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老子,《西遊記》與國民性格

一 春秋戰國時代，人類表演了一場血淋淋的歷史。當時的整個天朝社會，震蕩、不安、恐懼、恐慌、痛苦…… 身處那個時代的孔子，經歷了他坎坷遭遇的一生。他的處處遭遇表明，歷史並未按他的邏輯運動，世界也沒有按他設想的完美境界運轉。 同時代的老子，沒像孔子一樣發出聲聲吶喊，只是靜靜地觀察宇宙萬物運動的軌跡。他發現了萬物流動的真諦。 孔子的命運是時代的體現，老子的命運體現了時代。 對於孔子，不應僅看到他前半生的奔波流離，更要注重他「知天命」後的沉靜。他求教老子之後，無不感嘆萬千，表明他遭遇之後的頓悟，從而達到與老子心靈的相通。 孔子的實踐，印證了老子的「真理」，深刻理解了「道」的偉大，在實踐中對真理進行了更真切的體諒——孔子「歸入了」老子的門下，孔子後期的思想漸入「道」境。隨心所欲而不越矩。 ——這有力地表達了天朝文化的深層秘密：天朝傳統文化可能發端於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也可能是天朝傳統文化的歸宿。 漫長的傳統文化演進中，天朝的哲學、藝術、醫學、兵法無不向那個無形的「道」靠近。這是收斂的在智慧，「無」的智慧，「悟」的智慧，不假外求、存乎一心的智慧。 中華智慧反對知識，反對邏輯，反對體系，而主張隨心所欲。「道」是一股潛流，無論在朝在野，「道」的境界都在暗中發揮著微妙的威力。 二 孔子的（儒家）學說是對客觀世界某種意義上的強加； 老子的（道家）學說是對客觀世界某種程度上的發現。 從而導致孔子在主觀上對客觀世界的主動征服，老子對客觀規律的臣服——都是對命運的抗爭。 時代造就了孔子、老子兩位英雄，英雄造就了後來的時代。這是歷史的辯證法。 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集團的力量足夠強大時，就要被利用、被招安。一種思想、一種學說的命運也是如此。孔子、老子對後來天朝社會的形成和發展功不可沒，儘管統治階級篡改了他們的學說。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絕大部分是專制社會的文明。 各個專制王朝不同時期的修養生息、忠孝之道是其統治的有力保障； 在一個專制王朝內部，無為與進取並存； 每個王朝的文人得意時採取孔子之道，失意時想起老子，又心安理得——這為專制帝國培養了大批人才，隨時可取。 就這樣，維持著天朝專制社會的長期存在。沒有理論基礎和文化底蘊的民族是不能長久的民族。 中華民族文化免疫力強，每每起死回生的內在根據在於其內部結構的和諧穩定。 傳統的儒道文化是其文化上的基本結構，這種文化本身相互否定，又相互補充，具有強大的自我調節功能，而且，日趨君臨天下的趨勢。 三 人們總慣於對童年進行不由自主地回憶，好像那才是真正的自己。人們總是朝著他們童年的夢想邁進，這一點是一貫的、堅定的和固執的。 孔子、老子的思想體系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性格，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童年。他們為中華民族設想了一個夢，「大同社會」、「小國寡民」（象徵純樸、無私）是中華民族的理想天國。 這一設想潛入了中華民族的深層記憶，「共產主義」是這一理想天國近代式的別稱，這是潛意識對古老夢幻追求的表露。 由此，可以斷定，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他童年夢的復活，也是中華民族理想追求的再現，那是進入理想社會之前的焦灼，毛澤東採取了激進式的、冒險式的進發…… 那時，人們不顧一切地向理想狂奔，全民族式的狂奔。他們打算為聖人設計的天國奮鬥到底…… 自孔子、老子以來，中華民族形成的文化格局為何如此的經久不衰，影響為何如此的深遠呢？ 