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主要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批判

——基於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的思考李志軍 鄧 鵬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愈演愈烈，政治多極化趨勢明顯，文化多樣化高歌猛進。與此同時，文化霸權與主流話語權爭奪異常激烈，商品貿易往來似乎遮蔽了意識形態之爭，然而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一刻也未消停。西方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伴隨著經貿往來，被自然而然地傳播到我國與其他國家。在國內，我國改革步入「深水區」，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格局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各種思想文化的「毒草」也死灰復燃、沉渣泛起、與西方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交相呼應，試圖從指導思想、經濟、政治、歷史文化領域同馬克思主義爭奪主流話語權，左右我國現代化走向。深入研究當代主要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淵源與其在當代中國的流變，並給其以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成功應對當代意識形態多樣化挑戰、鞏固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築牢「思想防線」的必由之路。一、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淵源雖然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可謂學派林立、種類繁多，但是，基於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為分析框架，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來透視紛繁複雜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及其變種時，便可以清晰發現，它們無外乎是指導思想領域的「意識形態終結」論，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政治領域的民主社會主義與歷史文化領域的歷史虛無主義。1.「意識形態終結」論「意識形態終結」論是由馬克斯·韋伯較早提出的。他認為，近代以來的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從強調「價值理性」到強調「工具理性」的轉變。他在抨擊德國1918年的革命「左派」時揭穿了意識形態的本質，把意識形態比作「用來掩飾不那麼體面利益的遮羞布」 ，認為意識形態的衰弱不可避免。卡爾·曼海姆說明了「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不僅使人們的思考偏離了所觀察的事物，而且使人們的注意力放到了本來被模糊和忽略的環境方面」 ，並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論證了意識形態終結的問題，這對後來的意識形態終結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血與火的洗禮中，誕生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世界逐漸形成了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意識形態、兩個軍事集團分庭抗禮的冷戰格局。雖然20世紀50、60年代資本主義陣營內部力量對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為了把新生的社會主義扼殺在襁褓中，取得冷戰的勝利，西方國家內求妥協、一致對外，以便順利終結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終結的理論正是適應這種冷戰的需要而誕生的。丹尼爾·貝爾坦言：「發端於19世紀人道主義傳統的普遍性意識形態已經走向衰落，新的地區性意識形態在興起。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存在的「左」、「右」論戰已經喪失意義。」 他探討了在意識形態領域首先結束「冷戰」的可能性，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正在日益趨同，意識形態將終結於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看出，「『意識形態終結』論中普遍存在著一種顯而易見的缺陷，即沒有將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進行分析。」 如果說貝爾的表述還有幾分含蓄隱晦的話，那麼弗朗西斯·福山對「柏林牆倒塌」之後的世界格局則表達得更加直白，他狂妄斷言：「西方『自由主義』已經沒有任何其他對手」 ，把攻擊的矛頭明確指向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制度，認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結』，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式』也構成『歷史的終結』。」西方國家煞費苦心的和平演變終於給冷戰畫上了一個暫時性的句號，蘇東劇變並不像福山預言的那樣完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並未因此而終結。資本主義國家積極進行全球資本擴張，也必然極力尋求觀念的擴張，這種擴張必然遇到異質的意識形態的強烈抵抗，因此，「意識形態終結」論又換上新的面具，假借文明的對抗來消解意識形態的理論便粉墨登場。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利用後冷戰時期人們對意識形態、種族衝突的審美疲勞，借用文化形態觀的分析框架，從文化角度解讀國家政治關係。他指出：「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國家日益根據文明來確定自己的利益。它們同具有與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國家合作或結盟，並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發生衝突。」 最後他得出結論，要避免這種文明的衝突，必須清除其他異質文化，通過維持文化的統一性獲得穩定的文明內部持續，亦即文化的「趨同」論，其落腳點是「西方文明優越論」。可見，從貝爾的「意識形態終結」，到福山「歷史的終結」，再到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手法不斷變換，但主題都指向了一個結論：「支配21世紀的將可能是民主政體，而不是共產主義。」 