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仁：周炳琳與北京大學

　　作為一個愛國進步的學者，周炳琳教授為中國的社會進步與民族振興、為北大經濟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周炳琳教授小傳

　　周炳琳（1892～1963），字枚蓀，浙江黃岩人。1919年，獲國立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22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後又入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法國巴黎大學深造。1925年回國，歷任國立北京大學經濟系、國立武昌商科大學、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自1932年6月任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並長期擔任此職。其間，兼任法科研究所主任及經濟系主任，主講社會經濟史、經濟學等課程，又曾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河北省教育廳廳長等職。1944年8月，擔任西南聯大法學院院長，兼法科研究所主任。三校回遷，仍任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1949年後，辭去院長職務，專任經濟系教授，曾經主講「外國經濟史」等課，又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法文部分譯成中文出版。

　　周炳琳教授自青年時起，就積极參加社會改造運動。「五四」運動中，成為著名的學運領袖，宣傳布爾什維主義，組織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歸國後，加入國民黨。北伐中，參與了收回漢口租界的鬥爭。抗戰期間，擔任國民政府參政院參議員，主張國共合作，倡導民主憲政，反對獨裁統治，同情學生愛國運動。抗戰後，拒絕參加偽國大，探求和平建國之路。解放後，曾擔任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作為一個愛國進步的學者，周炳琳教授為中國的社會進步與民族振興、為北大經濟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孫家紅 撰）

　　一、周炳琳在北京大學的作用

　　北京沙灘（五四大街）中老衚衕32號北京大學教授宿舍，是一處藏龍卧虎的大院落，裡面住著二十多位北京大學著名的教授。

　　走進32號的南大門向西約10公尺是二門，乃一座垂花門。通過二門和第一個四合院，後面就是周炳琳教授住的10號宅。周先生當時是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法學院（下轄政治、經濟、法律三系）院長，同時，還曾兼代政治學系主任和法律學系主任。他曾任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部委員，又是1931年以來的北大法學院院長，是北大大權在握的實權人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在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函中寫道：

　　「現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適之先生在那裡受苦，兄比任何人負責都多。」

　　長期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的鄭昕教授上世紀五十年代對周炳琳先生在北京大學的作用有過這樣生動的描述：

　　「胡適、傅斯年那樣驕傲，自以為『學問老子天下第一』，但關於學校的大事在作出決定前都要『問問枚蓀』。遇事讓你三分。蔣夢麟在北大那樣專橫跋扈，說『我從來就姓蔣』，在國民黨內擺老資格，在北大是專制魔王，誰也不敢碰他，只有你敢和他吵架，你憑的是什麼？甚至當你出去做官，做什麼廳長、次長的時候，北大法學院院長這個位置還空著等你，不讓別人來做，為什麼？是什麼東西造成你在北大的地位呢？我替你說穿了：你是『挾國民黨以見重於北大』的。」（《北大三反快報》1952年4月23日）

　　周先生北京解放前後都住在本大院教授宿舍內的第10號宅，直到1952年10月北京院系調整後才遷往海淀燕園燕東園29號。在中老衚衕，它的東邊是北大文學院院長朱光潛教授宅，它的西邊是北大教育學系陳友松教授宅。我在這所住宅里見到過多位大學校長、文壇巨子、科技精英和革命將領等人物。

　　早在1930年10月1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蔣夢麟部長電令周炳琳代理清華校長。周認為自己是北大畢業生，如果代理了清華校長，清華人將認為清華大學成了北京大學的殖民地，故堅辭不就。

　　早在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時，胡適校長感到自己對社會科學界學科的人選不熟悉，特請周炳琳代為提出候選人名單。周炳琳於1947年7月12日致函胡適，信中寫道：

　　「院士提名，承囑提出人文組經濟學法律學兩學科的候選人。茲為法律學提了郭雲觀、吳經熊、劉志、李浩培等四人；為經濟學提了馬寅初、陳總[岱孫]、趙摶、楊西孟、蔣碩傑等九人。」

　　二、周炳琳和何思源

　　周炳琳（1892—1963）和何思源（1896—1982）是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大學的同學。在北大周炳琳先讀預科後讀經濟門，1920年畢業於經濟系；何思源先讀預科後讀哲學門，1919年畢業於哲學系。他們都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在學習和運動中，他們結成了親密的同學和戰友關係。

