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解放、改革開放與21世紀中國》

07-08

《革命解放、改革開放與21世紀中國》

一、中華民族必須正確認知自己走過的歷史，才會為解決眼前社會面臨的問題找到正確地方法，從而掌握住打開通往未來之門的鑰匙。直到目前，中華民族對歷史生活認識的愚昧，仍然嚴重影響著我們創造新文明的視野和實踐能力。對過去歷史的探討，最重要的不是歌頌勝利者，是需要為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而充分認識到過去的錯誤、經驗與教訓，在走向未來時，則必須胸懷有關未來的清晰可辨的和切實可行的藍圖。歷史地說，中華民族在自公元前221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的漫長歲月里，整個社會在小農生產方式的經濟基礎和專制強權的壓迫下，從自身社會內部根本不能夠生成革新生產力的先進的階級力量，而在辛亥革命後的20世紀，中華民族的一切政治力量也根本沒有關於中國未來的具體可行的藍圖，只是為了國家政權進行武裝戰爭，致使我們的國家又「昏睡百年」。從這個意義上，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是中華民族一次最偉大的覺醒，甚至可以認為，改革開放時期所取得的社會發展成就超過了以往的全部歷史。對於中華民族意識形態的任務來說，確立起正確的歷史觀最為重要。對於中國而言，不僅需要對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全部歷史進行完整的總結，尤其是需要對20世紀百年的歷史進行總結，因為不弄清20世紀百年的歷史經驗教訓，中華民族就存在著走不好21世紀百年的危險。中國社會的最大問題與缺點當然是她的專制性。專制在意識形態上也造成了壟斷，在家天下的農業社會裡，自漢武帝後站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儒學，然而，儒學所提倡的良好的倫理卻在客觀上抑制了人民生活的自由以及科學思維的進步。在20世紀里，中華民族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由政黨提供的，然而，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也毫無例外地在實踐上歸於失敗。致使中華民族一直到21世紀初的目前，仍然無法為整個社會確立起良好的科學的理論思維方式。作為偉大思想家的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中國專制政治的特點在於：作為社會正常運行的核心力量的公權力沒有法律化的產生渠道、合理的分工制衡與公開監督下的行使機制。在家天下的政治形態下，國家政權是歸屬於一個姓氏的家庭，在20世紀的1911年通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於1912年1月1日建立了中華民國政權，事實上，卻導致了20世紀初的軍閥割據和混戰局面，國民黨於1928年才在名義上實現了全國統一。而在1921年7月，中國國內的共產主義勢力便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影響和領導下成立了共產黨，之後中國的國內政治局面，主要表現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間的軍事戰爭。最終共產黨於1949年獲得國內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到2009年10月1日，這個國家政權已經整整維持了60年。

在專制政治下，民間無從發育出良好的社會組織和政治力量。這是專制政治對社會的最大危害，從而，在專制政治的條件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停滯不前。而長期停滯的結果，在家天下的皇族政治條件下，是通過各種各樣原因的農民起義而實現改朝換代。專制導致中國社會沒有良好的法律傳統和法治體系。同時，社會產業分工的停滯於徘徊，也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多元化的文明。

二、

革命這個辭彙的出處為《易·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意指紀元前商王湯討伐夏桀和周武王討伐商紂，實施變革更替朝代以應大命，順民意。這裡的革即變革，命即天命，是從神權政治觀出發對革命作出的解釋。到20世紀，革命這個辭彙被廣泛的使用，並且在中國人的心中是一個美好的語言，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卻充滿著暴力和血腥。 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一個基本的和核心的使命，就是把中國社會從專制體制中解放出來。而這是20世紀中國的政黨革命沒有能夠完成的使命。

20世紀中國是一個充滿暴力革命的世紀。革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革命指推動事物發生質的飛躍，包括人類與自然界及社會關係兩個方面；從狹義上講，革命主要是指社會領域或者政治革命。

在中國，毛澤東的革命觀點人盡皆知。但是，毛澤東決沒有領悟到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理論的精髓和實質。但是，毛澤東卻打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旗號進行論述。通俗地說，毛澤東的革命觀點來自於中國小農意識中人對人的仇恨、憎惡和怒怨。因此，在理論上，毛澤東關於革命問題的論述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差之萬里甚至南轅北轍。從《中國社會各階級》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様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再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毛澤東把革命看成為一種純粹的人與人之間鬥爭的行為。可見，毛澤東從他進行理論思維的一開始，實際上就確立了暴力革命的傾向。一方面，這是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落後、愚昧和黑暗的表現；另一方面，中國社會自身根本不具備產生先進生產力的條件。而解放應該被理解為來自一個社會內部的文明的、自由的進步力量的釋放、發揮和擺脫髮展的羈絆。在整個20世紀里，在革命的旗幟下，中華民族沒有能夠找到改善自身命運的途徑和方法，只為災難深重的中國增添了許多新的苦難，暴力革命無異於是在我們民族的傷口上加鹽。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革命、解放、鬥爭這些辭彙並不過時，而錯誤的是在於打著這些口號，採取違背人性文明的方法。因此，革命、解放、鬥爭這些辭彙，與改革、開放、發展這些辭彙一樣，將永遠具有生命力，只是需要我們賦予這些概念全新的含義和內容。