「意識形態終結」論的實質是把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美化為「普世價值」，號召人們放棄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分析方法，鼓動人們擁護其所謂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2.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萌芽於20世紀30年代，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成為與凱恩斯主義相對立的經濟思潮。新自由主義根植於古典自由主義，它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代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與「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才能實現資本主義的自由與效率。20世紀30年代，由於當時資本主義正處在從自由主義向私人資本和國家資本主義過渡時期，急需國家干預市場機制的運行，新自由主義的主張難以奏效，而式微於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危機，凱恩斯主義束手無策，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提倡自由放任經濟以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的新自由主義便以救世主的身份流行開來，並受到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青睞。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加劇，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過渡，資本主義的資本全球擴張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民族國家的強烈抵制。新自由主義正好滿足了資本主義打開民族國家資本市場的強烈慾望，被資本主義大肆宣揚，並在其理論基礎上形成了「華盛頓共識」。因此，新自由主義蛻變為維護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國際壟斷資本家和金融寡頭利益的工具。從「自由至上」原則出發，新自由主義提出相關理論主張。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宣揚「自由化」。新自由主義從個人主義出發來定義自由，認為自由是指「享有自由的人不受專斷強制的支配」 ，具有非設計、非人為性的自發性的秩序才能給人的自由發展提供條件，而依據國家權力所實施的福利政策和所謂的「分配公正」原則，都是對個人自由的極大侵害，應受到堅決抵制。這種自由在經濟方面反映為市場自由、貿易自由與金融自由。另一方面，在生產資料的佔有與分配關係上，新自由主義極力推崇私有制，反對公有制。新自由主義認為「私有制連同市場的發展給了我們一切民主自由發展的先決條件」 。財產的私有制能保障每個人的自由，並給人民自由的權利，使人不受外在強制力的支配，使人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公有制不僅不能提高效率，反而造成巨大浪費。此外，在經濟的運行方式上，新自由主義崇尚完全市場化。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經濟是萬能的，市場經濟是一部能自動運轉來配置社會資源的萬能機器，所有的生產要素市場化，產品商品化，全部經濟運行單獨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自發調節。國家干預越少越好，因為政府主體的理性是有限的，國家的過度干預不僅不能最有效地配置資源，而且阻礙了市場經濟機製作用的發揮。這樣，國家干預必然導致政治上的集權主義，最後造成獨裁統治，使人受到奴役。3.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民主社會主義從社會民主主義演變而來，19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曾經把社會民主主義看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同義詞，但恩格斯去世以後，伯恩施坦等人賦予民主社會主義以修正主義的內涵，他認為「民主是手段，同時又是目的，它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它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 。從而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極力美化議會民主的重要性，認為「在一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才能實現的改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逼迫手段就可以實現了」 。鼓吹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當時成立的第二國際的大多數政黨也接受了這種說教，致使黨內左右兩派分野日益明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右派站在狹隘的愛國主義立場上，支持本國政府進行帝國主義戰爭，而左派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1918年，在列寧的帶領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帶頭改名為俄共（布），隨後一些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紛紛退出該黨，另建新黨，取名共產黨。從1919年起，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科學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分道揚鑣了。社會民主黨成為修正主義的代名詞，墮落為背棄科學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左翼政黨。1951年社會民主黨國際召開了成立大會，通過了《法蘭克福宣言》，宣布民主社會主義為社會黨的綱領性目標，民主社會主義因此正式被確定為國際社會黨人的理論綱領，社會民主主義也相應演變為民主社會主義。1959年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哥德斯堡代表大會通過的《哥德斯堡綱領》對民主社會主義作了進一步的闡述。這兩個文件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文件。在隨後的幾十年里，民主社會主義的內涵雖然又增加了新的內容，但實質上是對這兩個文件的進一步闡發。民主社會主義聲稱，任何給社會主義提供純粹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證，是既不可能的、也不必要的。因為在民主社會主義者看來，社會主義本身是一種關於社會未來的一般理論問題，它所包含的有一部分是願望的成分。為了實現這種理想社會，社會民主黨聲稱，要把各種教會、宗教團體和具有不同社會觀的團體看作是國家或社會行動值得歡迎的夥伴，而且也期望在爭取一個人道的社會主義鬥爭中從他們中間獲得支持。