體驗祖國源遠流長的文化知識帶來的精神享受。

80、《論語》中的《易》是一部什麼樣的書？

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篇》）。《史記·孔子世家》說到，「孔子晚而喜《易》，序《易》、《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意思說《周易》是孔子晚年用力最勤的典籍，因為讀得多了，致使編竹簡用的牛皮帶斷了多次。孔子親自為《周易》作《傳》，後人稱為《易傳》，其中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繫辭》上、下，及《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共十篇，所以又名《十翼》。「翼」是助，即輔助闡明「經」的意思。

《周易》是古代的卜筮（古代用蓍草占卦的迷信活動）之書，但書中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想，而《易傳》主要是闡述《周易》哲學思想的。《周易》原是一部深奧難讀的書，經孔子作《傳》，後人才得以窺見其中的奧秘。因《易》產生於上古而流行於周朝，才稱為《周易》，漢代後把《易》升格為經典後稱作《易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