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時期東正教與蘇維埃政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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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時期東正教與蘇維埃政權的關係

白虹劉再起[內容摘要] 十月革命後，俄羅斯東正教與國家的關係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儘管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宣布實行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實踐上對於俄羅斯東正教會實行的基本上是打壓和限制的政策，造成了東正教會與國家關係的空前緊張，一定程度上給新政權帶來了壓力。而東正教會對於新生政權的態度也基本上是抗拒和排斥的，但是東正教的大多數，也就是中間力量，並沒有走上與蘇維埃政權完全對立的道路，在對待領土和戰爭以及解救饑荒等問題上，教會還是堅持了其傳統的愛國主義立場，這為後來政教關係的改善奠定了基礎。關鍵詞：蘇維埃政權；東正教；政教關係十月革命以前，俄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其中東正教作為「國教」享有特殊的地位。俄羅斯民族統一體以及俄羅斯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東正教的傳入。「從東正教傳入俄羅斯的時日起，東正教就與俄羅斯國家、俄羅斯民族、俄羅斯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緊密地聯繫在一起」[1](P1)。在近千年的時間裡，東正教的教義教規深刻地影響著俄羅斯人民的思想，它與其他文化要素一起,「成為孕育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沃土」[2](P49)。俄羅斯東正教會在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也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沙皇俄國，在近一千年的時間裡，教會與以沙皇為代表的世俗統治者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利益爭奪，但總的看來東正教會與沙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協調的，統一的。特別是從彼得一世時代開始，東正教會依附於世俗統治者，成為國家機器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也享有國家所賦予的特權地位。到了二十世紀初，俄羅斯國內各種矛盾空前尖銳，這當中也包括東正教會與沙皇政權之間的矛盾。這一時期一系列的革命性變革深刻地影響著俄羅斯國民生活的各個方面，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與教會之間的關係。面對統治地位岌岌可危的嚴峻現實，沙皇政權「仍然不放鬆對東正教的控制和利用，同時還繼續發展和擴大東正教的勢力」[3](P134)。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臨時政府一上台就廢止了中小學校中的宗教必修課程，並將教區附屬學校劃歸國民教育部管轄，由此邁出了宗教與國家相分離的第一步。對於這個資產階級政權，東正教會的態度是複雜的，一方面，教會畢竟與沙皇專制政權保持了近千年共生關係，教會本身就是專制統治的一部分，對於推翻沙皇政權的革命運動教會是抗拒的，對於臨時政府將宗教與國家相分離的做法，東正教會也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隨著沙皇政權的崩潰，在沙皇統治期間飽受皇權制約之苦的東正教會也「等於掀掉壓在頭上的一座大山」[2](P20)，而且，在反對布爾什維克党進一步的革命活動這一點上，臨時政府與教會又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在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東正教會並沒有靜觀其變，而是與新興的無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一樣，在進行著積極的活動和運作，只不過後者是在準備革命，前者則是在抗拒革命。1917年8月15日俄羅斯東正教會在莫斯科召開了全俄宗教會議。會議分為兩個階段，歷時6個多月，橫跨十革命前後兩個時期。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企圖把原來歸沙皇政權的某些宗教管理職能收歸宗教會議的常設機構，二是在轉折時期利用宗教的影響吸引群眾，抵消革命的影響」[4](P158)。另一個方面，十月革命勝利後，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世界上創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按照當時的理解，這個無產階級的國家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毫無疑問，它應當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徹底的無神論為指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作為這個國家的領導者，他們理所當然的要推翻與舊的國家機器共生的宗教體制，進而徹底消滅宗教。