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他用良知服務自己的國家

在中國談梭羅一定繞不開《瓦爾登湖》，銷量熱度之高，譯本數量之雜，早已被奉為神話。離群索居，遺世獨立，田園寧靜，歸隱山林，當梭羅被塑造成與我們熟諳的傳統相近，放在現代化弊病充分暴露的當下，的確格外觸動人心。

可在歐洲，梭羅的名字卻更多地與現代政治文明相連。他也認為，自己是在用良心服務自己的國家。他的思想能夠相隔時空，令甘地在獄中振奮，讓馬丁·路德·金決心踐行。美國政府也有意識地選擇讓人們記住他溫和的非暴力反抗的形象，刻意淡化他晚年已接受強硬激進的信念，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候，梭羅的作品一度被一些圖書館下架。

亨利·戴維·梭羅（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出生並生活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就讀於哈佛大學，曾任中學教員、土地勘測員等，超驗主義哲學家愛默生是其朋友兼導師。梭羅的代表作是《瓦爾登湖》《論公民的不服從義務》等。

不得不承認，我們看到的或許是一個不斷被解讀，反覆被詮釋的梭羅，不同文明、不同時代的呈現和側重都不一樣。金錢至上，揮霍無度，環境污染，生態惡化，每一個棘手的問題拋出來，大家好像都樂意去兩百年前瓦爾登湖畔的小屋裡求解答。

世事已變，在梭羅誕辰兩百年的今天，我們很難再像他那樣拎著斧頭邁著大步就能進森林，但我們或許能意識到，其實一直以來都存在「另一種生活」。「我無意寫一首沮喪之歌，只是想像一隻報曉的雄雞，棲息在窩棚上， 引吭高歌，哪怕喚醒我的鄰居」，「走投無路」不適用於梭羅，因為他一直在尋找他自己的路，終點可能並不在瓦爾登湖，但那又怎樣。他想以一己之力喚醒自以為無路可走之人，看吧，我都做到了，你也試試看，其實真的沒那麼難。

撰文 | 熊培雲

這些年，我從不掩飾自己對梭羅的喜愛。他樸素而飽含力量的文字，他對人生實驗的態度，都與我心靈契合。我們需要一種文化，一種符合正義邏輯以及人類善良本性的文化來擔負我們的命運，而不是由野蠻或欺騙來左右命運。

梭羅以崇尚自然簡樸的生活聞名於世，這和他所處的時代有關，當時的美國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工業化長驅直入，消費主義流行，傳統節制而自然的生活被破壞……由於這些因素，在當時的新英格蘭地區出現了不少烏托邦實驗，但梭羅並未加入這些集體烏托邦，而是走向了瓦爾登湖。

梭羅認為，「一個人先要自己成功，然後才可能推動集體或者社會的改進，不從個體的人著手的社會改革夢想，只能永遠停留於夢想。」他對於大眾用多數原則建立起來的民主體制心懷警惕，這一點和托克維爾很像。這並不是說不要政府，而是通過必要的機制來謀求一個更好的政府；不是反對多數人的福祉和權利，而是防範多數人的暴政。

瓦爾登湖。攝影 王愛軍

烏托邦實驗

人類本不完美，因何苛責世界？

有些人，用良知來服務自己的國家，梭羅認為，自己就屬於這樣的人。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工業革命浪潮方興未艾，由此帶來了人口膨脹、生態破壞、消費主義橫行等問題，一批有現實關懷的知識分子不滿工業化帶來的「惡果」，在新英格蘭地區進行了大量的烏托邦實驗，其中最有名的是布魯克農莊。布魯克農莊位於波士頓郊區，是由一群超驗主義者創辦的烏托邦。作家納撒尼爾·霍桑經不住誘惑，想回到人類被放逐前的伊甸園時代，於是參加了這個社群。大家共同勞動，共享成果，的確是件非常浪漫的事情。然而，生活並非如其所願，很快他厭倦了這裡的單調生活，揚長而去。不過，這幾個月的失意生活也給霍桑帶來了某種好處，他據此寫出了一部《福谷傳奇》。

