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毓鼎：一個官員的亡國反思

惲毓鼎去世於1917年，身後留下了一部近一百二十萬字的日記，自光緒朝至民國三十餘年，中樞的變亂、時代的風起雲動，乃至個人心路歷程，無不纖毫畢現。這位清朝前國史館總纂，在人生的最後階段里，不僅見證了大清末日，更見證了趙烈文所言的「方州無主，人自為政」。

1912年2月12日午後，北京城裡，退職官員惲毓鼎匆匆奔走，剛和德國朋友柯理爾討論完時局，他又要去民政部長趙秉鈞那裡打探朝政動態。

惲毓鼎原本是國史館總纂，一個閑散京官，退職後更是自稱宦情素淡，「與世無爭，與人無競」。但自從去年10月10日革命黨在武昌舉事成功，惲毓鼎眼見大清覆亡在即，就再也無法安心「讀書寫字，蒔竹栽花」了。此後連續十數天，他在日記中密集記錄時局動態，焦慮憂憤溢於筆墨間，到10月20日，更是見人就痛罵政府腐敗無能，近乎發狂。

10月30日，清廷終於下詔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還規定皇室親貴不得任內閣大臣。惲毓鼎頓覺南北和議可成、大清存續有望，於是罕見地心情大好，這天還特意在日記中提到「西園海棠花開六七朵，鮮艷可愛」。

到底是晚了。之後清政府困頓依舊，顯貴們束手無策，只好下詔召開國會以徵求意見。又過了十天，滿清眾親貴開始競相提取現銀，存入外國銀行。

此時，惲毓鼎卻在為挽救大清四處奔走呼告、出謀劃策。

12月28日，惲毓鼎又和同鄉馮國璋等三十餘人聚會商議，他在會上大聲疾呼，必須動用武力平亂，同時必須解散「專以鼓噪惑亂為事」的咨議局、查封各報館以安定人心。但在當天日記中，惲毓鼎寫道「以大勢觀之，滿洲亡矣。」

終於，2月12日這天早上，隆裕太后在紫禁城養心殿里，將加蓋了御璽的《退位詔書》，交予了趙秉鈞和陸軍大臣王士珍等人。爾後，趙秉鈞等人向嚎啕大哭的隆裕太后三鞠躬，默默轉身退出養心殿：統治中國267年的大清王朝，就此結束。

當天下午，趙秉鈞將「懿旨已宣布辭位」的消息，告知了來訪的惲毓鼎。

貪腐亡國？

儘管早有預感，但在得知確鑿消息的那一刻，惲毓鼎還是「悲憤交並」，痛哭「國竟亡矣」。

當天深夜，他在日記中用前所未有的篇幅，反思大清的滅亡。

反思從隆裕太后召見趙秉鈞時的哭訴開始：「一般親貴，無一事不賣，無一缺不賣，賣來賣去，以致賣卻祖宗江山。」隆裕更憤怒指責親貴稱「至今日不出一謀，事後卻說現成話，甚至紛紛躲避，置我寡婦孤兒於不顧。」

隆裕太后說的是事實。當時，年紀最長的頭號輔政大臣慶親王奕劻就以貪腐、賣官鬻爵聞名於世，他被後人稱為「晚清首富」，僅在滙豐銀行就有二百多萬兩白銀存款，連《紐約時報》等著名外媒，也報道說奕劻家就是中國官場「集市」，門房都設「收費站」，被國人稱之為「老慶記公司」。

惲毓鼎本人對滿清中樞腐敗也多有指責。1908年，他在日記中寫道：「時事日非，而京朝官車馬衣服，酒食徵逐，日繁日侈。」辭官前夕，他又憤怒指斥當時官場「非攀裙帶則無以任官」「京官無不嗜財」等陋習種種。

類似的憂慮，在惲毓鼎辭官賦閑之後、直到大清滅亡前夜仍時有流露：「無一事非因賄賂而成，無一官非因賄賂而進，人心安得不去，大亂安得不興？」

其實，對於腐敗催生晚清革命，梁啟超說得更直白：清政府數以萬計大小官僚「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革命黨為事。政治腐敗者，實製造革命黨之主品也。」（梁啟超：《現政府與革命黨》）。