在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一時間裡，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與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文化現象——宗教發生了碰撞。從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到1922年蘇聯成立，這是蘇維埃政權得以確立和鞏固的一個特殊時期，也是蘇維埃政權與東正教相互衝突最為激烈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政教關係體現了蘇維埃政權對於宗教問題的基本認識，從而也反映了東正教在俄羅斯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對革命的態度，同時，這一時期的政教關係也為今後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二十世紀相當長的時間裡處理宗教問題提供了基本的模式。一、蘇維埃政權對東正教會的基本態度和政策十月革命勝利後，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政權領導人基本上是以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來對待宗教問題的，把東正教會視作沙皇專制和資產階級統治的幫凶，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的專政對象。布爾什維克的國家領導人們希望將俄國建設成為一個無神論的國家，儘管不能立刻實現，但是仍然要通過一系列的宗教政策和法規來逐步實現這一目標，因此蘇維埃國家在革命勝利後立刻通過一系列涉及宗教和教會的法規政策來奠定蘇維埃國家與教會關係的基礎。 1917年11月8日，即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二天，全俄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土地法令》，規定「一切土地，寺院的、教堂的等等土地，一律無償地取消其原主所有權，成為全民財產並交給一切耕種土地的勞動者使用。」[5](P8)11月15日，由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和人民委員會主席簽署的《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規定「廢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權和限制」。[5](P10)12月29日和31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連續頒布了《離婚法令》、《婚姻、子女和辦理戶籍登記法令》，將原屬於東正教會的結婚登記、離婚以及子女出生登記等權力收歸國家行政機關，宣布「俄羅斯共和國今後只承認非宗教婚姻。」[5](P15)1918年1月23日頒布的《教會與國家分離和學校與教會分離》法令最終確立了國家與教會相分離的原則。根據這個法令，東正教會喪失了過去所擁有的特權地位。「在共和國境內，禁止發布任何約束和限制信仰自由、或以公民信仰為理由而規定任何優先權和特權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每個公民都有權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任何人不得以自己的宗教觀為借口逃避自己的公民義務……」[5](P18-20) 應該說，以上這些法令基本上勾勒出了蘇維埃國家新型政教關係的輪廓，這種關係的主要內容就是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這一原則是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過程的一個普遍現象，所以以上的大量法令條文基本上與一些歐洲憲政國家，特別是法蘭西共和國的有關規定是一致的。但是蘇維埃國家比其他的歐洲大國走得更遠。它還要儘快剝奪東正教會的財產和教會在社會政治事務中的特權，剝奪教會的社會法人地位。這一原則在《教會與國家分離和學校與教會分離》法令的最後部分充分表現出來了:「任何教會和宗教組織都無權佔有財產。任何教會和宗教組織都不享有法人權利。所有在俄羅斯教會和宗教組織手中的財產都宣布為歸人民所有。祈禱和禮拜所必須的建築和器物，根據地方或中央政權機構的特別規定，轉交有關宗教團體無償使用」。這些條文從法律上賦予了剝奪教會財產、進而縮小甚至取消教會生存空間以合法性。法令還禁止在任何教授普通科目國立、公立、甚至私立的學術機構里教授宗教教義。「公民可以以私人方式教授和學習宗教教義,——法令規定——所有教會的和宗教的組織團體必須遵守關於私人社團的一般條例」[5](P18-20)。在1918年的《俄羅斯聯邦憲法》(根本法)第十三章中明確規定:修道士、教會人員和宗教祭司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就是說，這些宗教人士被剝奪了公民權，與剝削階級和舊皇族一起被劃入階級敵人的隊伍中去了。