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能夠「組織起來」是中國的比較優勢

07-08

2014年10月13日08:15 來源：紅旗文稿

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鄧小平曾多次說過，中國無非是「塊頭大」，指的就是中國「地廣人多」。地廣，意味著治理難度大；人多，意味著人均資源少。「文明型國家」也是「百國之和」，內部各種差異極大，稍微處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種矛盾和衝突。人多、地廣、資源少、治理難，四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中華文明的治國傳統。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美國和中國。美國 18世紀下半葉建國的時候，人口為 300萬左右。到 1848年美國打敗墨西哥、吞併加利福尼亞時，美國人口才 2000來萬，而當時中國人口已達 4億，約為美國的20倍。當時雙方都處於前工業社會，前工業社會裡最大的資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國人的標準，那麼當時的美國，家家都是大地主，而且還要僱傭黑人來種地，這種資源佔有的奢侈使美國人更傾向於談自由，談權利。相比之下，中國屬於人均資源緊運行，資源的競爭異常激烈。所以，中國人更多地談「孔融讓梨」，談權利與義務的平衡。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傳統的形成，歸根到底，都與資源多寡有關。美國這些白人大地主，當初在歐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權的迫害，到了美國後，對政府還是處處設防。美國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惡」觀念大致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國人均資源少，資源競爭激烈，一個村裡的人甚至會為河水和井水資源的分配而打架。在這種條件下中國人形成的傳統就是通過選賢任能，組成一個比較中立的政府來協調和保證各方的利益，來確保「國泰民安」。了解這一點，就可以理解中國人怕亂的集體心理。當然，中國人均資源緊運行也使中國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說，中國人講「人氣」，沒有「人氣」，再好的房子也賣不掉。中國餐飲之豐富，世界上還無他國可比，背後也是人均資源緊運行帶來的大量餐飲創新和革命。

過去，中國人常被認為是「一盤散沙」、不團結、「窩裡斗」等，這也和人均資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競爭有關。鴉片戰爭後的大量戰爭賠款，辛亥革命後的長期戰亂，日本侵華戰爭的殘暴破壞，等等，導致了經濟凋敝，民生艱難，人均佔有資源更少。此外，中國廣大農村歷來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分散、孤立、封閉，多數農民僅關心自己「一畝三分田」，社會形態薄弱，自組織能力匱乏。雖然儒家提倡「家國情懷」，但舊時的中國還是缺少把「家」與「國」聯繫起來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這種「一盤散沙」的局面使中國大規模的工業化舉步維艱，也抵擋不住西方列強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戰爭，最終整個國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

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開始真正改變。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強大的動員能力把中國基層民眾組織起來了。從此，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短短一個甲子，中國綜合國力全面躍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國不久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一盤散沙」的問題。經驗已經證明，一旦政府沒有擔當，一旦「組織」形態缺乏，中國還會陷入「一盤散沙」的局面。西方一些勢力也一直盼望這種局面出現。他們鼓動中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對抗，鼓動不同民族之間的對抗，鼓動社會和政府之間的對抗，企圖搞亂中國。當然，今天的中國已非昔日之中國。中國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強的現代國家之一，搞亂中國的企圖必將以失敗告終。

2010年上海舉辦了盛大的世博會，我去參觀了三次，發現了兩個頗能說明問題的細節：一個細節是世博會廁所之乾淨令人印象深刻，另一個是晚上打車狀況之混亂令人感到失望。儘管每天參觀世博會的觀眾達數十萬，但世博會的廁所始終保持得乾乾淨淨，我看比紐約三大機場的廁所都乾淨。考慮到如此巨大的人流，這種保潔水平堪稱世界一流。但晚上 9點從世博會出來打車，大概是管理計程車的人員下班了，一下子失去了秩序，雖然只有二三十個人等車，但就是沒人排隊，一輛車過來，大家就涌過去，再過來一輛，大家又涌過去，都搶著上車。車不算少，但混亂局面一直持續著。前一個例子說明，只要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來，中國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國家競爭並可能勝出，世博會的保潔工作做到了高水準的數字管理和網格化管理。後一個例子說明，一旦缺少某種形式的組織和規範，我們社會往往會重歸「一盤散沙」和「內鬥四起」的局面。

當然，我這裡說的「組織起來」，不只是指政府組織民眾，而是指任何一種可以形成秩序和規範的作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長期的，也可以是臨時的；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經濟的和社會的；可以是部分人自發組織的，也可以是全體國民共同去做的。只要確立基本秩序和規範（這就是我說的「組織起來」），大家既可以勁往一處使，力往一處用，也可以各盡其責，各司其職，各顯神通，任何人間奇蹟，中國人都能創造出來。