德國社會民主黨因此在其著名的《歌德斯堡綱領》中聲稱：「社會民主黨已經從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變成了一個人民的政黨。」進而污衊道：「共產黨主張的對個人、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集權主義的控制，是同人的天性、國家的作用和人類社會發展不相符合的。」 因此要取消共產黨的一元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實行民主制度。1951年的《法蘭克福宣言》宣稱「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的手段才能實現社會主義。」4.歷史虛無主義當代歷史虛無主義可以追溯到蘇聯時期，1953年蘇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斯大林去世，如何評價他的功過是非成為擺在蘇聯人民面前的重大問題。1956年2月24日，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在未經中央全會審查的情況下，在蘇共二十大閉幕式上拋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該報告旗幟鮮明地反對國內存在的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報告中羅列了斯大林的大量罪行，編造了斯大林的大量罪狀，主觀粗暴地否定斯大林。斯大林被歪曲為人民的公敵，被誣衊為造成蘇聯一切錯誤的罪魁禍首。「蘇共二十大在人們思想和心靈中播下的種子是不可磨滅的」 ,致使歷史學研究的政治化日益明顯，歷史學因此成為政治任意揉捏的「麵糰」。戈爾巴喬夫把赫魯曉夫「開創」的歷史虛無主義推向極致。在國內推行的各種改革難以奏效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開始向歷史開刀。他認為「歷史科學遠還沒有完全做到真正客觀地、不帶偏見地分析正在結束的這個世紀的一切變故」 ，歷史研究中還有大量「空白」，要大膽突破「禁區」，具體表現為「各類社會科學的基本教科書在敘述原則問題時存在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枯燥無味的毛病，因此必須根本重寫」 。蘇聯社會從史學界開始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歷史文化回歸」熱潮，把研究和攻擊的矛頭不僅對準了斯大林個人及其建立的「斯大林模式」，而且把對斯大林的否定推延到對列寧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否定。蘇聯國內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公開為沙皇、白軍的首領叫屈，把羅曼諾夫王朝的統治者描繪為「上帝的羔羊，他們只懂得關心人們、為人們謀幸福」 。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研究對蘇聯解體所起的作用可謂「功不可沒」。可見，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唯心的歷史觀，其主要特點在於否認歷史的規律性。承認支流而否定主流，通過否定個別現象而否認本質，通過孤立地分析歷史中的階段錯誤而否定整個過程，這些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慣用伎倆，其目的就在於顛覆已有的歷史結論，歪曲歷史事實，掩蓋歷史真相。歷史虛無主義「淡化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歷史，引用卡爾·波普的觀點指責唯物史觀是機械的歷史決定論，反對階級鬥爭學說、社會形態學說、歷史發展客觀性理論等，主張用歷史選擇論取代唯物史觀。」 歷史虛無主義選擇論還宣揚英雄史觀，認為歷史發展是由其所謂的精英、英雄人物來推動的，而人民群眾是沒有任何思想與力量的群氓，不可能是推動歷史發展的車輪。它進一步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並不是源於社會機體內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的運動，不是革命和階級鬥爭，改良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絕對動力。二、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在當代中國的流變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國際國內形勢風雲變幻，為各種社會思潮的產生、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土壤。當代反馬克思主義也因迎合某些新興社會階層的需要而得到了廣泛支持，從潛流嬗變為洪流，成為與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針鋒相對的社會思潮。深入研究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在當代中國的流變，對於當前成功應對反馬克思主義挑戰具有重要意義。1.「意識形態終結」論在當代中國的發酵「意識形態終結」論是西方資產階級右翼勢力向異己的意識形態進攻的得心應手的武器。它貌似崇高，實則迷惑大眾，妄圖把人們囚禁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牢籠中。尤其是，當人們從「意識形態泛化論」的噩夢和痛苦中解脫出來時，發現「意識形態終結」論恰好是治療他們的精神失落的良藥，於是，紛紛自告奮勇地成為「意識形態終結」論的忠實支持者與傳播者。「意識形態終結」論與其變種此起彼伏，嚴重威脅我國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地位。歪曲「解放思想」的內涵，吹捧「意識形態淡化論」。面對「文化大革命」後百廢待舉的局面，我黨審時度勢，果斷提出從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入手，重新恢復、確立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效避免了黨和國家繼續陷入教條主義與思想僵化的深淵。這為打破長期存在的思想僵化的局面提供了理論武器，但同時又給意識形態淡化論以借口。他們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羅列了「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種種失誤，並斷定這些錯誤正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所造成的，鼓吹「意識形態」是萬惡之源。他們故意曲解鄧小平的部分談話，如「鄧小平關於『白貓黑貓論』、『摸著石頭過河論』以及『不爭論』都曾被一些人視為去意識形態化的『經典』之論。」 因此，得出要「解放思想」，就必須淡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這種思想在當時傳播甚廣，影響極大。打著「現代化」的旗幟，鼓吹「意識形態文化替代」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意識形態的文化替代論更是囂張，試圖利用國際大氣候的風雲變化來改變我國的小氣候，在我國大肆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論。