這種做法在理論上是十分幼稚的，在實踐上危害也是十分嚴重的。從理論上講，這種規定與同一部憲法所確立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則相矛盾，而宗教信仰自由既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標誌，也符合科學共產主義創立者的有關教導，把宗教人士統歸為階級敵人只能使信仰自由的原則變成一句空話，況且，宗教的群眾性表明，宗教信徒和宗教神職人員在社會階級定位上也不能一概而論，把他們統統列入剝削階級，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列寧關於無產階級政黨要團結信教群眾，不以信仰作為政治上分野的正確教導。「即便在列寧時代也沒有得到始終一貫的執行」[6](P158)；蘇維埃國家在成立之初就不顧國家具有深厚宗教傳統這一事實，急切地通過法律來限制教會的生存空間，實現國家的無神化，這種操之過急的做法只能擴大打擊面，為新生政權樹立更多不應有的敵人，從而危害蘇維埃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二、蘇俄時期東正教會的遭遇一場十月革命使得東正教會在俄國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世紀以來東正教會與國家政權之間緊密關係的嗑然中斷導致了宗教界的普遍恐慌」[7](P365)。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局面，教會內部在對待新的蘇維埃政權的問題上也產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極端仇視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積极參与各種形式的反蘇維埃行動，充當帝國主義武裝干涉軍和國內白匪軍的幫凶。這部分人最終成為蘇維埃國家的敵人，他們中間的大部分被蘇維埃政權消滅，還有一些逃到國外，成為海外東正教會的主要力量。還有一部分人在十月革命後主張徹底改變教會的政治路線甚至教規教義，接受革命和革命後的社會現實，與新政權保持並發展良好的關係，這就是後來的所謂東正教革新派。儘管這一部分力量希望得到蘇維埃國家扶持，當時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也希望利用這部分力量分化瓦解教會，但是因為缺乏群眾基礎，在教會內他們始終無法取得真正的統治地位。以上這兩部分人是左和右的兩個極端，在東正教會內部都不佔主導地位。佔據主導地位的力量一般被稱為中間力量，以在宗教會議上剛剛當選為大牧首的吉洪為代表。這一部分人千方百計維護教會的原有地位，他們站在維護俄羅斯古老的信仰傳統的基礎上反對剝奪教會的特權，要求新生政權承認東正教在俄羅斯歷史中的獨特性和重要性，這部分人與第一部分人的區別在於他們不是一般地反對新政權，他們接受改朝換代這個事實，但是對新政權剝奪教會利益的行為他們是抗拒和反對的；與革新派相比，這部分人沒有與新政權發展良好關係的強烈意願，自己不想做出更多的改變，而是希望新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對待教會問題上改弦更張。這部分力量成為俄羅斯東正教的主要力量。面對新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面對國內戰爭和大饑荒等一系列複雜的局面，這部分力量作為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代表，站在教會的立場進行了抗爭，也有過妥協，最大限度地為教會的生存爭取空間。首先，教會當局對革命後當政者限制教會，取消宗教的行為進行了反擊。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立刻發生了一系列針對東正教堂、修道院和神職人員的衝突事件。在彼得堡宮廷教堂被關閉，東正教事務總管理局所屬的印刷機構被充公。面對革命後的混亂局面，1917年12月2日全俄宗教會議通過了「關於俄國基督教會合法地位」的決議，宣稱俄國東正教的國教地位不能被否定，新的國家無權指定任何與教會有關的法令，面對新政權頒布的一系列法令，大牧首聖吉洪在致全俄信眾的第一份通諭里形容國家所經歷的這一時期為「上主震怒的時期」，他說:「在這多災多難的日子裡，折磨人的戰爭和毀滅性的內亂撕裂著我們的祖國，苦難既來自於異族的入侵，也來自於國內的自相殘殺。而心靈的傷害比什麼都有害。印刻在人們良心上的關於國家建設社會發展的基督的原則暗淡了，信仰本身削弱了，無神論思想在世界各地甚囂塵上」。[7](P365) 在1918年1月19日的牧函里，大牧首的指責更加尖銳:「俄羅斯大地上耶穌基督的神聖教會正在經歷著一個痛苦的時代……這些對基督教會的侮辱要恣意發展到哪裡才是盡頭?要怎麼樣並以什麼方式才能使這些對教會不敬的敵人停止對教會的踐踏?在此，我號召你們全體，教會忠信的孩子們:立刻行動起來，保護我們正在遭受凌辱和經受苦難的慈母教會……用你們全體人民莊嚴的哀號聲所彙集的力量去反擊他們……如果需要為基督而承受苦難，我籲求你們，教會所鍾愛的子女們，讓我們共同承受這個苦難」。[7](P365-366) 這些文件反映了東正教會對待十月革命和新政權的立場。對於革命後新政權的宗教政策，教會是堅決反對的，而且還號召所有東正教信徒加入到反對者的行列中來，文件確實呼籲教徒們對抗新政權的反宗教和鎮壓教會的行為，但是我們也不難發現，儘管這些文件的用語尖銳，但是文件基本上並沒有對新政權的整體合法性進行質疑，相反，不少文件都反映出教會希望新的政權承認教會地位的合法性，希望蘇維埃政權接納教會和東正教。