三、

21世紀中華民族獲得順利發展與進步的一個條件是，需要具備正確的歷史觀，正確的歷史觀不僅是對過去人類社會生活的正確認知，而且是對我們生活現狀的正確認識，並且由此正確地把握未來。歷史觀意味著人們認識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種立場、方法、態度和觀點。正確的歷史觀能夠給人們以文明的價值標準，使得人們採取正確的行動面對生活。現在看來，從文化上，改變中華民族的歷史觀的任務最為重要。現實的情況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的、單一的政治宣傳氛圍中，離確立正確的歷史觀的距離還相差很遠。甚至於，普通人們的思想觀念、歷史知識和生活態度，都還處於十分幼稚、愚昧的狀態下，中國大陸社會也缺乏富有良心、良知、良能的知識分子，當然，最根本的，還是缺乏產生偉大人物的制度基礎。我曾經不止一次的強調，21世紀中國發展需要政治家、思想家、企業家和科學家四為一體的力量的帶動和奮鬥，現在，我要說，中國21世紀的發展，同樣需要一大批傑出的教育家的努力耕耘。的確，在20世紀初，通過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到30年代，中國形成了一大批偉大的教育家隊伍，他們傳播著正確的價值觀念、創造出燦爛的藝術成果，為中華民族的進步做出了偉大貢獻，而當1949年後，在所謂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統治下，我們社會的教育也隨之墮落為政治權力的工具，到1966年「文革」爆發，教育領域則被徹底破壞，而「紅衛兵」運動，基本上是在一代暴君毛澤東的親自指使下形成的暴民運動。然而，直到現在，我們還看不到任何一個當年的紅衛兵頭頭的反思和公開承認罪行。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在落後的權力意志的支配下所進行的一場最愚昧、最荒唐、最幼稚的內亂，在運動過程中，處處表現著人性中最殘酷、最冷漠、最狹隘的醜陋面、陰暗面。哪是一場長期的、極端的人與人斗的民族悲劇，只有在長期停滯的社會中才可能發生，而一個生產力處於不斷進步的民族國家，是不會發生如此整體性的局面的。從政治上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黨內權力之爭和不同政策之爭的社會化表現，毛澤東打著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口號，由於共產黨內部從來沒有形成良好的民主選舉制度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為了不在黨內鬥爭中失去權力，毛澤東便利用人們對他的盲目崇拜，首先發動青年學生起來造反，在「文革」的整個過程中，一方是做為暴君的毛澤東，一方是做為暴民的紅衛兵。他們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聲聲呼喚中，搞串聯、破四舊，在九百六十萬熱土的中國大地上，製造了一幕幕人間悲劇。而他們卻認為哪是正義的行動、把他們的師長和革命對象「打翻在地、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當毛澤東把國民經濟搞的面臨崩潰之時，便號召青年學生去「上山下鄉」——「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哪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結果便又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毛澤東——這個在中國政黨制度中，通過大規模的國內戰爭而產生的領袖，其實質的心理和作為與皇帝如出一轍。毛澤東所講的他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馬克思是假，秦始皇是真。在20世紀80年代「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時，由於中國政治家和理論家們在認識上的落後性，沒有能夠從歷史觀的高度全面說明哪場政治運動的核心錯誤、根本罪行和惡劣結果，因此使得整個中國社會並沒有真正實現和完成一次民族精神的飛越向轉變。一致於當目前的改革開放時期出現問題後，有一些人總是試圖從過去的生活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且試圖回到毛澤東時代。而試圖重回毛澤東時代的思維，與明朝滅亡後的「反清復明」活動幾乎沒有差別。「文革」思維必須代之於文明思維。對於「文革」的發動者，必須被牢牢地定在我們民族歷史的恥辱柱上。在人類的所有品種中，我認為愛與團結是倆中最重要的品格。由於社會公權力的產生方式無一例外地皆是使用暴力獲得和自上而下的授受，因此，自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截止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為止的漫長的歷史時間裡，權力幾乎沒有對中華民族社會的進步發揮良好的影響力、帶動力和引導力。為中華民族社會建設起一種好的權力產生機制，是21世紀中國面臨的一個最迫切的政治任務。

