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顧准說「辯證法把中國人坑害苦了」？

文/孫樂濤

引言：

辯證法本來是個西方哲學概念，近幾十年來，它卻成為最為中國人熟悉的哲學術語。甚至，辯證法成了「智慧」的代名詞，比如我們經常看到「領導工作的辯證法」、「企業管理的辯證法」、「人際交往的辯證法」、「談戀愛的辯證法」等等說法，這裡的「辯證法」就完全可以替換為「智慧」。再比如，某人講話很能給人以啟迪，人們經常就說他的話「閃耀著辯證法的光芒」。辯證法看來博大精深，它就像個筐，什麼好東西都能裝。

從高中政治課上知道「辯證法」，我就對之滿懷敬畏之心。一直到讀研究生專門學習哲學後，我才對這個神奇的「既…又…」模式開始產生懷疑：這就是「常有理」、「不倒翁」嘛，既可又不可，無可無不可，說了又像是沒說，到底有什麼用？

也是在讀研時，有一天閑翻《顧准文集》，看到一句話：「中國人是天生的辯證法家，可是辯證法把中國人坑害苦了」，我「如受電然」，趕緊往下看，卻沒多少系統、明晰的論證，畢竟這只是顧準的讀書筆記，他也沒來得及多說就死了。

接下來畢業留校教《西方哲學史》的本科課程，「辯證法」一直是我思考的一個問題。幾年前，我把一些想法寫了一下，就是這篇文章，大致從知識、道德、宗教三個方面來考察辯證法到底是何物。

本文不是以學術論文的形式來寫的，這樣的論文寫了也沒地方發表。我是自覺地以比較通俗的形式來寫的，希望學習過《馬哲原理》、特別是經過考研政治洗禮的同學們，通過這個文章能看明白：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辯證法是個吞噬文明的黑洞，它戕害知識，敗壞道德，使人性鹽鹼化。尤其是，它雖然是一個來自西方的哲學概念，但卻極易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不良因素對接、互相加強，因而對中國人的危害比對西方人嚴重得多，這就是顧准所說的「辯證法把中國人坑害苦了」。

目錄：

1、辯證法與知識

1.1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

1.2辯證法是原始民族把握世界的一個普遍模式

1.3西方人也是天生的辯證法家，為什麼辯證法沒有把西方人坑害苦了？

2、辯證法與道德

2.1道德律令是人類生活之「錨」

2.2為惡正名的邏輯

2.3辯證法與盛產犬儒、鄉愿的中國文化

3、辯證法與宗教

3.1牢籠天下——辯證法與歷史主義相結合

3.2智力遊戲被當成鐵的歷史規律

3.3在這種「終極科學」面前，萬物為芻狗

正文：

顧准說：「中國人是天生的辯證法家，可是辯證法把中國人坑害苦了。」（顧准：《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416頁。）這話對我們生在新世界、長在紅旗下的這幾代中國人來說，真的很費解。

在學校里，在我們長知識的年紀，老師們已經不厭其煩、反反覆復地向我們講得明明白白了：辯證法是偉大導師從黑格爾那裡繼承來的精華，「費爾巴哈倒髒水連孩子都不要了，而馬克思則批判地保存了黑格爾的合理內核」，這個寶貴的孩子，就是辯證法。偉大導師對黑格爾的繼承是「批判地保存」，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改造成了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研究事物聯繫和發展的最普遍的規律，揭示支配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一般的發展規律。這樣的唯物辯證法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特徵之一。

辯證法這麼厲害、這麼高明，中國人是天生的辯證法家，真是件額手稱慶的大好事，怎麼把中國人坑害苦了呢？顧准先生何出此言？看來辯證法真不是個簡單的「孩子」，對他倒要仔細考察一下了。

1、辯證法與知識

1.1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

據教科書上說，辯證法的發展有一個歷史過程。在人類歷史的起初是樸素辯證法，這樣的辯證法還是比較唯物的；後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辯證法就發展到唯心辯證法階段，黑格爾就是最大的唯心辯證法家；最後，偉大導師馬克思對黑格爾進行了「揚棄」，倒掉了唯心主義的髒水，留下了辯證法這個寶貴的孩子，並把他與唯物主義相結合，這才誕生了馬克思主義。到斯大林時代，蘇聯的馬列專家們明確提出了辨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法，後來就逐漸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欽定的正統意識形態。

如此說來，辯證法在人類歷史上經歷了樸素辯證法、唯心辯證法、科學唯物主義的辯證法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發展也正合「否定之否定」的辨證規律：事物由於內在的矛盾性而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由肯定達到對自己的否定，進而再由否定達到新的肯定，表現為事物自己發展自己的一個完整的過程。這聽起來確實很嚴密、很巧妙。