四 我們看一下西方社會的文化傳統，在西方人的思維里，僅殘留了文化性格的記憶——否定、鬥爭，以及對傳統和現實的不留情面。 歐洲進入封建社會比天朝晚得多，卻又比天朝結束得早，「社會主義」新名詞也是歐洲文化的產物。 當歐洲社會不能從一個社會形態中撈取好處時，人民就要否定它、推翻它。 宗教是對現實否定的產物——它追求現實中不存在的虛無縹緲的理想天國。宗教鄙視、否定、叛逆現實——它通往上帝招手的地方。 當宗教成為統治者統治的工具時，他們又對宗教這個怪物發出無情的怒吼。 科學來源於對宗教的否定，來源於宗教迷信產生的反面後果，來源於宗教般對現實的否定。 當科學成為神話、成為權威、成為迷信、成為懷疑的對象時，西方社會不加論證地把矛頭指向科學——鬥爭、否定。 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反科學主義、反主流文化等無不是西方文化思維的產物。 我們將從西方社會的否定傳統、反對傳統文化中得到啟發，這與老子的「反文化」思想是否是一種暗合？ 五 有人評價說，老子及其著作《道德經》是「反文化」的。 我們認為，老子就是要「反文化」，《道德經》是一部反文化的傑作。它的全部積極意義就在於反文化。 唯有反文化才能促進文化的進步，沒有對腐朽文化的反動，就很難獲得有生命力文化的全面繁榮。代表先進文化就要反對落後文化。 對文化發展貢獻最大的，是反「文化」的存在。 可以說，「反文化」與「文化」本身就是一對矛盾，沒有「反文化」就沒有文化的進步，就沒有文化本身。對「反文化」抱有偏見只會導致對「反文化」的輕視、忽略、成見、鄙視、打擊…… 這是老子長期被誤解的原因所在。 《老子》體系構成對現實的否定，進入老子設定的境界可以免除現實的不適。 《老子》體系不斷地打破現實的荒謬，使人們進行否定現實的鬥爭，使人們進入一種智慧的境界。在《老子》的世界裡，人們得到安慰、鼓舞。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本身就有自我否定的因素和動力。這更一步說明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所在。這樣，對西方文明和中華民族文明之所以長期存在的原因，我們有了清楚的認識。 六 向現實開戰，以獲取改造現實的勝利，直接表達了對現實的憤怒；以脫俗的姿態、超然的面目出現，也宣示了對現實的不屑一顧，隱居﹑沉默都隱喻了對現實的不滿，它們都對現實進行了「否定」，都可使人從憤恨、不安中平靜下來。 在這一點上，它們是異曲同工。 天朝傳統文化的道家性格調節著天朝人的心理失衡狀態，西方文化性格的否定、鬥爭、叛逆、參與、改造，等等，對他們來說何嘗不是如此呢？向神聖進軍、向科學進軍、向自然進軍……，唯有如此，才能平息他們內心的不安——西方文明早就有了鮮活的種子。 天朝傳統文人把自己滿腔的怒火平息在了萌芽狀態，在自我封閉中完成了「自我調節」。 天朝傳統社會的「繁榮強盛」，導致近代天朝發展的軟弱無力，天朝近代落伍的歷史命運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這是它自身造成的惡果。 七 有人說，中華民族的文化是為現實服務的，西方文化則為理想服務，這與兩種文化誕生的地理環境有關。 不錯的，在當初，無論是亞洲的平原、土壤、氣候都較為別的地方更為適宜人類生存，中華民族當然不會去追求什麼理想天國了，現實的條件就夠了，還要什麼天國？宗教是為現實的難忍而設。 孔子、老子設計了中華民族的人間天國和道德原則，在不同於天朝的國度里，則設計了他們自己的彼岸天國和宗教法則。天朝人往往生活於現實的舒服環境里，因為他們原本的現實就很舒服。外邦民族原本的環境顯然不如中華民族優越，於是就幻想出優越的彼岸世界和來世圖景。 當中華民族望見那原本虛幻的圖景，也生出嚮往之情來。《西遊記》中描繪的師徒四人到西天取經的過程，流露出了中華民族的這種嚮往。天朝人並沒有自己像樣的宗教，借來的宗教也是為自己的現實目的服務的。 