《福谷傳奇》

作者: 納撒尼爾·霍桑

版本:新文藝出版社 1957年10月

1841年，霍桑參加超驗主義者創辦的布魯克農場，後根據親身經歷寫成一部問題小說。由知識分子組成的烏托邦村社，因為個人主義原因，終於不歡而散。

按這部小說的理解，布魯克農莊之所以失敗，無外乎是所有參與者的人性與理性都不足以支撐一個完美的世界。是的，在這裡不只是人性破產，理性也破產了。這是19世紀給20世紀提出的忠告。一切正如我在前面談到的——人類本不完美，因何要求世界完美？烏托邦作為一個夢想本身不是罪過，但在實踐它的過程中，自始至終應該遵循一個原則，即是烏托邦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為烏托邦而存在。梭羅所處的時代，同樣迎來了人類科學技術的大發展。約翰·埃茲勒在《人人可得的天堂》里，提到一個奠基於科學技術的烏托邦。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本有關科技烏托邦的書。在埃茲勒看來，當時的科技已經足夠發達，如果加以利用，人類即可坐享其成，進入天堂社會。值得一提的，在這本書里，埃茲勒具有前瞻性地提到了利用風能、水能和太陽能。對於上述具有濃厚集體主義色彩的烏托邦實踐，梭羅予以了否定。主要原因在於梭羅首先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總是透過集體發現某種缺憾甚至危險。他無法接受各種烏托邦計劃里的整齊劃一的集體主義。在他看來，烏托邦之所以虛無飄渺，就是因為忽略了個體的維度，「一個人先要自己成功，然後才可能推動集體或者社會的改進，不從個體的人著手的社會改革夢想，只能永遠停留於夢想。」

個人主義

美好社會的起點是個人

據說由於「我」字用得太多，而當時的排版公司字量有限，以至於《瓦爾登湖》排版無法一次性完成，只得分幾次印刷。這是不是以訛傳訛，不得而知，但梭羅重視自我的感受與個體的價值是確定無疑的。所以，從一開始梭羅就對布魯克農莊不抱任何幻想，他拒絕了該農莊給他發出的邀請。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烏托邦，那就在他瓦爾登湖畔的木屋裡。

瓦爾登湖畔梭羅小木屋的複製品，圖源：視覺中國

梭羅是在24歲的時候給自己做的這個決定。他像野人一樣住進了森林，寧可一個人孤獨地坐在自己栽種的南瓜上，也不願去布魯克農莊成群結隊。他說他寧可在地獄中獨身，也不願進入天堂。而且，對於這種實驗性的生活，梭羅知道自己也有可能會發生變化，所以他為這個烏托邦設置了一年的保質期。梭羅甚至針對《人人可得的天堂》特別寫了一本批判烏托邦思想的小冊子，名字叫《重得天堂》。梭羅不是反對理想社會，他反對的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認為美好社會的起點是個人，所以他的一生花了大量時間為具體的權利而鬥爭，既約束政府，亦拯救奴隸。他看到那個時代的病症，烏托邦主義者總是對整體性的理想高談闊論，卻對個體的理想與能力隻字不提。《瓦爾登湖》只是一本散文集，無形中卻為讀者呈現出一個自然主義的烏托邦。想必這也正是該書流行了一個多世紀的最大理由。而且有人還在它的基礎上繼續做夢——這就是《瓦爾登湖第二》(Walden Two)。《瓦爾登湖第二》是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斯金納發表於1948年的一部烏托邦式小說。它以梭羅《瓦爾登湖》為靈感，以行為心理學為基礎，杜撰了一個自治自足的公社。它由一千戶人家組成，但是沒有私有制家庭，居民都住在聯合公寓里。兒童不與他們的父母住在一起，而交由專家撫養。目的是為了使瓦爾登湖第二的成年人把一切兒童當成自己的孩子，而每個兒童都把每一個成年人看做是他的父母。

《瓦爾登湖第二》

作者：B.F.斯金納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6年3月

看起來很像是一個美好世界，這裡沒有監獄、沒有酒吧、沒有失業、毒品、精神病院，也沒有戰爭和犯罪。由於斯金納是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支撐他這個烏托邦的理論是，只要利用好物質和心理方面的必要技術，就能創造出一個烏托邦。這樣的想法有些一廂情願，而且就立意而言也與梭羅完全背道而馳。心理學家馬斯洛也曾有過類似的心理烏托邦——尤賽琴社會(Eupsychi?an)。他似乎以為，只要大家心理健康，世界就一定會變得美好。馬斯洛曾經批評，當一個人只有一把鎚子的時候，看什麼問題都是釘子。在這裡，顯然他犯下了相同的錯誤。

