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研究：《春怨》不朽的原因：喜劇性的抒情

《春怨》不朽的原因：喜劇性的抒情

孫紹振

乾隆皇帝寫了幾萬首詩，雖然首首中規中矩，然而，沒有一首為後人傳誦，更無入經典者。而唐詩人金昌緒的只留下一首《春怨》卻千年來膾炙人口。全詩如下：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就這麼二十個字的詩，到了幾百年後的宋代得到了極高的評價。南宋初韓駒謂金昌緒的《春怨》可為作詩「標準」。後來曾季狸亦盛讚此說道：「古人作詩規模，全在此矣。」「皆此機杼也」。這是有點令人驚訝的。金氏這首詩，在唐詩中雖有特色，然而很難列入最高水準的一類。不管是以鍾嶸還是司空圖的辦法來品類，只能算是中上品。唐詩天宇，星漢燦爛，大家輩出，要論作詩「法式」，哪會輪到身世都不可考的金昌緒！

洪邁曾按這種「法式」去解讀杜甫的詩，發現其大量絕句的法式不是這樣的。其五言如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七言如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這顯然和金昌緒的《春怨》在結構上並不是一個模式。杜詩的格局，是前兩句和後兩句可分別為獨立的畫面；而金昌緒的格局則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前兩句是結果（打黃鶯，不讓啼），後兩句是原因（啼醒了，與夫君歡會的美夢不能繼續）。

宋人究竟看中了金詩的什麼呢？韓駒說得很明白：「從首至尾，語輒聯屬，如有理詞狀。」張端義也認為：「作詩有句法，意連句圓。」此詩即「一句一接，未嘗間斷。」兩人說法包含著兩個方面的意思：第一，首尾連貫為一個整體；第二，其間有「理詞」的邏輯性。宋人把這首詩推崇為「標準」、「機抒」，就是因為這種結構便於說理。這話似乎說過了頭，混淆了抒情與說理的界限，其實一些崇尚理學的人就是這樣實踐的。如朱熹的《觀書有感》云：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這裡四個詩句，是連續的，不間斷的，更重要的是其中因果邏輯是雙重的。第一重，為什麼田中水總是那麼清呢？因為有源頭活水。第二重，帶著隱喻性質，為什麼人的心靈總是那麼清新呢？因為總是在讀書。這好像有點創造性的發揮，但這個發揮，與其說屬於詩情還不如說是理性的議論。這種寫法，正是嚴羽所極力反對的，「以議論為詩」。

事實上，他們推崇的「理詞」邏輯結構，和金昌緒詩中的內在邏輯根本不同。在金詩那裡，雖然前後承接連貫，邏輯性質則是抒情的，並不是理性的。從理性來分析前後因果關係，是不能成立的。少婦因為不到遼西歡會這個結果，就把黃鶯啼叫當做原因來消除，這本是不合邏輯的，是無理的，也是無效的、不實用的。但是，對於詩來說，情感的審美邏輯的特點恰恰在於無理，這在中國古典詩話中叫做「無理而妙」「入痴而妙」[1]，因為無理，才生動地表現了少婦天真情感的瞬間激發。

從這裡，聰明的讀者可能悟出唐詩與宋詩的某種不同。宋詩往往偏於理，其最不濟者用王夫之的話來說，不是詩人之理，而是「經生」之理，也就是實用之理。而唐詩的主流則不同，抒情之邏輯以超越實用理性邏輯為生命。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卧沙場君莫笑，自古征戰幾人回。

出征之際，正飲美酒，而軍樂緊催，軍令如山，如不遵從，則軍法從事。但是，這位抒情主人公卻不但繼續飲酒，而且還要痛飲到爛醉如泥。從實用理性邏輯來說，後果是很嚴重的，但是，抒情主人公卻無所謂，哪怕一醉累月，到了沙場還不醒來，死在戰場上，這一醉，這一暫短的率性，瞬間的歡樂也是值得的。這裡貫穿在其間的邏輯是非理性的，也就是極端的情緒性的。

籠統地把《春怨》推崇為作詩的模式，自然引起了批評，(清)黃生就說，這種「一意到底」的詩，「但為絕句中之一格」。宋人如此以偏蓋全「主此為式」的原因：「蓋不欲使意思散緩耳。」也就是為了理性的邏輯更為緊密而已。其實僅就唐詩絕句而言，這種「一意到底」的模式，並不是成就最高的一類。

唐詩絕句中最佳的傑作，恰恰不是一氣直線到底，而是中間有轉折的作品。按元人楊載《詩法家數》的說法，一首絕句大致分為前面兩句和後面兩句，前兩句是起承，第三句則是轉，最為關鍵的「轉」能變得好，第四句則是順流而下了。他說：

絕句之法，要婉曲迴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

絕，多以第三句為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

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

應，一呼一應，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

過平直敘起為佳，從容承之為是。至如婉轉變化工夫，

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

矣。 [2]

例如孟浩然《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閉著眼睛感受春日的到來，本來是一種很愜意的享受。可是：「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突然想到春日之到來，竟是春光消逝、鮮花凋零的結果。這種一剎那的從迎春到惜春的轉折，便成就了這首詩的不朽。又如杜牧的《清明》詩寫道：「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從雨紛紛的陰鬱，到欲斷魂的焦慮，一變為鮮明的杏花村遠景，二變為豁然開朗的心情，這種意脈的徒然轉折，最能發揮絕句這樣短小形式的優越。