持該觀點者認為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宣告了馬克思主義已喪失了生命力，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因此，蘇東劇變標誌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兩大陣營對峙的現狀已一去不復返了，意識形態之爭已經終結。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需要引進西方先進科技與管理制度，這無疑與意識形態之爭勢不兩立，中國要麼放下意識形態之爭全心全意搞建設，要麼放棄現代化建設一窮二白地搞意識形態鬥爭。抑或是，在國際交往中，意識形態的鬥爭將被彼此的文化與文明的衝突所替代。要贏得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爭奪，就必須復興中華民族的儒家文化，儒化馬克思主義，其目的是要以儒家文化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地位。2.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當代中國的蔓延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理論，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發揮了一定的借鑒作用。但作為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構成了嚴峻的挑戰。我國雖然沒有像蘇聯及後來的俄羅斯、拉美國家、泰國等亞洲國家那樣成為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但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批判和挑戰一刻也未停息。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右翼勢力向我國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進攻的工具。所謂「完全市場化」。伴隨著改革的深入，我黨對市場經濟的認識經歷了從市場為主、計劃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個階段。從深層次上講，這涉及了如何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這也是新自由主義所要曲解的問題。新自由主義的吹捧者大肆宣揚新自由主義的旗手哈耶克的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等於國家干預，而國家干預是對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的最大破壞，必定會造成市場對經濟資源配置的失靈。「我國個別經濟學人士曾大力倡導把政府職能壓縮到提供市場環境和維護市場秩序上，要政府從一切經營性領域退出，從全部競爭性乃至壟斷部門退出，並且竭力貶低和削弱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 他們還借科斯定理的「產權清晰」論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為「產權清晰」是市場交易的前提，「產權不清」則會導致經濟的負的「外部效應」和「搭便車」行為，這必然導致國家陷入「貧困陷阱」，斷言社會主義制度是與「產權清晰」格格不入的。美化「私有制」，掀起「私有化」熱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制結構經歷了由單一的公有制到以公用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非公有制經濟被確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者便藉此大作反面文章，揚言公有制效率低，是官僚經濟、權貴經濟；不是國家財富，而是少數人的財富。他們「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斷言私有制優於公有制，宣揚私有制是靈丹妙藥，是唯一選擇」 極力美化私有制，認為「私有制澆灌培育了我們人類的文明，包括亞洲、美洲、歐洲的文明。」 趁我國對國有企業改革之機，他們用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來斷言私有制優於公有制，大肆宣揚要在國有和集體經濟領域實行私有化，並把國有企業虧損、效率低下單單歸結為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大鍋飯」造成的。他們鼓吹國有企業帶來了經濟上的壟斷，滋養了大批權貴資本主義，認為中國社會當下嚴峻的兩極分化，壟斷國有企業要負很大的責任，揚言私有化是國有公有制經濟的根本出路。弱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改變中國改革的性質。在我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領域，以新自由主義為主的西方經濟學佔領甚至超出了半壁江山，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邊緣化趨勢日益明顯。某些市場化的權威經濟學刊物和媒體成了新自由主義的營盤，大肆吹捧洋八股，拒絕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聲音。一些喪失了道德和良知的所謂的經濟學家還在為私有化「吶喊助威」，禍害百姓，企圖使改革走入歧途。肢解中國的改革，是其慣用手段。他們提出「人民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新模式」等多種類型的社會主義思想；肆意將公用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存經濟異化為不分主、次的混合經濟；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異化為按勞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異化為市場經濟。隻字不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共同富裕的原則，其改變我國改革性質的野心暴露無遺。3.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回聲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了我國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需要，受到他們的熱烈擁護，成為他們的「護身符」。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也不斷涌動，挑戰著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大打「多元和諧」的招牌，兜售「指導思想多元化」的思想。伴隨著改革的日益深入，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地位得到人民的肯定，並寫進了黨章和憲法。我國經濟結構多元已成為事實。民主社會主義的鼓吹者便進一步借題發揮，拋售他們的歪曲邏輯。