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道德還給民間，把權力關進籠子

保持政治中立性是政府最大的美德

Or 把道德還給民間，把權力關進籠子

實際上，政治中立性本身就是一個道德承諾，是政府講道德的表現，是現代政治倫理的一個共通原則。即在一個發育成熟的公共空間當中，無論是社會輿論還是文化環境，公民應當被允許有能力自行選擇他們認為的好生活以及排斥他們認為低俗粗鄙的觀念和行為，按照這個原則，國家應該在有爭議的生活觀念之間採取一種政治上中立的態度，而不是通過採取強制性手段來促進任何一種被部分人或多數人認為先進的文化或觀念。

「他們有權力，我們有道德」。

據說這是一首南美民歌的歌詞，活潑潑，朗朗上口，自信滿滿，讓人似乎窺見一個可愛的民間社會的甘之若飴。

我們習慣於稱中國社會為有著文明傳統的中華民族，而所謂「孔孟之道」的儒家教化，也被視為這個民族德性養成的道德資源。不可否認，儒家提供的經典以及當中的諸多道德教訓，是那些宣稱尊崇儒家或受儒家文化浸淫的華人乃至東亞儒家文化圈今日依然在演繹和闡釋的文明傳統。

但是，恰如對媒體稱對國學「躲都來不及」的易中天提出的，所謂「孔孟之道」，這個提法就可能是「嚴重錯誤」的，因為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差異非常大，孔子是個「明顯的保皇派」，孟子是個「改革派」，「孔孟怎麼能夠算是一道呢？根本就是不同的道嘛。」雖然學院派學者也許對明星化的易中天這番話不以為然，但是不可否認，易中天道破了當前的一個文化困境：中國如果打算單純依靠儒學式公共空間重建社會，那麼，這種混沌不清的局限將一直阻礙我們進入現代政治文明。

道德被權力壟斷是儒家傳統

以觀念史取代思想史作為切入口研究中國社會轉型困局的學者金觀濤，在比較中國和日本的儒學式公共空間的時候，就指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差異，中國的儒學式公共空間，缺乏私與公的切割，與哈貝馬斯所提出的那種真正的公共空間和公共意識還有很大差距，而日本社會早在江戶時代，已經實現不同領域中「理」的分離，對天皇之忠與國家理性，是相互斷裂、嚴格區分的，因此日本可以通過學習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制度而確立相對穩固的政體。

中國歷史上以家族為本位的紳士公共空間不僅不能形成穩定的政治秩序，而且長期混淆私德與公域，儒學把公共領域看作家族的放大，強調忠孝同構，例如愛國被等同於忠君，對君臣關係的價值論斷，又是從父子關係的「孝」衍生出「忠」的政治倫理，可是，「孝」是私領域價值，忠孝同構不但沒有明確區分公共領域和私領域的價值和規範，反而把家庭倫理原則廣泛運用於公共領域。這樣的混亂至今依然在地方政府的諸多行政行為當中可以看到，譬如江蘇沭陽將忠於配偶納入幹部考核，河北省新樂市將「夫妻和睦」作為標準納入官員考核，河南省的長垣縣委在鄉鎮領導班子考察中，把忠誠、感恩作為一項重要內容，明確提出「不孝敬父母的幹部不能提拔重用」，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這樣的價值混淆，這樣的人治觀念，根深蒂固，而且行政決策者自身並不自知，還以為是一項地方治理的創新舉措，佔據道德制高點，津津樂道。殊不知，恰恰是這一類私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價值混淆，破壞了公共領域價值必須有別於私領域價值這一現代公共空間成立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

在非法治社會，內聖外王的儒家倫理對於個體的安身立命起到過一定的穩定作用，由國家和君王設立的道德規訓，對民風民俗的向下流有過制約作用。但是，這一政治倫理的道德困境在於，一旦確立了「聖人」，最先發生道德墮落的，恰恰是「聖人」，這種缺乏超驗性、缺乏內省精神的倫理設計，導致了人性的墮落和專制，規制道德的聖人往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自我聖化而不自覺地對自我的行為實施了「道德豁免」，「一個人的美德」就不再是「美德」了，而是溢出社會倫常，毫無節制和底線。

所以我們往往看到，中國社會的公眾似乎非常反感道德說教，提防偽君子，甚至有的人說，「寧要真小人，也不要偽君子」，這可以看作是對道德長期被權力壟斷之後的一種後遺症。但是，我們真的「要小人」嗎？這就涉及道德究竟該往何處去的問題了。

制度設計：對公民道德保持審慎

伴隨著階層分裂，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滑坡，文化品位的向下流已經引起廣泛關注。因此，可以說公眾輿論層面已經對道德潰敗的警惕有了基本的共識，不會再有人說，中國社會的問題是在於道德太保守，需要與衛道士作戰，需要宣揚「一個也不救」的自私精神了。倒是身在西方的學者經常喟嘆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缺失，戾氣太重。

如芝加哥大學教授趙鼎新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一個暴力事件出來，「美國的傳媒和公共輿論是相對保守的，一般來說，媒體對社會暴力都會加以鞭撻，…甚至對其性質加以負面的評價。美國的公眾輿論一般都是跟著媒體走的，只有在親身經歷的問題上，大眾的看法才會呈現出多元化特徵。而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中，暴力事件、媒體和公共輿論之間的關係則是另一番景象。記者往往會以打擦邊球的方式冒著風險擴大報道面，並對處於社會下層的暴力製造者加以很大的同情，而中國的民眾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往往寧願聽信謠言。」