　　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周炳琳留學美國紐約哥侖比亞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又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院、德國柏林大學和法國巴黎大學等著名大學；何思源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獲碩士學位，又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柏林大學和法國巴黎大學等著名大學。

　　1929年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周炳琳、何思源等十二位代表反對二陳（陳果夫、陳立夫），在大會上大吵一場後立即退出。從而，他們本來已被內定為中央委員的，就都被取消了。

　　回國後，周炳琳歷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組織部長、清華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教授、法學院院長、河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副秘書長等。

　　何思源歷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法學科主任、訓育部副主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當時北伐軍政治部主任人選空缺，由何思源主持工作）、山東省教育廳長等。當何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時，曾經請周炳琳幫助推薦人員到政治部工作。

　　抗日戰爭開始後，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不戰而放棄山東，1938年1月被蔣介石槍決。這時作為一介書生的何思源竟組織武裝隊伍，開展游擊戰爭，收復了半個山東省，被蔣介石政府簡任為山東省政府主席。當他赴重慶述職時，被在西南聯大任教的周炳琳教授請到昆明西南聯大向全校師生作了精採的報告，縷述他在山東開展武裝鬥爭，部隊被擊潰之後，再組織，再擊潰，再組織，終於取得勝利的經過。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派嫡系軍人接管山東，何思源被解除了山東的軍政大權，改派到北平當一位沒有軍權的北平市市長。1946年秋天的一個晚上，何思源乘飛機剛到北平的當晚，就同他的法國裔夫人一同到中老衚衕北大教授宿舍看望老友周炳琳、魏璧夫婦，他（她）們用法語親切的交談，何對周視同自己的兄長和老友，既親密又尊敬。後來何思源夫婦住入中南海內西花廳，他們和周炳琳夫婦仍有經常的來往。西花廳的沙發座椅，每次坐下都會彈一首歌曲。何思源在北京飯店屋頂花園上舉行宴會，也曾有周先生夫婦參加。

　　周炳琳夫人魏璧女士是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曾留學法國里昂大學、巴黎大學，學數學。這時她閑居在家，何思源提出要請她出來擔任北平的一所女子中學的校長，但是不得調換原有的總務主任。魏璧擔心如果財務上出現問題，將由她自己負責，而沒有接受該校長職務。

　　在解放戰爭時候，「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尖銳的鬥爭」，「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統治鬥爭的第二條戰線。」（《蔣介石政府處在全民的包圍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23頁）在北平的歷次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中，周炳琳都要關照何思源，你作為北大的校友，一定要保證學生的安全！何思源也積極和周炳琳保持聯繫，力圖防止和制止國民黨特務對廣大學生不幸事件的發生。何思源在1948年4月12日致教育部朱家驊部長和胡適校長的密電中寫道：

　　「源[何思源]隨時與梅生[枚蓀、周炳琳]、宜生[傅作義]、自昭[賀麟、北大訓導長]保持聯繫，力謀平息途徑。」

　　1947年5月20日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中，國民黨特務數百人埋伏在西單路口的瓶頸地帶，準備襲擊遊行同學，周炳琳急電何思源，一定要制止流血事件的發生。經過何思源的多方努力，特務隊伍終於在遊行大隊到達前從西單撤除，使遊行隊伍得以安全通過。

　　1947年6月2日反內戰日，北大民主廣場舉行反內戰死難軍民追悼會，北大被反動軍警特務鐵絲網和沙包所包圍。特務還圍攻北大學生宿舍西齋，周炳琳在大會上作報告後急電何思源市長到北大景山東街（現名沙灘后街）解救。何思源及時赴到，北大同學圍著他向他控訴特務暴行。他的專車被群眾圍困在北大西齋門前，無法啟動，車的左右踏板上各站有警衛一人，他們急向天空嗚放駁殼槍多發，車前才稍有空隙，得以沖駛出去。