他們指出，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必然導致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導致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意見、輿論的多元化就不可避免。面對這種客觀事實，要使各個階層的意見和利益訴求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實現，必然允許各種觀點、思想一律平等，自由地交鋒。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則會造成對人的自由的嚴重束縛，造成意識形態的精神壟斷。實行馬克思主義的「一元主導」是「極權主義」的復歸。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實現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多元化，用各種理論、觀點來「修正、補充馬克思主義」，從而取消馬克思主義的「一元主導」的指導思想的地位。重彈「階級調和」的舊調，拋售「全民黨」的言論。政黨政治是現代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關鍵，政黨要爭取和鞏固執政地位，必須加強自身的建設，無論中外，概莫能外。要加強黨建，就必須明確黨的性質這個最根本的問題。黨的十六大在堅持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前提下，實現了從「一個先鋒隊」到「兩個先鋒隊」的轉變，並提出了允許各個階級和階層符合黨員條件的先進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論斷。這引起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者的極大興趣，他們開始重彈「階級調和」的舊調，拋售「全民黨」的言論。他們不顧客觀實際，大談「階級調和」的論調，宣揚「處於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就不能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了，而應該代表各個階級的利益」 ，共產黨應該改名為「全民黨」，唯有如此，中國共產黨才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擴大黨的執政基礎。他們大肆吹捧社會民主黨的「成績」，貶低中國共產黨，抹殺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不同性質，抹殺無產階級政黨和資本主義政黨的區別，借政黨間相互學習的口號，大肆宣揚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政策，其實質就是要取消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實現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民主主義化。高唱「純粹民主」的論調，鼓吹西方式的「憲政民主」。國家政權問題是政治的核心問題。隨著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還存在一些不夠完善的地方，人民民主的形式還需要進一步發展。而當前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追隨者抓住一點、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他們鼓吹「一般民主」和「純粹民主」，認為西方的「憲政民主」具有普適性，提出要「修憲」，實行「憲政改革」，把中國的「革命憲法」和「改革憲法」轉變為「憲政憲法」，鼓吹要在我國實行西方的「憲政民主」。「憲政民主」的實質就是「主張在我國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即在政治上全盤西化。」 「一位『著名教授』在2006年3月的『西山會議』上，公開叫嚷共產黨執政不具備合法性，要求實現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 其不贊成中國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堅持走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道路的目的暴露無遺。4.歷史虛無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泛起當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面臨著如何看待近代中國的百年發展歷史，如何看待中國數千年革命領袖和民族英雄，如何看待近代及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等無法迴避的問題。部分學者給出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回答。鼓吹用「現代化範式」代替「革命範式」。他們明確提出要對近代一些重大事件、思潮作出重新審視。在其運用所謂的現代化方法重新審視中國的近代史之後，洋務運動便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現代化運動」，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事件則被貶低、否定；戊戌維新運動便成了變法派人士政治激進主義的產物；義和團運動則「貌似愛國，實屬誤國、害國」。他們認為，「中國在20世紀選擇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嘆息的百年的瘋狂與幼稚」，進而得出結論：「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已經腐敗的王朝，但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苦把它改掉，必然軍閥混戰。」 作為我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轉折點的五四運動，為中國的革命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也成為他們攻擊的對象。他們認為，五四運動是在「沒有搞清楚什麼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情形下，盲目選擇馬列主義以階級鬥爭學說為主的歷史唯物論，結果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政治干擾了文化，割斷了文化傳統的延續，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裂，導致了中國價值的失范，改變了五四方向，使新文化運動走上了歧路。」 因此，要「告別革命」，「不能再把革命當作聖物那樣憧憬、謳歌、膜拜，從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動群眾情緒，最終把中國推向相互殘殺的內戰泥潭。」他們集中攻擊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歷史虛無主義企圖通過對歷史人物作出「重新評價」來為歷史翻案。他們把已被歷史判明屬於反動的歷史人物描述為有助於中國現代化的「悲劇英雄」，將文天祥、岳飛描述為破壞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罪人，把林則徐當成因發動虎門銷煙而引起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將發動辛亥革命的孫中山看成造成全國軍閥混戰的罪人。