教科書上又說，唯物辯證法有三大規律，即質量互變規律、對立統一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這三大規律既是人類思維的基本規律，又是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基本規律，也就是說，辯證法貫通天、地、人，是整個世界的基本規律。

這三大規律裡面，對立統一規律也就是矛盾規律是最根本的，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列寧就說，「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於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為什麼這樣說呢？這就涉及到辯證法的一個不是秘密的「秘密」了，即辯證法其實是一種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辯證法就是關於世界普遍聯繫與永恆發展的科學」。

對立統一規律之所以在辯證法中居於核心地位，就是因為它「揭示了事物普遍聯繫的根本內容，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這個世界的「聯繫」和「發展」都是由事物內部與事物之間的矛盾引起的，是萬事萬物對立統一的表現與結果。所以，對立統一規律在辯證法體系中的居於中心地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對立統一當然不只是某兩個事物之間或某個事物內部的對立統一，而是萬事萬物內部、之間普遍的對立統一。因而，對立統一就成為整個世界的編織機，把所有時空中的萬事萬物都編製成一個整體了。辯證法就是要求我們從橫向聯繫與縱向發展的整體性角度來看待每一個具體事物。這裡「聯繫」實際上比「發展」更為重要，因為「發展」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種前後相繼的「聯繫」罷了。

1.2辯證法是原始民族把握世界的一個普遍模式

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認為部分是普遍聯繫著的整體中的部分，每一個部分的運動都受到整體的影響，每一部分的產生、存在、發展與整體都有決定性的關係。因而，對任何部分，都只有從整體著眼、從整體出發才能獲得真正的認識，而不能只是孤立地研究這個部分。比如研究一顆樹木，因為每棵樹木都是普遍聯繫著的森林整體的一部分，所以要從整個森林出發去研究這棵樹木才能真正認識它。

這種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很高明，但問題在於，人的思維究竟能不能獲得關於整體的知識，如何去獲得關於整體的知識呢？一片森林相對於其中的一棵樹木來說是整體，但這片森林又是一個更大的整體、一個更大的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要首先把握這個更大的整體並從之出發才能對這片森林有真正的認識。而這個大生態系統又是一個比它更大的整體的一部分，如此類推，只能追溯到世界、宇宙這樣的無限的整體、大全。要對任何一個事物有真正的把握，都需要從這樣無限的整體出發，回溯過來，才能完成。

但是，對世界、宇宙這樣的無限整體的把握超出了人的認識能力。其實，對任何一個整體進行完備的知識把握都是不可能的，比如那片森林，甚至一棵樹木，它們雖然不是「至大無外」，但在空間、時間上的細節卻是「至小無內」，而人只能觀察到其中極小的一部分。事實上，人們對任何事物的認識、把握，都只能限定條件、限定範圍，在這種限定之下，對事物的特定樣態進行認識、說明。所獲得的知識，也只是這一特定樣態下的絕對有限的知識。要對「普遍聯繫、永恆發展」的整體進行完備的科學的說明是不可能的，宇宙「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吾生有涯，而世界無涯，有限的不能把握無限的。

在西方哲學中，從休謨的不可知論到康德的批判哲學對這一點進行了深刻的論證，這是古代哲學與現代哲學的一個重大分野，是一次重大的革命，從此西方哲學告別了直接斷言世界是什麼、支配世界的根本原則是什麼的獨斷論。黑格爾在康德之後又搞出一個包羅萬象的大全哲學，很大程度上是對這次革命的一個反動。20世紀的分析哲學大師羅素對黑格爾的評價就是，他是一個受東方巫術思維影響的江湖術士。

古代社會的人們對人類認識能力的界限認識不清，他們要對世界整體作出說明，其普遍做法是通過十分有限的經驗觀察，加上豐富的想像力，主觀臆測，製造出一個框架、模子，硬加到事物上去，這當然都是些獨斷論。比如古希臘人用「四元素」即火、土、氣、水的流變、組合來說明整個世界，中國古人則用陰陽五行說來說明世界，這些模式實際上都是一些不完全也不可能完全的經驗歸納加上主觀想像的產物。

這些模式製造出來之後，受思維水平的限制，古人沒有對之進行反思、省察的能力，隨著哲學家不斷宣講，甚至被欽定為官學，在人們心目中，它們就變成了彷彿分析命題一樣的絕對真理。隨著年代的久遠，它們又被奉為不可動搖的傳統，甚至說成是我們民族生命的「根」，萬萬動不得了。