　　1948年底和1949年初，周炳琳和何思源都從事北平的和平解放工作。他們組織成立「華北人民和平促進會，」1月16日該會推派何思源、周炳琳等作為代表，赴香山訪晤葉劍英，商談和平解放北平問題。原北平市何思源市長的積極從事北平的和平解放，尤為蔣介石所痛恨，1949年1月蔣介石密令處死何思源，並以此警告傅作義將軍。此事由保密局毛人鳳局長派行動處葉翔之飛赴北平指揮，並派能「飛檐走壁」的飛賊段雲鵬等人夜間潛入東城區錫拉衚衕何思源宅，炸死了何的二女兒何魯美，還炸傷了何夫人和其他子女何魯麗等5人。何思源受傷後，頭頸雙臂雙手都纏滿了白紗布白繃帶忍著傷痛及時來到周炳琳宅，向周報告受傷的經過。那時何還不知道是定時炸彈炸的，而說：「蔣介石要殺害我們。他用小鋼炮（迫擊炮）把我全家打得非死即傷。你老兄也要加倍小心啊！」

　　解放後，他們都是民革中央委員。何思源曾入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晚年為中央文史館館員。周炳琳仍任北京大學教授，兼任全國政協委員。

　　魏璧女士在十年動亂中不幸逝世，1979年1月由中共北大黨委統戰部和九三學社共同舉行的她的追悼會上，何思源曾親臨弔唁，並且用流利的書法一筆簽下了他的三個字的名字。

　　1981年5月27日北京大學舉行「趙摶教授從事學術活動56周年慶祝大會」。何思源說趙摶是我的老同學，我一定要來參加。他坐在主席台上，因年事已高，提前退席。我送他到北大辦公樓東門坐在石台階上等車。由他在北大讀書的外孫去找出租汽車，找了很久才找來在車，將他送回北河沿民革宿舍。

　　早在抗戰以前，何思源教授就有一牛皮箱（西式）的書籍寄存在北平史家衚衕56號周宅，勝利回京後也沒有取回，解放後也沒有取回。直到周炳琳教授1963年逝世後，又經過十年動亂，周炳琳家所存書籍都到了北京大學圖書館書庫。文革後經周恩來總理辦公室批複，將周炳琳的書籍發還，由其子周浩博領回。何思源的這一箱書則仍存在北大圖書館，內有何思源著的《經濟統制論》（精裝本）等書，直到70年代末，才由何思源派人到北大圖書館領回。他的著作還有《國際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大綱》、《中國人口問題》、《近代中國外交史》、《歐美各國社會之發展》、《求生教育與教育保險制度》、《社會科學研究法》等。

　　三、周炳琳和傅作義

　　傅作義將軍對北京大學是素有感情的。1936年8月北大教授胡適等就曾隨傅作義將軍赴綏遠省大青山憑弔過「抗日陣亡烈士公墓」。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對蔣介石實行「兵諫」，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等主張。從1936年到1937年傅斯年陸續寫信給胡適和周炳琳，向他們通報西安事變和南京政局。信中稱胡適之先生，稱周炳琳為枚蓀兄，並且要將這些信件「看後焚之」。1936年4月「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本秘密簽訂「華北防共協定」。宋哲元的第29軍是參加過長城抗戰的軍隊，在5月30日的幹部會上，軍官們反對脫離中央。胡適在31日晚寫了與宋哲元書的草稿，徵求周炳琳的意見後，以《敬告宋哲元先生》發表：

　　「我們深信，在這個時候，國家的命運已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凡是反對中華民國的人，凡是有心破壞中華民國的統一的人，都是存心遺臭萬年的人，我們決不可姑息這種人，必須用全力撲滅這種賣國求榮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漢奸，在中華民族史上永遠是國賊。……熙洽、張景惠、殷汝耕都沒有力量，因為他們都脫離了國家的立場，所以永遠成了漢汗國賊，他們不能不託庇在敵人的鐵蹄之下，做了受保護的奴才。這些奴才將來都有在中山墓前鑄長跪鐵像的資格。我們這個國家現在雖遭厄運，是決不會滅亡的。我們不可不明白這一點；一切脫離國家立場的人，決難逃千萬年的遺臭！」

　　1948年7月24日周炳琳在《新路》（周刊）第1卷第11期上用筆名發表《傅將軍面臨一個考驗》一文，文中寫道：

　　「他人不能打勝仗，傅將軍獨能打勝仗，只這樣便足以引人入勝。……『七五』慘案發生，考驗之期不旋踵而至，我們仍然愛護傅將軍，希望他拒絕拖延的辦法，迅明斷然的處置，為公道求直，為死者伸雪，以爭回動搖的人心。」