面向未來

選擇，就必須擔負相應的命運

因為梭羅的緣故，我對愛默生也多了些了解。我曾在《文明夢——記第一批庚款留學生》中讀到愛默生的一段話，「我希望看到美國不像以前那些國家貪婪排外、狹隘，而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仁善之國。它與所有的國家都和睦相處，為世界人民立法。國家之間就像家庭之間本來就是要互助的。所有的進步都應該依靠腦力，而不是靠暴力或者機器。」在《年輕的美國人》里，愛默生更是讚賞美國的具有擴張性的人道主義，希望年輕人做這片土地上的貴族，(這個民族)「應該向全人類說話。」為世界人民立法，這的確是愛默生那一代美國人的抱負，它與溫思羅普的「山巔之城」遙相呼應。對比梭羅與愛默生，雖然他們共事的時間很長，但是兩人有明顯的不同。愛默生是基於個人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且好為人師，而梭羅是純粹的個人主義者。愛默生代表美國人在說話，而梭羅代表的是人。故愛默生被視為美國精神的象徵，他的《美國學者》一文甚至被視為美國的文化版《獨立宣言》。而梭羅甚至是對抗美國的，故而有《論公民的不服從》，在他眼裡，政府不過是權宜之計，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愛默生式的「美國霸權」的抵制。

《論自然·美國學者》

作者：愛默生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年11月

愛默生是美國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了解美國精神的鑰匙。《論自然》是自然文學的奠基之作，《美國學者》則被視為文化版的《獨立宣言》。

他們身上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愛默生曾這樣談讀書——「我寧願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本書，而不願意被它的吸力將我扭曲過來，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軌道外面，使我成為一顆衛星，而不是一個宇宙。」當然，任何批評者都有可能面對冒犯世俗的危險。當愛默生在哈佛大學的講台上，批評基督教唯一神教派死氣沉沉的局面，竭力推崇人的至高無上，甚至聲稱耶穌也只是人而不是神的時候，他立即被譴責成一個毒害青年的無神論者。自此以後40年， 哈佛大學再也不邀請他做講座了。這個細節，對於愛默生晚年不幸的命運，也算是一種解釋。但是，沒有誰可以得到十全十美的人生。既想保持超越時代的獨立性，又想得到庸眾的愛戴，兩者盡乎天然地不可調和。就像人們經常說的，你無法用相同的自己，得到不同的未來。你選擇了什麼，就必須擔負怎樣的命運。

圓桌會

兩百年後，為何仍要讀《瓦爾登湖》？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暢銷百餘年的《瓦爾登湖》在問世時是受冷落的，就像它的作者梭羅生前並未受到太多尊崇。但在梭羅過世後，一代代作家和讀者受其感召，去追尋自然的淳樸與心靈的寂靜，甚至仿效他的生活方式，拋棄世俗繁華，過起獨居生活，有的甚至也創作出自然文學的經典。喬治·艾略特說，「《瓦爾登湖》是一本超凡入聖的好書，嚴重的污染使人們喪失了田園的寧靜，所以梭羅的著作便被整個世界閱讀和懷念。」人們在經濟蕭條、環境污染、自然破壞、消費主義橫行之後，重新發現了《瓦爾登湖》的價值與魅力，這些，正是其長銷不衰的理由。

直面生活

每一個人都要絕對自主

何懷宏，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曾為《瓦爾登湖》王家湘譯本作序。

新京報：《瓦爾登湖》在梭羅生前並不引人注目，在其死後卻長銷不衰，成為世界文學經典，這本書為何具有持續的生命力?它契合了人們的哪些精神需求?

何懷宏：我大概30年前在一篇《梭羅和他的湖》中寫道：《瓦爾登湖》在剛問世時並沒有引起大眾的注意，甚至連一些本來應該親近它的人也不理解，對之冷落甚或譏評。這是一本寂寞的書，即使成為世界名著之後，也仍然是寂寞的，它永遠不會引起轟動和喧囂，但一直有固定的讀者。

在我看來，梭羅最吸引我們的是他整個人的獨特性，他比一般人更多地逃脫了概括，逃脫了歸類。一般人都會追求世俗的成功，但梭羅選擇了一種率性的生活，獨來獨往。他想去瓦爾登湖獨居便去了，當他覺得差不多夠了，就又回來了。他選擇了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試圖去面對最原始和單純的生活事實和本質。他沒有權力、財富或組織的門徒，他的仰慕者多是因為心靈的某一點與之契合而喜歡他。

其實，他的作品並不一定很好讀，有的地方像是在自說自話，但是很耐讀。他創造了自己的風格。他描寫自然的文字，筆觸細膩，有很深的體悟，彷彿天地間獨有他一人。那種文字是一般人寫不出來的，讀者需要靜下心來才能讀下去。

新京報：梭羅並不看重世俗名利，他看重的是什麼?