其實，對世界各原始民族來說，最經典的一個用來把握世界的模式就是辯證法。就拿古希臘前蘇格拉底時期來說，辯證法思想何其豐富！早期的米利都學派已經指出了蘊含於世界本原中的兩種對立力量如冷和熱、凝聚與疏散等，認為這些對立力量是化生萬物的根源；畢達哥拉斯學派則提出了奇與偶、一與多、左與右、靜與動、明與暗、善與惡等十對對立範疇，對感性世界中的諸種對立現象已有詳細的理解；到赫拉克利特就明確地概括出對立面的統一是運動變化的根源，認為世界就是由矛盾原則所支配、化生：「戰爭是萬有之父和萬有之王」。古希臘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這是哲學史的常識。

1.3西方人也是天生的辯證法家，為什麼辯證法沒有把西方人坑害苦了？

可以說，古希臘人的辯證法思想之豐富，比與他們同時代的中國古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很明顯，單說中國人是天生的辯證法家，是不全面的，西方人也是天生的辯證法家。但是，好像沒有人說「辯證法把西方人坑害苦了」，這是為什麼呢？

事實上，辯證法就是古人通過極為有限的經驗歸納加上極為大膽的主觀臆測製造出來的一個把握世界的模式，它連嚴格的綜合命題都算不上，倒是頗有些神話巫術色彩，但在一些科學思想、邏輯思想極為貧乏的人群中，卻被當成了像A=A這樣的命題，認為它有最高的可靠性。

這些人們熱衷於「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等等玄妙命題，以為知道了這些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自然問題、社會問題、人生問題了。尤其是在自然科學問題上，懶洋洋，固步自封，疏於鑽研，還沾沾自喜，以為自然界的大秘密已被自己用幾條辨證思維規律一網打盡了，實在是可笑、可悲又可憐。

中國人就是抱著這幾條關於自然、關於社會、關於歷史的「秘訣」念叨了幾千年，締造了一個「停滯的中華帝國」。這大概就是顧准先生所說的「辯證法把中國人坑害苦了」吧。

而古希臘人同樣是天生的辯證法家，可是辯證法卻沒把他們「坑害苦了」，這就在於古希臘人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漸超越了對自然世界的樸素的辨證思維、樸素的整體主義思維，而發展出分析的方法。他們不再是如中國人那樣醉醺醺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繫辭上傳》第5章）而是「陰」就是「陰」，「陽」就是「陽」；不再是妄圖一語說盡世界的真理，而是條分縷析，錙銖必較，不厭其煩，就事論事，得出有限但相對可靠的知識。

早在蘇格拉底那裡，辯證法就不再是積極意義上的世界模式論了，而是消極意義上的一個工具，是通過揭露談話中的矛盾以獲求真知的「助產術」。蘇格拉底自知其無知的謙卑、開放的心態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的獨斷氣質已經相當不同，到亞里士多德則發展出很完備的形式邏輯，以嚴格的邏輯範疇如質、量、關係、模態、時、空等來界定具體事物，這樣，原始的辨證思維就被更加科學的分析思維取代了。

這種就事分析，抓住事物「聯繫」與「發展」的無限鏈條中某一「僵死」、「不動」的環節進行分門別類地研究，而不妄加綜合的方法，就是與高明的、圓通的辯證法相對的、呆笨無比的形而上學方法。

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形而上學方法逐漸發展，促成了實驗科學的發展。令近代中國人欣羨的「賽先生」，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其背後是有一個崇尚「形而上學」的文化傳統支持的。

形而上學方法其實就是個分析方法，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到現代的分析哲學都傳承了這種分析精神。不消說這種分析精神在兩千多年的西方哲學史上是有顯赫地位的，這恰與我們中國人數千年一貫的整體主義的樸素辨證思維形成鮮明對比。

顧准說：

「『形而上學』即對於自然的研究，採取分門別類的、一項一項『孤立』地深入鑽研下去，而不綜合，不在其發展運動中觀察的那種方法，不僅在世界科學史中是必不可缺的階段；而且中國人正因為沒有這個笨勁，所以，中國有天才，而沒有科學上系統的步步前進，不停滯、不倒退的前進。中國人善於綜合，都是根據不足的綜合。」

「可以讀一下周建人譯的《物種起源》。如果沒有植物和動物分類學的積累，進化論是產生不出來的，遠遠達不到分類學精密程度的《本草綱目》，從中肯定產生不出進化論來。」（顧准：《顧准文集》，第416頁。）

這樣，中國人是天生的辯證法家，可是辯證法卻把中國人給坑害苦了。

2、辯證法與道德

顧准說「辯證法把中國人坑害苦了」，主要指出了辯證法在知識即「智」的層面上對中國人的不良影響。其實，不止在知識層面上，在道德層面上，辯證法也把中國人坑害得不輕。

「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辯證法一旦成為一種世界模式論，成為一種道德觀、生活觀、社會歷史觀，它會使人道德上難有堅固的持守，甚至為道德上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開了門路。