　　1948年夏天，傅將軍到中老衚衕32號來拜訪周炳琳先生。那天，周不在家，周夫人魏璧女士見到傳達室送來的傅作義將軍的名片，十分著急，叫我出去替他應付。我走到大門外，看見傅將軍穿著灰布軍服，坐在吉普車的司機座旁邊，後邊還有幾位替他帶路的北大學生。我告訴傅將軍，很抱歉，周先生不在家，他才離去了。

　　四、周炳琳家的客人

　　早在抗戰前《清季處交史料》巨著的編者王亮（希隱）先生就曾來訪周炳琳先生。他當時是北京燈市口育英中學的董事長，我是一年級學生，他來校視事時，在校長室約見我，對我多方加以勉勵。他在民國初年任職外交官，曾出使20多個國家。

　　1946年底《觀察》雜誌的主編儲安平先生來到周炳琳的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辦公室，約請周先生為《觀察》雜誌撰寫文章。他們坐在周院長辦公室會客室的長沙發椅上交談時，我給他們拍了一張合影。早在1947年夏，國民黨政府突然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甚至說：「將適用『處置共黨臨時辦法』加以處理。」周炳琳認為「義之所在，不容緘然」，憤而起草了一份題為《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議書，並徵得一共48位教授的簽名，在《觀察》雜誌第3卷第11期（1947年11月8日）上發表。

　　1947年秋，北大經濟系統計學教授楊西孟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進修。1949年秋，他在回北大工作途中，一時買不到船票，滯留在香港。這時，我黨派駐香港機構的高平叔提出請他留在香港在當時由他主持的中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工作，楊西孟先生服從工作需要，留在香港收集國際經濟情報。這時，在北京的楊夫人不了解情況，認為楊西孟是在香港搞投機買賣，跑到中老衚衕周炳琳院長家中哭訴，周先生對她多方勸說，向她說明揚先生在香港是替祖國做事，不是搞投機生意，加以安慰。

　　1948年夏天，南京政府國防部廳長於達中將到東北四平市，給四平戰役中的國民黨軍官兵授發大量勳章後歸來，途經北平，專門到中老衚衕來看望周先生。原來他們是浙江台州椒江前所天主堂小學的同學，他們在那裡開始學的法文。於說：此次勳章原來準備發很多的，我考慮到發太多了，就太不值錢了，我將它們少發了一些。可是剩下的勳章太重了，坐民航飛機回南京運費太貴了，我要和空軍徐司令聯繫，找一駕軍用飛機免費運回南京。周先生同於達說：你從前是連一隻雞都不敢殺的，現在居然參加打內戰，殺人無數。於達聽了，無言以對。

　　1949年北平解放後，周炳琳當時是頗負盛名的民主人士。那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教授來宅看望過他。原來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先生曾經想請周炳琳先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可是他已經在北京大學任職不能離開北大，才改派竺可楨任浙大校長的。

　　1949年春夏之交，一個傍晚，曹禺和巴金一起來拜訪周先生。他們執弟子之禮十分恭敬。周先生請他們在沙發上就坐，他們不坐，只肯在沙發扶手邊靠了一下。原來周先生任教育部常務次長時曾經給他們各自頒發過某種獎勵。

　　西北大學校長鬍庶華教授北京解放後，經常在晚間到周宅訪問和閑談。

　　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溫州市長的許蟠雲先生1949年來中老衚衕周宅看望周，許說：我現在沒有官做了，可是過去在北大學的德文還沒有忘記，請周先生幫助讓他到北大當德文講師，周沒有答應。

　　北京電話局黃岩人毛局長到中老衚衕拜訪周先生。請周先生出面申報宣武門外前青廠黃岩會館的房地產，周先生同意了，但委託毛局長替周刻一圖章，代為辦理各種事務。

　　五、周炳琳和毛澤東、周恩來

　　早在抗戰以前周炳琳等就曾惠贈禮物給剛到陝北的毛主席。周炳琳和毛主席的政治觀點雖然不同，但周是一向尊敬和關心毛主席的。周炳琳夫人魏璧、許德珩夫人勞君展是早期湖南新民學會會員，曾同毛主席一起參加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鬥爭。魏璧等人去法國勤工儉學，毛主席曾經在上海半淞園送行。1936年毛主席經過長徵到達陝北後，周炳琳、許德珩、魏璧、勞君展等一起商量給毛主席選送些陝北急需的東西，並由魏璧、勞君展在張曉梅的陪同下，坐洋車（人力車）到東安市場選購了一批金華火腿、懷錶（當時那種只有會移動的阿拉伯數字而沒有時針和分針的懷錶）和布鞋，用周炳琳、許德珩、魏璧、勞君展等人的名義，委託在北京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邢西萍（徐冰）教授和夫人張曉梅，設法同其他物資一起用一輛卡車送往陝北給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後，曾回信表示衷心感謝！