儘管文件詛咒新政權，但是也僅僅是詛咒而已，並沒有採取與新政權斷然決裂的道路，大多數神職人員「很少有反蘇維埃的行為」[4](P160)，據今天的俄羅斯學者分析，文件沒有狹隘的政治性偏見，大牧首也沒有依據自己對政治合理性的見解對新的國家體製作出任何評說；文件僅僅表達了教會最高領袖對教會現狀的關注[7](P366)應該說，公然與新生政權作對與反對新政權的宗教政策是有所區分的。其次，俄羅斯東正教會面對日益嚴重的局勢，利用政教分離的原則來儘力保護教會的神職人員。隨著國內戰爭在俄國領土上的蔓延，東正教的百姓們生活的土地，一會兒受白軍控制，一會兒又受到紅軍掌握，一會兒又落入綠軍之手。對於東正教會來說，相互廝殺的戰爭無異於兄弟相殘。在這種形勢下，作為俄羅斯教會的最高領袖，吉洪大牧首採取了剋制和比較明智的做法，他力圖盡最大可避免在事態的發展中陷入任何政治上的誘惑。1918年春天，著名的宗教活動家....特魯別茨基公爵在到南方白軍地區去前曾拜訪了大牧首。事後他回憶:「我沒有奢望能請求大牧首祝福白俄軍的全體將士們，聖德超群的吉洪大牧首也不允許我有這樣的表示。我只是希望求得他神聖的許可，使我可以奉他的名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私下祝福一位著名的白軍參與者，但是大牧首沒有允許這樣做」。[7](P373) 在嚴酷的戰爭年代，東正教的神職人員處境也日益艱難。新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在為保衛新生正確所作的鬥爭中，將鎮壓對象擴大到神職人員，把他們中的不少人當作白軍的幫凶而鎮壓。為了保護教會的神職人員，使他們不致因捲入政治鬥爭而招來殺身之禍，教會當局要求神職人員盡量避開政治鋒芒，不要成為新政權打擊的靶子。吉洪在1919年9月25日聖謝爾蓋紀念日致信大主教們，提醒他們避免捲入各種政治運動:「請各位神甫兄弟們記住教會的教義和聖徒的話:『使自己遠離紛爭』,不要參加任何政黨和政治運動。在世俗的事務上聽從『各種人類的領袖』」。[7](P379) 應該指出，俄羅斯東正教會在歷史上可以說沒有一天不是和國家政權密切聯繫著的，儘管帝俄時期的政教關係中不乏矛盾和對立，但是教會和當政者之間的關係還是緊密的。現在教會引經據典，要求神職人員迴避政治，可見教會基於對自身生存環境的認識確實做出了很大的改變。吉洪的這些柔軟的表態說明，俄羅斯東正教會已經意識到蘇維埃政權的強大，它並不希望徹底與蘇維埃政權為敵，而是想保存自身的實力和一定的獨立性，在蘇維埃國家裡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第三，儘管自身的處境艱難，教會還是堅持了愛國主義的傳統，為後來政教關係的改善奠定了基礎。十月革命發生時，俄國還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旋渦中。1918年初，戰火又重新燃燒到俄羅斯自己的領土上。吉洪大牧首向全體信眾發表牧函，呼籲全體俄羅斯人民起來反抗佔領俄羅斯西部的德意志帝國的侵略者:「當生活中的飢餓、寒冷和恐懼束縛住我們的心靈，使我們一心一意只關心對土地的需求，當國內流血衝突日益尖銳，正如聖歌作者所說，我們的土地沉醉在-無辜者的鮮血，也就是我們兒女的鮮血之中。(《聖經詩篇》105，37)，此時,我們多災多難的生活是如此可怕。而現在，新的超級嚴重的苦難又降臨到我們心愛的祖國俄羅斯身上:三年多以來，俄羅斯人民浴血奮戰，上百萬俄羅斯大地最優秀的兒女為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現在那個最為兇殘的敵人又集合了新的力量，深入到我們祖國的深處……他們提出了空前無理的要求，命令我們接受這最為可恥的和平條件」。[7](P371) 在這種情況下，蘇維埃政權決定與德國集團單獨媾和，簽訂了割地賠款的布列斯特和平協定。這個和平協定使得俄羅斯失去了大片的土地。3月18日，吉洪大牧首再次向全體信眾發表牧函，譴責布列斯特——立陶宛條約的簽署:「民族之間應享有和平……但是現在這個和平，是我們教會日夜祈禱的那個和平嗎?是俄羅斯人民所期待的那個和平嗎?依據這個和平，自古以來屬於東正教的烏克蘭將與兄弟的俄羅斯相分離；而無上光榮的基輔，我們的母親城，我們接受基督洗禮的搖籃，俄羅斯神聖寶藏的儲存所，將不再是俄羅斯的城市……神聖的東正教會，歷來幫助俄羅斯人民建設自己統一的國家，使他們以俄羅斯國家為榮的神聖教會，面對國家分裂毀滅的危險不可能漠然視之……這個以俄羅斯人民名義簽署的和平協定，不可能帶來民族間兄弟般的和平相處……這裡面將萌生新的戰爭和全人類的災難」[7](P372)。站在蘇維埃政府的立場上，簽訂布列斯特和平協定只是一種策略手段，只是暫時的退卻，是為了站穩腳跟為更大的世界革命做準備，但是這一意圖當時並沒有公開[8](P223)，因此我們不能要求這一決定得到東正教會的理解和支持，教會反對和平協定的簽署也不應該僅被簡單地解讀為反對蘇維埃政權，而同時應該被看作是其愛國主義立場的表現。 1921年，可怕的國內戰爭剛剛結束，而俄羅斯又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饑荒。面對這場全民災難，教會決定利用自己在俄羅斯各政治派別和國際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動員一切力量開展賑災活動。吉洪大牧首親自致信各國宗教領袖，既包括東方教會的各位牧首，也包括與東正教宿有隔閡的天主教教皇和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請求他們本著基督的愛心在糧食和金錢上援助饑荒中的俄羅斯人民。