大型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把歷史虛無主義者對歷史反動人物的頌揚表現得淋漓盡致。「劇作者說，慈禧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李鴻章是『爭取國家利益』者，袁世凱則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而無產階級的領袖被他們刻意歪曲為「封建暴君」，爭權奪利的「政客」，歷史的「小人」。肆意誇大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不顧實際地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毛澤東身上，其通過攻擊無產階級革命領袖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目的可見一斑。三、對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批判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既存在一定的理論共性，又呈現出各自的特性。它們的共性和特性是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與馬克思主義對立的根本所在。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所提出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的理論為對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批判提供了理論與方法上的依據。1．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邏輯關係將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置於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的理論框架下分析，便可發現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呈現出了一定的邏輯關係。首先，這幾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呈現出從整體到部分的邏輯關係。西方所拋售的「意識形態終結」論從唯心主義出發，主觀臆斷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經過時了，不適應變化了的實際需要。其所表達的終結意識形態的思想其實是要終結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主導地位，號召人們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轉而擁護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從整體上為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提供了理論基調和研究方法。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潮以及歷史虛無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歷史文化領域的具體表現，其為在終結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後，如何在經濟、政治、歷史文化領域確立一種資本主義主導的意識形態提出了理論依據。其次，這幾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表現出從現象到本質的邏輯關係。歷史虛無主義作為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一種，既是一種理論又是一種方法。作為一種理論，它是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在歷史、文化領域的具體表現；作為一種方法，它則貫穿於其他幾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中。「意識形態終結」論、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潮都是把自己的理論基礎建立在歷史虛無主義之上的。因為它們不是把人置於具體的歷史環境中，而是將人置於超越了時空的歷史環境之中。它們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抽象出一般的所謂的超越歷史階級的價值觀念，認為這些價值觀念是可以超越人類的意識形態的階級性，並把這些價值觀念推廣到指導思想、經濟、政治和歷史、文化領域。2．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共性當代反馬克思主義作為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對立的社會思潮，它們在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上具有很多共性，是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理論。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在基本立場上表現為資產階級的立場。反馬克思主義是指那些敵對、攻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這些思潮的基本立場不是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而是站在代表個人利益和少數利益集團的資本主義立場上。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都是把資本主義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價值觀念粉飾為人類的「普世價值」，宣揚把所謂的「普世價值」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價值目標。「普世價值」是維護資本家階級利益的政治表達，是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給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深刻反映。這種把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標榜為超越一切階級的價值觀念，其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和無產階級的立場。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在基本觀點上表現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潮儘管表達的方式各異、使用的辭藻也有所不同，但其在理論上是一脈相承的。