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 — 梵天、濕婆、毗濕奴，沙門思潮，笈多帝國

　　婆羅門教進化的第一步，是將「神」賦予了人的性格、情感特徵（人格化），以及形象（偶像化）。今天印度教三大主神分別為：梵天、濕婆、毗濕奴。其中梵天為宇宙萬物的創造者；濕婆是破壞之神、生殖之神；毗濕奴則是保護之神。事實上在印度教體系中神是非常多的，比較耐人尋味的，是為什麼上述三「神」成為了後來印度教的三大主神，這其中又有什麼樣的地緣背景。　　首先做為世間萬物的創造者，「梵天」在偶像化印度教時代佔有一席之地是很自然的現象。在婆羅門教/印度都信仰中，世間萬物都是「梵」的化身。未被人格化/偶像化「梵天」神之前的「梵」，也是婆羅門祭祀溝通的對象。類似的演化進程在世界各地都曾經出現過，中國也不例外。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帝王會自稱「天子」，並通過「祭天」儀式等行為，宣告自己天命所歸的超然地位。這裡說的「天」，本意與印度教中的「梵」是一致的，其人格化的形象「天帝」在華夏神話體系中被稱「昊天上帝」。大家對這個天帝之名是不是很陌生？沒關係，他在道教體系中還有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名字——「玉皇大帝」。　　儘管在華夏神話以及道教體系中，天帝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並不代表他在民間信仰中就一定最受尊崇。在偶像時代，很多更接地氣的「神」，往往成為了某一群體祭拜的主神。比如在生意的人（也包括某些社團）看來，「關公」的信義會更符合行業價值觀；而對於東南沿海的漁民來說，海神屬性的「媽祖」，會比虛幻的「天帝」更能安撫他們對海洋的恐懼感。更為深層次的原因還在於，祭天或者說與「天」溝通的權力，理論上是被「天子」所壟斷的。即使天被人格化為「玉皇大帝」，這個高高在上的主神也不可能兼顧到底層民眾的利益。更何況中央之國是個信仰繁雜的國度，並沒有一種宗教信仰能夠一統天下。　　在印度教的演化過程中，抽象的「梵」變成人格化/偶像化的「梵天」之後，也同樣如華夏文明中的「天帝」一樣，在信仰體系中被架空。無論是原屬雅利安人中的其他階層，還是那些被吸收入印度教的其它民族，特別是生存空間被擠壓至印度南部的達羅毗荼人，都不願意繼續看到雅利安婆羅門階層，對於意識形態的壟斷。在這種情況下，今天印度教內部，很少能看到「梵天」崇拜的痕迹（雖然梵天的地位還很高），另兩大主神：濕婆、毗濕奴則擁有大批的信眾。那麼現在問題又來了？為什麼會是這兩個神，尤其這兩個神被賦予的屬性看起來是那麼的相剋，猶如二元神教中的善惡兩神一般。　　深入分析毗濕奴、濕婆信仰產生的原始地緣基礎，我們會發現形象「完美」，常化身為各種形象拯救世界的毗濕奴源自於雅利神話；濕婆崇拜則源自於達羅毗荼（印度河文明）神話，隨後融入印度教體系中。當由婆羅門階層所把持的「婆羅門教」成為阻礙印度社會融合的障礙時，印度社會的兩大種族集團，在選擇具體的主神時出現了分歧。優勢地位的印度雅利安人傾向於選擇形象完美的「毗濕奴」做為自己的信仰主體（這也是正常的選擇）；達羅毗荼人則將代表再生能力的「生殖力」，及反抗精神的「破壞力」，融入 「濕婆」信仰中。　　今天在印度，濕婆信仰在南部及低種姓印度教徒中分布較廣，具有「毀滅」與「再生」雙重屬性的濕婆神，能夠為這些弱勢者的心理帶來更多希望；完美的毗濕奴則在北部和高種姓民眾中更有基礎。透過上述解讀，這一地緣分布特點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很多人感到疑惑的是，既然印度教源自於雅利安人，並且有強大的種族隔離特徵，為什麼今天的印度教，表面看起來卻成為了膚色各異民族集團的共同信仰。　　事實上就信仰或者說意識形態來說，源頭在哪並不重要。即使最初來自於你的敵人，也不代表你不能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心態做一些改動，在彰顯自己族群獨立性的同時，為自己留下反征服的想像空間。曾經早於阿拉伯人進入文明階段的波斯人，在被征服後最終選擇了非主流的什葉派信仰，是可供參考的最典型案例。儘管很多人會為古波斯文明的衰弱感到惋惜，但最起碼今天伊朗的宗教領袖可以認為，阿拉伯人及整個伊斯蘭世界都能夠成為其傳播意識形態方向。　　雖然今天的印度教與最初的吠陀信仰、婆羅門教一脈相承，但也並不代表其在傳承過程中沒有遇到挑戰。列國時代包括耆那教、佛教等在內的，倡導眾生平等的思想流派興起，並在印度的土地上廣為傳播。這些以反婆羅門祭司精神統治，及種姓的不平等制度為特點的思想，被統稱為沙門思潮。孔雀王朝的創造者（旃陀羅笈多）在晚年歸信耆那教、阿育王在征服南印度後變成虔誠的佛教徒，都是試圖用沙門學說來解決印度內部矛盾嘗試。　　然而沙門思潮的崛起，並不意味著婆羅門教和種姓制度失去了市場，更多是為印度人提供了多種選擇。也可以說，正是在沙門思潮的倒逼之下，由祭司階層壟斷人神溝通權的「婆羅門教」信仰，才進化為人人可以通過偶像崇拜、修鍊身心（比如瑜伽）的方式，達到梵我合一境界的印度教信仰。