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孝南：晚清帝國的改革時代

　　我所謂之晚清的「改革時代」，大致涵蓋了我所提出的「慈禧時代」和「載灃時代」兩個部分。

　　慈禧時代（1860~1908）的顯著特點是穩健、權衡、平衡以及在任何開拓、進取上的謹慎的魄力。這個時代存在著明顯的改革特點，我們大可按照國際通行的近代改革史時序劃分法，對慈溪時代的改革進行嚴格的釐定。這個時代包含嚴格意義上的循序漸進的經改時代，同時也包括以李鴻章治下的天津開始輻射向全國的旨在深化體制改革的社會轉型期，進而包括戊戌後期在多方壓力下不得不提前啟動的政改時期。慈溪時代的改革呈現出明顯的時代性與緊迫性，在很大程度上，由慈禧所領導的時代改革延緩了帝國衰亡的速度。

　　同時，我們應當注意到，慈禧時代的各個改革時期，都存在著明確的並且不斷完善的改革綱領；同時，這個時代在每個時期的改革綱領，都基於深入而踏實的社會實踐。慈禧時代是改革官僚風行大江南北的「黃金時代」，比康熙朝而言，玄燁本人雖然酷愛洋務，然而聖祖這樣的愛好顯然沒有在政治層面上成為整個帝國的意識風尚。而在以慈禧為帝國領導核心的政府構架中，一大批具有洋務、改革甚至近代憲政思想的干臣循吏進入了晚清帝國的政治核心，同時他們也執掌著各省督府的各種職位。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改革官僚集團。他們以自己的能力推動著帝國政治的革新，以古老的官場規則維持著帝國的改革進程不至於走向某種偏執的邊緣；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不斷的接受著西方世界的新思想、新文化，並且利用自己的權力，促使這些新的東西有條不紊的灌輸進整個帝國的血脈。慈禧的時代是大清帝國改革時代的穩健時期，因為這個時代有著一批審時度勢並具備某種可貴魄力的官員，更有著一個堅固而強勢的權力核心。

　　對於慈禧時代，最值得我們提及的，便是1907年便已開始的權力交接。這場交接沒有任何的宮斗，更沒有膽戰心驚的變故，所有的步驟都在老佛爺的腦中早已定局；然而即便如此，在這個關鍵時刻所發生的交接流程，同樣具有濃重的戲劇色彩。首先是載灃入主軍機，而後是制憲過程中醇親王形同監國，再後即為廢掉「大阿哥」溥儁；到最後的幾天，光緒按部就班的龍馭上賓，從而將戊戌積累的仇恨連同肉身一道帶入黃泉，而後便是溥儀榮登大寶，改元宣統，在後即為載灃加銜攝政王，連多爾袞時所贅於其後的「大臣」二字都懶得書寫。這意味著攝政王載灃已經不再是「大臣」或說「奴才」，而是整個帝國的「攝政王」，是帝國政治圈中的「正牌兒主子」。

　　自此之後，晚清帝國迎來了改革時代中的載灃時代，這個時代自1908年12月始，至1910年11月（準確的說是1911年1月）止，為期24或26個月，時間跨度為三年左右。然而在這三年中，晚清帝國的改革呈現的是對於慈禧既定方針的盲目承襲，以及在改革創新過程中的明顯混亂。這個時期對於慈溪既定方針的承襲，主要表現在對於慈禧後期改革方法的表面繼承。首先是載灃意圖模仿慈禧股肱守疆的人才慣例，認為以樞要臣僚總督各省的方法能夠確保對於慈禧改革「遺產」的深化與發展。然而不巧的是，載灃的所派選的各省總督，其實都並非完全聽話。畢竟攝政王一直被籠罩在慈禧的光環之下，故而沒有培植起自己足夠的政治力量，因此在任用各省長官時，很多表面向載灃表示效忠的官員其實並不擁護這個新的領導核心的政治威權。他們到地方上雖然做出了與帝國中央相配合的良好姿態，然而他們很快便發現了可鑽的空子。