這個「脈」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具體表現為：在指導思想上，要取消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實行指導思想多元化；在政治上，要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在政治體制上照搬西方的多黨制和分權制衡的思想；在經濟上，要廢除我國現行的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式的全盤「私有化」的思想；在文化上，要推行資本主義的文化。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哲學基礎是抽象的人道主義。它們抽象地講人，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質來解釋歷史、觀察社會，都用抽象的人類價值和一般人性作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用抽象的人道主義來衡量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並以此標榜自己如何人道，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違背了所謂的「人道主義」，已經不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並用「抽象的人道主義」來論證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泯滅人性、踐踏人權、扼殺個性和自由的集權制度。這種在哲學基礎上用抽象的人道主義和一般人性來確立自己觀點的思想基礎，並由此引申出「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和「社會主義異化論」的方法，為反馬克思主思潮奠定了思想基調。3．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特性馬克思主義認為，共性寓於個性之中，個性是共性的基礎。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表現出一定的理論共性，也呈現出各自的特性。因此，要在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的框架內，釐清當代各個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同馬克思主義對立的思想根源，客觀分析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根本謬誤，並給其以馬克思主義的回擊，以達到對當代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批判。（1）堅決反對「意識形態終結」思想。「意識形態終結」論割裂了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辯證統一性，要麼將文化與意識形態完全割裂，以文化衝突來解決意識形態的衝突，將顯性的意識形態的衝突推向了隱形的文化層面；或是任意誇大文化的作用，忽視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區別，用西方的文化或者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念來終結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地位。其根本謬誤在於，它把馬克思主義降低為一種文化現象，並把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念標榜為超越階級的「普世價值」，以這種所謂的「普世價值」來終結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為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攻鋪平了思想道路。「普世價值」的價值主體「世」是超越時空的「絕對人類」。這種「絕對人類」是永恆不變的,它沒有演進的時空維度，是一種非歷史性存在。馬克思認為，人「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發展過程中的人」 ，價值的主體人是處在具體歷史之中的人，價值觀念的內涵是由社會經濟關係決定的。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初級階段即氏族公社時期，就出現了樸素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萌芽，只不過進入私有制的社會以後，「自由、民主、平等」被蒙上了虛偽的面紗。馬克思主義並不是要簡單地否定這些觀念本身，而是要賦予這些抽象的觀念以更加真實的無產階級的價值內涵。（2）旗幟鮮明地反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將「自由」視為其思想的核心，並將這種「自由」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哲學基礎上，把個體視為社會的最基本的構成單位，並因而作為哲學意義上的社會範圍內的唯一實體，作為存在、價值、權利和道德的真正主體；而把各種社會關係、社會共同體和社會機構作為個體的派生形態和集合體，進而否定這些社會共同體存在的本體論意義，造成了個人主義和集體決定的根本對立。這種對個人和社會關係的形而上的理解，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同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對立所在。馬克思主義在實踐的意義上實現了對個人與社會抽象對立的超越。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在實踐上的交往和關係使人突破了自身而成為社會的存在。孤立的個體並不是現實的唯一的實體存在，基於人的實踐而構成的各種社會關係、社會共同體不僅內在地成為人的個性的有機構成，而且成為人們必須努力去認識和改造的客體。因此，自由的實現，並非個人簡單從社會共同體的束縛中超脫出來，而是在一種新型的社會關係中實現人的自由。這樣，自由的實現不僅意味著消除一切外在的形式的壓迫，同時意味著個人的社會化。市場經濟活動是人類重要的一種實踐形式。個人和社會無疑是市場經濟活動的利益兩極主體，而社會制度則構成了市場經濟活動的「場域」。如果把市場經濟活動置於單一公有制或者完全私有化的制度之下，只會帶來因過分強調社會共同體的利益而造成對個體利益的損害，或者因過分強調個人利益而造成對社會共同體利益的破壞。因此，市場經濟活動必須限定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之上，這種社會制度必須是既能夠化解經濟活動參與者的利益矛盾，又能發揮市場經濟活動主體的積極性。而以「共同富裕」為原則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既能調動個體的積極性，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又能克服市場經濟固有的弊端，實現社會利益的增長。這是單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私有化所不具有的作用。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必須劃清同單一公有制和私有化的界限。（3）立場堅定地反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的根本缺陷在於否認民主的階級性，把「民主」抽象為超越一切階級的「普世價值」。