　　「各位教授先生們：

　　收到惠贈各物（火腿、時表等），衷心感謝，不勝榮幸！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正準備一切迅速地進到團結全國出兵抗日，我們與你們見面之期已不遠了。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鬥，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的共同的旗幟！謹致民族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1936年]11月2號」

　　1949年春北京和平解放後不久，周恩來總理到北京大學孑民紀念堂來同教授們談話，周總理多次提到周炳琳，並對他在重慶時對中共代表團的幫助表示感謝。1946年初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舉行歡迎葉挺將軍出獄的宴會，邀請周炳琳魏璧夫婦作陪（我在電視上看到過葉挺和魏璧在此次宴席上的合影照片）。他們在席間話舊，十分歡洽。4月8日葉挺軍將軍等在從重慶飛往延安途中飛機失事遇難。周炳琳當即握筆專函致唁。周總理將此唁函發表在1946年4月21日的重慶《新華日報》上：

　　恩來先生大鑒：

　　此次飛機失事，貴團同志，男女老少，殉者十餘人，聞悉之後，痛悼殊深。憶兩月前，足下與穎超女士邀宴，弟偕內人魏璧女士，得與其盛，席間話舊，歡洽逾恆。王若飛先生、秦博古先生、鄧發先生，當日皆在座，揚眉姑娘活潑可愛，博古先生同出席於憲章審議會義，接談尤頻。今則諸人已逝，倏焉隔世，人生真若朝露，聚散尤嘆無常，尚乞志悲風勁草之喻，益加邁進，努力促成全國團結，循和平道途，以救中國。死者殉道，生者銜哀，牖啟是珍，道將益見發揚，是固全國人之願望也。專函致唁，並陳悃忱，死難諸先生之家屬，並望代為一一致慰，臨穎神馳，不盡欲言，諸惟亮察，為前途珍重。順候道安！

　　弟周炳琳敬上

　　 [1946年]四月十七日

　　六、周炳琳在思想改造運動中

　　北京解放後，在1952年的思想改選運動中，周炳琳起初對思想改造有抵觸，多次檢討，均未通過，從而成為全北大思想改造中的重點人物。馬寅初校長到他家中對他多方進行幫助，叫他跟著共產黨走，跟著時代前進。馬校長在周炳琳家客廳和內室通道的台階上向下一跳說：思想改造，就要痛下決心，就像我這樣向下一跳，就改造過來了！馬校長在全校大會上說：

　　「周先生人很好，不貪污，如果改造過來，可以對人民有很大好處。」

　　可是，周先生的多次檢討，均因內容不夠深刻，未能通過。這時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同志給毛主席送上一份《對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簡報》，其中談到北大師生以及周先生的親屬（夫人和子女等）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對他的幫助和批判。毛主席當即於1952年4月21日寫下了一段批語：

　　「彭真同志：

　　送來關於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看來除了像張東蓀那樣個別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作法。」

　　（《建國來以毛澤東文稿》第3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422頁。）

　　1952年7月30日周炳琳在北京大學沙灘新膳廳的千人大會上作了第四次大會檢討。他在檢討中認識到自己過去的錯誤，也認識到他解放後的「自處之道」是敵視人民的，「我這一反動的態度，妨礙了自己靠攏人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他表示要站到人民的立場上來，「我決心貢獻我的余年來為祖國的建設盡我最大的努力」。他的檢討，得到群眾的諒解，而被通過。

　　思想改造後，他撰寫《我的檢討》一文，《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林淡秋同志到北大黨總支部辦公室找到我，由我陪同他到周家中取去，毛主席將它改題為《人民民主政權給了中國人民偉大的創造力以發揮的機會》一文，在《人民日報》1952年10月9日上發表。文中寫道：「新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和國防上各方面的成就，得力於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他這一篇文章的發表，在海內外有較大的影響，有力地駁斥了台灣編造的他在大陸受到嚴重迫害的種種謠言。