2.1道德律令是人類生活之「錨」

道德是人類最基本的文明要素之一，道德規範的出現也正是人之為人、人類之為人類的最基本的標誌之一。進入文明社會之前，人類生活同動物差不多，本是混沌一片，沒有什麼道德規範、倫理綱常可言。這就如水天一色的汪洋大海，無邊無際，無分無別。道德律令、誡命的出現，就如在這渾沌一片的汪洋中拋下了一個錨，依據這個錨點，人類發展出道德倫理、政治法律等社會生活秩序，從此世界有了是非善惡，有了禮義廉恥，有了分別，有了倫序，這個混沌的世界開始「明亮」起來，也就是「文明」起來了。

儒家講親親尊尊、仁者愛人，就是這樣的汪洋中的錨點。《聖經》中有「十誡」，提出了更明晰更具體的道德誡命，如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證、不可貪戀別人的財物，等等。世界歷史上各大宗教多有這樣的誡律。這些誡律就是人類社會生活所依據的錨點。它們看似老生常談，實則對人類文明有根本的重要性。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善就是善，惡就是惡，此就是此，彼就是彼，沒有這樣的「錨」，這樣的分別，人類生活就如不系之舟，無規無則，無法無天，一團混亂了。

所以，形而上學不只是個科學知識問題，還是個倫理道德問題。「界」、「分」是絕對有必要的，科學知識最初就是憑諸邏輯範疇從混沌世界中界分、塑造出來的；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等各種生活秩序也是憑原初的律令、誡命從本來混沌一片的生活中界分、塑造出來的。

教科書上說，形而上學是孤立的、僵死的、片面的，可是，錨自然只能釘在一個地方，「僵死的」、「片面的」釘在那裡，如果不「僵死」不「片面」，錨就不成其為錨了。隨處皆是，無可無不可，生活就重歸混沌了。

據說，辯證法是對形而上學的超越，它以聯繫與發展的眼光看待事物，不再是僵死的、片面的，而是靈活的、全面的：

「辯證法不知道什麼絕對分明和固定不變的界限，不知道什麼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異互相過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並且使對立互為中介……」

這話說得慷慨激昂，有一種為上帝代言的凜然之氣，令人敬畏。它強調辯證法的「靈活性」、「全面性」，對形而上學十分鄙棄。這種「靈活」、「全面」的辯證法正是人類道德之大敵。

2.2為惡正名的邏輯

據教科書上說，「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轉化為方法論，就是「矛盾分析法」。對立統一規律既然在辯證法體系中居於基礎、核心地位，這個矛盾分析法在辯證法的方法體系中也就居於基礎、核心地位了。在社會生活中，矛盾分析法經常對道德形成嚴重侵害。

所謂矛盾分析法就是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對任何事物、任何問題既要看到正的一面，也要看到反的一面；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壞的一面。一切正題皆有反題，古代的辯證法家也說有正有反、有陰有陽才能化生萬物。只看到陰或只看到陽，把二者割裂開來，就是僵化、片面的形而上學。

辨證地看，正題離不開反題，反題也離不開正題，二者既對立又統一，相互依存，靠對方認出自己，靠對方發展自己。因而，不僅正題有存在的正當性，反題也有存在的正當性。這確實樸素得很，善是同惡對比而言的，沒有善就沒有惡；沒有惡，善也就不成其為善了。所以，不但善有存在的正當性、合理性，惡也有存在的正當性、合理性。

善善惡惡、非此即彼是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學，善中有惡、惡中有善才是有智慧的看法。這樣，絕對的、純粹的道德律令就被動搖了。誡律說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姦淫、不可作假證，但是，大家都不這麼做了，都「正義」了，那麼，沒有了不義，正義何以顯出它是正義呢？沒有了不義，正義也就不存在了。因而不義也是有必要的，也有它存在的合理理由與空間。可見，辯證法銳利得很，形而上學的道德律令這個錨在它面前脆弱得很，錨得越淺，越不堪一擊。

樸素辯證法往往變成詭辯術，走向懷疑主義、相對主義、虛無主義，這一點在古希臘智者那裡有大量的實踐操練。蘇格拉底生活在智者運動的末期，他力反這種相對主義的詭辯術，力圖在「一切皆流」的「意見」之上發現絕對的真理，重新收拾混亂不堪的社會與人心。