實際上，「國家內部的一切鬥爭——民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之間的鬥爭，爭取選舉權的鬥爭等等，不過是一些虛幻的形式——普遍的東西一般說來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在這些形式下進行著各個不同階級間的真正的鬥爭。」 「民主」不是純粹的，它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和政治範疇，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歸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是資產階級意識，是少數人的民主。而社會主義民主，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同資本主義的民主有實質的區別。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混淆了民主的目的和形式。民主是目的和形式的統一，目的決定形式，形式服務於目的。多黨制、選舉制、參與討論協商等只是民主的形式而非民主的目的。西方資本主義通過民主選舉、多黨輪流執政的民主形式來取代或者來維護執政黨的政權，只是為了防止資產階級一派勢力過大而形成的專制對資產階級集團內部民主的破壞，對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專政的目的並未改變。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忽視了民主形式的差異性。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民主體制從來沒有單一的模式，它受到本國的國體和國情制約。各國國體和國情的實際的差異決定了在一定民主的目的下可以採用不同的民主的形式。這也意味著民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必須建立在對該國國體和國情的正確認識上。任何不顧本國國體和國情、脫離人民根本利益，照抄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形式的政治思想是極其錯誤的，必須同其劃清界限。我國必須走符合本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4）理直氣壯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理論特徵是從抽象的人性出發，片面強調人的主體性、人的理想和自由意志，把它們當作歷史發展的動力，把人的價值追求「本能化」，使個體本能或生理的需求超越歷史的內在規定性。其實質在於抽空價值觀念的歷史內容，把特定群體價值觀念標榜為所謂的「價值標準」，以此來虛無價值觀念的真正歸屬，用抽象的全人類的價值觀念來掩蓋其否定人民立場的價值觀念。究其原因，歷史虛無主義是西方文化現代流變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物化邏輯的真實寫照，它把人拋入各種慾望和享樂主義的生活中，進而在存在方式上割斷現代人與歷史文化傳統的內在關聯，刻意誇大或者割斷歷史文化對現代人的內在制約，為封建主義文化的復辟和資本主義文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侵蝕打開了思想缺口。馬克思主義反對把「抽象的人性」作為歷史研究的出發點。馬克思在批評費爾巴哈用抽象的「類」概念來概括人性時，明確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人性應該是社會的，具體的。歷史不過是人性在具體時空下的現實展開，對歷史應採取唯物主義的態度。歷史虛無主義脫離了客觀歷史事實，以自己的主觀價值尺度，對歷史進行任意地或有選擇性的構建。虛無的是歷史發展的本質內容和規律、歷史發展的主流；不虛無的是歷史發展的現象、歷史發展的支流。把現象當成本質，把支流當成主流，違背了最起碼的實事求是原則，是唯心主義在歷史、文化領域的真實反映。注釋：馬克斯·韋伯：《馬克斯·韋伯社會學文集》，閻克文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頁。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李書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4頁。丹尼爾·貝爾著：《意識形態的終結》，張國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頁。安德魯·文森特：《現代政治意識形態》，袁久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頁。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黃勝強等譯，上海：遠方出版社，1998年，第388頁。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黃勝強等譯，上海：遠方出版社，1998年，第1頁。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15頁。茲·布熱津斯基：《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298頁。馮·哈耶克：《哈耶克論文集》，鄧正來譯，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1頁。馮·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02頁。愛德華·伯恩斯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65年，第191頁。愛德華·伯恩斯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65年，第7頁。社會黨國際文件集編輯組：《社會黨國際文集集》，哈爾濱：黑龍江出版社，1989年，第142頁。A.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維」與蘇聯之命運》，高洪山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30頁。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徐葵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49頁。轉引自陳啟能：《蘇聯解體前的「歷史熱」》，載《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4期。劉淑春：《「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第314頁。樑柱、龔書鐸：《警惕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頁。侯惠勤：《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與當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646頁。張力化：《認清新自由主義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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