　　1954年他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曆數新中國的偉大成就號召台灣回歸祖國，該文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及海外作了多次廣播，全文刊載在《新華月報》1955年1月號上。

　　梁漱溟在《追記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談話》中，1952年8月7日的談話記要中寫道：「主席隨後談及北京大學教授周炳琳和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兩人的一些情況。據聞周之子在壁間懸掛主席像片，而周輒為撤除，人或非之。主席說此可不必；應許人有自由意志。若以尊重領袖強加於人，流於形式，有害無益。」（《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頁。）

　　這裡毛主席允許人民意志自由的態度和觀點是十分正確的，但是所指的事實卻有所不同。經多方調查，周炳琳並無此事。據周炳琳之子周浩博說：「1952年時，我在北京大學俄語系讀書。我曾想將斯大林的頭像掛在牆上，可是爸爸說：我不喜歡看見他的樣子。因此，我就沒有把斯大林的像掛起。至於說我掛了毛主席的像，又被父親撤除了，則是絕對沒有的事情。」看來上述談話是根據誤傳的消息而發的。

　　七、周炳琳和許德珩

　　許德珩先生是周炳琳先生的老友，周夫人魏璧女士和許夫人勞君展女士都是長沙人，而且互相以姐妹稱呼。1932年12月許德珩因反對蔣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而被逮捕，周炳琳聯合蔣夢麟校長將許加以保釋，並親自到監獄迎接他出獄。

　　1946年秋周炳琳再度聘請許德珩到北大政治系任教授。那時許住在府學衚衕北大教授宿舍，府學衚衕有一塊古老的石碑叫做麒麟碑（現在移放在北海公園中）。所以許德珩自稱：我住在麒麟碑！許先生到北大教課之餘，常到周宅客廳閑坐。我有時前去同他閑談。他破口大罵國民黨反動派的官僚們都是些「廢銅爛鐵」等等。我當時將他和我談話的內容在上海《文匯報》「人物誌」欄1947年2月26日和27日上連載發表。

　　1946年周炳琳和許德珩堅決拒絕參加偽國大。天津《大公報》1946年11月13日以「周炳琳許德珩在平對記者談國大問題」作為新聞的大字標題。新聞報導中寫道：

　　「他們一致聲稱：願參加一個代表各方面的國大，深恐參加了這樣一個國大（按指偽國大），會增加分裂的可能。周院長……他在一年多以前，已在參政會上指出政治混亂之可怕，到今天似已感無可奈何。」

　　南京政府一再來電催他們前往參加，他們都拒絕去南京參加偽國大。

　　周炳琳還不斷勸說胡適校長不要出席偽國大，同他吵得面紅耳赤。周還於1946年11月9日致函胡適：

　　 「適之先生：

　　聞先生即將飛往南京準備出席國民代表大會。此時赴會，是否為賢者之舉動，琳以為尚值得考慮一番。」（《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40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可是，胡適校長不聽周的勸導，飛往南京出席偽國大，而且將偽國大通過的偽憲法親手捧交給蔣介石。

　　八、周炳琳和北京大學的幾位教授

　　這所院子的西部住著沈從文教授。他對北大的老教授們是非常崇敬的。每當他在課堂上說起北大文學院長鬍適時，他說：

　　「適之先生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個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北京大學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

　　沈從文教授在課堂上講起北大法學院長周炳琳教授時，也表現出極為敬佩的神情，說他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學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並且兩手插腰表示出他（周）敢於仗義執言，善於折衝樽俎，舌戰群儒的樣子。

　　1948年胡適雖然不住在中老衚衕32號而住在東廠衚衕，但是他的兒子胡思杜先生曾經住在那裡，同沈從文先生是隔壁鄰居。

　　北京大學政治系吳之椿教授早在五四運動時期就在美國華盛頓積极參加中國留學生的愛國活動。他的夫人歐陽採薇女士是宋代歐陽修的32世孫女。他早年曾任宋慶齡的秘書。北伐戰爭中任外交部秘書兼政務處處長。1927年參加了收回漢口英租界的工作。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背叛革命，開始「分共」後，吳之椿撰寫《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向中外新聞界廣泛發布。同年8月南京政府也「分共」後，吳之椿辭去公職，陪同宋慶齡在這危難的時刻秘密訪問了蘇聯。北伐戰爭勝利後他是清華大學第一任教務長（校長是羅家倫）。