但這些只是晚清宣統政改死局的表象。

比如奕劻，此前在甲午戰爭、戊戌政變、庚子事變中，都表現出了不亞於恭親王奕的開明姿態和政治遠見，因此在宣統政改中仍被國人寄予厚望。可是，這樣一位皇族核心，卻在宣統政改中毫不掩飾地高調貪腐。更荒唐的是，奕劻如此做派卻「聖眷不衰」，自己得了「鐵帽子」之外，妻妾中還封了6位「福晉」，超出了清制親王只能封5位福晉的限額。

後世有史家認為，奕劻只是刻意在展示自己的胸無大志以自保。如是，一場本以建立高效廉潔政府為目的的改革，卻不得不倚重一位巨貪；而巨貪本人只是以自污求自保，這種背後的體制性荒謬，正是宣統政改與生俱來、難以自清的胎毒。

禍根早埋

較之隆裕太后的一味哭訴，史官出身的惲毓鼎顯然要看得深些：「亂亡之禍，早伏於十年之前。」

他所指的禍根，是慈禧太后在義和團舉事、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之後的懈怠。由於職業原因，惲毓鼎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慈禧、光緒及朝廷大臣的言行。他覺得，慈禧太后是鑒於義和團之亂禍起宮闈，此後便「遇事一意脫卸，唯求及身倖免」，再也沒有長遠的戰略構想。

至於光緒帝繼承人，惲毓鼎認為，慈禧一心考慮的是，如何使得庚子拳變、戊戌政變兩事不成為自己被人攻擊清算的口實，這才指定了三歲的溥儀，以便繼續把持權柄。

溥儀祖父老醇親王奕譞是咸豐帝胞弟，當年在協助慈禧清除肅順一黨立下大功，後又協助慈禧成功罷黜恭親王奕，是為「以醇代恭」。深得慈禧信任。溥儀祖母葉赫那拉氏，則是慈禧太后之妹；溥儀母親瓜爾佳氏，又是慈禧寵臣榮祿的女兒，也是慈禧養女。

也就是說，溥儀是慈禧心腹的外孫、養女的兒子。而同時被封為攝政王的溥儀之父載灃，則是一個柔弱怯懦之人，連胞弟載濤都覺得這個兄長「只可做個昇平王爵」。

慈禧關注的是個人權力，載灃則是庸才，以至於清政府「愈來愈無力去構思或立志去進行重大的社會變革，更不用說去實踐這樣的變革了。」（蘇全有《論清末清軍的國家失控》）

慈禧是在自己去世前兩天（1908年11月13日），才忽然召溥儀「入宮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的，商議立儲時，軍機大臣認為內憂外患之際，當立年長之人，慈禧太后聽後勃然大怒。

第二天，光緒帝去世。當晚，載灃及諸軍機大臣奉召入宮，面承慈禧懿旨宣布由溥儀繼承皇位。同時還宣布「所有軍國政事，悉秉予之訓示裁度施行」，等皇帝長大了再親政，這與當年慈禧在光緒繼位時的口吻如出一轍。

最初載灃接到立溥儀為儲、而自己封攝政王的懿旨時，曾極力推託，「叩辭至再」。這並非虛言，載灃一家有真實的恐懼：哥哥載湉（即光緒）被慈禧選中當皇帝後的命運，就在眼前。

確定後僅僅一天，慈禧在午飯後忽然長時間昏迷，醒來後自知不起，這才宣布「此後國政即完全交付監國攝政王」。

作為傳統史官，惲毓鼎覺得，沒有比「父監子國，君為虛位」更違背綱常名分的體制了。載灃的政治才幹也的確有限，一上台就罷免了漢人實力派袁世凱，兄弟三人代表皇族核心大抓軍權，導致滿清皇族與漢臣、與地方督撫矛盾激化。

1909年，張之洞提醒載灃「如不顧輿情，恐怕要激起民變。」載灃卻說：「有兵在，還怕什麼民變。」張憤然：「國家養兵，豈是用來打老百姓的？」兩人不歡而散。張之洞一回頭咳了口血，長嘆道：「不意聞亡國之言！」第二天就告病不再上朝了。一個月後張之洞去世，臨終前長嘆「國運盡矣」。（《張文襄公年譜》，胡鈞主編，台灣文海出版社）