從晚期希臘到羅馬帝國，懷疑主義、道德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再度猖獗，羅馬城的公民道德一潰不可收拾，於是，基督教再以絕對主義的一神論重整道德，對世界進行絕對的界分：變滅不息的世俗王國與永恆的上帝王國有質的不同，人與神之間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道德律令被提高到了超越於世俗的神聖高度，上帝的誡命君臨萬國，恢然不漏，無可逃也。

近代以來，康德面對社會世俗化所導致的道德上的功利主義、相對主義泛濫，批判人類的道德能力，提出一條關於道德的先天綜合命題——無條件的絕對命令來為人類道德立法，為趨於混亂的時代道德狀況打下了一個堅實的錨，成為近代道義論倫理學的頂峰，並為後來羅爾斯等人的自由主義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準備了地基。

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如康德所言，要始終把人當作目的，而不能作為工具。每個人都有獨立的不從屬於他人、他物的終極性價值，不能從「歷史發展的終極目的」上把人當作目的，而在「促進社會發展的手段」的意義上又把人當作工具，這只不過是為不道德行為尋找借口的遁詞。

辯證主義與歷史主義相結合，公開為惡正名，這是為不道德行為尋找借口的最迷惑人心的、最危險的遁詞。偉大導師吸取了黑格爾的「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的思想，明確指出「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類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而這樣的智慧、灼見，我國古已有之，王夫之就說過：「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候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這樣，「惡」被摘帽平反，不斷坐大，竟然大搖大擺成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於是魔鬼出籠了。近當代諸多暴君都認為天在假他們的「私」以「行其大公」，殺人如麻、冤獄遍地只是為了促進歷史的發展，犧牲部分是為了全體，犧牲當下是為了將來，做壞事也做得理直氣壯了。

康德說有兩樣東西讓他充滿常新而日增的敬畏，即天上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在他那裡，絕對的、純粹的道德律令作為應然的力量與經驗性的現實生活形成尖銳對立，人要做一個道德的人，必須改造自己的現實生活，與絕對的道德律令盡量取得一致。

康德道德哲學這種先驗原則與現世生活之間的緊張關係，與前基督教的道德哲學比如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已大不相同。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缺少這樣的緊張關係，他對道德的認識也不夠「純粹」、超越。在他那裡，做一個有道德的君子，還有賴於身份、地位、知識、財富、相貌等諸多現實經驗因素。而在基督教——康德式的道德哲學那裡，道德大大純粹化了，它只與意志有關，與人的先驗規定相關，而與現世性經驗性的身份、地位、知識、財富、相貌等沒有關係。

對亞里士多德來說，「驕傲」或「恢宏大度」是君子的一種德性，謙卑則與君子格格不入；而對基督教來說，純粹的、超越的道德規則是由一個異於人的力量即上帝來保證的，人在上帝面前、在道德律令面前必須謙卑，而沒有驕傲的資格與能力，謙卑是基督徒的一種德性。這大概正是基督教給西方人的道德觀帶來的重大變革。正是這種聖俗二元論強化了西方人的道德之錨，使他們能夠恪守某些道德信條，依據這些信條將自己的生活嚴格地理性化，在現實生活中緊張勞作，馬克斯?韋伯就說正是這種「倫理」促成了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

2.3辯證法與盛產犬儒、鄉愿的中國文化

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嚴格的道德律令將混沌的、無分別的世界撕開一道口子，打下一個錨，然後依據這個錨點，才有了知識與道德的理性化、系統化。這個錨點要是守不住，根基不牢，對錯不明，知識與道德就很難理性化、系統化了。

中國的儒家講仁者愛人、親親尊尊，制定了許多倫理綱常、禮樂刑政，也頗理性化了，錨住了一些東西，但缺少基督教那樣的聖俗二元的絕對的斷裂、界分，於是又講「盡心知性知天」、「萬物皆備於我」、「與天地參」、「天人合一」等等，走向了神秘主義、整體主義，又要「混沌」起來了。因而，這個錨就下得不夠牢固。

當然，儒家畢竟還要有所為、有所持守，還教人立命安心、修齊治平，對道德上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還是保持一定的警惕的。中國人更加難以抵擋的是老子的那些玄言妙語。

《老子》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典籍之一，幾千年來深入人心。《老子》集先秦時代辯證法之大成，裡面充斥著樸素辯證法，比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也」（《老子》第2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老子》第22章），「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第40章），等等。就是這些辯證法被眾口相傳，奉為至寶，無可無不可，消解了所有的道德律令，最後人們就「塞其兌，閉其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老子》第2章），回到了那恍兮惚兮、玄之又玄的混沌里，難得糊塗去了。這與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犬儒主義、阿Q主義不能說沒有關係。