佛教文化的傳入，是中華民族向外邦學習的典範，自唐朝以來，佛教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文明的一部分。 儒、道文化預示著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民族文化的開端，佛教文化表明唐朝盛世和中華民族文化的開放包容。儒、道文化的誕生對中華民族是一件大事，佛教文化的傳入和繁榮對中華民族來說亦不是一件小事。 一種文明的誕生要受其地理條件的影響，甚至決定一種文明的走向，然而在以後的發展中，就要突破這種決定和影響。一方面，文明內部的矛盾鬥爭推動自身發展的進程，另一方面，文明之間的交流、傳播與滲透也會對文明的發展程度起決定影響。 我們將要通過小說《西遊記》，來解讀中華民族文化的性格及影響，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真相。 八 在國人眼裡，恐怕再也沒有比《西遊記》更熟悉的故事了，《西遊記》為什麼這麼容易進入人們的記憶？明明知道它是虛幻，為什麼要比真實更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 《西遊記》講述了師徒四人去「西天」取經的故事，取經是到國外尋求治國長生之道，是開放國門，向別人學習。望見美麗的天國，誰不願意前往？ 《西遊記》的中間部分是打打殺殺的人妖、人神鬥爭過程，這是劇情的主題，也表現了一個人一生的主題。故事的開頭和結尾部分更是耐人尋味。 悟空是個石猴，表明了人來自自然無機界，但具有靈性，決定了這個猴子要過人的生活，跑到人間，跟隨人類與大自然鬥爭，同時不得不接受神的安排。這是人類文化的共同之處。 人的追求總是無限的，所以嚮往神的層次，要通過各種鬥爭和渠道走向神，這是就劇情的中間部分，是人生鬥爭的表現和過程，也是整個人類史的過程，人類一直在朝著自己心中的「神」邁進，這是宇宙的目的，也是神的目的。作為人，他一生的界限鎖定在神之下，但又想過神的生活（神的意義在變，代表自由）。 《西遊記》的劇終有個很有意思的情節，說師徒四人取了無字真經，很失望。但，這是經的真諦，本來就沒有什麼有字真經，真經是取不來的，整個過程就是「真經」，有了文字就不是什麼真經了。佛祖說，真經不輕易傳人。 真經不是傳來的，而是自己鬥爭和體悟的過程。真經永遠在神那裡。別人的東西你是拿不走的，而只能遠遠的觀看。失去自我地照搬他人何其難也！ 宗教式的天國並不屬於我們。 九 但是，師徒四人要的是有文字的「真經」，他們是為著人間的目的服務的，佛祖不得不答應他們，但兩個差役還是榨取了他們的禮物。要為自己掙得一個有形的功績，必須失去很多寶貴的東西。他們得到了「真經」，非常歡喜，去報答等待他們許久的專制王朝了。 終久，他們還不過是人罷了。當孫悟空被招安時，他就成了秩序的維護者。 師徒四人的取經、修鍊雖是宗教行為，卻是為著人間的目的，最終是為了完成唐王的差遣，說到底，為了一個專制帝王的意圖而跋山涉水，不遠萬山。 這是《西遊記》的現實性。理想性再高，也擺脫不了現實目的。 這樣，《西遊記》以向外邦取經的虛幻開始，到回歸傳統的結局收尾，最終的理想歸於現實，歸於強大的儒、道文化，國外的「真經」，仍是一場虛幻，一場空。 作為最高理想而存在的佛教，最終沒有實現，只能作為令人嚮往的「空」。 越是不能實現的理想，越是令人嚮往，同樣，越是令人嚮往的理想，越是不能實現。 永遠都不能實現的理想，對人類有著永恆的吸引力。對人類有著永恆吸引力的理想，永遠都不能實現。 孔子為人類設計的「大同社會」，一直未能在現實社會實現過，然而，卻為我們所嚮往。 一個絕對完美的東西，是現實永遠無法企及的，卻永遠對現實起著引導作用。人類需要「理想」。 「理想」補充了現實，彌補了現實，成了現實的一部分。 理想存在於現實中，存在於歷史中；現實存在於理想中，也存在於歷史中；歷史存在於現實中，存在於理想中。 