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隨筆】民國女子也彪悍

07-08

　　皇權退出政治舞台後，自由、民主、人權的觀念像風暴一樣刮過中華大地，一些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女子不滿於女界幾千年的被壓制，開始發出男女平權的聲音。　　1913年，富商之子關瑞麟結婚不到半年便到美國留學，認識了外國女子朵爾，並與之舉行了婚禮。之後他攜帶朵爾回國，強迫妻子陳絢雲離婚。因為陳絢雲是當時的女權團體——神州女界共和協濟會的會員，神州女社立即介入了此事。她們在神州女校集會，號召女界同人300多人參加，聲討「喪廉沒恥，違背人道」的關瑞麟。會長張昭漢首先發言，她說：「事關女權，凌及我二萬萬全體之女界。我女界若袖手不救，是亦我二萬萬女界之羞也。」會員湯國梨則以此案為例，提醒女性「慎重婚姻」，並以和平手段「珍守女權」。《神州女報》社長楊季威認為，「女子向以弱聞，故每為世人所欺，今我人於陳君之案，未始非我女界恢複名譽之機會；一夫多妻之制，不可行於文明人類，而糾察監察，我女界不可不負其責」。會議最後形成四條決議：「一，公訴法律，要求治關瑞麟以應得之罪；二，要求關氏以家產四分之一作為陳君絢雲贍養費；三，以關氏犯法情事，詳告洋婦朵爾，使之亦提起訴訟；四，該社同人集資為陳君延律師為之辯護，若不公平判斷，誓不中止。」

▲1911年12月的廣東女子北伐隊

　　因為背靠強大的「娘家」，陳絢雲毫不猶豫地將關瑞麟告上公堂要求離婚，並請求法庭判對方給予經濟補償。租界會審公廨審理後判決：准予陳女士離婚，並由其夫賠償白銀1500兩。依當時的購買力（四口之家一月生活費12圓左右），這無疑是一筆巨款，對關瑞麟算得上是個懲罰。　　爭取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只是民國初期女權運動的第一步，其時的女性最看重的還是政治權利上的平等。她們知道，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固然好，但如果沒有政治上的平等保駕護航，它難免有一天被人剝奪。實現了政治權利上的完全平等，女性的未來就會永遠春光明媚。還在同盟會發動反清革命的時候，秋瑾、唐群英等有眼光的女子就紛紛投入其中。秋瑾甚至為這場革命付出了珍貴的生命。　　然而，那些有見識的女性們發現，辛亥革命勝利了，中華民國成立了，但這「勝利」、「成立」似乎跟女子們毫無關係，以前女子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現在照樣沒有。唐群英等人非常氣憤，她們組織女子參政同盟會，並派遣會長林宗素去南京面謁孫中山，當面表達了共同參與政治的願望。孫中山「面允將來必予女子以完全參政權，惟女子須急求法政學知識，了解自由平等之真理」。在同一時期回復神州女界共和協濟會的信中，孫中山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承認天賦人權和男女平等，也認為女性應該擁有參政權，但並非當下可行，而是寄望於未來。對孫中山先生的這個看法，神州女社比較贊成，女子參政同盟會、女子同盟會、男女平權維持會等組織則不認可，她們說：「或有疑女子程度不及。不能遽與參政權者，不知以女子與女子較，其程度固有不齊，以女子與男子較，男子之程度，亦不過較女子之優者為多，不得謂男子悉優，女子悉劣也。」女子參政同盟會等團體公推唐群英、張漢英、吳芝瑛、沈佩貞等人為代表，上書臨時政府參議院，要求將女子參政權明文載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12年2月下旬，參議院開會討論《臨時約法》，對於女子參政權一事，參議院中「不贊成者居多數」。3月11日通過的文本只寫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並未出現「性別平等」字樣。3月18日、19日，參議院曾專門開會討論唐群英等人提出的女子參政權議案，理由還是「時候未到」。得知提案被否決，這些女子內心非常悲憤，唐群英、張漢英帶領婦女20多人，闖入參議院抗議，她們不在旁聽席就坐，而是「與眾議員雜坐」。討論女子參政權時「咆哮抗激，幾至不能開議」。經議員婉勸，才「各相率退出」。下午她們又試圖阻止議員出席會議，「竟堅執議員衣袂禁不聽前」，議長林森只好下令守衛干預，迫使女子們退入旁聽席。1912年8月，在同盟會等五政黨合併為國民黨的改組會上，唐群英、沈佩貞到場，質問為何不讓女會員參加，為何在黨綱中刪除「男女平權」條款。8月25日，國民黨在北京湖廣會館舉行成立大會，唐群英再次闖進會議抗議黨章沒有賦予女子參政權，情急之下，還打了主持會議的宋教仁一記耳光。　　世界上沒有無因之果，民國女子如此強烈地要求男女平權，有許多深層次的原因。中國女子幾千年處於被奴役的地位，這種狀況即使到了民國初年並無多大改變，這使民國那些有見識的女子生出了深深的憂患之心。民國有個「周靜娟案」非常著名。這個案子說起來很簡單。周靜娟是一所新式學校的校長，未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一個同事結了婚。身為江蘇省議員的父親周鉞覺得女兒丟了自己的臉，居然將其推入河中溺死。周鉞能做江蘇省議員，應該算是有點見識的人，這樣的人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對女性正當權利是個什麼態度也就可想而知。女子們知道，女性的權利不是誰恩賜的，也不會一個早晨從天上掉下來，只能憑群體的力量去爭取。

▲1917—1919年，在教室上課的女學生

　　民國初的女子是在一個「混搭」的氣氛中成長起來。一方面，幾千年的男尊女卑傳統還有著巨大的市場，很少有人將女性視作與男子享有同等權利的生命體來對待；另一方面，西風東漸，古老的皇權文化也出現鬆動，女子上學成為有錢、有權階級的一種時尚，少數有見識、有擔當的女子甚至直接走進了革命者的行列，要這些新式女子再像傳統婦女一樣天天圍著灶台轉，只關心一家溫飽，完全屈從男性權威再無可能。女權運動其實也是中華文明發展到新階段的一種標誌。　　女權運動還折射了當時政治的相對寬鬆。孫中山領導的最初的民國政府自然不是美玉無暇，但毫無疑問，它比幾千年的專制皇權更願意聽取民意，對某種女性的過激行為也持有更多的包容心。我們不難設想，如果是在明清的宮廷，唐群英等人這樣鬧會是什麼結局。正是因為有了政府的包容心民，民國的女權運動才會開展得那樣有聲有色。

▲唐群英

　　《花木蘭》里有句話「誰言女子不如男」，現在的人則喜歡說「婦女半邊天」，而讓整個社會認識到這一點，民初女權運動的先驅們無疑付出了極大的心血。

來源:《文史天地》雜誌總第2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