徘徊於儒、道、佛之間，今天修齊治平、自強不息，明天和光同塵、恍兮惚兮，一會兒「太極」，一會兒「無極」，稀里糊塗，最後勝出的，恐怕還是老子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老子》第40章）。比如王陽明著名的「四句教法」，第一句就是「無善無噁心之體」。無是根本，無分別、一無所執的混沌才是「天下母」，才圓通無礙。「有」就是「偏」，「偏」是「執」，是不圓通，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形而上學」。像西方人那樣在圓通無礙、無分無別的混沌中突然冒出一個死硬的、非此即彼的道德律令，冒出一個絕對異於人的上帝，那當然就「阻隔」、不圓通了。

可是徹底圓通又不行，因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個分別是不能動的，人退不回無君無父的禽獸狀態。有也不行，無也不行，這實在給中國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出了個大難題，於是有人就靈機一動，你可以辨證地看嘛，無極而太極，既是無又是有，既是有又是無，不要「偏執」，不要走極端，要一分為二，一陰一陽，可陰可陽，善惡都是相通的，可以靈活運用，為自己造福嘛。

《孟子》里就描述過這種態度：「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就是說：「處事為什麼落落寡合呢？生在這個世道，就迎合這個世道，過得去就行了。」於是就出現了「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大意是：「這種人，你要說他有什麼不對，很難舉出具體例證來；你要指責他，卻又好像沒什麼好指責的。他只是合乎這個庸俗、污濁的社會的一分子。他的為人似乎忠誠老實，行為好像清正廉潔，大家都喜歡他，他自己也覺得很不錯，但實際上，他的所作所為卻並不合於堯舜之道，所以說他是侵害道德的賊。）

孔孟稱這種人為「鄉愿」。顯然，鄉愿正是深得辯證法之精髓。在譚嗣同看來，中國歷史上沒怎麼出現過孔孟所熱切盼望的「君子」，而是鄉愿大行其道，他說，「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仁學·二十九》）

3、辯證法與宗教

相對於僵死的、片面的形而上學，辯證法的靈活性、全面性似乎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個是橫向聯繫問題，前面說的辯證法與知識、與道德的關係，主要是從這個方面來講的；另一個是縱向發展問題，它與否定之否定的辨證發展規律密切相關，造成了一種歷史主義，成為辯證法解構一切的利器，於是超越性的宗教亦被消解在世俗性的歷史之中。且來看這個方面。

3.1牢籠天下——辯證法與歷史主義相結合

一般認為，「否定之否定規律」在辯證法的規律體系中屬於比較高的層次，它的基本內容是這樣的：「由於內在矛盾性或內在否定性的力量，促使現存事物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由肯定達到對自身的否定，進而再由否定達到新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從而顯示出事物自己發展自己的完整過程。」這裡應當注意的是「內在的矛盾性」、「內在的否定性」、「自己的對立面」、「事物自己發展自己」這些說法。

樸素辯證法往往只是簡單地列舉一些彼此對立的事物、範疇，不曉得最根本的矛盾不是事物之間的矛盾，而是同一事物的內在矛盾，即「內在矛盾性」、「內在否定性」。其實，最根本的否定性是「自否定」，這就是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洞見。按教科書的說法，「科學辯證法」也正在這一點上超越了樸素辯證法。

據說，西文中「矛盾」一詞從詞源學上看就是「自相衝突」的意思，而在中文裡「矛」與「盾」則是兩個東西，是「相互衝突」。所以，中文的「矛盾」只是看到了矛盾的皮相，還處於辯證法的初級階段。「而在黑格爾那裡，以及西方傳統的辯證法那裡，卻是同一個東西通過它的自我否定而產生出它的對立面，沒有什麼開始就有的二，所有的二都是通過一的自我否定而得來的，即通過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動性的活動而得來的。」（參見鄧曉芒：《黑格爾辯證法辨正》，載《中西文化視域中真善美的哲思》，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在黑格爾之前，費希特提出了「自我設定非我」的「知識學原則」，是對樸素辯證法思想的一個「重大突破」。但他並不真正懂得「自否定」的辨證原則，在他那裡，「自我」只是按照形式邏輯的不矛盾律設定「非我」，「非我」仍然是外於「自我」的東西。

黑格爾則拈出了一個「自否定」的原則，認為「自我」是憑藉自己的內在矛盾而超出自身，變成「非我」的，然後又憑藉這種「自否定」達到新的肯定，達到一個更高階段的自我，「從而顯示出事物自己發展自己的完整過程」。然後，再進入下一輪的「自否定」。所有事物都是這樣辨證發展的，就是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