對於這一點，同時代的張戒也曾說：「詩人之工，特在一時情味，固不可預設法式也。」這說法是很到位的。特別是「一時情味」四字，用來說明絕句可謂一語中的。宋詩之不如唐詩，原因之一在過於理性，原因之二在缺乏唐人絕句那樣的「一時情味」，或者叫瞬間激發，微妙的情緒轉換。像朱熹上述詩作，完全是長期思索所得；而且把理性的原因和結果，用明確的話語正面地表述出來，這就犯了嚴羽所說的「以議論為詩」的大忌。

其實，這首詩之所以不朽，就是黃生這樣藝術感覺很強的詩話家的解讀也不到家，就是用楊載的「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理論來解讀，仍然不夠。這首詩的最大優點還不僅僅在情緒的瞬間轉換，而且在轉換中有一種天真的，喜劇性的特點。因為打黃鶯和丈夫歸來的願望的因果邏輯有一種不一致。抒情以和諧為特點，例如，同類閨怨題材，王昌齡的《閨怨》是這樣的：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獨上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這也是瞬間情緒轉換，從「不知愁」的「凝妝」到「悔教夫婿」出征，只是因楊柳發青聯想到青春易逝。這種情感因果是和諧的。

而「打黃鶯」，卻是無道理的，從因果關係上是不和諧的，這種因果不統一，不和諧，怪異、可笑，在英語叫做incongruity,屬於幽默的基本規律。故此詩的抒情的特點乃是喜劇性的、富於幽默感的。如果這樣說，有些讀者還不能徹底理解的話，與同題材的敦煌曲子詞《雀踏枝》比較，可能更加明晰一些。《雀踏 枝》的原文這樣的：

叵耐靈鵲多滿語，送喜何曾有憑據。

幾度飛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

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里。

欲他（她）征夫早歸來，騰身卻放我向青雲里。

這首敦煌曲子詞原收羅振玉的《敦煌零拾》，系民間藝人所作，文字上有些可能是傳抄之誤，如「多滿語」當作「多瞞語」，有些可能是衍文，「騰身卻放我向青雲里」，「卻」字似系多餘，正是由於在民間傳唱（抄），可能未及文人過潤色，因而其情調趣味風格，與文人所作更自然，更天真，更符合「吳喬的「入痴而妙」。因為「痴」，因而更富幽默情趣。

通常唐宋詩人、詞人寫到男女戀情多用一種細膩的抒情，強調兩個方面，一則為愛情的歡樂感情的強烈、乃至永恆，雖時間空間相隔不能改變，更浪漫一點的連生死的界限也不在話下，從白居易到蘇東坡都留下了寫這種生死不渝的愛情的名句：另一種寫愛情的痛苦，由於征戰，由於經商，由於遊學，丈夫外出，妻子悲青春易逝、空床獨守之苦，這是《古詩十九首》以來的傳統主題。歷代詩人都在這方面極盡變幻之能事。但是不管怎麼寫，這兩種情感，第一，都是很單純的，悲就是悲，喜就是喜；其次，都是抒情的和諧性，都以心靈的直接剖白為長。唯一例外的是金昌緒的「打起黃鶯兒，莫叫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其特點是對年輕妻子的閨怨，那種纏綿的痛苦，不以暗淡的悲切來寫，而以一種輕鬆的幽默感出之，使之帶上一點輕喜劇色彩。這在中國古典愛情詩主題中是很罕見的，因而被《唐詩三百首》選入。。

這首《雀踏枝》顯然是在把思念的悲切轉化為喜劇的調笑，這與「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那樣悲劇性顯然成為對照。比之金昌緒，這位民間藝人把青春的苦悶更加戲劇化、更加動作化，不但有金昌緒那樣的內心獨白，而且有外部動作，而且有擬人的對話，不像金昌緒那樣把鳥當作無知無情的被打的物，而把鳥當作有知有情的鳥。閨中的苦情無處發泄，是認真的，而鳥兒的回答卻是調皮的，嘲弄少婦的「痴」，不但在於痴情，而且在於痴怪自己。更有趣的是，鳥也有點故作痴語，說是要讓你征夫早日歸來，也不難，只要把我放了就成。儘管對於鳥來說被抓在籠子里的日子是很嚴峻的，但是民間詩人捨棄了這一面，特彆強調他對少婦的調侃之情，兩方面的痴語戲劇化地錯位，就化悲為喜，化痴為美。對於人的戀情這樣一種無限複雜的結構，金昌緒開了一條新的探索之路，而這位民間詩人在藝術上，從人心探得更深的層次。將藝術推向更高層次。

不可忽略的是，這首詩之所以在這些方面超越了金昌緒，還由於它不是用抒情詩常用的獨白辦法，在結構上採用了人鳥對白的辦法，幽默感轉化為喜劇性，詩人想像達到如此自由的境界，這是一般文人為詩時所難以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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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賀貽孫（1637年前後在世）《詩筏》提出「妙在荒唐無理」。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一冊191頁。賀裳（1681年前後在世）和吳喬(1611—1695）提出「無理而妙」、「入痴而妙」。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冊第209、第225頁；吳喬《圍爐詩話》卷一，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冊第477～478頁。沈雄（約1653前後在世）在《柳塘詞話》卷四說：詞家所謂無理而入妙，非深於情者不辨。」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044頁。

[2]何文煥《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4月版，下冊，第.7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