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場千年隱痛：接待文化的滋生

官場亦有文化，在封建統治下滋生的接待文化，即是官場千年的隱痛。在民間人們戲稱大官出行是「四大天地」：出來是驚天動地，到了以後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後大家歡天喜地。「官大一級壓死人」，在古代中國，高級官員到地方上執行公務，地方官是需要挖空心思好好侍侯的，稱之為「接待文化」。《小康》雜誌刊文解讀了官場接待文化的種種奧妙，以下為原文：

　　公元1839年1月，被朝廷任命為欽差大臣的湖廣總督林則徐啟程離京，前往廣東查禁鴉片。令人奇怪的是，這位欽差大臣所發出的第一道公文卻與鴉片毫無關係：「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飯菜，不必務辦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窩燒烤，以節糜費。此非客氣，切勿故違，至隨身丁弁人夫，不許受分毫站規門包等項。需索者即須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參」。此令一出，各地官員頓時議論紛紛，私下裡對林則徐表示置疑。要知道，幾千年來，官員之間的迎來送往已成為中國古代官場中的一大痼疾，儘管它極大地損害了為官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但也早成為眾多官員們的生存法則。

　　封建統治滋生接待文化

　　在古代中國，官場上的接待由來已久。早在漢代，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有關官員接待方面的制度。不過在當時，這些制度都是比較嚴格的。一些記載表明，漢代官員外出執行公務時，通常由沿途的驛站負責接待，而接待的標準都有詳細規定。比如當縣令派手下到地方上辦事時，辦事員需要持介紹信才能得到接待，而介紹信還必須由縣政府的三位副職聯合署名才能生效。如果一旦發現驛站接待了因私人員，縣令就會派人查處。漢代還規定，接待時，官員的級別不同，吃飯的標準也不同。級別高的可有肉有酒，而級別低的則只有少許肉，不能喝酒。但是自漢代以來，隨著政府機構的不斷擴充，中央與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間的公務往來也不斷增多，從而滋生出了特殊的官場接待文化。

　　中國古代的官員非常重視接待時的排場。而且，為了博得上級領導的歡心以求得升遷，或出於利益關係而互相結交，在接待的背後，又往往會伴隨著形形色色的腐敗現象。據說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州郡甚至設置了稱為「送故主簿」的專職官員。宋朝時，政府曾明文規定「凡點檢或商議公事、出郊勸農等，皆準公筵」，意即官員下鄉檢查工作時可以用公款吃喝。所謂的公款吃喝，常常又會攤派到百姓身上。因此在民間，人們常戲稱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來是驚天動地，到了以後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後大家歡天喜地。 在封建社會的官場上，流行的是「官大一級壓死人」的法則，於是當那些高級官員到地方上執行公務時，眾多的地方官員便會挖空心思巴結奉承。據說，明代萬曆年間大臣張居正有一次回家奔喪，為了讓丞相大人旅途舒適，真定知府錢普專門命人為其製作了一座豪華的轎子：轎前有好幾重門，門後有考究的寢室以供休息；兩旁各有一小亭子，裡面分別有一名童子，專門負責打扇焚香。就這樣，三十二名轎夫抬著張居正，浩浩蕩蕩一路南下。由於聽說張居正喜歡美食，每到一地，當地官員都會投其所好，將上百道珍饈美味呈送到飯桌上。可是面對這一切，張居正居然感慨沒有下箸之處。幸好錢普是無錫人，能燒得一手吳地菜肴。當張居正吃到錢普親自烹制的美味後，方才滿意地說：「我一路走到這兒，才算吃了一頓飽飯。」