據說這樣一來，在形而上學看來僵死的東西就變活了，事物都有自己內在的能動性，都有了「生命力」。這種生命力表現出來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辨證發展過程。而任何一個事物都是一個更大的整體的一個內部要素、發展環節，這個更大的整體又是另一個更大的整體的一個內部要素、發展環節……。依此類推，世界這個最大的整體、最大的事物也是按照自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辨證規律發展的。

在黑格爾看來，世界歷史就是「絕對精神」根據內在的「自否定」原則自我展示、自我歷練、不斷充實提高的過程。它首先把自己對象化為一個邏輯體系；在邏輯體系的終結處，又憑藉自己內在的衝動外化出自然界，把自己變為自然界由低級到高級豐富多彩的客觀現象，所以，自然界就是「客觀的思想」；然後在自然界的盡處又發展出了人和人的精神，從而進入了「精神哲學」領域，精神哲學再經歷主觀精神、客觀精神、絕對精神的正反合過程，就回到了整個過程的出發點即「絕對精神」。

這個外化之後的回歸，不是簡單地回到原點，而是充實提高之後的回歸，是更高層次的回歸。自然、社會、人類思維的每一個發展過程都不過是這個世界歷史的辨證發展過程的一個小環節而已。辯證法就是世界歷史的邏輯，世界歷史就是按照它指定的路線來發展的，或者說歷史只不過是這種「邏輯」的演練而已。

可見，通過一個漫長而曲折的辨證運動，萬事萬物都被整合到一個巨大的整體里去了，這個整體既是橫向的，又是縱向的，是上下四方，又是往來古今。真理只有一個，「真理是全體」，任何一個部分都不十分真，只有全體才是絕對真的，這個全體就是包羅萬象的世界歷史。黑格爾這個靠辯證法織成的、以辯證法為靈魂的歷史主義就成為最大的整體主義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是整體主義，但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涵蓋了所有這些整體主義。

黑格爾這個辨證的歷史主義，充滿了浪漫主義、神秘主義的狂想。《精神現象學》彷彿一部才氣縱橫、汪洋恣肆的歷史小說，與之相比，康德錙銖必較、小心謹慎地弄他的「批判」，只是「尋章摘句老雕蟲」罷了。

3.2智力遊戲被當成鐵的歷史規律

所謂「自否定」、「否定之否定」，醉醺醺，很是玄妙，但它並非科學，實際上是對世界作一種擬人化的描述。它倒是更近於詩人的狂想，或老農的臆測，如老農對打雷是滅妖的推斷。對這些「知識」頂多可以作一種康德所說的「調節性」的運用，有助於人們知識的整合，滿足人類追求整全性、終極性知識的自然傾向，也就是作一種智力遊戲罷了。如果你真把它當作一條歷史的鐵的規律，以為它像1＋1＝2那樣可靠，並用它來指導具體的社會歷史實踐，那就很可笑，也很可怕了。

就像在科學知識匱乏的傳統小農社會，打雷就是「上天在懲處妖孽」被認為是無可置疑的真理一樣，辯證的歷史主義也在同樣的情況下被許多人接受了。在這種歷史主義看來，一切道德倫理、政治法律原則都是歷史性的，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又要伴隨著這種歷史條件的改變而消亡。沒有什麼超越的存在，沒有什麼永恆之物，無論什麼都可以被還原到時空之內的現世世界中來。對唯物主義者來說，就是所有道德律令、權利法則、自由理念、宗教信仰等等都可以被還原成感性的、物質的存在，它們都是為適應一定的物質基礎而被創造出來的，又可以隨著物質基礎的改變而被消滅掉。

總之，掌握了辯證法的奧秘，你就會發現，一切信念、信仰都是具體的、歷史的，而不是超越的、永恆的。除了時空之內的歷史無限的正反合的發展外，沒有任何超越之物，那些所謂抽象的、永恆的、超越的東西，都是些假相、幻象，是特定歷史情況的產物。

辯證的歷史主義就是用正反合的巨大鏈條打通了一切阻隔，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被徹底打通。基督教的二元論強調上帝與人、聖與俗之間質的差別，由上帝保證的道德誡命對人們形成強大制約，此時這一切都被統統被消解，人與神之間不再阻隔，「神」被還原成「人」，神不過是人的造作。

於是，「彼岸世界的真理」消失了，天國將在人間被建成，真正的真理只有一個，就是歷史全體，一切都要根據歷史全體的利益來評價、來安排。單講善善惡惡是淺薄、片面的、呆板的形而上學，究竟是善是惡要由歷史整體的利益來決定，要根據所謂歷史發展規律來判斷。惡可以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貪慾和權勢欲可以是歷史發展的槓桿，根據淺薄的形而上學來看是「惡」，掌握歷史發展規律的人轉換一下視角，就會發現這其實是大善。