載灃之外，惲毓鼎又曆數主政諸滿清貴戚的不堪，奕劻老邁貪婪，載澤愚昧剛愎，載洵載濤幼稚好惹是非……而這些人都「借中央集權之名，為網利營私之計」……惲毓鼎最後總結稱，清朝「其絕必有處」，並且，即便沒有革命黨，也會有其他人來為大清掘墓。

亡國三妖

中樞之外，惲毓鼎還認為東洋留學生、新軍、資政院咨議局是「亡國三妖」，而東洋留學生滲透新軍操控咨議局鼓吹共和、革命，被他稱之為「諸魔之母」。

連同與派遣留學生有密切關聯的「廢科舉」在內，這些被後人頗多肯定的「晚清新政」主要舉措，在他看來「舉中國二千年之舊制，列聖祖二百年之成法，痛與劃除」，破壞了祖宗成法，這才導致整個國家大亂，「無事不紛更，無人不徇私」。

事實是，清政府積極在舊體制中培育新事物，如派送東洋留學生、編練新軍，其最初目的，是在「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中維護自身政權的存續。同時卻在最根本的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猶猶豫豫，徘徊不前。

然而，無論是言必稱民主、革命的東洋留學生，還是一反綠營之糜爛、具備相當戰鬥力的新軍，都充滿了近代化的嶄新氣息，顯然都與顢頇老朽的大清王朝格格不入，而清廷中樞，亦無力駕馭這些完全不在數千年帝制中國思維方式之內的新事物。

如派遣東洋留學生，最初由張之洞在《勸學篇》中首倡，既有自強維新之目的，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但這些留學生很快成為大清政府最激烈的反對者。如黃興回國後即在湖北演講，熱烈鼓吹革命，並散發被張之洞稱為「大逆不道」的小冊子。張聞訊大怒，將黃興驅逐出鄂。

因為張之洞首倡，所以他主政湖北期間，湖北的留日學生為全國最多，而最終辛亥革命恰恰爆發於湖北省城武昌。以致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說，「民國成立，系孫中山與張香濤（張之洞號）的合作。」

至於新軍，原系清政府在甲午、庚子慘敗後，不惜一切代價打造的近代化軍事力量，本意在抵禦外侮。但它同樣沒來得及發揮作用，就倒戈相向了。

顢頇急躁

在整體革新推進緩慢的同時，清政府又有急躁冒進的一面。這在惲毓鼎強烈指責的新軍建設、教育改革兩方面都有體現：一方面，清政府對於新軍建設的危險和艱巨性估計不足，裁汰舊軍迅速而堅決；另一方面，在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普設新式學堂，迅速擴大留學生派遣規模，以填補傳統教育的空白。

「終止科舉制度的行為，斬斷了兩千多年來經過許多步驟而加強起來的社會整合制度的根基。……舵手在獲得一個新的羅盤以前就拋棄了舊的，遂使社會之船駛入一個盲目漂流的時代。」（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惲毓鼎的反思，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正如亨廷頓所說的，成功地領導改革的政府，不僅能夠創製政策，由國家來採取行動促進政治和經濟改革，同時還應當能夠成功地同化現代化所造成的獲得了新的社會意識的各種社會力量。

但對清政府而言，恰恰是革新學制和獎勵遊學培養的新型知識分子，用他們的新思想、新價值觀，在進入新軍後做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惲毓鼎還預判了新軍失控倒戈的更深遠後果：「五代驕兵之禍，將見於共和世界。」美國軍事史專家拉爾夫·鮑威爾認為，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陸軍叛變，假如現代化的軍隊忠於朝廷，武昌起義是可以撲滅的。王朝的覆滅雖然早露跡象，但朝廷卻是因建立陸軍而自掘墳墓——正是華南與華中的各鎮新軍成了革命黨人的核心武力。

然後，由於軍隊職能轉向對內，在辛亥革命後形成了武人至上的社會。

更可怕的是，軍閥割據混戰造成農民普遍赤貧，這又製造了再次革命的土壤。而即便沒有再次革命，近代社會以後，由於以單純武力作後盾支撐的軍閥政治不能持久，因此它的重歸統一，最終仍需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完成。

立憲變味

被惲毓鼎與留學生、新軍並舉的資政院咨議局，最初則是宣稱為「預備立憲」而設，因涉及國體根本的變革，曾被許多士紳、尤其是立憲派寄予厚望。

惲毓鼎始終認為中國必須實行君主制，侈談維新必然亡國。

宣統朝完全變味、導致政治混亂的預備立憲，以及議員群體本身的良莠不齊、成了惲毓鼎指責立憲亡國的最強烈理由。比如1911年底，正值大清風雨飄搖之際，卻有資政院議員提案要求改用陽曆，惲毓鼎在日記中指其為「惑民觀聽，是無故而攪混水。」