走的國家越多，我就越覺得世界上各個民族似乎都有自己的相對長處與短處，用經濟學的術語就是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這兩個概念是 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闡述國際貿易理論時提出來的，即每個國家都有相對而言可以做得比較好的產品，它應該集中生產並出口具有這種「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自己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種貿易活動能使雙方都獲得更大的利益。我這裡無意評判國際貿易理論中的這種假設，而只是借用「比較優勢」、「比較劣勢」這些概念來說明，在政治生活中，一個民族似乎也有一些自己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如果想要超越我們的對手，我們就應該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

總體上看，以我自己的觀察，盎格魯—撒克遜人（英、美的主要族群）「自組織」能力較強，他們喜歡自己組織起來做事情，哪怕只有幾十個人在一起，往往就會自發地組織各種協會，進行選舉，實現某種形式的「自治」。相比之下，自組織能力似乎不是中國人的強項，中國人普遍喜歡由較為客觀公正的第三方來確立和維護某種秩序，並在這種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學習和娛樂。中國城市住宅小區普遍聘用物業公司來管理就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在國外，普通居民小區的管理許多情況下是居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為主，而非依賴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

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在政治領域，英、美人似乎更相信選舉，也更善於搞選舉；中國人似乎更相信「選賢任能」，也更善於搞選拔與考核。與英、美這樣的國家競爭如何進行選舉，我估計可能競爭不過他們。但與英、美比「選賢任能」，我們現在做的就比他們好，而且好很多。

我們當然可以也應該借鑒別人之長，但我們千萬不要放棄我們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我們今天的選賢任能模式已經是一種「選拔 +（某種形式的）選舉」的模式，其中，選舉是從西方借鑒的。當我們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而且是以選拔為主，選舉作為重要參考，這就產生了一種既高於我們過去那種光是依賴選拔的制度，也高於西方那種光是依賴選舉的制度。中國人把兩種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了一種制度創新和超越。

在中國這麼一個超大型國家裡，建立秩序和規範總是第一位的。沒有秩序和規範，天下一定大亂，什麼事情都做不成。其實，歷史上的西方也是這樣做的。西方自稱其民主制度比較穩定，但縱觀歷史，西方几乎都是在經歷了革命之後，由富人建立起一個富裕階層主導的社會秩序和法律框架，確保他們自己首先掌控社會主要資源（政治、經濟、媒體、法律等），然後再把這種法治覆蓋到更多的人。

中國今天要做的也是維護、改革和完善自己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特別是政治和社會秩序，但不是富人主導的秩序，而是由普通人參與並建立一種使大多數人受益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組織起來」不是說不要個人的積極性，恰恰相反，通過「組織起來」，首先就是確立秩序，有了這樣的條件，個人生活才可能出彩。在井然有序的條件下，中國人幾乎個個是龍，既可以聯合起來一起攻堅克難，做成別人做不成的大事，也可以發揮個人的積極性，按自己認定的方式使自己的人生精彩萬分。過去36年，至少有超過美國人口總數的中國人以這種方式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中國的社會活力與西方社會的階層利益固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整個國家也因此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一個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世界上，「組織起來」也包括一個國家的組織能力、整合能力、規劃能力。總體上中國的這些能力均超過西方。以整合能力為例，現代社會帶來了一個國家內不同群體利益的分化，也帶來了不同國家之間利益的分化。從過去36年的情況來看，中國模式在整合國內外不同利益方面，明顯比西方模式更勝一籌。例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政府通過自己較強的整合能力，更好地實現了產業調整與整合。歐洲不少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明顯缺乏這種整合能力，所以他們到現在都無法適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帶來的產業競爭。

西方企業界對中國特有的組織能力、整合能力和規劃能力感知頗深。2012年，英國《金融時報》曾在一項針對全球著名企業 CEO的調查中詢問，您認為最稱職、最可靠的組織是什麼？這些企業老總把自己的能力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銀行放在第二位，把「中國共產黨」放在第三位，得票率 64％，遠高於美國總統（33％）和美國國會（5％）。他們的理由是，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總是看得很長遠，而美國，「雖然我們不喜歡中國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們知道這些政策是什麼……美國的問題在於政策都是短期的，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回想一下過去的 60多年，中國遇到過多少溝溝坎坎？很多人都認為中國過不去了：「大躍進」的災難過不去，「文革」的悲劇過不去，知青大返城的困難過不去，社會普遍貧困的狀況過不去，物價改革過不去，國企改革過不去，稅制改革過不去，銀行改革過不去，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坎過不去，金融危機的衝擊過不去，「非典」過不去，等等。但現在回頭一看，都過來了。怎麼過來的？關鍵是我們能夠「組織起來」。我們的組織、整合和規劃能力比較強，我們整個社會的凝聚力也比較強，特別是國難當頭時，我們的制度有擔當，有定力。 2008年汶川地震後的抗震救災展現了中國人這個特點：不分階層，不分貧富，不分東西南北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眾志成城，共赴國難。考慮到中國的人口規模比整個西方世界加在一起還大，中國今天「組織起來」的能力應該是中國體制 1949年以來形成的最大財富之一。這種能力來之不易，它將繼續幫助中國克服自己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在更多的領域內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近著有《中國超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