這一現象，可以看作是中國社會的政治倫理長期扭曲的一個後果。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這就像一個家長，長期大包大攬，不給小孩說話和練習判斷是非的機會，彼此之間沒有形成對話交流的機制，終有一天，孩子長大了，卻徒生了叛逆之心，凡是大人訓導為正確的，他就偏偏要認為是錯的，凡是大人認為是不道德的，他卻偏偏要去實踐。如此這般，戾氣生長，暴力成為他們嘴裡的「道德正確」。

道理雖如此淺白，但這實際上涉及了當前政治哲學一個很重要的理論根基，即關於現代社會在政治倫理方面的政治中立性原則。所謂的政治中立性，實際上是為一個國家和政府的合法性設置了一個政治倫理的底線，它意味著從某種程度上，政治對人們一視同仁，亦即對各種價值觀念、信仰追求或者學說、教義持一種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甚或是淡漠的態度。當然，這並不包括政治人物發表個人的價值取向和偏好，如奧巴馬錶達他期待平等和變革的政治綱領，如中國的領導人表達反對低俗和認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的政治督導和勸誡，政治中立性並不剝奪政治人物展示個人魅力和個人表達的自由，而是指制度的設計要努力使價值偏好不影響公民的自由選擇。

實際上，政治中立性本身就是一個道德承諾，是政府講道德的表現，是現代政治倫理的一個共通原則。即在一個發育成熟的公共空間當中，無論是社會輿論還是文化環境，公民應當被允許有能力自行選擇他們認為的好生活以及排斥他們認為低俗粗鄙的觀念和行為，按照這個原則，國家應該在有爭議的生活觀念之間採取一種政治上中立的態度，而不是通過採取強制性手段來促進任何一種被部分人或多數人認為先進的文化或觀念。

公民的「道德自覺」

那麼，有人會說了，難道為了照顧公民的自由選擇，我們就對各種作惡視而不見了嗎？黃賭毒、低俗媚俗就任由其蔓延了嗎？

當然不是。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well - ordered society,羅爾斯語)當然首先必須是一個正義的社會,而現代法治則為這個秩序設立了道德底線，觸犯法律的則是社會道德容忍的底線，應當交由法律懲戒和協調。那麼，在法律之外或者介於法律和道德之間的模糊地帶，實際上是首先交由公民生活來進行裁決和承擔的，其中，個人也要努力實踐一種責任倫理，並在一種基本道德規則的限制下進行政治博弈，有些當時的非法律問題，也許由於觸犯了不傷害他人的原則，經過公民的推動，最終實現立法，那麼，道德問題就又上升到國家意志了。

在媒介倫理相對完善的國家，往往是由獨立的媒介倫理委員會推動對某些低俗或有害文化的限制和立法的。譬如英國從1909年開始通過立法對視聽產品實行審查分級制度，現在這項制度已經十分完善。負責審查分級的機構是英國電影分級委員會，它於1912年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英國電影審查委員會，它是一個獨立的非政府機構。韓國則是由非政府組織「韓國公演倫理委員會」對演出、電影、音像製品和出版物進行審查。韓國政府為保障健康的文化娛樂活動，防止文化藝術領域的不健康內容的傳播，保護青少年的健康成長，通過立法和民間專門機構，對舞台藝術節目、電影、錄像、激光視盤、唱片、激光唱片、電子遊戲、節目廣告進行內容審查。這些節目只有通過審查，才能進行表演和傳播。美國從1968年正式成立電影審查分級管理部門，它是美國電影協會下設的機構，美國的電影審查分級沒有法律強制效力。

縱觀這些機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屬於非政府機構，是公民社會的自組織。這樣做的好處就是，把道德的權威還給了民間。公民在這個公共倫理空間當中，必須承擔個體道德責任，表達個人喜惡，譬如居民區會對噪音、低俗文化的侵擾提起抗議乃至訴訟，家長會對電視節目當中非成人時段的性和暴力予以抵制，甚至上升到法律手段。也就是說，到底低俗不低俗，冒犯不冒犯，都先由公民提出，相關的倫理機構或法院只是受理和充當裁判，而不會貿然僭越權力去事先阻止。

當然，公民參與也並不總是完備的。譬如說，人們想像著依靠市場來辨析有價值的文化或生活觀念，但在流行文化市場上，可能少數族裔的文化會被市場力量排擠，市場可能媚俗，為了吸引眼球而像耍猴子一樣侮辱一個不美貌的女性（如鳳姐的流行），為了吸引眼球而製造錯位的價值觀（如《非誠勿擾》引發的爭議），那麼，這個時候的媒介倫理和媒介道德自律就至關重要，如果媒介還是內省乏力，那麼，政府往往會授權文化專家去評價一種特定的文化，但政府依然不會主動出擊去支持哪一種或消滅哪一種文化現象。再如，如果一種文化面臨危機，譬如此前有人憂心忡忡的「廢粵推普」，或者是一些真的面臨消亡的民間藝術，那麼，政府也只能通過激勵民間自發的保育運動，最多只能通過稅收優惠鼓勵某一種值得尋求保護的文化，但這種政策一般要經過嚴密的論證和議會討論。

因此，把道德還給民間，始終是一個更常態的政府行為，這就是政治本身最大的道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