四、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我們可以把20世紀百年中國看成為是一個過渡性的世紀，在這個世紀里，中國政治實現了從「家天下」到「黨天下」的轉型，而在經過了國民黨1927—1949年和共產黨1949—1976年的兩個階段的統治後，中國在內部社會條件變化和外部環境的影響下，終於在1978年開始了比任何政治運動都深刻百倍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社會經濟發展時期。她就像一座橋樑，飛架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間，同時，她也歷史地充當著21世紀中國大發展的一個序曲。中華民族從此徹底拉開了自己社會發展的沉重帷幕。21世紀中國，踏在改革開放時期奠定的歷史基礎上。目前，改革開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問題和矛盾，社會貧富分化嚴重、權力的貪污腐敗盛行、民族矛盾激化、經濟增長開始滑坡，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要求中國必須合理解決政治制度問題，即必須把我們社會的基礎制度設計好和建設好。但是，中國必須面向未來尋找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的方法和出路，而論不能夠把過去的方法拿來運用到現在。起自1979年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以糾正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錯誤為起點的，因此，中國1979—2009年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期，獲得經濟的增長與發展，是這個時期的最核心的使命。然而，經濟改革如果不結合政治改革，同樣會造成社會生活的失衡。從歷史的結果看，這是改革開放時期留給我們現在的一個明確的教訓。毫無疑問，政治活動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在中國，政治改革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使命恰恰就是要根本改變國家政權依靠「槍杆子」的產生問題。不認清這一點，中國政治文明就不會邁開真正的步伐。所以，中國政治改革的根本點正是翻新社會公權力的產生機制。在人類的政治生活中，公權力的產生無非存在兩種基本的方式：一是通過戰爭的、暴力的方式；一是通過法律的、選舉的方式。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點，則是用後一種方式代替前一種方式。21世紀中華民族，必須生成權力方面的制度進行一次全新的革命，把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改造成為自下而上的選舉制。如此確立的民族領袖才最具有凝聚力。身處21世紀初的中國，歷史地走完了一個長達30年之久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經濟力量也歷史地取代了政治，成為整個社會活動的中心與首選目標。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建設與進步而言，是一種各種文明因素互相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而片面地強調其中的任何一種因素，都會對社會生活帶來巨大的不平衡，正像「政治挂帥」思想指導下，對中華民族社會的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壞力一樣，過分強調經濟中心，也對我們的社會帶來巨大的不公平。

五、

從哲學上說，概念的內容遠遠比概念本身更為重要。革命、解放、鬥爭，如果把這些概念賦予符合社會文明和人性文明的理論解釋，這些概念同樣會起到良好的社會作用。現在，中國社會又一次面臨著一次歷史性的飛躍關頭。從改革開放時期轉型為整體性的、綜合型的社會發展局面，必須是和平理性、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社會運動的基本動力是來自人類自身蘊含著的智能因素。中國大陸社會迫切需要在政治文明方面實現一次飛躍性的再造。而完成一次政治制度的飛躍，必須屏棄一切陳腐的權力觀念，因為政治文明的再造是一個真正落實「天下為公」的過程，是一個徹底擺脫專制制度的過程，因此，21世紀中國大陸社會面臨的政治文明建設，是一場足以影響到世界格局的文明飛躍，不僅因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民族國家，而且因為中國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特殊地位。當中國以一個政治文明大國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東方之時，才會獲得世界更多的尊重。

21世紀初中國面臨著的是一種整體性、綜合型的發展局面。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遇到的「為萬世開太平」的新型的政治制度奠基的時期，中國的領導者必須為引導這種局面的提綱挈領的政策。如果我們錯過了這個機會，不僅21世紀百年中華民族發展部好，我們將對不起我們的後人。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是一場考驗。中國必須「反求諸己」。在過去150年的時間裡，中華民族幾乎都是跟在西方國家的後面，向他人學習、借鑒和運用。現在，中華民族必須在社會制度方面完成一次徹底的自我覺醒，最大限度地發揮本民族的智慧，為中華民族的恆久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就中國社會來說，我們所使用的大多數高新技術的商品，大部分來自於其他國家的首先發明。在這種狀況得不得根本改變的情況下，中國就不可能成為世界上引領經濟發展的帶動力量。21世紀中國社會的轉型，必須找到改革開放的真正的繼承者。中華民族必須在價值觀方面充當人類的先行者，自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以儒學為代表的文化形態，提倡的是仁義禮智信的價值觀，在西方文藝復興的3個世紀的時間裡，西方在完成工業革命的產業發展進程中，確立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到現在，這些價值觀仍然是當今人類社會生活佔主導地位的價值觀，而中華民族的以儒學為核心的價值觀，卻因為中國近代產業發展的落後性和20世紀巨大的文化裂痕而被終止，她的恢復和發揚光大則需要中華民族在21世紀百年的良好發展。 21世紀中華民族在價值觀方面的核心概念是：文明、幸福、真理等一系列概念的闡述、發揮和應用。這些概念既能夠涵蓋中華民族傳統的優秀價值，也能夠包含西方的一切優秀的價值觀。當然，在形成新的理論體系方面，中華民族的一切哲學家、思想家和理論家們尚需要做出持久的巨大智力勞動。現在，在文化上主要發達國家秉承的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理念。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人則提出了「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等理念，但是，在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設方面，仍然不能夠外開真正的步伐。而不邁開民主的法律制度的建設步伐，中國社會的政治文明就會原地踏步。自由的狀態和秩序不僅是自然界中一切客觀事物的存在規律，也理當成為社會存在中的狀態和秩序。讓我們仰望星空，日月星辰都彼此按著他們的固定軌道而運動著，人類生命的存在，其本質的要求也同樣是自由，文明的自由秩序才是人類社會最良好的狀態。人類文明的道路應該是平和的、理性的。

人類文明的道路應該是民主的、平等的。

中華民族應該從21世紀開始永遠走在文明的道路上。

徐國進

2009-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