　　載灃時代的最大特點是代議制在帝國的橫行，並且這種過激、過快的民主制度建構，在很大程度上對於帝國的政治進程產生著足夠的負面影響。資政院雖然懾於中央的壓力，沒有或說不敢凌駕於帝國的政權核心之上，然而各省諮議局卻在這種表面健全的高度民主之間找到了制約地方督撫的強力依據。根據《諮議局章程》規定，地方督撫的政令須經諮議局核准，方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各省諮議局便不同程度的出現了按照心情辦事的現象。他們評判的依據大多取決於她們是否覺得這個長官看著順眼，更準確的說是這個長官「懂事」的程度；故而帝國的各級諮議局便在短時間內不同程度的出現了賄選、「買票」（買表決票）的現象。在這種相互的妥協中，帝國各級地方官員在必須通過適當的利益促使之與諮議局沆瀣一氣的同時，也以同樣的方式收買諮議局，就地方上所需要的某項政策向中央施壓，而這種政策往往包括各省武裝的「省管」。

　　在循吏守疆的人才方略逐漸演變為地方自治的恐怖局面時，載灃又將目光投向了中央官制的改革領域，這個時代在官制領域的改革則更令人唏噓。最為簡單的前提是，繼慈禧之後，朝中幾乎所有的「能人」除鐵良之外，幾乎已經全數為袁世凱馬首是瞻。慶王奕劻是慰亭的堅固同盟，而載振貝子則乾脆就是袁宮保的「四哥」；徐世昌、段祺瑞、楊度等一大批帝國才子，無不為宮保所用，甚至遠在兩廣的張之洞，也基於對慈禧改革方針的贊同，而於袁世凱保持著必要的政治共同。這個改革時期往往被後世史家戲稱為「載灃替袁世凱管家」，而在這個時期所進行的官制改革，也直接對中央權力構成了巨大的威脅。最明顯的例子是，載灃將度支部併入民政部，並授其以「全權」，這便直接瓜分了中央的財權，而將這項權力收歸至政府的一個部門，致使該部門恃權坐大，至袁世凱接掌帥印之時，勢已尾大不掉。

　　這個時期更加荒唐的改革措施即為在軍事上的幾番動作，這幾項調整無疑為晚清帝國開掘了葬身的墓穴。載灃因希望親手掌握新軍，故將北洋系獨立出陸軍部建制，從而使得北洋新軍由單純的軍事力量完成了其向軍政勢力的最終轉變。表面上，北洋新軍的統治權收歸載灃、載洵以及載濤所有，實際上這種客觀造成的建制獨立所帶來的優越感直接促使北洋新軍在內部完成了自身體制的統一。進而也完成了新軍領袖袁世凱在這個獨立王國中統帥地位的最終確認。故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後，袁世凱「趕走」載灃成為眾望所歸，在政治和軍事層面，這都是載灃自釀苦果使然。與此截然相反的是載灃政府對於南方軍隊的放縱，這种放縱為南方軍隊的最終嘩變提供了足夠的實質資本。南洋新軍隨著各省地方自治程度的不斷加深，其與省府的契合程度早已超過對於國家的忠誠度。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我們便看到了這種默契的神奇效應。武昌乃至整個湖北的起義成功，無異於一場軍、政及諮議局的政治聯歡，各方在默契的配合中完成了湖北的獨立；更加露骨的是雲南蔡鍔，作為李鴻章一手提拔的雲貴總督，蔡鍔在湖北事變之時竟然兼掌軍政大權，並且通過不斷的利益溝通，促使雲貴諮議局成為蔡鍔囊中之物，因此我們便看到了那場如同兒戲般的「雲南獨立」。可以說，這個時期的軍事改革充滿著荒誕與失敗，也充滿著太多怪誕的味道。

　　載灃時代的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中國後來各種執政觀念的最初「試驗場」。這包括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理論層面的爭論如火如荼，各種政治派系在帝國的政治舞台上競相陳述著自己的政治觀念；而實踐層面，每個地方自治政府發展到後來都有著自己的一套政治模式，特別是在各省獨立之後，更是出現了「軍政府」、「督軍府」或者「國民政府」等多種政治職能體系。攝政王載灃所領導的晚清改革雖然弊端叢生，但這在很大程度上也為中華民族今後很長一個時期的政治探索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縱觀晚清的改革時代，我們可以看到孜孜不倦的上下求索，銳意進取的諸般改良，以及因為可能的驚恐而產生的改革「急行軍」。對於晚清改革時代的這種劃分，是一個珍貴的時代命題，這個命題不僅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學或政治史領域，更能夠成為我們每個生活在當代的，對於歷史有所感恩的人們反思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