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博物館也看不到】首都博物館館藏藏傳佛造像精粹【一】

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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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是中國佛教體系中的重要一系，其藝術分別起源於中亞、印度和中原漢地，是西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以鮮明的民族風格、獨特的藝術風貌成為中國藝術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

宮廷藏傳佛教造像的製作始於元而盛於清。元代以降，歷代宮廷均設有專事造像的機構，如元代的梵像提舉司、明代御用監的佛作、清代的造辦處等。

去過首都博物館的，看這些佛像一定也會感到新鮮，一般來說大多數博物館不可能把所有館藏都展示出來，絕大多數都在庫房裡。所以以下圖片都非常難得一見。同行轉發不得切除水印。

目前佛造像藝術品拍賣市場可以說是藏傳佛教撐起了整個大盤，每次去看拍賣總能遇到一些明星藝人。目前海內外頂級大拍無一例外都開設有佛造像拍賣專場。在所有藝術品板塊里佛造像可以說是受眾群體最大的，即使不以收藏投資為目的，自己家裡供奉，這個理由就夠了。多交流。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39米元代尊勝佛母坐像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先後封薩迦派僧人八思巴為國師、帝師，令其領總制院（後改稱宣政院）事，管理藏族地區以及全國佛教事務。建藩於雲南等地的諸王，也往往從藏延請喇嘛以為王師。忽必烈之後，元朝歷代皇帝皆以藏僧為帝師，照例由帝師領宣政院事。宣政院為從一品衙門，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同為得自選官的四大中央機構。帝師之下的宣政院使必以僧為之，出帝師所辟舉，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24米明永樂（1403-1424）觀音菩薩坐像

明成祖開初被明太祖封為燕王，駐守北京，他在爭奪侄子建文帝的皇位的過程中，得力於蒙古兀良哈三衛之出力處甚多，因此他在即位後比較注重北部地區防務及對蒙古、藏等少數民族的控制。明成祖對藏族地區的政策更多地吸取元朝的做法，較之明太祖、建文帝兩朝更趨積極。從明成祖起，先後分封噶瑪噶舉派、薩迦派和格魯派的領袖人物為三大法王，使得明朝皇室與藏傳佛教首領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因此明朝對三大法王的封授可以說是明朝統治藏族地區的方略的一個重大轉變。

明永樂初年，宮廷開始大規模製作佛像，作為與西藏宗教上層互相饋贈的禮品。這些佛像主要由藏、漢工匠在南京和北京兩地製作，其風格符合漢民族的審美觀點，衣紋刻畫精緻，用繁複的瓔珞、項飾和飄動的帔帛來掩蓋裸露的軀體，使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服裝衣褶的處理上。永樂、宣德時期的金銅造像工藝複雜，集合了塑模、鑄造、鏨刻、打磨、鑲嵌、染色、鎏金等十幾道工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1米明永樂（1403-1424）綠度母坐姿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31米明早期金剛手菩薩立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1.35米明早期蓮花手菩薩立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765米明早期（十五世紀）十一面觀音菩薩立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63米明早期（十五世紀）無量壽佛坐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325米明早期（十四-十五世紀）松贊干布坐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36米明早期文殊菩薩坐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28米明早期（十五世紀）臂瑪哈嘎拉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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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28米明早期（十五世紀）六臂瑪哈嘎拉立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53米明早期（十四-十五世紀）綠度母坐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2米明早期阿彌陀佛坐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225米明中期（十六世紀）白瑪哈嘎拉立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35米明中期（十六世紀）綠度母坐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22米明中期（十六世紀）白度母坐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17米明中期（十六世紀）馬頭金剛立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18米清早期（十八世紀）四臂瑪哈嘎拉坐像

清朝皇帝作為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在全面接受漢文化的同時也接受了藏文化，這一現象反映了清代在全國各民族大統一的歷史條件下各民族之間在文化上的相互交融。

大量製造佛像是在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作品上多刻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由宮廷檔案記載可知，乾隆時期宮廷造像是在皇帝本人的嚴格監督下製作的，造像匠師不僅有內地工匠，還有西藏與尼泊爾工匠。技術高超的匠師們在儀軌允許的範圍內充分施展了藝術才華。

　　西藏、蒙古等地進貢的佛像也以清代為最多。西藏地接中亞、印巴次大陸，是多種文化的交匯地。西藏寺廟中保存有印度、尼泊爾古佛像，這些西藏早期佛造像藝術的範本是寺廟中最珍貴的財富，其中一些進貢清宮後亦備受珍視。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52米清早期（十七世紀）五世達賴喇嘛坐像

康熙帝晚年曾經對自己的金銅佛造像有過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烏絲藏（即西藏）舊佛中最重者莫過利嘛（銅佛造像）。利嘛之原出中國，永樂年間宮中所造者為弟（第）一。又烏絲藏仿其形象煉其銅體造者，亦是利嘛，頗為可愛，如今甚少。近世又仿利嘛而十不及一。」

雍正帝在位13年（1723－1735），這是一個承先啟後的時期，佛教的信仰已經成為一種潮流。而雍正帝本人不僅傾心於禪宗，也跟隨二世章嘉國師修行藏密。文獻記載表明，雍正朝造辦處確實鑄造過銅佛像，但目前還沒有見到任何實例。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16米清早中期（十七-十八世紀）五世達賴喇嘛坐姿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2米清中期（十八世紀）七世達賴喇嘛坐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245米清中期（十八世紀）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立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26米清中期（十八世紀）四臂觀音菩薩坐像

乾隆朝國力鼎盛，內庫殷實，宮廷藏傳佛教活動達到高峰，宮廷佛堂大量建設，與蒙藏地區往來頻繁，對於造像的需求量極大，所以宮廷造像的數量也急聚增長。僅以紫禁城為例，佛堂數十座，收藏的佛像數萬尊之多。另外宮廷藏傳佛教的發展也與兩個因素有密切關係，一個是乾隆帝個人的信仰；另一個是他的國師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的影響。

乾隆帝從小研習佛法。據他晚年回憶：「朕自乾隆八年以後，即誦習蒙古及西番字經典，於今五十餘年，幾余究心討論，深識真詮」。他母親孝聖憲皇后85歲去世，他活到89歲。傳統，二人每過整十大壽都要隆重慶賀一次，每次都有大興佛事的活動，其中包括造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24米清中期（十八世紀）白度母坐姿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17米清中期（十八世紀）獅面佛母立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銅鍍金，高0.21米清中期（十八世紀）松贊干布坐姿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