《西遊記》只能出自中華民族的筆下，因為它就是中華民族的故事，是中華民族的經歷和感觸的描繪，對國人來說，它具有更多的親切感。 十 《西遊記》中現實的人物除唐僧外，幾乎都是虛構，《西遊記》幾乎把傳統的神都描繪進去，但大多不是從人轉化而來的，而是本來就有、自古就存在的，這表明了故事的宗教性。宗教預先設定一整套神的譜系，層次分明，等級嚴格。 嚴格地說，《西遊記》表達了佛教思想及其修鍊過程，其中也有某些道教思想及其修鍊，但不佔主導地位。 這種原始的宗教處處表現了人要與自身的慾望作鬥爭，這是人與自身關係的表現。與自身之外「魔」的進行鬥爭，是人與自然鬥爭的表現，也是人與自身鬥爭的延續。 這是宗教修養的根本主旨，即戰勝自我的過程。 另外，宗教中包含的自我意識在《西遊記》中強烈地表現了出來，孫悟空是最能表現人的主觀自我的英雄，最能對天懷疑和不滿的人物，他是人與自然和社會鬥爭的體現者。孫悟空有強烈的自尊、自愛、自信精神，雖然整個劇情表現為人與妖魔鬼怪的鬥爭，但孫悟空也與天斗，與佛斗。這是主體意識覺醒的表現。 妖、人、神在《西遊記》中等次分明，處在不同的等級制上，其中的妖嚮往人的生活，人想修鍊成仙成佛，這也隱喻了人的主體性覺醒的意識，是以神的絕對主體表達人的相對主體。 我們看到，《聊齋志異》中的鬼怪人神就不儘是如此，作者對萬物一視同仁，表現出人鬼和諧的局面，在這裡面，人也有壞的，鬼也有好的，並且大多數鬼和妖具有人的本性，有的還救人。如此，《聊齋志異》表達的只能是天朝的傳統故事。 十一 我們發現，小孩偏愛《西遊記》，表明小孩多一些幻想性，也表明小孩更多一些宗教性。 宗教往往藉助故事來表達人的終極關懷、人生態度等等。《西遊記》只是平靜地講故事，天朝的宗教就是故事，就是人生的過程，就是現實。中華民族的理想就是現實。 相對於師徒四人，佛祖、觀音等在《西遊記》中出現的次數並不多，像是整個劇目的一條暗線。 但就是他們主導了故事的發生、發展，甚至結局，師徒四人只是表演者，在表演者背後卻是佛祖、觀音等在安排著，策劃著，控制著。真正有力量的，往往隱而不現，若隱若現。 佛祖、觀音無論是代表傳統、神靈，還是代表支配者，都像一個無形的力量在決定著每個人物的生死、命運和事態。 《西遊記》講述了一個人生的故事，或者延伸之，是講出了一個人類的故事。人生，甚至人類的開端、過程和結局，本來就是如此地行進的。 十二 相對於傳統文化，佛教文化是「反文化」。佛教文化對本土文化進行了否定、進行了反動、進行了刺激，激活了傳統文化，為其帶來了活力，這是正面文化背後的力量。反文化也會成為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文化既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反對，也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補充。 一種文化太正統了、太封閉了、太武斷了，就會走向死亡，要想存活和興盛，就要允許在其內部和外部都存在反對的力量和聲音。這就是「反文化」真正作用。 從統治階層與民眾的關係看，道家主張盡量不干預民眾生活，不聞其名，不知其在，稀少往來，和諧共處；儒家著意推崇自上而下的體恤民情，調控、干預民生，聖人治國。 當今的西方社會與儒家治國方略大致相反，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民眾參與，民眾左右政局的局面。還有所謂第三道路者。 在一定空間比較優劣得失，難定勝負。孰優孰劣，孰是孰非，暫且不論。 如此，我們需要把其置入「時間」之維進行比較，引入「歷史」概念。 人類社會的早期，可謂「和諧」，可謂「理想」。後來出現政治調節眾人之事，亦非怪事。民眾參與政事，也非偶然。繼之，人類的理想社會是否又歸於「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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