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必須對貧富分化說「不」

　　市場經濟的基礎是權利。從保護基於普通人的權利的小財富入手，就會編織一個細密的防護網，大財富只要正當，也漏不過去

　　文/薛涌

　　最近，國家發改委2009年重點課題《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制》揭示，中國的貧富分化在急劇加速。

　　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在城鎮居民內部差距、農村居民內部差距、城鄉居民之間差距中，城鄉差距最大，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其中，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居民總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達到64.45%。

　　另據不久前公布的胡潤百富榜，2008年中國身價超過10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從101名增至130名，這個人數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財富總和從4390億美元增至5710億美元。與之相對應的數據是，中國的貧困人口估計接近3億，按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貧困線推算，這3億人一年全部的財富不足1370億，還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國人一年5710億美元財富總額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頂尖巨富，佔有的財富相當於120萬窮人的家當。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樣驚人的貧富分化還在愈演愈烈地發展。目前我們還看不到有什麼強有力的社會政策遏制這一趨勢。也很少有人研究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對中國將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中國許多市場經濟的信徒認為，貧富分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能變富」的經典「涓滴理論」(主要指上層的財富必然涓滴滲透到下層)，在知識分子和媒體中擁有廣大的市場。譴責貧富不公的，被指斥為「仇富」。但是，這一理論已經被嚴峻的事實所粉碎：富人致富，並沒有使窮人變富。我多年以來堅持、並在近著《仇富》中所闡明的立場，則獲得了新的現實意義：健康的市場經濟，要從保護普通百姓基本的權益出發，而不是從維護富人的利益出發。

　　市場經濟的基礎是權利，而不是財富本身。產權的本質也是權利。從保護基於普通人的權利的小財富入手，就會編織一個細密的防護網，大財富只要正當，也漏不過去，也會得到保護。可惜的是，許多主流知識分子總把產權主和富人聯繫起來，覺得財產不多的人就沒有什麼產權值得保護。以保護大財富為優先，所編織的就是非常粗大的保護網。大財富被保護了，小財富則照樣從寬鬆的網眼中摔下去。這也是亞當·斯密在18世紀看到的「中國問題」：富人享受著太多的保護，窮人則幾乎沒有保護。

　　要知道，世界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貧富差距都比較小。比如以基尼係數衡量，歐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間。中國則高達0.47。發達國家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國，基尼係數達到0.4。但是，據最近的《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報道，這次經濟危機正使美國的貧富差距迅速縮小。另外，奧巴馬競選時給富人加稅的均富政綱，受到74%選民的支持。以全民醫療保險為目標的醫改案，也正在國會推動。經濟和政治力量，預計將扭轉貧富分化的趨勢。

　　另外，美國的知識分子，也一直在思考貧富分化的社會後果，並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其中，哈佛大學的多學科項目「不平等與社會政策」，產生了初步的成果。

　　這些研究表明，貧富分化使美國在關鍵的社會指標上落後於歐洲。比如，1983?1999年期間，隨著貧富分化的加劇，美國50個縣的男性和900個縣的女性的壽命在縮短。這代表了美國4%的男性和19%的女性人口。在人口壽命不斷延長的現代社會，這構成了一個驚人的社會退步。另外，貧困人口的壽命明顯比富裕人口的壽命要短。但是，美國的富裕人口，比歐洲均富國家的富裕人口壽命也短。可見，貧富分化對窮人和富人都產生了不良影響。

　　另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強調的是機會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這樣才能獎賞創造，使人們有足夠的工作動力，進而生產更多的財富，提供更多的機會，底層的人也得以更自由地晉陞到上層。均分財富則使人們固定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抑制了社會流動。美國的「自由」，實際上給了窮人更多的機會。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國的社會流動，比挪威、芬蘭、丹麥這些均富的「福利國家」要低。事實上，結果的不平等帶來了機會的不平等。美國的貧富階層基本上分開住，所享受的醫療、教育等條件有天壤之別。窮孩子從小就輸在起跑線上。據統計，最窮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其子女長大後有42%仍然留在這個階層中。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子女長大後有39%繼續享受這一階層的優越地位。世代貧困已經成為美國的重大社會問題。所以，許多美國學者在問：結果如此之不平等，是否說明遊戲規則本身的不公平？更有美國學者擔心，過分的貧富分化，使貧富階層的社會和政治目標出現巨大分歧，進而破壞社會的整合，威脅到了民主制度本身。

　　貧富分化傷害我們社會的整體利益，中國該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說「不」了。

　　(作者為美國Sulfic大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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