　　他住在8號，他在房前精心培植了一處小花園。解放後，他經常到周炳琳家閑坐。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是1958年春他在文津街北京圖書館美麗的花園裡打拳。

　　1948年夏天，五四運動時期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的顧孟余教授，是周炳琳的恩師。他到中老衚衕來看望周。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有如父子。顧孟余在與汪精衛決裂後被任為中央大學校長。有人對周炳琳說：你該去幫助他呀！周說：當然！當然！這是我義不容辭的！

　　中老衚衕32號大門內西邊住著芮沐教授，他當時是最年輕的教授，現在已經100多歲了，目前健在，住在北大燕南園中。

　　大門內東邊住著聞家駟教授。1949年我曾帶領他的學生黨鳳德去請他寫推薦信，將黨鳳德推薦給出版總署翻譯處沈志遠處長。後來黨鳳德成了《英華大詞典》1984年修訂第2版的主要負責人。黨鳳德學長1985年4月在我的該書上寫道：

　　「友仁同志：

　　承擔詞典的修訂總負責工作，歷對五載，日夜拼搏，於84年8月完成付型，趕在國慶卅五周年前夕出書獻禮。十二月英國首相訪華時，我國領導人作為紀念品，贈送英國友人。此書為我國至今收詞最多，篇幅最大之英漢詞典，但仍有一些缺漏，希多指正。

　　黨鳳德

　　八五年四月」

　　1948年夏天，何思源任北京市長時，他將位於頤和園內諧趣園後面的北京市政府的一個叫作霽清軒的內部招待所借給楊振聲教授和沈從文教授避暑之用。8月15日我去拜訪他們。楊振聲教授坐在搖椅上納涼，沈從文教授在那裡寫作了《霽清軒雜記》，講的是頤和園的各種掌故。我在霽清軒迴廊下給他們拍了一張照片。後排左一為楊振聲教授、左二為張企明（張景鉞教授之子）、左三為吳小椿（吳之椿教授之子）、前排左一為周浩博（周炳琳教授之子）、左二為馮姚平（馮至教授之女）、左三為雷崇立（雷海宗教授之女）、左四為周北凡（周炳琳教授之女）

　　我又在霽清軒外的小橋上給他們拍了一張照片。我還給他們在頤和園各處拍了一些照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

　　九、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和《新路》

　　1948年周炳琳等人在北平組織「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出版發行《新路》周刊，由周炳琳等負責編輯。他在中老衚衕32號撰寫了不少評論文章，請他的女兒周北凡抄寫出來，在《新路》周刊上用各種不同的筆名發表。

　　由於周炳琳等人在《新路》上發表了嚴厲抨擊蔣介石獨裁誤國的文章。終於使《新路》遭到國民黨政府的嚴重警告，並於1949年12月30日被勒令停刊！

　　北京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北大南遷，周堅決反對，1949年1月南京政府派飛機到南苑機場來接北大教授南下，周拒絕登機南下，留在北平迎接解放。

　　曾任周炳琳秘書的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教授，在談到周炳琳教授時說道：我覺得周先生的經歷時間跨度很長，從五四運動開始一直到解放後都有活動。他的經歷實在太豐富了，他這個人實在太重要了。周先生的一生我看是搞民主運動搞得很多的一生，他的思想是民主思想很深的。自從五四以來，他的民主一直沒有丟、沒有放棄，可是他一直很不順當。他爭民主，觸犯了四大家族的利益，國民黨是不允許的。解放後，周先生還是這個民主，所以也不受歡迎。他是這麼個命運，他的一生坎坷，它的原因就是在這裡：他的主張與外部條件不協調，他又很堅持他的這個主張，是真的堅持而不是假的。周先生的一生不得志也和這有關：他不會因為外部的勢力而放棄自己的信仰。恐怕這是黃岩人的性格所在吧！

　　任繼愈教授還在《周炳琳文集》序言中寫道：「周先生奮鬥一生的民主事業，我們這一輩人要繼續向前，大家還要繼續奮鬥。」「《周炳琳文集》使我們重溫前輩民主人士走過的歷史，使我們更加堅定他為推進中華民族民主事業繼續前進。」

　　（2010年7月12日修訂於北京大學朗潤園）