不過在後來的歷史中，佛教等沙門學說在印度本土還是走向沒落，這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地緣因素，那就是無論這些流派如何倡導眾生平等，但都無法解決印度各民族在體質特徵上的差異。　　一方面高種姓者出於保護自己種族特徵或者地位的需要，總會更傾向於讓種族隔離制度現實存在。南亞很多伊斯蘭化的地區，內部依然有種姓文化殘留就是一例；另一方面印度教中以族群、職業等為標籤的階級固化做法在現在看來，固然是一種落後的做法，但對於印度這樣一個民族繁雜（並且還不停有新民族加入）的板塊來說，卻是穩定社會結構的一劑良方。最起碼，由印度教-種姓固化的社會，不需要在每一次被征服後陷入內部混亂的狀態。或者說那些外來民族的征服，不至於觸發印度社會的內部矛盾，從而引發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當然，這其中又牽扯到一個技術問題，那就是如何為那些強勢入侵民族，在種姓框架內安排一個合適的位置。　　在孔雀王朝收複印度河平原之後，為遺留在此的波斯人、希臘人等民族集團，解決種姓問題成為了婆羅門教改革者們必須解決的問題（對於沙門思潮來說則不是問題）。如果解決不好這個問題，婆羅門教同樣無法進化為能夠通行全印度的「印度教」。最終的解決方案，是在不改變四大種姓基礎的情況下，以部族、職業等為標準，設定歸類於三大種姓（不包括婆羅門）的「亞種姓」。以征服者身份進入印度的民族集團，通常被歸類於剎帝利階層。這樣的設計，完美的解決了入侵者的身份問題，並且不至於動搖以婆羅門階層為代表的印度教基礎。　　從繼承和發揚的角度來看，印度教與婆羅門教的繼承關係，還可以比照儒家思想與周代禮制之間的繼承關係。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最初所追求是「克己復禮」。行為修養以達到周禮的要求為準（《周禮》為儒家經典之一）。今天我們追溯華夏文明的體系源頭，亦可追溯到周禮成文之時。然而周代初期的禮樂制度本質是服務於貴族階層，在彰顯等級制度存在的同時，也意味著只有貴族階層才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力。而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流傳兩千年，在於其將守「禮」法的要求及受教育權，推廣到了全體民眾中。這與印度教打破婆羅門教對於祭祀權的壟斷，使之真正成為全民信仰有著異曲同工之處。至於身份問題，「家天下」思維的華夏文明的通行做法，則上通過姓氏文化，為融入華夏者找一個源自上古某「名人」的血統出身（這其中司馬遷做出了相當的貢獻）。　　阿育王死後（公元前232年），曾經盛極一時的孔雀王朝走向了分裂，達羅毗荼人覆蓋的南印度以及民族混雜的旁遮普地區，相繼回復到了獨立狀態。勢力範圍回縮至恆河流域的孔雀王朝，也於半個世紀後為新的王朝所取代。接下來，從中亞而來的塞種人、大月氏人（貴霜帝國）、嚈噠人（白匈奴），相繼入侵印度河平原。這使得印度雅利安人的勢力，一直到公元4世紀中期，仍然如列國時代般局限於恆河流域。

　　重新複製孔雀王朝統一印度之路的新王朝，出現在公元4世紀初。這個同樣崛起於恆河中下游地區的王朝，叫作「笈多王朝」。公元4世紀末至5世紀初的「超日王」時期（大致相當於中國的北魏統一北方時期），笈多王朝基本恢復了孔雀王朝的領土範圍，成為印度歷史上第二個能夠躋身「帝國」行列的王朝。與孔雀王朝一樣，笈多王朝也是一個宗教政策寬容的王朝。一方面，婆羅門教向印度教的轉型，在笈多帝國時期趨於完成。以梵天、毗濕奴、濕婆等三大主神崇拜為基礎的「新教」信仰開始廣泛流行，並成為笈多諸王的信仰；另一方面，由於包括印度河流域在內的南亞邊緣板塊，多信仰佛教等不那麼突出種族屬性的的宗教，為了帝國內部融合的需要，佛教等非印度教宗教，被允許自由發展。來自中國的東晉名僧法顯，就曾經在自己的傳記（《法顯傳》）中，記錄下了笈多帝國鼎盛時期佛教興盛的盛況。　　現在看起來，整個印度似乎也進入了一個類似中國王朝更迭的輪迴模式。改革後獲得重生的印度教，重新成為了印度的主流信仰。雖然笈多王朝肯定有一天會走向衰亡，但在分裂一段時日之後，一定還會有新的印度教王朝崛起，重新建立基本統一南亞次大陸的新帝國。那些不斷湧入印度河平原的入侵者，大多也逃不過被印度教融合的命運。然而這一切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印度教的對手，只是那些源自本土，與印度教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沙門思潮宗教的基礎上。宗教進化的終極形態：一神教，還沒有對多神信仰的印度產生過威脅。一旦入侵者攜帶著更具攻擊性和重塑性的「一神」信仰進入這片熱帶之地，情況又會變得怎樣呢？我們下一節再接著解讀。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