何懷宏：他看重的是生活的自由，而不是執著於某一種外在的生活方式。他不願意順從別人，也不要求別人對他順從，他要為自己絕對自主，也要每一個人都絕對自主。他明確地說，世界上的人越不同越好。

他看重生命本身，看重生活的簡單、原始和單純，但是他並不是執意要做一個苦行僧或隱士，他不拒絕美的藝術和事物。別人問他最喜歡吃什麼菜，他說就是離自己最近的一盤。他沒有刻意追求一種外在的生活方式。他像他熱愛的大自然一樣是一個很自然的人。

新京報：《瓦爾登湖》是一本自然文學經典，但裡面也透露出反工業文明和現代生活的傾向，該如何看待?

何懷宏：如果所有人都像梭羅一樣生活，那麼工業文明的進步可能的確不太容易出現或發展這樣迅猛。但多數人不會像梭羅一樣生活的，這樣如果有少數人喜歡這一種風格，那也不壞，恰恰顯出他的價值：即讓我們感到生命中除了現成的物質和機器，還有其他不可或缺的東西。哪怕就從物質的層面說，假如某一個人乃至突然遇到生存災難，那時候最能適應和頑強活過來的大概就是梭羅這一類人了，他不是文明的弄潮兒，而是自然之子，但他可能保留文明的火種。

《瓦爾登湖》

作者：梭羅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年8月

追尋本我

尊重人性更自由的發展

陸建德，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專攻外國文學研究。

新京報：你曾批評愛默生、梭羅、莫里斯等沉溺於傳統文化，「當工業革命來臨時，他們反對技術進步和機械化，是天生的機器破壞者」，該如何看待當時的這種現象?

陸建德：我們中國人在擁抱現代化、工業化的時候是不留餘地的，但歐美國家不是這樣，他們沒有宏偉的現代化目標，相反，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會有很多批判者。這樣會形成一種制衡，不會一味追求經濟繁榮，而忘記了生活中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物，這些事物不是簡單地通過工業化、現代化就能解決的。

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提出人的異化，提醒人們除了物質進步之外，還有人本身的目的，那就是人性的更自由的發展，馬克思從對人的異化的批判，後來轉向對資本的批判。某種程度上，這與梭羅對文明的對抗有著內在聯繫。當然，梭羅沒有注意到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問題，而是注意到物質的進步可能會成為對人性發展的障礙。

瓦爾登湖的實驗讓我比較警覺的是，他離開了社群，離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希望當一個孤零零的自我。這跟中國古代的隱士一樣，是不會有出路的，不僅不會有出路，也談不上有美德——美德是在人與人的交往中體現的。

新京報：在梭羅看來，外在生活只是他探尋生命本質的一種方式，他所要做的是去努力「尋找自己內心的新大陸和新世界」，當他覺得實驗夠了，他就又回到文明社會中。

陸建德：內在和外在生活的區隔，或許有其必要性，但也可能將問題簡單化。有時候，人的外在生活確實跟演戲一樣，並不完全遵從真實內心，但人的生活狀態和藝術也正體現在其中。社會關係是一張豐富而巧妙的網，對這張網我是不批判的。

所謂要回到徹底本真的自我，有時候會導致一些極端行為。比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嬉皮士，也將梭羅視為偶像，他們把一切東西都暫時撇在一邊，想去追求一個「本我」，但是這個「本我」到底是否存在，是存疑的。

新京報：在你看來，梭羅最大的價值是什麼？

陸建德：最大的價值是讓我們看到一種另類生活的可能性，我不一定完全同意這種生 活，但一定要讓這種可能性存在，讓表述這種可能性的著作存在，尊重他的權利，這是特別重要的。

當年那批超驗主義者的文筆都非常好，他們描寫自然景色都是一流的水準。梭羅的另類生活方式，也構成了一個可敬的自然文學傳統。許多效仿者走向森林、沙漠或者海邊，寫出了優美動人的文字。這些作品讓人們對自然有所敬畏，明白不能過分地以人類為中心。

《梭羅：再見瓦爾登湖》

作者：勒羅伊 編 達恩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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