結果就是，為了歷史整體的利益，部分人必須作出犧牲，搞點冤獄，草菅些人命，不但不是惡，還可能是大善呢。這至少讓做這些事的人減輕了心理負擔，以至可以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地去做了。

3.3在這種「終極科學」面前，萬物為芻狗

上帝與上帝頒布的誡律本是異於人、高於人的，是讓人敬畏的對象，而現在，藉助於辯證法，神與人被整合到同一個時空之內的巨大鏈條上。歸根結底，是人創造了神，而不是神創造了人。是人創造了歷史，歷史、命運就掌握在人的手裡。路德宗的德國由「因信稱義」的一維獨大，宗教的根基逐漸被轉移到主體中來，轉移到人的維度上來，上帝變成了內在性的上帝，內在於人性中的上帝，基督教上帝愛人的在先性、根本性的教義被改變了。到德國古典哲學，宗教變成了「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黑格爾作為激進路德宗的傳人，最終通過辯證法，通過歷史主義，將上帝消解在歷史中，離尼采上帝之死的宣告一步之遙了。

真正的科學知識要有限定條件，真正的道德也要有限定條件，有限定、有界分就能分析、講邏輯，可操作了。真正的宗教追求超越於世俗的神聖價值，很明顯，也要有限定、有界分。形而上學阻隔不通，正是限定的結果。限定之後，就事論事，才能得出具體的、確切的知識，不斷糾正錯誤，帶來知識理論本身的發展；限定、界分之後，也才能在道德上、信仰上有所持守，捍衛良善、捍衛神聖。

對基督教來說，人、神有質的差別，有限不能認識無限，人不能把握上帝。上帝是什麼呢？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上帝就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的終極原因。基督教認為，人絕不可狂妄地以為認識了上帝、掌握了關於世界的終極知識。確切地說，上帝是信靠的對象，而不是認識的對象。

基督教恪守人、神之間質的差別，對人的有限、卑微、易墮落有充分的認識，這對道德的持守無疑是有益的，而且，這也有助於人們在知識上保持開放的心態，不會自以為一舉把握了關於世界的終極知識，這與辨證的歷史主義有很大的不同。

辨證的歷史主義號稱掌握了關於自然、社會、人生、歷史的最可靠、最科學的終極性知識，世界上所有的知識都被它一網打盡了，它可以指導、套用到一切知識領域，這樣一來就堵塞了人類知識的進步。而它的「靈活性」、「全面性」，又使它成為為不道德行為尋找借口的最迷惑人心的遁詞。如果我們把它作為一種信念、信仰，則這種信念、信仰是反知識、反道德的。

黑格爾一派的辯證法家以「強大的歷史感」牢籠天地，這個歷史有它的終極目的，人只是服務於這個終極目的的工具。如果說這個歷史的終極目的是為了人，這個「人」也是作為整體的人，是「大寫的人」，歷史中具體的個人應該為了這個整體的「人」作出犧牲。

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認為，獲得拯救是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而拯救的權力完全掌握在上帝手裡。你的國家、民族、家庭甚至教會，在你能否獲救這個根本問題上都幫不上忙。因而所有這些共同體都無權要求你為了它的利益作出完全的犧牲，無權把你作為它的工具。每個人都有專屬於自己的、無可替代的終極價值、終極目的，這就是獲救。而獲救靠的是上帝的恩典。這是一種深刻的宗教個人主義。深受這種觀念影響的康德在他的道德哲學中提出要始終把人當作目的，而不能作為工具，這裡的人指的就是具體的個人。每個人都有獨立的不隸屬於他人、他物的終極目的與價值，因而個人權利是至上的。

不論接受不接受這些說法，它們落實到具體的政治法律制度中，都是可操作的，因為個人是可以明確限定的東西。可是「整體的人」、「大寫的人」是什麼呢？黑格爾的整體無限大，它既可以包括過去的人、現在的人，又可以包括將來的人，過去現在巨細無比，將來更無可知，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操作呢？我的生命不過是歷史中的一瞬，我如何能把握整體、獲得所謂歷史整體的知識呢？

這種關於歷史整體的知識，不過是狂想加迷信，是偽知識。整體、大全無法認識、無法操作，所謂「整體的人」、「大寫的人」也就不過是些虛無飄渺的東西，除了為損害個人、損害部分人提供冠冕堂皇的藉口外，在道德上實在沒什麼意義。

辨證的歷史主義就是把一種偽知識奉為為最科學的科學、超科學的科學，在這種終極科學面前，萬物為芻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