　　海瑞不吃這一套

　　明代後期，由於政治腐敗，官場上的接待之風更是令百姓苦不堪言，甚至一些基層官吏也痛感無力應對。著名的清官海瑞擔任淳安縣令時，就多次遇到這類事情。有一次，海瑞的頂頭上司浙江總督胡宗憲的兒子帶了一大批隨從經過淳安，住在該縣的官驛里。按照當時的風氣，多數地方官員都會趕緊前去奉承這位要員之子，並不惜勞民傷財做好接待工作。幸運的是，淳安縣的百姓遇到了一位剛正不阿的父母官。海縣令規定，不管來者身份如何，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驕橫的胡公子見小小的淳安縣令竟敢對自己如此怠慢，立即大發雷霆，居然命人把驛吏捆綁起來，倒吊在樑上。海瑞聽到報告後，帶著一大批差役趕到驛館，喝令將那胡公子一行抓起來。他說，胡總督早有吩咐，要各縣招待過往官吏時不得鋪張浪費，所以現在這位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說罷便將他們痛打一頓，趕出了縣境。

　　有一年，朝廷派出欽差鄢懋卿到浙江視察。鄢懋卿是當時權臣嚴嵩的乾兒子，最喜對地方官員敲詐勒索。如果有哪個官員沒有伺候好他，並孝敬他一大筆銀子，就會遭到報復。據記載，當時鄢懋卿攜帶其妻一同出京，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員紛紛竭力逢迎。有位山東歷城縣令薛禮勤，因不肯屈從其淫威，竟被鄢懋卿借故當場斬首。而表面上，鄢懋卿又裝出十分清廉的樣子，宣稱自己喜歡簡單樸素，不愛官場奉迎。當他路過淳安時，堅持原則的海瑞只是隆重而簡單地予以招待。當鄢懋卿流露出不滿時，海瑞當即搬出了太祖皇帝欽定的官員接待標準，使他敢怒而不敢言。

　　按照慣例，欽差出行時，當地官員有責任組織人力為其服務。當鄢懋卿乘官船離開淳安時，需要大批民夫拉縴。但是，愛民如子的海瑞考慮到當時正值農忙時節，為了減輕農民負擔，他竟親率縣衙的差役們去為欽差拉縴。見此情景，鄢懋卿趕緊狼狽轉道，從陸路離開了。 　清代腐敗積重難返

　　或許接受了明代吏治腐敗的教訓，到清代時，朝廷明令，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費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員或下級則不得宴請和饋贈。但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官場上的接待同樣成為腐敗的根源之一。由於清代京官的俸祿較低，為了滿足私慾，他們往往將放外任或者出京辦差視為撈錢的好機會。而地方官員也樂得投其所好，以謀求仕途的升遷。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地方官和下級不光日常接待要花錢，還得對京官和上級有常年孝敬。這種現象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就連聖明的康熙皇帝也只能默許其繼續存在，否則就會觸動整個官僚體系的利益。

　　生活在那樣的官場氛圍中，要想保持自己的節操，無疑需要相當的政治素養和行動魄力，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開篇所描述的那副情景。作為一名彪炳史冊的廉臣，林則徐為了使自己不沾染官場歪風，在上任途中，即事先發出《傳牌》，傳告沿路官員，謝絕一切接待供應。與一些大官上任時動輒前呼後擁不同的是，堂堂的欽差大人林則徐輕車簡從，隨從人員「惟頂馬一弁，跟丁六名，廚丁小夫共三名」，沒有帶一名官員或供事書吏。儘管如此，從北京到廣州，一路上仍有不知多少地方官員想乘機巴結林則徐，但由於後者能夠堅持原則，甚至嚴辦了個別違規者，才使自己沒有被官場的這種不良風氣所污染。身為欽差，林則徐竟不得不動用權力禁絕官場的接待，實在是一種歷史的悲哀。

　　如今，封建時代的許多習慣被丟到了歷史的垃圾堆。然而不容忽視的是，歷史的影響並沒有徹底清除。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熱衷於官場上的逢迎，甚至以接待之名揮霍公款，藉機送禮行賄，拿百姓的血汗錢為自己鋪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全年竟有100至150天在接待各路官員。如此多的官場接待，不但白白耗費了精力，也極大地浪費了資源，更敗壞了政府機關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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