這些作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梵蒂岡教廷和東西方多個教會組織和民間團體都積極回應大牧首的請求，為救助俄羅斯饑民作出了努力。吉洪還組織了「全俄饑荒拯救社會委員會」，親任主席，團結許多不見容於新政權的立憲黨人，共同與饑荒作鬥爭，他們在各教堂建立機構，向饑民發放從國外獲得的各種援助。但是這樣的行為並沒有得到蘇維埃政權的理解和支持，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解散了社會委員會，代之以布爾什維克領導的「中央饑荒拯救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立後又致函吉洪大牧首，要求教會提供緊急援助。在這種情況下，大牧首在1922年2月向各地教會發出指示，要求各教堂將沒有聖事用途的收藏捐獻出來用於拯救饑民。但是此時在社會上卻出現了教會對人民苦難漠不關心的傳聞，於是在2月23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借口需要資金購買糧食發布命令沒收教會珍寶。今天我們已經了解，蘇維埃政府的這一行為並不是單純的出於賑災的需要，而是希望藉此獲得新政權建設所需的原始積累[4](P163)。在當時，教會當然不能接受這種沒收「從遠古時代傳到我們手中具有珍貴意義或歷史意義的教會寶物」[2](P61)，因此這一決定引起了教會與國家政權的更大衝突，最終導致了吉洪大牧首的被捕和一系列流血事件的發生。在後來愈演愈烈的反宗教鬥爭中，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影響下，俄羅斯東正教會的處境更加艱難，東正教對蘇俄內政外交的影響在現實層面也越來越小，其影響主要體現在國家政治外交行為背後的文化之中。應該指出，俄羅斯東正教會在意識形態上與蘇維埃政權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兩者是完全不能在現實中共存呢?在蘇俄政權的確立時期，教會確實對新政權進行了攻擊和抵制，特別是對於新政權的宗教政策，教會從理論到實踐都進行了批判和反抗。但是教會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徹底與新政權決裂，在對待領土和戰爭以及解救饑荒等問題上，教會還是堅持了愛國主義的傳統，也表達了願意與新政權合作的意願，儘管當時沒有得到積極回應，但是這為後來教會處境的改善奠定了基礎。在整個蘇俄時期俄羅斯國家政權與東正教會的互動關係中，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根據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教導，為實現國家政權與宗教的分離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實現了國家現代化所要求的政教分離；但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由於沒有充分考慮俄羅斯國家深厚的宗教傳統，沒有認識到宗教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長期性，複雜性和群眾性，更為重要的是，布爾什維克政權沒有能夠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因此，在處理宗教和教會問題時採取了一些過激的措施，激化了教會與國家政權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給新政權的確立帶來了額外的困難；而且，儘管蘇俄政府進行了不遺餘力的反宗教鬥爭，但是結果並不如人意，俄羅斯人民的宗教信仰並沒有因此而泯滅。隨後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蘇聯政府需要重新喚起東正教會的力量就證明了這一點。__________________參考文獻:[1]傅樹政、雷麗平.俄國東正教與國家(1917-1945)[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2]雷永生.教沃土上的民族精神——東正教與俄羅斯精神之關係探討[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1998，(1)。[3]樂峰.東正教史[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4]傅樹政、雷麗平/蘇維埃政權初期的政教關係」[J]，社會科學戰線，1994，(5).[5]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譯.蘇聯宗教政策[Z]，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6]施船升.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及其相關動向[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7][俄]，略。[8]左鳳榮.致命的錯誤——蘇聯對外戰略的演變與影響[M]，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本文轉載自：《社會主義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