同時，在辛亥革命後的南北和議中，資政院力主停戰，惲毓鼎認為這除了造成內部爭論不休、拖政府後腿之外，對南方革命黨卻沒有任何約束力，於是大清就只能「束手而亡」。

實際上，從1905年開始的清末立憲，一度曾是清末社會各界的基本政治願景。到日俄戰爭以日本戰勝俄國結束，人們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對俄國的體制優勝，於是認為「惟有憲政才能救中國」。

然而，慈禧的「五不議」——軍機處不議、八旗事不議、內務府事不議、翰林院不議、太監事不議，使得預備立憲幾成畫餅，一些激進人士，由此對清廷徹底失望後，便轉向了革命。

1909年3月，載灃重申預備立憲，在中央成立資政院，在地方各省則成立咨議局，還成立了第一屆責任內閣，然而待內閣人選宣布，輿論大嘩：新內閣13人中，漢族4人，滿族9人，滿人中皇族又佔5人，這完全就是「皇族內閣」。

公憤之下，各省咨議局競相上書彈劾內閣，皇族成為眾矢之的。而原本指望從新政中分享權力的立憲派，也就此徹底失望，部分人甚至倒向了交織著民族主義情緒的革命。

由此，晚清社會中溫和、理性憲政主義精神逐漸流逝。整個社會，包括本來最穩健的立憲派迅速地激進化。而激進化的立憲訴求，又促使掌權者以及像惲毓鼎這樣的保守派在社會控制方面轉向激進化。此時，日漸失去理性、情緒激烈的社會所關注的，就不再是憲政轉型，而是政權之更替——也就是革命。

不出五十年

惲毓鼎的反思便止於「亡國三妖」，然而清末種種荒謬紛亂，終究仍只是一出時代變更大戲的前台鬧劇。其背後當有更幽深的歷史因果規律。

從現存文獻考證，第一個準確預見清朝滅亡、並窺見大勢由來及進程脈絡的，是曾國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常熟才子趙烈文。

曾國藩等一干人不懈努力，才有晚清「同治中興」，一片歡呼盛讚中，很少有人質疑大清的龍旗到底能打多久，但曾國藩卻意識到了朝野上下潛伏著的無盡危機。只是，彼時曾國藩仍然認為，通過一些努力能挽危廈於將傾。

然而趙烈文不這麼看。在《能靜居日記》中，趙烈文詳記了與曾國藩的一次重要談話：1867年7月21日，他預言清朝不出五十年必亡。

當晚，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憂心忡忡地與趙烈文談到，京城街頭乞丐成群，而且不時有明火執仗公然打劫，治安形勢嚴重惡化，然後問趙：「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已久，必定會再次分裂。無非是目前主政者尚有威權，且高層也還沒有「抽心一爛」，所以暫時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

但他話鋒一轉：「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爾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這也就是說，今後必定出現朝廷先垮台，然後地方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還進一步判斷，國家到形成這種局面，大概不出五十年。

曾國藩很詫異，又問，有沒有可能再次出現中國歷史上的政權南遷、分治局面？

趙烈文則明確回答，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了，恐將徹底滅亡。

此後，曾國藩、趙烈文分別於1872年和1894年去世，未能親見預言成真。而晚清遺老惲毓鼎，卻在人生的最後階段里，不僅見證了大清末日，更見證了趙烈文所言的「方州無主，人自為政」。

惲毓鼎去世於1917年，身後留下了一部近一百二十萬字的日記，自光緒朝至民國三十餘年，中樞變亂、時代風起雲動，乃至個人心路歷程，無不纖毫畢現。

反思大清覆亡之後，惲毓鼎在當晚的日記中還聲稱從此再不討論時局。然而，有趣的是，此後其思想卻日趨開明，民初梁啟超重登政治舞台後，惲毓鼎與梁啟超之間往來頻繁，關係密切，先是在思想上靠近梁啟超，繼而在行動上接近梁啟超，在歷史轉型時刻，在人生的最後歲月里，這位晚清遺老終究一腳跨進了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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